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過春節(jié)，感觸較深的一點是，傳統(tǒng)的節(jié)日習俗在近年間有了明顯的改變：年夜飯不再像“滿漢全席”那樣鋪張浪費，“守歲”時不再圍坐火爐，這些變化都生動地表明，“年俗”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原本就是一個動態(tài)演進的集合概念，社會變遷、經(jīng)濟發(fā)展以及人們的觀念轉變，都會使得一些曾經(jīng)的習俗慢慢退出歷史舞臺，而某些公眾喜聞樂見的社會交往方式則很有可能逐漸發(fā)展為“新年俗”。
　　以此審視春節(jié)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舊民俗，筆者認為，隨著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沒落和城市化進程的狂飆突進，這一習俗應當也必然會有所調整。至于如何調整，要點不在于政府部門“以禁代管”，而在于公眾基于理性與智識的自然選擇。
　　一種受到普遍認可的說法認為，中國人在春節(jié)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文化淵源在于，古人相信這種聲響和光亮能夠驅趕一種叫“年”的怪獸。后來，這種習俗突破了“春節(jié)”這個狹窄的時間范疇，并且逐漸演變成一種傳統(tǒng)節(jié)日慶典的儀式。
　　這種文化基因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譜系中可謂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少人會在潛意識里將“煙花爆竹”和“年味”進行話語置換，認為沒有煙花的光亮和爆竹的聲響就不算完整意義上的春節(jié)。倘若是在空間開闊、人煙相對稀少的鄉(xiāng)村，踐行這樣的節(jié)日觀念并沒有太大問題；而一旦將這種民間習俗置于城市化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考量，燃放煙花爆竹的種種弊端著實讓人憂心。
　　與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相比，城市化造就的高樓林立和人口密集極大地擴大了煙花爆竹的危險系數(shù)，也增加了燃放煙花爆竹這一行為的“負外部性”，即可能讓他人和社會承擔更多不必要的風險和代價。據(jù)公安部消防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春節(jié)頭兩天32小時內全國共發(fā)生火災5945起，直接財產(chǎn)損失1300余萬元，燃放煙花爆竹不當是導致火災發(fā)生的主要因素。除了火災隱患，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噪音污染、空氣污染以及對生命健康的威脅，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既然燃放煙花爆竹存在諸多安全隱患，一些人順其自然想到的解決方案是“一禁了之”。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不少城市也先后試行了所謂的“禁鞭令”，但這種“以禁代管”的行政邏輯并不具有足夠的合法性依據(jù)，也不具備充分的可操作性，因而導致了很多城市在2006年前后紛紛由“禁”改“限”甚至完全廢止“禁鞭令”。
　　應該說，面對燃放煙花爆竹的潛在風險，完全聽之任之置若罔聞或者試圖以行政命令強行禁止無異于兩個極端，前者可能使得一項傳承千百年的民俗因為飽受詬病而淪為“陋習”，后者則是公共管理失序的明證并且有“惰政”嫌疑。
　　在探尋這個平衡點的過程中，官方與民間力量各有權責。春節(jié)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舊習俗應當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所調整，但政府部門在倡導公眾理性歡度春節(jié)、扭轉傳統(tǒng)觀念、慎對煙花爆竹的時候，應該慎用“禁令”這種簡單粗暴的行政手段，他們的主要角色應該是教化引導、科學統(tǒng)籌和危機應對，防患于未“燃”。在近些年，不少城市在公園和廣場集中燃放煙火或固定時間舉辦煙火匯演，這種嘗試既滿足了人們遵從傳統(tǒng)的文化需求，也在公共管理層面收到了良好成效，甚至潛移默化地將人們的節(jié)日觀念引導到了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向，這樣的決策智慧值得借鑒。
　　民間力量是民俗傳承的載體，如果燃放煙花爆竹的民俗需要有所調整，其內生動力最應該來自民間。民俗的演進應該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當一些舊民俗被越來越多的人拋棄或找到替代品的時候，它理所應當會慢慢地消失在公眾視野當中，這種自然演變的效果可能比“強令禁止”要文明得多，也符合文化傳承的一般規(guī)律�，F(xiàn)在，已經(jīng)有相當多的公眾意識到春節(jié)期間燃放煙花爆竹的種種問題，相信這種舊習俗會在長時間的自然選擇中找到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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