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寫作的世界里，張愛玲被追捧的程度宛若張愛神，她的小說部部是電影坯子，卻并不容易改編，斗膽在神仙頭上動土的導(dǎo)演往往碰一鼻子灰，吃力不討好。李安偏偏選了難上加難的《色?戒》，小說里的王佳芝“從舞臺經(jīng)驗上知道，就是臺詞占的時間最多”，原文中沒有太多可用的臺詞，大?半是心理描寫。李安把1.3萬個中國字鋪陳成169分鐘的電影，用他自己的話說，“可把我們做死了”。
　　華語世界中叫好又叫座且能維持水準的導(dǎo)演，僅李安一例，雖然他的才華與個性使他從未拍出“大師”級的作品，但他善于處理文學(xué)體裁和微妙情感，《斷背山》也不過是短篇(雖然還是比《色?戒》長)，被李安改編成電影后，小說的質(zhì)感有所損失――這幾乎是必然的，卻在影像控制上行云流水，自然流暢，增添了不多的細節(jié)^物，仍是“忠實原著”。
　　
　　及至《色?戒》，李安說對于張愛玲仍有“一種神話的崇拜”，在她的小說中，這又是自己最喜歡的一篇，更抱有誠惶誠恐的心情。他承認電影仍是從張愛玲的角度切入，從表面上看連電影結(jié)構(gòu)和敘事順序都是從小說里直接套過來的，但對于人物的塑造卻大相徑庭，改編的成果可謂反其道而行之。
　　
　　易先生
　　
　　在小說里，美人計中的美人王佳芝在緊要關(guān)頭捉放曹，從她以為的“溫柔憐惜”的神情中，看出易先生是愛她的，在陷阱口放走了老虎；而特務(wù)頭子易先生殺了美人之后，安慰自己說“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美人也不會愛他。用“殺”的方式達到“最終極的占有”，有讀者早在小說甫發(fā)表的1978年便評說讀來“毛骨悚然”，張愛玲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回答說這正是作者的目的。
　　電影卻將莫須有的愛情明確化，層層鋪墊，三場床戲固然真實極了，卻既不唯美也不色情，如困獸之斗，男與女在最原始的斗獸場赤膊相見，從男人的暴力到女人的上位，征服者被征服，最終的釋放，也是最終的和解。王佳芝自陳“他不但往我身體里鉆，也往我心里鉆”，易先生滿腦子都是她，以致特務(wù)頭子分了心，只恨她長得太美。王佳芝唱“天涯歌女”一場，易先生垂淚，兩人四手交疊已儼然一對愛侶。此后，王佳芝放走易先生都成了理所當(dāng)然而不是風(fēng)云突變。易先生在電影里含淚聽時鐘敲十下，美人城外問斬，心如刀絞的狀況與小說中殺人之后帶“三分春色”志得意滿的易先生儼然是兩個人。
　　李安不是不聰明，以他研究張愛玲，揣摩《色?戒》的功夫不是不能領(lǐng)會張愛玲的意味，以張愛玲一貫的冷眼看紅塵，愛情不過是男女的戰(zhàn)場，不見硝煙卻橫尸遍野。李安這樣處理《色?戒》中的愛情自有他的道理。
　　正如張愛玲一貫的冷，李安有他一貫的熱，他說從張愛玲的視角切人，卻也表白小說是電影的起點，不是終點。真的進入情境，大概也顧不得“人”“神”共憤。有人評價李安有儒家式的關(guān)懷，他唯一改動的《斷背山》結(jié)尾，是女兒對父親的諒解，為電影涂抹了一點亮色。這樣的用心在《色?戒》中更為明顯。他不僅寬宥了鄺裕民及其同學(xué)的無知無畏，連特工老吳，李安都不忘為他添加一句臺詞：“我的老婆孩子都被他(易先生)殺了，我比任何人都想殺他�！毙≌f里將學(xué)生當(dāng)槍使，把年輕熱血做狗血灑的老吳在電影里都有了他的“不得已”。
　　以下的情節(jié)都是小說沒有的，易先生對王佳芝說：“我比你更懂得怎么做娼妓�！彼�知道日本人大勢已去，自己不過是秋后的螞蚱，特務(wù)頭子連番審訊之后的虛脫疲憊，焚燒證據(jù)的陰沉不安都讓手上見血的易先生幾乎過于引人同情。導(dǎo)演太愛電影中的每一個角色，太想寫人性最細微的真實，他說，“你覺得一個人壞，可能是他走了跟你相反的方向，他礙著你的事了，或者和你的價值觀念不一樣。人性摸索進去的時候，我覺得真相常常不是想象的那個樣子�！边@樣的觀念會造成一種無原則的諒解，以至于近乎突破底線――什么是底線?
　　抗日總該是沒錯的，李安在這部電影中的困境就是，他確實表達了人性，卻無法將人性安放在合適的背景中。他展現(xiàn)日據(jù)時代中國的餓殍滿地滿目瘡痍，用了最簡單最直接也是最平庸的方法，與主角們血肉豐滿的“人性”演繹相比，這歷史的大背景恰似戲劇舞臺上二維的幕布，概念先行且毫無生氣，與幕前的活人貼合不到一起。
　　大概仍然是“關(guān)乎己”，而“關(guān)心則甜”，李安自己也說一拍華語片就心情沉重，反倒是西片較容易發(fā)揮。《色?戒》不像《斷背山》那樣游刃有余，小說處處寫虛，電影卻處處做實，用力過猛導(dǎo)致了局促，鋪陳過滿而沒有留有余地，真真是“做死了”。
　　
　　王佳芝
　　
　　李安是極為認真細致的導(dǎo)演，他制作電影的方式無比予人“嘔心瀝血”之感，但《色?戒》尤為不同尋常，從導(dǎo)演到演員都猶如“到地獄中走了一遭”，他對這部電影的投入以及寄予的厚望超過了此前所有的作品。早在電影上映之前，李安便說這是他父輩的故事，倘若他不講出來，以后的年輕人大概沒有人再能準確呈現(xiàn)這段歷史了；他又說，這電影有臺灣記憶，會特別看重臺灣觀眾的反應(yīng)；甚至他說之所以選中湯唯扮演王佳芝，除卻她本身的素質(zhì)，還因為“她的味道跟我有點像，那就是跟王佳芝很像了”。電影是導(dǎo)演的自我投射，但將自己等同于主角仍是罕見。《色?戒》中有李安的家國夢、父子情和個人史，這些情結(jié)糾纏在一起，難免每每讓他動容以至于慟哭。李安評價張愛玲的小說寫出的是“百年塵�！保�其實，張愛玲倒未必有這樣的企圖，這是李安自己的野心。
　　李安說自己是王佳芝，從淺層看是他們出演戲劇的共同經(jīng)驗，“我也是演話劇，后來走上這一行，她也是演話劇，后來走上這條路。”“毫無保留地將內(nèi)心深處的成長經(jīng)驗，放在《色?戒》里，片中描寫大學(xué)話劇社的情節(jié)，就是他讀藝專時的寫照。”
　　也因此，我認為香港一段是電影中最為成功的段落。在小說中這部分內(nèi)容是王佳芝心理活動中順便跳回的記憶，在電影里卻占了1/3以上的篇幅：王佳芝是一個被動的角色，她剛剛上大學(xué)，溫和緘默，既不像賴秀金個性張揚，也不像鄺裕民有著理想主義的沖動，不過為他們撼動而演出，又為觀眾的熱情撼動而不能自拔，她確實把行刺當(dāng)成另一次演出，數(shù)她最為進入角色，應(yīng)付裕如。“王佳芝只當(dāng)自己是易太太”，連鄺裕民都不能像她那么從容，以致她在回到同學(xué)中間時也似乎忘了“卸妝”，這期間王佳芝的蛻變是驚人的，她迅速成熟起來，與同學(xué)們的距離不是在失貞之后才有的。
　　電影的高潮其實在1/3處已經(jīng)到達了，暑假就要結(jié)束，幼稚的行刺找不到時機，這次幾乎像是實習(xí)的愛國行動一點點露出虎頭蛇尾的影子，易氏夫婦突然搬離香港讓行刺計劃徹底失敗――這些都是小說里寫了的，可是等等，李安竟不甘心讓伏筆就此告終，易先生的手下發(fā)現(xiàn)了這些學(xué)生的企圖，想要敲詐一筆，功敗垂成的羞憤剎那爆發(fā)，學(xué)生們殺死了敲詐者。
　　李安用近乎自然主義的手法表現(xiàn)了這 一場殺戮，這可能是他電影中最為暴力、最直面死亡的畫面，殺死一個人竟不如想象的容易，不是“見到一個真的漢奸，就知道怎么殺死他”，一刀又一刀，他竟還能血肉模糊地站起來摔下樓梯，直到脖頸被生生扭斷，他還睜著兩只眼睛看你。
　　殺人者比被殺者更害怕，呼叫得更慘烈，哭得更痛。就在那個夜晚，王佳芝跑了出去，消失在香港的黑暗的林陰路盡頭。
　　這一段的精彩竟比后面2/3更叫人震撼，愛國主義原來是見不得血的，還有什么比理想的幻滅更讓人絕望呢?他們手挽手在雨中唱“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在大排檔喝及第粥，坐在雙層電車的上面夜游車河，甜蜜的青春，單純的人啊，愛國主義簡直像是荷爾蒙作祟，不過是啤酒上面的白色泡沫，稍縱即逝，剩下的是一整杯的苦澀。那個夜晚是個教訓(xùn)，卻仍未點醒所有人，最晚覺悟的王佳芝最早明白，她后來對鄺裕民說：“我們都付了代價�！�
　　香港幾年讓她脫胎換骨，這是電影和小說最大的不同，在小說里，王佳芝是被人推著走的，她后來接受任務(wù)是“義不容辭”。在電影里，卻更有著不甘心就此謝幕的味道，王佳芝是所有角色中最為豐富的一個，依靠女人的直覺對世故的判斷早超過了鄺裕民，及至最后放走了易先生，叫了三輪要去的目的地不是小說中寫的親戚的公寓以躲避幾日，而是她之前就與易先生約好的福開森路公寓。車把上系著三色風(fēng)車的三輪沒有突破封鎖，她從衣領(lǐng)下取出致命的藥丸，卻沒有吃，為什么?我猜并不是對易先生仍有一線希望，而是對被殺的命運早有預(yù)料，那么好吧，就讓他親自動手，她自愿成全他，“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guān)系，虎與倀的關(guān)系，最終極的占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色?戒》的攝影師Rodrigo Priet西＆這是一個“關(guān)于一個人尋找自我的故事”“她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但最后找到了自己”，這線索在電影中非常重要。“戲假情真”，王佳芝早就說了。理想是假的，主義是假的，只有她和易先生這點感情是真的，一個國家傾覆了，似乎不過為了成全他們這點真情。李安竟把一部“色?戒”演繹成了“傾城之戀”。
　　李安此前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綠巨人”，或者“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他應(yīng)該不會再次重復(fù)“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王佳芝”。他說自己有鄺裕民的一面，也有易先生的一面，但他更多認定自己是王佳芝，大概，鄺裕民所代表的青春理想早某個時刻就為王佳芝所代表的幻滅感取代，這才是他們真正相似之處。這世界是易先生與老吳的，權(quán)衡較量老謀深算，而誰又知道，老吳年輕的時候未必不就是另一個鄺裕民。
　　王佳芝坐在三輪車上，那是她一生之中最后的安然居所，記憶閃回，在排練場上，鄺裕民和賴秀金叫“王佳芝，你上來”，那是一次點名，她恰巧就應(yīng)了，如果拙劣地模仿張愛玲式的句子，可以說命運不過是一次偶然點名，你恰巧剛剛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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