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個遲來的命名，國家剛剛恢復元氣，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漸開啟。正在成長、正當青春的是任曙林鏡頭里的少年，也是一個國家。 　　“歲月乃歸存于照片――人與歲月，還有比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更其短暫惚恍而滋味無窮么?問及任曙林何以選擇了一群中學生，他說，其實人生的一切，在那時，在校園，已然萌發(fā)，并且決定了。”――陳丹青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淚就掉了下來。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著幾張課桌低頭看書。那一年是1985年，北京171中學上高二的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戀，那天放學后，教室里就剩下他們兩人了，他們坐在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忽然聽到有人要來，兩人慌忙分開。進來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門，捉住了這個瞬間。
　　171中學位于北京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為東城區(qū)重點中學。那時，不斷有挎著相機到學校來的記者，老師會按要求組織學生“配合”拍攝，表現(xiàn)“四化”建設成果，這讓不少學生反感。
　　彼時，在煤炭部下屬的煤炭科學院電影室里工作的任曙林也托人找到了離家和單位都只有幾百米距離的171中學，想長期拍攝。和別人不太一樣的是，他想拍的是中學生的敏感和變化莫測，以及他們身上隱隱預示的國家的未來。
　　“不說話，不交流”是任曙林剛進學校時給自己定的一條規(guī)矩。他來無影去無蹤，忽而按一下快門，同學們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頭幾個月學生還是很抗拒，即使背后照，他們也能感覺得出，體態(tài)語言馬上就變了。隨著時間的流逝，任曙林的專業(yè)和堅持慢慢地與敏感的少男少女間達成了一種默契和互動。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從初一到了初三畢業(yè)。一天，有學生給了他一張紙條：晚上，北海五龍亭。他如期趕到，發(fā)現(xiàn)就他一個“外人”――那是孩子們自己的畢業(yè)道別會。
　　任曙林曾用文字記錄那次拍攝的情景：“錄音機中的圓舞曲把同學們帶入了歡快且傷感中。乘涼的游客在不遠處圍觀，竊竊私語不時傳入耳中，此情此景有點像一出舞臺劇，亦真亦幻�！�
　　“我們雖然無法改變鏡頭中的世界，但我們卻可以將自己投射其中，那是我們發(fā)出的看不見的光。這光，也照亮我們自己。”――李楠
　　任曙林第一次擺弄照相機是在1966年，那年，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父親去了五七于校，那臺上海202照相機，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耙晦羝で粡楅_，鏡頭就伸出來了。”
　　相機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蘇聯(lián)空襲的防空戰(zhàn)壕里，同學們并成一排，仰天長嘯；天安門廣場上，哥們手持毛主席語錄擺出半蹲的姿勢……開始時也沒什么章法，后來想辦法找到攝影書，按圖索驥買顯影粉，自己配藥，自己沖洗。
　　1977年，已是工人的任曙林給廠里拍了張《先進個人》。那也是他的第一個作品，1978年，他參加了池小寧家的攝影沙龍，每周五晚上從盧溝橋準時趕到北京西城區(qū)的新太平胡同11號一這里后來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攝影的圣地，也對任曙林的攝影之路起到了巨大的影響。
　　1979年，任曙林設法搞到了監(jiān)考證，以監(jiān)考老師的身份拍攝了他的“高考系列”，并開始了對高中生長達十年的拍攝。剛剛結(jié)束的“文革”讓他意識到，13歲到18歲是每個人都要經(jīng)歷的一段關(guān)鍵時期，這個時期得到的信息決定著未來二三十年中國的面貌。
　　“拍攝中學生，有許多想法，有攝影上的追求，也有屬于自己內(nèi)心的企盼，這些都伴隨著我的生命成長。中學生身上寄托著我在現(xiàn)實中難以實現(xiàn)的種種理想。這理想來自發(fā)果與遐想，來自群山頂上，來自小時候滾鐵環(huán)，腳下的世界，颼颼地往后跑�！�
　　任曙林像觀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樣觀察這些少年，拍了三百多個膠卷，三千多張照片，直到1987年，他去171中學拍照的時間才開始少了起來。
　　“八十年代中學生”系列照片拍攝結(jié)束幾個月后，任曙林和新結(jié)識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頤和園，當時，公園里人很少，十分清靜。任曙林回憶當時情景：“路過長廊，幾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在跟著錄音機跳舞……朋友走進長廊跟著扭了一會兒，我在廊外拍下了這個場面。我一下子感到：一個時代結(jié)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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