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中，那個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靈魂的剖析，而這把手術刀，便是道德。 　　 　　重返巴黎與《隨想錄》 　　 　　巴金再次走進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他離開巴黎回國正好整整五十年。重返巴黎，這是晚年巴金與青年巴金之問精神行程的一次連接。剛剛經(jīng)歷過“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zhuǎn)折點上。舊地重游帶給他的不只是興奮、親切，更是對歷史的反思。“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周，愛人民，愛生活，愛人間美好的事物，這就是我從法國老師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談到重返巴黎時說的這番話，絕非泛泛而談，而是有著非常具體的歷史內(nèi)容。因為，巴金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隨想錄》，也正好在1978年12月開始動筆。
　　重返法國的準備和行動，為開始獨立思考、提倡說真話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歷史的機會。在現(xiàn)實生活中產(chǎn)生的一些疑惑、思慮，有可能因重返法國而得到廓清。他的認識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確。
　　《隨想錄》剛開始寫作時，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幾位法國漢學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長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
　　第十篇就是《隨想錄》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給讀者》。1979年2月3日寫作的這篇長文，帶有“宣言”性質(zhì)。文章開頭記敘巴金和友人黃裳的對話，巴金告訴黃裳，他要把《隨想錄》當作遺囑來寫，他要把心交給讀者。正是在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憶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個又一個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國偉人：盧梭、伏爾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別強調(diào)伏爾泰、左拉為冤屈者發(fā)出抗議之聲的舉動。在這樣的回顧中，巴金開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種歷史關聯(lián)，巴金是不可能對自己身上曾經(jīng)有過的軟弱、人云亦云、違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行為，有那么深深的內(nèi)疚和痛苦。時光流逝，塵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間發(fā)現(xiàn)自己競走了一條如此漫長的曲折道路。
　　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內(nèi)心――“我怎么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么遠離了自己曾經(jīng)贊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一個又一個的精神自責，在開始寫作《隨想錄》時不住地折磨著巴金。但正是這種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寫作的動力，這與當年他在巴黎寫下《滅亡》中的片段時的精神狀態(tài)頗為相似。用他自己的話說，“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于是，歷史的風風雨雨，一個個朋友的坎坷命運，自己人生的復雜體驗，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xiàn)。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直面“文革”對民族帶來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實的寫作，填補一度出現(xiàn)的精神空白。他終于以在當代中國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隨想錄》，履行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應盡的歷史責任，達到了了的文學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講真話”是痛苦后的涅?
　　
　　獨立思考――把心交給讀者――講真話，它們成了《隨想錄》不斷出現(xiàn)的自白。清醒的自我懺悔意識，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諸多至今看來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題。
　　率先倡導自我懺悔和反思。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以控訴為基調(diào)的“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在文壇盛行，但巴金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率先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更多地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自我解剖。進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這一觀點，他表現(xiàn)出來的懺悔意識，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
　　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國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訪問，出席世界筆會大會。在大會所做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里，他這樣明確地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fā)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fā)生�！痹谶@里，巴金又一次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世界意識。
　　巴金還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gòu)想。
　　懺悔意識、從人類范圍反思“文革”、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這是《隨想錄》在當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三個貢獻。
　　決定寫《隨想錄》，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復蘇。他對“文革”、“反右”運動的反思，他對現(xiàn)實的思考，他對自己的解剖，確切地說，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飛躍�！峨S想錄》中，那個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靈魂的剖析，而這把手術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懺悔，他所發(fā)出的呼吁，大多數(shù)與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責有關。他之所以反復鞭撻自己的靈魂，我想就是因為當他重新審視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xiàn)時，看到那些舉動，同他當年為自己確立的道德人格的標準，有著明顯的差距。正義、互助、自我犧牲，他在20年代翻譯克魯泡特金《倫理學》時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則，早已消泯得無影無蹤。在那些政治運動中，他并沒有做到用它們來約束自己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為了保全自己而被動去寫檢討，去講假話，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這便是《隨想錄》中巴金的痛苦。這便是為什么他如此嚴厲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反復地強調(diào)講真話的原因。沒有這種思想歷程的人，沒有如此強調(diào)道德人格的人，縱使有過與他同樣的經(jīng)歷，或者比他更應懺悔，也寫不出他這樣的作品來。正是在這些反思中，在這些真誠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個整體。
　　道德過去曾一度被視為虛偽的東西而被批判過，也有人認為《隨想錄》只是停留在對“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層面而懷疑其價值。但是，巴金卻是在真誠地擁抱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強調(diào)的“說真話”，對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準則。當我們稍稍回顧一下反胡風“反右”、“文革”時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道德往往是決定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種表現(xiàn)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體驗，以他的整個人格，向人們昭示著：注重道德的冶煉，真誠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責，與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作品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他認為，作家以及每一個人，首先得做一個真誠的人。
　　
　　他為歷史而活
　　
　　盡管巴金在《隨想錄》中的表述比較直白，缺乏理論色彩，但所提出來的命題分明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和歷史分量。
　　我們必須看到《隨想錄》發(fā)表的具體歷史環(huán)境。當時，中國思想界仍處在徘徊、遲疑的階段，起伏不定、忽緊忽松的局勢，使許多人無所適從，往往緘口不語。但巴金沒有沉默。他堅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有一點也必須強調(diào)指出，《隨想錄》是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與內(nèi)地相比，那里少了許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斷地遇到批評，文章甚至遇到開天窗的厄運。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于真誠。在21世紀的今天，對在歷史轉(zhuǎn)折時期曾經(jīng)為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做出巨大貢獻的巴金，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從歷史實際出發(fā)，來總結(jié)其思想的價值。巴金當年提出的一些命題，并沒有過時。《隨想錄》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夠在報刊上再度原樣刊登，仍然會閃爍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光芒。
　　思想史是一條不停流淌奔騰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斷歷史的天外來客。今天的語境發(fā)生了變化，載體發(fā)生了變化，社會發(fā)生了變化。但我們卻不能因為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就忘記了思想解放時期巴金等知識分子的篳路藍縷。
　　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xù)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zhí)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書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稱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
　　他并沒有離開我們，他將伴隨著歷史一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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