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已經在臺灣扎根的中國國民黨，這一次歷史性的訪問，或許印證了古羅馬的一句諺語： 繞道最遠，歸途最短 　　 　　已經兩次參選“總統(tǒng)”失利的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在即將退出政治前臺之前，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擇。在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先行登陸試探政治水溫之后，決定率團參訪大陸。這是中國國民黨離開大陸56年之后，第一次以黨的名義，由黨的高層組團返回他主觀認知的“故國家園”。
　　國共兩黨領導人上一次的握手延續(xù)了8年，結束已是近60年前的事了。 1945年。山城重慶。著名的重慶談判簽署了“雙十協(xié)定”。毛澤東和蔣介石握手，舉杯為光復之后中國的前途命運祈福；之后的三四年間，大陸政局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和他的國民政府以及兩百多萬軍民，進行了一場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大遷徙。這次大遷徙，標志著國民黨已永遠失去了在大陸的執(zhí)政權力。
　　2005年。清明谷雨四月天。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先后登陸，似乎是一次類似鮭魚逆水溯源的政治回游。
　　無論是在此之前造訪過大陸的郝柏村、蔣仲苓、吳伯雄、江丙坤，還是連戰(zhàn)、宋楚瑜，幾乎都有拜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南京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孫中山衣冠冢的行程安排。
　　對于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國民黨高層，在訪問大陸期間一定要有拜謁活動，北京一位高層領導人感到好奇，曾當面詢問首位赴訪大陸的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吳伯雄慨然告知，這是要告訴世人，從1894年興中會算起，國民黨已經存在一百年了。
　　一百年，彈指一揮間。
　　1949年之后的中國，出現(xiàn)了兩個政權“隔峽分治”的政治分裂格局。蔣氏父子多次信誓旦旦表示，有朝一日將反攻大陸，光復失土，但這也是說說而已。實際上，在他們離開大陸的那一刻起，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回到那一片故土，甚至在死后，蔣氏父子的靈柩，最終也選擇在臺灣的臺北五指山“入土為安”。兩蔣之后的國民黨，在繼任者李登輝“忍辱負重，處心積慮”謀劃之下，終止了內戰(zhàn)勘亂時期，勸退了代表“法統(tǒng)”延續(xù)的資深“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修改了“憲法”，告別了軍事戒嚴威權體制，加速了更多的政治民主化和政權本土化、國民黨臺灣化的進程，臺灣的政治生態(tài)出現(xiàn)了另一次具有本質性意義的變動。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政治遷變，中國國民黨已經蛻變?yōu)橐粋�帶有更多區(qū)域性意義和內涵的政治勢力。另一個結果是，長期執(zhí)政的中國國民黨，再一次失去了執(zhí)政權力。還有一個不忍卒睹的結果是，在李登輝的操弄之下，固若金湯的國民黨已經“一分為三”。親民黨的自立門戶，新黨的互別苗頭，國民黨的進一步本土化、在地化，執(zhí)政能力大幅度削弱，失去了多數(shù)民眾原本殘存的信任感，這一個被視為是“百年老店”，以及亞洲地區(qū)最古老的政黨，終于在他邁過110年之際，面臨又一次生死存亡，何去何從的嚴峻考驗。
　　
　　兩岸關系互動歷史發(fā)展的路軌，在2005年4月找到了新的拐點。已經兩次失去執(zhí)政權力的中國國民黨，或許因為即將卸任主席職務的連戰(zhàn)毅然決然訪問大陸，獲得了一次絕處逢生的契機。但連戰(zhàn)之后的國民黨究竟能不能再度煥發(fā)生機，目前開始進入白熱化狀態(tài)的國民黨主席之爭，以及兩位國民黨副主席王金平、馬英九之間的競逐結果，或將是國民黨前途命運走向的另一個十字路口。
　　回顧一下歷史，似乎是必要的。
　　1950年。國民黨轉進臺灣喘息未定，蔣介石決定進行一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嘗試，這就是國民黨的第一次政治改造。抗戰(zhàn)之后，內戰(zhàn)期間的國民黨，曾經擁有超過280萬的黨員，但是在轉進入臺之初，只有不到8萬名國民黨員參加政治改造的黨員登記。第一次政治改造的結果是，國民黨認真總結了失去大陸政權的教訓，實現(xiàn)了新的權力結構改組，采取了空前嚴厲的白色恐怖手段，清除了政治異己，削弱和剝奪了大陸各地軍閥最后的軍事權力，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擴大了自耕農和臺灣本土地主階級和民族資本主義的政權認同，逐步在臺灣站穩(wěn)了腳跟。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突破。海外和臺灣保釣運動，刺激了臺灣社會政治革新的呼聲，蔣氏父子權力交接進程加速，蔣經國在臺灣推動和主導了政治革新運動，進一步啟動和鼓勵了臺灣政權本土化，國民黨臺灣化的進程，吸納了大批本省籍以及大陸籍的政治精英，經濟上推行了十大建設運動，為7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確保蔣經國接班過程順暢的政治革新運動，被視為是國民黨遷臺之后第二次政治改造或者政治革新運動。
　　
　　1988年之后，李登輝也主張和主導過所謂的黨務革新，但那是一場無疾而終的政治游戲，地方派系和黑金政治，迅速滲透了國民黨老大自尊的政治肌體，它不僅無法適應臺灣政治民主化日新月異的步伐，和多數(shù)民意進一步掙脫威權體制的羈絆、釋放更多當家做主的迫切需求嚴重脫節(jié)，而李登輝充分借助和利用黨主席的身份地位，引進本土財團和地方派系勢力，臺灣民眾逐漸對國民黨失去了耐心和期待，在2000年的早春三月，他們用手中的選票作出了臺灣當代政治發(fā)展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選擇。
　　有人說，此時此刻的連戰(zhàn)登陸，是形勢使然，別無選擇，當然也不能排除連戰(zhàn)內心深處使命感的迸發(fā)，于是對所謂第三次國共握手的冀望，成了另一個充滿期待值的政治命題。
　　正如臺灣媒體一個新聞標題所言，度盡劫波政權不在 ，相逢一笑恩仇待解。一語道破“第三次握手”命題的吊詭。
　　繼續(xù)回顧歷史，有助于我們對這個命題的準確理解。
　　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基本特點是：國民黨是執(zhí)政黨，同時在合作過程中占據(jù)主動地位，共同面對的是抵御帝國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的蠶食和鯨吞，第二次國共合作更以共同抵御日本侵華戰(zhàn)爭，挽中華民族危亡于既倒為主要內涵。
　　事過境遷，今時今日，國民黨不再是臺灣的執(zhí)政黨，也不再是多數(shù)讀者印象和概念中的國民黨，它在臺灣剩余的政治影響力，只是靠“立法院”中，國民黨籍立委的投票權來維持和得以體現(xiàn)。
　　連戰(zhàn)領導的，甚至是馬英九和王金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和56年前的國民黨已經完全兩回事，和失去執(zhí)政地位的國民黨也不能同日而語，它是一個已經徹底本土化、臺灣化的區(qū)域性政治在野勢力，希望為化解兩岸政治僵局，改善兩岸關系，為自己維持和拓展政治發(fā)展生存空間而努力掙扎求存的國民黨。
　　在多元化的臺灣政黨政治氛圍里，在地化、本土化以及臺灣化的國民黨，其自身的政治改革成效，更多時候的意義，并不在于所謂第三次握手的成敗，或者是國共兩黨歷史恩怨的終結和重新鏈接，如果一定要給國共兩黨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的握手，下一個定義的話，或許可以理解為大陸和臺灣某個政治勢力聯(lián)手遏止“臺獨”的一個新的開始。
　　對于已經在臺灣扎根的中國國民黨，這一次歷史性的登陸，或許印證了古羅馬的一句諺語：
　　繞道最遠，歸途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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