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正當紐約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向首都華盛頓擴展、并且有人聲稱要把事態(tài)引向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時候，這些美國的抗議者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他們根本不知道的一個城市，他們獲得了出人意料的同情，他們的行動被稱作“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這個地方叫鄭州，是中國河南省的省會。而中國正被美國不少人，包括參加抗議活動的人視為導致他們目前悲慘狀況的根源之一，因為全球化使得中國工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
　　據(jù)一些網(wǎng)站上的消息，10月6日下午，在鄭州建設路與工人路交叉口的廣場公園里，“稀稀落落地來了上百人”，主要是老人。他們的紅袖標上印著“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起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字樣，還打起了一條碩大橫幅：“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據(jù)報道，一名參加集會的年輕人對前來采訪的媒體記者說，資本主義已經(jīng)走上窮途末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開始覺醒。而另一名在鄭州打工的中年山東男人語氣豪邁：“社會主義不但能救中國，還要救世界！”不知道人們在從電視里看到紐約的場景時，是否聯(lián)想起了88年前這里發(fā)生過的著名的“二七大罷工”。也不知他們是否了解華爾街“貨幣戰(zhàn)爭”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當?shù)孛襟w似乎并沒有對這起事件表現(xiàn)出什么興趣，但是網(wǎng)絡上的反響不小，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nèi)的一些境外媒體也予以了報道和解讀。國內(nèi)某網(wǎng)站在首頁發(fā)表了《鄭州市各界市民集會――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偉大的“華爾街革命”》的文章。據(jù)網(wǎng)站統(tǒng)計顯示，該文章的點擊數(shù)不低。文章稱：“看到美國的家院起火，大家的分析都十分理性。一位國企干部說，美國在世界上到處作惡，想打誰就打誰，干涉別國的內(nèi)政，顛覆別國的政權，揮舞著自由民主的大棍子專打人家，這下輪到他自己了，真面目暴露了吧�！痹谄渌�網(wǎng)站上，有網(wǎng)民稱，“美國人是在為自己的權益抗爭，鄭州的大爺大媽們這是在為誰請愿？……鄭州大爺大媽們胸懷世界，關心世界人民疾苦。”
　　那么，在華爾街上發(fā)生的，是一場什么樣的“偉大革命”呢？
　　
　　99%的呼聲
　　當鄭州的大爺大媽在那個廣場公園舉行聲援活動時，36歲的格蘭特坐在另一個公園的一個角落里抽著煙，凌亂的頭發(fā)和略露暗棕色的皮膚顯現(xiàn)出幾天的露營生活給他帶來的疲憊。不過，從他上衣標明的“我很憤怒”幾個醒目的大字來看，疲憊似乎并不能讓他輕易地離開這個位于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我不會離開，我會堅持到最后一刻！”格蘭特對每一位路過采訪他的記者都表達了同一想法。事實上，格蘭特除了在祖科蒂公園參加示威外，也確實無事可做，因為他已經(jīng)三年沒有工作了。
　　格蘭特曾是一名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典型代表，有一份令人艷羨的律師職業(yè)。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格蘭特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最終成為律師事務所裁員的受害者。失業(yè)后，格蘭特在家鄉(xiāng)亞特蘭大投了上千封簡歷，卻石沉大海。為了改變現(xiàn)狀，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來到紐約碰碰運氣，然而，新的生活環(huán)境并沒有給格蘭特帶來多少驚喜，經(jīng)過幾個月的努力，只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向他發(fā)出了面試邀請，但之后也杳無音信了。如今，格蘭特一家只能靠妻子的微薄收入度日，日子過得捉襟見肘，面對一次次打擊，曾經(jīng)自信的格蘭特臉上再也沒有了笑容。
　　9月17日，在加拿大一家名為《廣告克星》的非營利性雜志的號召下，華爾街街頭出現(xiàn)了大批示威者。示威者提出“占領華爾街”的口號，意在表達對當前美國社會偏袒權貴和富人的不滿，聲討引發(fā)金融海嘯的罪魁禍首。示威者宣稱“將占領行動維持數(shù)月”，“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通大眾，對于僅占總數(shù)1%的人的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薄皠�(chuàng)造就業(yè)而不要戰(zhàn)爭”。逐漸壯大的游行隊伍讓格蘭特看到和自己身處同樣境遇的人不在少數(shù)，他們找到了一個可以發(fā)泄憤怒的窗口，于是，在妻子的支持下，格蘭特來到示威民眾的集結地――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加入了抗議活動。
　　王鴻剛對本刊記者說，“當時《廣告克星》雜志的最初倡議是9月17日在華爾街舉行一些和平的示威活動。這個示威活動起初并沒有像預計的那樣人數(shù)眾多，參加活動的只有幾百人。所以當時并沒有人意識到這會演變成規(guī)模很大的抗議活動。因為在美國，示威活動是非常頻繁的，包括主流媒體在內(nèi)的美國媒體也沒有相關的報道，更沒有引起其他民眾的重視。但事實上，在一個所謂的‘微媒時代’，無領袖的社會運動經(jīng)常能夠得以迅速發(fā)展。因此‘占領華爾街’運動很快在美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正像王鴻剛所說，“占領華爾街”運動為美國民眾打開了一扇宣泄的閘門。不久，波士頓、亞特蘭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和匹茲堡等美國50多個城市很快出現(xiàn)了類似“占領華爾街”的運動。10月初，“占領運動”延伸至高校，得到全國范圍內(nèi)75所高校的響應。6日，抗議活動蔓延至首都華盛頓，迅速匯聚成一場上千人參與的“占領華盛頓”運動。示威者在白宮和國會之間的自由廣場聚集。數(shù)十人游行經(jīng)過財政部、白宮和美國總商會時，高呼“我們被出賣了”、“我們要工作”，并留下模擬工作申請和簡歷。隨著抗議活動的蔓延，演員、學者、政客等各界名流也紛紛加入隊伍，讓這場抗議運動逐漸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王鴻剛認為，除了“微媒時代”造成的擴散速度快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有著吸附性強的特點。“一般的社會運動，比如說支持低保或者同性戀等有著特定訴求的運動，其響應人群都是比較固定的，而其他人即便有所支持也很微弱。這次事件本身沒有特別明確的訴求、甚至口號，而這正是此次運動吸附效用很強的地方，即它把各種不同訴求的人都聚合在一起。事件爆發(fā)僅兩周，它就吸引了紐約地方工會和全國性的‘勞聯(lián)―產(chǎn)聯(lián)’等組織參與進來，這些組織的領導當時正在埃及指導那里的工人運動，聞訊后立即趕回美國表示支持。‘勞聯(lián)―產(chǎn)聯(lián)’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趁勢把自己的訴求也表達出來。他們在過去幾年也組織了很多大規(guī)�；顒�，但是從未引起這般關注。他們的加入主要是給予人力和資金上的支持，畢竟這是一場無領導的運動，眾多工會抱著不同的目的匯集在一起，而參與者也樂于見到這種多元訴求的局面。這些人并不急于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主張，他們的邏輯是，大家先聚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以產(chǎn)生影響，共同訴求之類的事情慢慢再說”。
　　面對“99%的呼聲”，沉默了半個多月的白宮最終還是“發(fā)話了”。白宮發(fā)言人卡尼10月5日首次對這場運動作出了公開回應，稱表示理解美國民眾的沮喪情緒。第二天，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也對抗議運動作出正面回應，表示該運動顯示了民眾對美國金融行業(yè)存在廣泛的不滿。他指出，美國民眾經(jīng)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全國各地、各行各業(yè)都遭受重大損失，但至今金融行業(yè)仍充斥著不負責任的行為，這些抗議運動表達了美國人民對金融系統(tǒng)的不滿。奧巴馬還借機將矛頭指向共和黨人，指責國會共和黨人過去一年一直阻撓金融監(jiān)管改革法案的實施，甚至希望回到金融危機之前缺乏監(jiān)管的時期，共和黨的總統(tǒng)參選人甚至表示要廢除該法案，而這些都不是美國人民所期待的。
　　
　　不容忽視的貧富差距
　　周琪把“占領華爾街”運動定義為社會抗議運動，而且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反越戰(zhàn)運動以來美國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社會抗議運動（單純的反戰(zhàn)和反全球化抗議除外）。“雖然目前無論從運動的規(guī)模還是對制度的批判程度來看，都還不能同60年代的民權運動相比，但這次民眾運動顯示出，美國國內(nèi)的許多深層次問題已經(jīng)露出端倪，而經(jīng)濟不振和軍事挫折是矛盾激化的催化劑。這次運動的明顯特點是，其矛頭是針對金融組織的，示威群眾認為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貪婪使老百姓大受其害，并把對自己生活狀況的不滿歸咎于它們”，周琪說道。
　　周琪還列舉了一些數(shù)字來說明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富裕階層成為救市和經(jīng)濟刺激等各種政策的主要獲益者是造成美國民眾不滿的根源：根據(jù)美國人口普查局9月公布的數(shù)字，2010年美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1%，是自1983年以來的最高點。生活在貧困線下的美國人數(shù)量連續(xù)四年來持續(xù)增長，2010年達到4620萬，是52年來的最高值。美國1%的最富有家庭占全民財富的百分比從2007年的34.1%躍升到2009年的37.1%。在經(jīng)濟危機中，這些家庭財富凈損失相對較小，從1.95億美元下降到1.65億美元，降幅約為15.4%，而家庭財富的中位值同期卻從10.25萬美元陡降至6.54萬美元，下降幅度為36.2%。此外，2011年，只有1/4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下一代會比自己這一代生活得好。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學者艾麗斯?奧康納告訴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現(xiàn)在的情況類似于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貧困宣戰(zhàn)之前。這令人震驚。這是對衰退深度的寫照，更是對復蘇力度的悲慘寫照�！�
　　除了貧富差距拉大以外，更讓美國人恐慌的是美國中產(chǎn)階級的縮水。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個人顧問之一蘇茜?歐曼在接受《福布斯》雜志采訪時表示，“美國中產(chǎn)夢正在死亡”。在曾經(jīng)的中產(chǎn)階級家里，一個人賺錢，就足夠保障全家人過上舒適的生活。然而現(xiàn)在，這樣的日子已經(jīng)遠去。當經(jīng)濟衰退朝著復雜和惡化的方向發(fā)展時，新的科技技術加劇了中產(chǎn)工作崗位消失的速度。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的數(shù)字顯示，近幾年來，美國有30萬個辦公室文員和行政管理崗位消失。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預言在未來十年內(nèi)，這些崗位還將繼續(xù)縮水。目前，美國有超過2000萬人依靠文書工作養(yǎng)活家人，文書職位的消失對于美國中產(chǎn)階層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還有一些看起來非常不錯的工作崗位也如同置于砧板上的肉一樣，面臨削減的危險。比如，旅游網(wǎng)站的興起，基本上消除了人們對旅行社的需要。近年來，旅行社減少了14%的就業(yè)機會，也就是約1.25萬個崗位。同樣，校對工作曾經(jīng)是一個要求有四年大學學歷、具有高技術要求的職位，而目前這些職位被先進的電腦軟件擠壓掉了31％。
　　更令民眾憤怒的是，在貧富差距拉大和中產(chǎn)階級縮水的情況下，社會財富卻高度向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少數(shù)富有的美國人集中。有數(shù)據(jù)顯示，5%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全國72%的財富。美國現(xiàn)行的征稅辦法是，依據(jù)收入多少，納稅人的邊際稅率分為六種，分別為10%，15%，25%，28%，33%和35%。理論上說，普通中產(chǎn)階級支付的稅率大概為15%或25%，比較富有的中產(chǎn)階級可能要支付35%，但由于超級富豪大量進行投資活動，而投資收入應交的稅率不超過15%，比工資收入低不少，因此很多富翁交的稅率反而低于一般的中產(chǎn)階級。如股神巴菲特交的稅就低于他辦公室的雇員。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華爾街金融高管依然“貪得無厭”，逼迫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救市，隨后將錢又揣進了自己的腰包。2009年3月，已接受1800億美元政府援助的美國國際保險公司（AIG）宣布向其高管發(fā)放巨額獎金，引發(fā)社會各界強烈抗議。此外，經(jīng)濟不景氣并不能阻止富豪們的消費熱情，美國奢侈品消費連續(xù)10個月呈現(xiàn)上揚態(tài)勢。據(jù)《紐約時報》報道，購買9000美元一件的香奈爾外套需登記排隊，奔馳車今年7月比以往五年內(nèi)任何一個7月都要賣得火。富有的顧客幾乎已回到衰退前隨心所欲的購物狀態(tài)。據(jù)最新統(tǒng)計，5%收入最高的美國人的消費支出占美國總消費支出的1/3。
　　一邊是普通民眾的日益貧困，另一邊是富豪們的揮霍無度，生活的日益窘迫和社會不公讓人們最終選擇走上了街頭。
　　
　　令人困惑的正義
　　由貧富差距、失業(yè)、分配不公等引發(fā)的社會抗議運動讓美國人引以為豪近30年的“美式資本主義”從“神壇”跌落。然而，面對抗議活動，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表現(xiàn)出了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民主黨對此次運動反應正面，認為這是對“茶黨”右翼運動的抵消；共和黨人則批判此次運動是暴民運動，是無視社會秩序的體現(xiàn)，只能讓社會陷入慘境。
　　自奧巴馬上臺推行改革以來，美國社會就出現(xiàn)了反對大政府的“茶黨”運動。周琪表示，“參與‘茶黨’運動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支持共和黨的，可以說代表了共和黨中的極右翼保守人士，其主要訴求就是要將政府的權力限制在憲法授予的范圍之內(nèi)，換句話說，就是要約束政府，要減少政府開支，要減少對福利政策的資助，要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小政府，大社會’；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傾向于對金融資本、大公司進行約束，要政府有更大的規(guī)范手段，不能讓金融大鱷們?yōu)樗�欲為，要照顧到中下層的利益，從這些角度判定這場運動帶有一定左翼的性質，因此被一些民主黨人看作是對右翼“茶黨”運動的抵消力量�！�
　　美國兩黨何以出現(xiàn)如此大的分歧呢？王鴻剛表示，“這要歸結為兩黨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即何為正義的問題。任何社會都追求一種合法性，社會合法性對于一個社會是否可持續(xù)發(fā)展是很重要的方面，美國社會的合法性其實就是一個何為正義的問題，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左翼和右翼的兩種運動，核心也是何為正義的問題�！�茶黨’講的是，正義就是政府不要管太多，對社會的活力、效率的追求是第一位的；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公平，正義就是公平。這兩種觀點既是哲學理念的沖突，也是政治立場的沖突，并且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的看法”。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效率與公平何為正義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美國人，也影響著美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方向。一般來說，我們今天所說的美式資本主義主要產(chǎn)生于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而在此之前，美國奉行的是30年代經(jīng)濟危機之后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干預”模式。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三十年的時間，那時候貧富差距比較小，幾乎所有美國人都享受經(jīng)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包括兩黨的關系在內(nèi)，整個社會比較和諧，而這要歸功于大危機時期上臺的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羅斯福上臺以后，立即推行了新政，新政在反貧困的同時破天荒地實行了按收入和資產(chǎn)的多寡征收累進稅的措施。根據(jù)1935年稅法，公司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為12.5%,5萬美元以上為15%，而年收入在100萬美元以上的人所繳納的稅率從1934年的59%提高到1935年的75%；其次是加增遺產(chǎn)稅和財產(chǎn)稅；再就是從1935年起開始對富人增重稅。克魯格曼認為，把“羅斯福新政”理解為凱恩斯主義經(jīng)濟學加上那些幫助走出蕭條的大工程是狹隘的，其實，加強工會的力量，強調對富人征稅以支持社會保障和醫(yī)療服務，這樣來“壓縮”貧富差距，構建相對和諧的社會，讓大家都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才是“羅斯福新政”最有價值的遺產(chǎn)。
　　“大蕭條”的教訓和二戰(zhàn)的勝利，使得工會強大的制度現(xiàn)實和“老板收入大大超過普通員工不利于士氣”的道義規(guī)范深入人心，政府政策方向體現(xiàn)的是公平即是正義。
　　然而，進入70年代后， 在“政府干預”下的西方資本主義遭遇了空前的經(jīng)濟危機，經(jīng)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交織并發(fā)，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已然失效，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伴隨美國總統(tǒng)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上臺，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占據(jù)了美英等國主流經(jīng)濟學地位。從此時開始，公平漸漸讓位于效率。經(jīng)濟新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幫助美國壟斷資產(chǎn)階級擺脫了滯漲危機的困境，并開創(chuàng)了“里根時代”，所謂美式資本主義也從此開始作為品牌在世界上走俏。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上的基本特征主要是：私有化、大市場、小政府、低稅收等。里根政府改變了羅斯福政府時期的對資本課以重稅后的再分配政策，實行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供給管理型政策，富人的納稅額大幅度地減少。在克林頓、小布什政府時期，減稅一直是政府的主導思想，對效率的政策傾斜、對市場的肆意放任逐漸拉大了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也為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的到來埋下了禍根。
　　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推行了一系列諸如加強金融監(jiān)管等改革措施，但遭到了以“茶黨”為代表的共和黨保守派的反對，自里根時代以來形成的“效率即是公平”的理念在共和黨人心中深深植根，讓奧巴馬的改革政策難以推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隨著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終于激起民憤，導致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王鴻剛認為，“從整體上來講，‘占領華爾街’這一類的訴求在美國應該說一直沒有斷，從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在推動公平方面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到60年代民主黨政府使之發(fā)揚光大，最終形成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再到現(xiàn)在的奧巴馬政府所實行的以加強金融監(jiān)管、推行醫(yī)療保障制度改革等為核心的改革措施，都是這一思想的傳承者”。
　　正是對正義的不同理解，逐漸將美國社會撕裂，使兩種思想傾向逐漸走向極端。劉卿認為，“2010年‘茶黨’攪合了美國中期選舉，反映出美國社會思潮的右翼傾向，是針對奧巴馬政府實行的‘大政府、小社會’結構的批判。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則說明美國社會思潮向左轉的傾向，因為這場社會抗議運動是以低層次、低收入的普通老百姓為主體，從經(jīng)濟基礎這個視角來看問題的話，就是無產(chǎn)階級反對有產(chǎn)階級、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的一場運動，是左的思潮與右的思潮的碰撞，這種抗議形式和馬克思講的工會斗爭運動形式不一樣，可以說是20世紀初的工會抗議模式在21世紀新的表現(xiàn)形式，它可能更溫和一點、更有秩序一點，或者說更維護現(xiàn)狀一點，而不是說要沖垮現(xiàn)行的制度，更多地是促使政府思考怎樣去改良現(xiàn)行的社會制度”。
　　
　　全球資本主義之秋？
　　隨著抗議浪潮的愈演愈烈，全世界的學者、媒體甚至民眾都在開始關注一個話題，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式資本主義已經(jīng)窮途末路，走進了死胡同？在抗議活動中，一些社會主義運動組織甚至呼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在他們所印發(fā)的傳單上印著拉美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的頭像，“革命”的字眼在示威人群的標語中隨處可見。于是，“共產(chǎn)主義小組出現(xiàn)在華爾街的街頭”、“階級斗爭的火焰被占領運動重新點燃”、“美國民眾要發(fā)動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等醒目耀眼的文章隨著抗議活動的升溫開始充斥互聯(lián)網(wǎng)。10月9日，中國的一家門戶網(wǎng)站進行了一次關于“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網(wǎng)絡投票。截至10月11日中午，參加投票的1252名網(wǎng)友中，超過20%的人認為，“占領華爾街”運動會擴大為一場社會運動，并且改變政府的決策。超過42%的中國網(wǎng)友把票投給了另一個選項：“占領華爾街”會發(fā)生質變，并且“引發(fā)騷亂”。
　　事實怎樣呢？在國際媒體種種聳人聽聞的宣傳下，美國各處的抗議人群卻日漸呈現(xiàn)出另一番景象。從紐約到芝加哥，從華盛頓到愛荷華，全美超過50個大城市的“占領”運動幾乎大同小異，仿似游園會。游行完畢，一些參與游行的人群就在廣場或公園集合、安營扎寨。25歲的羅伯茨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曾是個垃圾清理工，去年失業(yè)。他兩周前加入“占領華爾街”運動，一直在紐約的祖科蒂公園安營扎寨。“我待了12天，胖了5斤�！绷_伯茨對記者表示�！氨M管他們大多在表達對華爾街的不滿，但當他們聚起來時，是快樂的。”有學者如此評論。美國民眾在向全世界展現(xiàn)一種多元、快樂、非暴力的抗爭。
　　劉卿認為，將“占領華爾街”運動稱為“對美式資本主義宣戰(zhàn)”有些過于夸張了，更不能說這次運動意味著資本主義走向衰落。“美國人原來在很大程度上是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現(xiàn)在工作沒了，感覺生活不如從前了，于是表現(xiàn)出了一種本能性的反應，這談不上是對美式資本主義宣戰(zhàn)，只是宣泄一種對生活狀態(tài)的不滿，或者說是對華爾街金融特權階級的不滿，對現(xiàn)在政府無能的不滿。雖然以前我們都說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而不死的，但它還是處于一種改良性的階段。美國的制度有很大的彈性或者修復性，這點是很值得我們?nèi)ビ^察的。它現(xiàn)在通過社會運動來改良制度，可能會往兩個方向走：第一個方向就是奧巴馬代表的比較溫和的民主黨自由主義思想可能會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從而來推動一些政策，給特權金融階層增加壓力。原來是金融階層和白宮之間討價還價，現(xiàn)在白宮可能會給金融階層施加更大的壓力，有利于一些新的政策的出臺；第二個方向，如果運動被左派組織等力量所利用，可能會引起社會更大的動蕩，反而不利于美國經(jīng)濟的復蘇和政治的穩(wěn)定。這兩種方向都有可能，但是我感覺往第一個方向走的可能性更大些”。
　　周琪也贊同應該以客觀的視角來評論這次運動，不把它看作具有挖資本主義墳墓的性質�！懊绹鴼v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可以與歐洲國家相類比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運動，美國的核心意識形態(tài)是古典自由主義，它恰好是同共產(chǎn)主義唱反調的，其信仰者對共產(chǎn)主義理念更加警惕和敵視。像上世紀50年代在美國出現(xiàn)的反共的麥卡錫運動，對于歐洲人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雖然新自由主義也要求平等，但在這方面美國比起歐洲來差得很遠，所以歐洲有福利國家，美國沒有；歐洲國家有比美國更高比例的公共開支和更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而美國人還嘲笑歐洲政府管得多了，福利國家把人養(yǎng)懶了。美國學者福山曾列舉了一套對政府管理的評價方法：管理多代價高的，是最差的；管理多代價少的是次等的；管理少代價少的是最好的。美國就被看作屬于第三類。所以我們不要想社會主義制度好，就能讓美國人也追求它，也不要認為美國一有什么對政府的抗議運動就是要根本改變其社會制度。美國人的意識形態(tài)決定了他們不會想用現(xiàn)有制度來置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所造成的，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是維系美利堅民族的紐帶”。
　　對于媒體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王鴻剛認為，“應充分認識到這一運動的指標性意義，深挖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但不宜對其給美國實力地位造成的影響進行過度解讀。過度解讀‘占領華爾街’運動，進而過高估計美國的困境，可能會放大好多問題。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國困境和可能的衰落，短期看似有好處，但從長期來看可能會有很大的副作用，會造成我們認識外部世界和自我認知的扭曲和偏差。這對我們政策的可持續(xù)性、穩(wěn)定性都會有些影響。如果助長這種風氣，尤其是在美國實力相對下降而中國快速崛起這樣一種形勢下，給對方傳遞這樣的信息，會對政府處理兩國關系帶來更大難度。同時，我們需要一種冷靜的心態(tài)來認識這一運動。目前，我們只能說是‘美式資本主義’遇到了階段性的問題，還很難就此得出其他看似更為驚人的結論�，F(xiàn)在每一個國家其實都面臨著轉型的壓力。這是因為從冷戰(zhàn)結束到現(xiàn)在，全球化發(fā)展這么多年，世界還沒有經(jīng)歷一個根本性的盤整，各個國家內(nèi)部積蓄的壓力都是很大的，必定要通過一定形式釋放出來。就此而言，如果我們能夠引導國民以一種特別冷靜的心態(tài)來看待問題，了解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難處，并意識到每個國家也都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以一種更加公正的、客觀的態(tài)度看待問題，并以他人為鏡，引以為戒，可能會更好一些”。
　　日前，“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jīng)外溢到全世界，在歐洲的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在亞洲的韓國和日本，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一場更為浩大的“占領運動”正在上演。10月15日，歐洲多個國家及加拿大都爆發(fā)了抗議示威活動，在意大利羅馬，示威活動甚至引發(fā)了暴力沖突。王鴻剛認為，“‘占領華爾街’運動向全球的蔓延，一定程度上也是普通民眾進步意識進一步覺醒的產(chǎn)物。如果說在19世紀、20世紀人們是在為生存、安全而戰(zhàn)斗，現(xiàn)在則是進一步為公正、尊嚴而奮爭。從這一大歷史視角來看，無論是在阿拉伯世界，還是在歐洲、美洲的社會運動，都有這種性質。所以，這已不是美國自己或者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了，而是在整個21世紀權力高度擴散化、知識高度數(shù)字化、溝通高度網(wǎng)絡化的大環(huán)境里，在普通民眾具有更高價值追求的情況下興起的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運動。正像拉赫曼在《零和世界》中所說的，人類的焦慮世界已經(jīng)來臨，這已不是某個社會制度所能避免的，值得各國人民共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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