日色?? 　　 　　李兆忠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副研究員 　　 　　周作人是日本“人情美”的崇拜者，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里，他贊同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的學說，認為日本固有文化里沒有忠君的觀念，忠君觀念來自中國，因此不能將忠君看作日本的永久不變的國民性；在此基礎上，周作人推出另一種與之對立的日本國民性――人情美，并勸人們“覘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兩柄雙刀的尊容，須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時的樣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周作人援引日本學者和?哲郎論日本古代歷史神話《古事記》的觀點――《古事記》深度不足而情感豐富，潤澤的心情彌補了深度的缺乏，認為日本最大優(yōu)點就是這種“潤澤的心情”。在《日本管窺》里，周作人認為：日本古今不變的特性有兩點，一是現(xiàn)世思想，這與中國共通，二是美之愛好，這為中國缺乏，兩者都與古希臘相近。在《日本管窺之三》里，周作人舉古代武士互相殘殺后裝飾敵方將領的首級以供辯認的習俗，證明“武士生活里的人情”，認為“這里邊含有大慈悲種子，能夠開出頂好的花來”，它“看似微小，擴充起來卻可保天下度世人也”。
　　周作人發(fā)這些議論，原意是想給頭腦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潑冷水，效果卻適得其反。試想，在日本鬼子將屠刀架在中國人脖子上，企圖滅掉中華民族的時候，不去探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成因，反而宣揚日本的“人情美”，確實有點糊涂。
　　將武士道的核心――“忠君”與“人情美”視為對立，是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最大誤讀。文化本來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好壞正負都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說，“武士道”與“人情美”本來是一枚銅幣的兩面，孰輕孰重，孰主孰次，因不同的時空條件而異，而轉換，無法也沒有必要將其分離。這兩樣貌似對立的東西發(fā)源于同一個“大和魂”。何為“和”？調和對立、集團至上是也。１３００年前，當日本統(tǒng)治者以“大和”自我命名的時候，就清楚地昭示了它的民族特性�！爸揖�”與“人情美”，構成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特有的陰陽互補之道。惟其如此，禮儀周到的神風特攻隊少年才會駕著櫻花造型的飛行器，義無反顧地撞向美國軍艦，犯規(guī)的武士才會以最合乎禮儀的優(yōu)美動作向主君切腹謝罪。其實，日本的“人情美”不僅是一種藝術化的生活方式或人際交往的禮儀，更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社會協(xié)調機制。孤立的島國，單一的種族，頻繁的天災，水稻種植的生產方式和以此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組織，都離不開“人情美”的支持與確保。惟其如此，它在東瀛才成風氣。
　　由于島國文化風土的局限，這種“人情美”并不具有普世性，通行范圍僅限東瀛列島，出了國門，日本人就容易變臉，露出令人恐怖的另一面。日本的浪人、支那通、僑民和軍人在中國土地上兇狠而拙劣的表現(xiàn)，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對于這種現(xiàn)象，連周作人都不能容忍。確實，一個如此富有“人情美”的民族，怎么會在中國土地上如此地蠻不講理？周作人陷于深深的困惑。
　　然而周作人畢竟是個“知日家”，當他跳出東瀛“人情美”的迷津，站在客觀的立場，從宗教的角度審察日本時，他便有了另一種發(fā)現(xiàn)。在《日本管窺之四》里，周作人這樣寫道：“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著一個大的疑猜，即是關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現(xiàn)象的，至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么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行動上卻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么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惡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跡�！敝茏魅藦娜毡镜膰�粹――神道入手，找出了問題的答案。他發(fā)現(xiàn)，日本的神對日本民眾具有絕對的控制力，它以“神憑”或者“神人和融”方式體現(xiàn)，可以產生極大的破壞性能量。周作人進而指出：“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哲學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似從南洋來的道教，他一直支配著國民的思想感情，少數(shù)的賢哲有時能夠脫離，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動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時主動的仍是那些神憑的英雄，演出來的便是那一套把戲�！边@是對日本文化力透紙背的論述，對于認識日本的右翼運動及軍國主義的精神基礎，極有啟發(fā)意義，可惜周作人沒有就此追究下去，反而以自己與宗教無緣，無法理解抬神輿的壯丁的心理，不懂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狀態(tài)為理由，宣布自己的研究日本的“小店”關張。這種知難而退的選擇，未嘗不是一種出于私欲的逃避，但也真的反映出了作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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