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朝鮮高層決心在經濟層面搞改革開放，又能動員軍隊的利益驅動來配合，那樣甚至可能無須像中國近30年的改革歷程那樣步步為營。就算最高領袖沒有決心走這一步，當一些軍隊高層的利益受到挑戰(zhàn)，也可能會主張經濟改革來換個形式維持特權。
　　
　　朝鮮局勢一向透明度極低，近月動態(tài)尤為詭秘。自從平壤政府去年11月推出貨幣改革，希望打擊地下“第二經濟”活動，反令脆弱的國家經濟破產，民怨沸騰，不久主持改革的樸基南被以“反革命分子”名義槍斃，金正日罕有地公開承認朝鮮存在糧食問題，近日又傳出要成立8個新經濟特區(qū)，似乎讓人相信當地極端保守派失勢，只能慢慢走改革開放這條路。與此同時，不少西方觀察員卻相信朝鮮經濟早已全面崩潰，無論什么政策出臺，都不過是負隅頑抗，只是靠軍隊勉強維持局面。
　　其實，上述兩個觀點并非互相沖突，而是互為表里的。當然，朝鮮軍隊代表著強硬路線的保守主義，被各國視為東北亞不穩(wěn)定性的最大泉源，但它同時也是最可能引領朝鮮經濟改革的角色，這是經常為海外觀察員所忽略的。
　　
　　意識形態(tài)以外的先軍政治
　　
　　不妨由金正日的治國方略談起。假如朝鮮的“主體思想”是金日成的個人印記，金正日的理論標記，就是所謂“先軍政治”。理論上，先軍政治依然是金日成的創(chuàng)造，正式提出于1960年代，其起源據說可追溯至傳說中他繼承兩柄家傳手槍的1926年。但事實上，金正日在2002年公開宣傳要將先軍政治變成全國綱領，并對其理論基礎加以擴充，已令這文法奇怪的專有名詞，變成自己的私有精神財產，用以和父親分辨。筆者在朝鮮期間，官方導游不斷教導我們：假如朋友問朝鮮有什么特別，你們可以答，“一切都是先軍政治”。
　　所謂先軍政治，有點故弄玄虛，其實一句話：一切軍隊優(yōu)先。假如說主體思想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層面的自給自足、自力更生，先軍政治就開宗明義，要在一切自力更生的范疇中，再突出軍事。2006年7月，朝鮮在金正日治下，居然真的搞出核彈，也有了發(fā)射的導彈技術，盡管據說中看不中用，但也被看成是身體力行先軍政治的代表作。這樣的政治綱領，一方面，自然是做給外國人看的，信息清楚不過，就是無論國家怎樣窮、甚至有人餓死，國家也不會減少軍費，用以宣示朝鮮人民保家衛(wèi)國的決心云云。
　　這樣的思想被上綱上線后，就是在民主國家，也可以變成十分右翼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就像朝鮮朋友教導我們：“根據先軍政治，我們對朋友好會好到底，但變了心的朋友，也可以放馬過來。”在我們聽來，也有點不自在(畢竟有團友才因為亂拍照，而被逼寫了悔過書)。但另一方面，或許應該說更重要的方面，先軍政治也是做給朝鮮本地人看的，正如又是官方導游所說，“根據先軍政治，無論怎么苦，也不能苦了軍人”――這樣，才能保存他們的戰(zhàn)斗力和“革命氣質”。所以無論市容怎樣簡樸、人們衣著有多像“文革”期間的中國，這些只要解釋為先軍政治的副產品，市民就不能抱怨了。
　　
　　先軍經濟等同先富起來?
　　
　　一般人聽了“先軍政治”這名詞，難免將之和朝鮮其它差不多的主體思想宗教創(chuàng)造相提并論，不把它當一回事。但假如朝鮮真的快將搞改革開放，先軍政治在過渡期間不僅不會過時，還可能大派用場。正如鄧小平以“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神，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聲稱現在的市場經濟，是全國步入均富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理論上，“先軍政治”并非不可以扮演類似角色的。假如中國“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部分人”是資本家和下海官員，朝鮮的那“部分人”，就很可能是軍人及依靠軍事特權為生的人了。
　　事實上，這樣的趨勢是頗有端倪的：據朝鮮官方宣傳，偉大的金正日將軍特別關心部隊工作狀況，曾在節(jié)慶時的清晨微服出巡到前線，但為免打擾軍人的休息，而情愿站著兩小時，等軍人起床……然后，高潮來了，由于“偉大領導者”金正日將軍被軍人的勤勞工作感動，“下令每人送上一只足金金表，以示嘉許”(“偉大領袖”只能是金日成，稱號是萬萬不能搞亂的)。
　　聽到這樣的故事，不禁稍感驚奇。畢竟，這種對政府員工高度物質性的“嘉許”，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不可能被當作正面宣傳，這和“革命氣質”這東西，似乎背道而馳。但先軍政治不管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基礎，卻早挑明了朝鮮這個動物農莊的眾生并非平等、有人屬于“更平等”這一檔次這個客觀事實。而且，還要由那位沒有打過仗的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將軍”牽頭(朝鮮國內其他將軍只能避諱稱“將領”)，鼓吹這種不平等。有了這樣實事求是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后受益的第一批朝鮮人，似乎非軍人莫屬。
　　在上述精神綱領指導下，朝鮮的先軍政治，伴隨著一種自成體系的“軍需經濟”：不但軍隊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在國家編制以外進行，自成一國，它的對外軍售，更成了朝鮮軍隊自力更生的蹊徑。當朝鮮局勢風雨飄搖，第二經濟被整頓，軍方去年卻公然接管國家出口，并負責對中國大陸輸出礦石資源，進而直接掌握外匯，這根本就是蘇聯崩潰前，一些國家資源逐步被私有的翻版。只不過前蘇聯的主角不是軍人、而是政府官僚罷了。
　　此后，朝鮮又把負責海外間諜工作的機構與人民武力部的偵察局合并，擴編為“偵察總局”，將之歸入軍方監(jiān)管范圍，也就是將有能力得到外匯的人都由軍方操控，希望把國家主要資金來源都交予軍方。此外，朝鮮軍方又不時調派卡車，前往各地的國營農場，運走當地收成供部隊使用，據說有時比率抽取高達1／4，與其說這是國家的額外稅收，倒不如說是軍方為增加自己轉型的資本進行的前期工作；而一般基層部隊的使用軍需過程中，也必然有某些潛藏的經濟運作存在。而且當朝鮮軍隊有自己的謀生能力，軍隊內部也不可能奉行絕對平等主義，特權階級必然出現，他們對國家市場化倒不一定反對，反而只要兼顧了自己的利益，還可能在關鍵時刻，出乎意料地予以支持。
　　
　　緬甸軍人也成了利益集團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無論價值判斷是什么，勢力過分龐大的軍人作為極權或威權國家的一個明顯利益集團，往往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轉型期，起著承前啟后的客觀作用，盡管其出現背景往往是令人厭惡的。
　　我們就是不談非洲、拉丁美洲的例子，也可以舉另一個來自亞洲、也和中國關系密切的明顯例子緬甸：當地軍政府在不斷受到內外挑戰(zhàn)后，希望繼續(xù)其延長管治的方式，就是將軍人變成一個負責作戰(zhàn)以外的龐大利益集團，讓全國人民唯有通過參軍，才可得到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而沒有能力參軍的人，也可以通過鼓勵家人參軍保護自己，令不少有民主、改革傾向的軍人，都因為害怕政局改變、令家人失去生活支柱，才不得不繼續(xù)支持現政權。與此同時，緬甸各級軍人雖然沒有朝鮮軍需經濟那樣大規(guī)模的對外出口軍備能力，但通過監(jiān)控邊境貿易、地下貿易、乃至毒品買賣一類“第二經濟”行為，也取代了國家經濟部門的正規(guī)機器，悄悄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群。要是緬甸全國忽然開放，軍人依然不會變得一無所有。
　　說回朝鮮，當地在金氏父子管治下，軍人成了特權分子，也得到民眾(起碼是表面上)的高度尊重。雖然那百多萬軍人有多少冗員實在難說，但比例這樣夸張的朝鮮軍隊一旦能集體擁抱新時代，并得到自身利益的延續(xù)、深化乃至提升，那么在思想層面上，一般國民就沒有什么轉不得的彎了，因為這好歹也是和“先軍政治”的口號連貫的。
　　由是觀之，一旦朝鮮高層決心在經濟層面搞改革開放，而又能動員軍隊的利益驅動來配合，那樣甚至可能無須像中國那樣，由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由三個為民到科學發(fā)展觀那么步步為營。就算最高領袖沒有決心走這一步，當一些軍隊高層的利益受到挑戰(zhàn)，也可能會主張經濟改革來換個形式維持特權。因此，朝鮮雖然行為依然神秘、乃至表面上不可理喻，但這不代表當地沒有改革開放的希望，反而可能在先軍政治的修正主義指導下，改革就從突然的契機開始全面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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