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頭，瓊瑤女士的《窗外》，對于學生來說就是最了不起的“禁書”了 　　瓊瑤于抗戰(zhàn)時期(1938年4月20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父親陳致平，湖南衡陽人，大陸解放前舉家遷居臺灣。陳致平在大學擔任史學系教授，出身書香門第的瓊瑤自幼喜愛文學詩歌，16歲，在《晨光》雜志上發(fā)表了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云影》；19歲畢業(yè)參加大學聯(lián)考，初嘗名落孫山的滋味，從此展開寫作生涯。1962年，她頗富傳奇性的自傳小說《窗外》開始在《皇冠》雜志上連載�？�出之后，轟動一時，瓊瑤成為當時臺灣年輕人的偶像符號。
　　瓊瑤雖然出生于大陸，但是，她的成長期是在臺灣度過的。她寫作的黃金期，恰逢臺灣從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過渡到工業(yè)社會的轉(zhuǎn)型期，人們對物欲的想望，對開放愛情的渴求，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而舊禮教、舊思維仍牢牢地禁錮著人心。
　　與此同時，以威權(quán)統(tǒng)治形式控制臺灣的國民黨當局，拿“戒嚴時期”禁錮的法條，和民族主義保護傘，阻擋了歐美、日本流行文化的進入，更給瓊瑤作品存活發(fā)展留下了市場空間。
　　在那個沒有計算機、沒有網(wǎng)絡(luò)、連電視機也仍是奢侈品的年代，許多臺灣初中和高中學生(特別是女生)已經(jīng)是人人一本瓊瑤女士的著作《窗外》了。
　　只是，臺灣的高中軍訓教官和初中訓導主任，對學生管得緊，比如學生的頭發(fā)長短，裙子該不該短過膝蓋，男生戴的學生大盤帽是不是被刻意折成了美國西部牛仔帽，是不是有人偷偷躲在廁所抽煙……而至于男孩、女孩看什么課外閑書，學校當局這班管事的人，更是將之當成一等一的大事查辦。上級指示，凡是政治禁書，一律嚴格禁止閱讀，抓到一律沒收，而且要追查禁書來源――那年頭，瓊瑤女士的《窗外》，對于學生來說就是最了不起的“禁書”了。
　　雖然瓊瑤女士那本處女作《窗外》問世時(1963年10月)，我才七歲，剛上小學不久，但是，印象中，臺灣真正吹起瓊瑤流行風，還是一九六?年代中、晚期的事，當時臺灣的物質(zhì)生活還很匱乏，整個社會的觀念也沒今天開放自由。
　　想起1968年我剛到臺北念國中(即初中，臺灣稱“國民中學”)，美國嬉皮(hippie)風潮吹遍全世界，流風所及，臺灣的年輕人也拾人牙慧，在裝扮上、儀容上，開始向老美看齊。
　　一九六?年代晚期，臺北開始流行迷你短裙，想想，也不過是穿一件短裙子，就算露出半截白哲玉腿，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可當時竟比引清兵入關(guān)還嚴重。迷你短裙盛行之際，據(jù)說連蔣介石都大罵“成何體統(tǒng)?”可街市上的紅男綠女，照樣迷你不誤。
　　為了表忠，迷你短裙剛在臺北街頭出現(xiàn)時，臺灣的報社主筆們(當時臺灣只有兩家電視臺，而且新聞僅只半小時，新聞取向極端保守。僅有的幾家報紙，照規(guī)定每天只被允許發(fā)行三大張新聞紙)，還群起鳴鼓攻之，在報端連續(xù)批判了好一陣子，只是，主筆大爺似乎都沒念過西方傳播理論，也不懂人的心理，報紙愈罵，反而愈激起年輕人的反抗與好奇心理，原本只是時髦大膽的年輕人敢穿，這一路罵來，不消幾個月功夫，反而是大街小巷，只要年紀在十來歲到三十來歲的女士們，人人都穿起了老人家口誅筆伐的迷你短裙了。連中老年婦人也迎頭趕上，招搖過市。
　　瓊瑤作品也是如此，初中女生上課偷偷摸摸讀瓊瑤的《窗外》，被訓導主任發(fā)現(xiàn)，少不得記過處分(通常記三大過就得開除離校)，之后，抓不勝抓，頂多被訓導主任拿著《窗外》在腦門上輕輕敲兩記，以示薄懲而已了。
　　后來，學校里接連幾回發(fā)生了高中女生自殺身亡事件，在二三十年前的臺灣，少見重大命案，高中女生自我了斷，茲事體大，到底她是為何而死，七嘴八舌，歸結(jié)到她有可能是讀了愛情小說，想不開才尋死的。恰巧瓊瑤作品當紅，一度成為眾矢之的。
　　盡管偶爾被衛(wèi)道之士當成泄忿出氣桶，瓊瑤的經(jīng)典名著一本接著一本推出，這些小說集，成為一九六?、七?年代，臺灣通俗文化的標志，繼《窗外》，又有《幸運草》、《煙雨蒙蒙》、《菟絲花》、《潮聲》、《紫貝殼》、《船》、《幾度夕陽紅》、《庭院深深》等多部小說陸續(xù)發(fā)表，瓊瑤之風，因而吹遍全臺。
　　臺灣未曾經(jīng)歷像文革那樣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島內(nèi)市民社會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那些個苦悶禁錮的世代中，瓊瑤小說自然而然成為年輕朋友刺激神經(jīng)的尼古丁。
　　一九六?年代，越戰(zhàn)白熱化，大批美軍進駐臺灣各個軍事基地，街頭巷尾到處是美國大兵，有的老美高視闊步，顧盼自雄，有的摟著臺灣酒吧女，沿街買醉，丑態(tài)百出。臺灣趁著越戰(zhàn)方酣的年代，趁著蔣介石放棄“反攻大陸”夢想，默默發(fā)展民生、沖刺經(jīng)濟。這也是國民黨埋首建設(shè)，導引臺灣邁向富裕之路，導引人民勤勞奮發(fā)，實現(xiàn)致富夢想的流金歲月。
　　繁忙的臺灣加工出口區(qū)，女工們在出口商品的包裝箱上打印“Made In Taiwan”字樣，人們口袋里的鈔票愈賺愈多，與此同時，歐美、日本流行文化迅速盛行，然而，基于“愛用國貨”的“阿Q”心態(tài)，看瓊瑤而舍棄看西方乃至東洋文學作品，似乎也滿足了某些人的“愛國”心理，一定程度緩解了知識階級嫌棄瓊瑤作品淺薄所導致的衛(wèi)道式鄙夷。
　　時序進入一九七?年代。隨著瓊瑤小說洛陽紙貴，瓊瑤二廳一室(客廳、餐廳、冰果室)電影在臺灣興起一波波票房高潮，被瓊瑤簡單化的愛情哲學，透過聲光化電，灌輸給更多底層社會渴望夢幻愛情的臺灣年輕人，潘安帥哥加上夢幻美女，三角戀情或者四角戀情的愛情排列組合，固定模式的鴛鴦蝴蝶派電影，在一九七?年代苦悶且亟欲掙脫保守牢籠的社會氛圍中，成為當代少男少女自我陶醉、自求解放的一種初級型態(tài)。
　　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是，這種拍攝制作成本甚為低廉的電影與連續(xù)劇，竟成為臺灣演藝事業(yè)開始和香港、日本外來娛樂工業(yè)一較長短的生力軍。瓊瑤不僅造就了書商，帶動了前所未有的閱讀熱，也創(chuàng)造了一批新的影視富商，活絡(luò)了原本已日薄西山的臺灣影視工業(yè)。
　　然而，或許就因她太過著墨于“情”，滿溢“鴛鴦蝴蝶、凄風苦雨”的俗套，即使她的著作依舊歷久長青，但是，在面臨以講述現(xiàn)代都會男女生活或講述異國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日劇和韓劇的沖擊時，她恐怕得想出更豐富的劇情元素，以鞏固既有的觀眾群。
　　諸如李敖等臺灣高級文人對瓊瑤的鄙夷，固然一定程度代表了臺北的知識階級不屑與瓊瑤現(xiàn)象為伍的反射作用。但臺灣已經(jīng)進入一個多元并起，思維紛繁的信息世代，瓊瑤的“情愛產(chǎn)品”，已經(jīng)不是年輕人惟一的選項，它頂多只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文娛商品當中，一項可以博君一樂的娛樂素材――即使這種“情愛產(chǎn)品”看似“有害”孩子的“心理健康”，但較諸二三十年前的年輕世代，我們又怎能一口咬定現(xiàn)在的孩子不如我們機靈、不如我們有更高的自主判斷力呢?
　　再說，如果從商業(yè)利益和市場版圖擴張的角度觀之，假若瓊瑤女士的作品――包括電視和電影，能打進兩岸三地之外的亞洲文化市場，甚至進入世界其它區(qū)域，自成一格，蔚然成風，為中國人賺進大把鈔票，一些衛(wèi)道人士即便未必認同其庸俗本質(zhì)，想必不至于反對瓊瑤影視產(chǎn)品去賺老外的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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