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伊始，曾發(fā)生一樁令人震驚的新聞事件。湖南衡陽人李紹為和同鄉(xiāng)左家兵一起到福建打工，在后者不幸客死異鄉(xiāng)之后，李紹為將其尸體打扮成醉鬼背上火車，想將他運回老家不至于做孤魂野鬼。在廣州火車站，李紹為的行為被警察發(fā)現了，之后引起了媒體對此事的廣泛關注。這件事也引起了導演張楊的注意。據報道，他曾經特地到衡陽找到李紹為做了“二次采訪”，并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作出電影《落葉歸根》。此前，張楊還執(zhí)導過《愛情麻辣燙》、《洗澡》，以及同樣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昨天》。
　　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李紹為“千里背尸”的前因后果。2004年11月，李紹為在工頭“活輕松、包吃住、每天可以掙五六十塊”的許諾下，帶著為人老實木訥的左家兵一起前往福建挖溝，出門時二人分別只帶了50塊錢和20塊錢。到了福建工地，李紹為等人發(fā)現滿地是石頭，每人每天連10米都挖不到，以每米3塊錢的價錢，每天還賺不到30塊錢。很多人幾天之后就離開了，但二人由于連車票錢都沒有，沒辦法回家，就留了下來。每天發(fā)10塊錢生活費，干10小時活，一直干到200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工程隊買了酒菜改善伙食，左家兵多喝了一點，次日一早他又拿起酒喝了幾口，但在上工的路上，他突發(fā)腦溢血，被送進了醫(yī)院。
　　左家兵一家在村里是最困難的，這是他外出打工的原因，也是發(fā)現活不好干卻又無法離開的原因。而李紹為和另外3個一起打工的人之所以做出背尸返鄉(xiāng)的驚人舉動，一方面是出于對左的家人做一個“活要見人，死要見尸”的交代，另一方面也是更要緊的原因是逃避欠醫(yī)院的1000多元的治療費用，這首先是窮困重壓之下的慌亂之舉。將左家兵的尸體裝扮成醉鬼，乘火車到了廣州，李紹為等人再也拿不出買5張火車票回衡陽的錢，于是想把尸體打包托運，最后被警察發(fā)現。
　　回頭去看這個真實的荒誕事件，可以知道電影文本和新聞文本的差異，此事的殘酷性并不在于背尸的過程――將尸體帶上火車和公共汽車是順利的，而在于背尸事件發(fā)生的背景。在已見的媒體報道中，其關懷主要集中于：如果這些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的處境更好一些，左家兵不至于那么快就死去，李紹為處理此事的方式也可能會更加從容。
　　但在電影里，趙本山飾演的老趙在一起打工的老劉因喝酒過量而死去后，按老劉的地址將他的尸體運送回鄉(xiāng)，一路上發(fā)生了各種各樣的經歷，遇到了各色人等，若干個小品式的片斷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部略帶酸楚的喜劇。所謂幽默，基本圍繞著尸體發(fā)生，這在新聞報道中卻是隱而不顯的。
　　電影從老趙背尸體上車開始，便隱去了前因，沒有對人物的背景和社會關系作交代，老趙就成了游離于社會大背景的一個人物，只能靠其外表標明其社會屬性。千里背尸的動機也就簡化為一句酒桌上的戲言：你要是死了，我就是背也把你給背回去。由真人扮演的老劉的尸體則純粹簡化為一個道具，不再是一個有歸屬的人。于是一個社會性悲劇的社會性背景就被完全抽離出去，老趙的選擇成了純粹的個人性的，電影本可能承載的社會批判意義頓時失去了附著點。
　　黑色幽默是1960年代興起的一種文學形式，突破了以前或喜劇或悲劇的模式，拿苦難開玩笑，用變型和夸張的方式表現個人的遭遇和社會對于個人的壓迫，在引入發(fā)笑的背后是對苦難更深刻的直面和揭示。《落葉歸根》只能說部分地表現了這種藝術形式的精髓，比如老趙半路上想要放棄努力，挖了個坑要把尸體埋了，在他自己趟進去試試大小的時候，一下子感覺躺在坑里是最舒服的，于是想要自殺。在老趙對自殺方式進行演練的時候，觀眾被逗得笑了，可這是苦澀的笑，一種“好死強于賴活著”的無奈抓住了人心。可惜的是，導演從一開始就錯誤地決定將故事懸于虛空之中，就導致了這種閃光點只能偶爾浮現，不能成為貫穿始終的主題，由全明星陣容串聯起來的各個故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更多地淪為膚淺的笑料。
　　但如果單純指責《落葉歸根》反映出創(chuàng)作者對當下的社會環(huán)境缺乏深刻把握的能力，是過于苛刻的要求。在這個國家的藝術體制所規(guī)范的創(chuàng)作領域中,至今似乎還沒有類似“背尸”這樣真實而殘酷的主題被準確而深刻的搬上舞臺或者銀幕。在“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電影商業(yè)氛圍中,這部影片投資號稱4500萬，從眾多明星加盟客串也不難看出投資方和導演對票房收入的考量，商業(yè)因素如何影響了導演的創(chuàng)作是難以判斷的，事實上，也無可指責。
　　張楊說，他曾經想過用更接近真實的紀錄片的形式來反映這個事件，但最后決定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來表現。事實上，以半吊子黑色幽默處理這樣的題材，與其說是導演的主動策略，不如說是兩相為難之下的一種被迫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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