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解體后，世人總能從其官員中找到可以寬恕的人；然而在S21，一個都沒有 　　 　　3月30日，在聯(lián)合國和柬埔寨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上，被以反人類罪起訴的紅色高棉政要之一、S21監(jiān)獄負責人康克由再次受審。面對S21造成17000多人死亡的事實，他辯解說：“所有指示都來自紅色高棉中央，我無從逃避，因為我的家人是他們的人質(zhì)�！币佯б阑�督教的他，流淚乞求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的寬恕。
　　相比 “S21是越南人開的展覽會，自己還是在美國之音上聽到它”（紅色高棉領袖波爾布特的說法），康克由至少承認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按照他在法庭上的供述，無論是淪為蓋世太保還是成為基督徒，都是他努力尋找的自我救贖。在這一過程中，他同樣經(jīng)歷了痛苦的心路歷程。
　　然而，在S21實施的冷靜而又系統(tǒng)的大清洗面前，考慮到他身為S21總設計師時的勤奮和無情，康克由的辯解顯得蒼白無力。除了他在被提升為S21指揮官之前曾要求調(diào)離這一證據(jù)外，事實證明，康克由是有計劃地施行了這些“很壞”的罪惡。
　　
　　“你到哪里搞到招供文？”
　　
　　1942年11月，康克由出生在磅通一個貧困的柬埔寨華人家庭，他天資聰穎，從小就是學校里的優(yōu)等生。由于成績出色，1962年，在讀了一半高中后，他獲得金邊有名的西索瓦高中的獎學金進入該校，主修數(shù)學，并在一次全國考試中獲得第二名。
　　此時，他還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野心的勤奮青年。用他母親的話說，“這個孩子一天到晚把頭埋在書堆里”。
　　1964年，他開始到金邊大學附屬的教育研究院學習，以獲取教師資格，這里是反西哈努克激進思想的搖籃。1960年初從法國留學歸來的激進主義分子、后來成為紅色高棉國防部長的宋先擔任該研究院院長�？悼擞墒状谓佑|到了激進思想。
　　1966年8月，獲得教師資格后，他到磅通一個小鎮(zhèn)當了名數(shù)學教師。1967年加入柬共，并鼓動學生加入革命運動。隨后，他的3個學生被警察逮捕，他逃進紅色高棉的營地躲避，幾個月后他還是被逮捕，在未經(jīng)審判下被關押了兩年。直到1970年郎諾政府上臺大赦政治犯，康克由才得以出獄，并加入了紅色高棉組織。
　　在紅色高棉控制區(qū)內(nèi)，他開始使用假名杜赫，并被委任為監(jiān)獄司令官，也開始了建立監(jiān)獄的試驗。在3年時間里，杜赫就建立了兩個監(jiān)獄。此時監(jiān)獄里關押的主要是越南戰(zhàn)俘。1973年當越南軍隊撤出柬埔寨后，很多柬埔寨人被秘密逮捕并處死，這次行動的殘酷無情，意味著S21 的工作模式已經(jīng)日漸成型。
　　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成功奪權后，杜赫一班人在金邊著手把西哈努克時期有名的中學野芒果小丘改造成了一所監(jiān)獄，杜赫擔任副職。
　　按照杜赫在法庭上的自白，做這些事情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快樂，所以在1975年5月，他請求調(diào)離到工業(yè)部門工作，但遭拒絕。隨后他被任命為正職。
　　他說自己最難以忘懷的是1977年1月31日，當他接到頂頭上司宋先的命令要去逮捕一些北部地區(qū)的政府官員時，他極力為他們澄清說：“大哥，他們看起來有些不太一樣。”被宋厲聲喝止并質(zhì)問，“你到哪里搞到招供文？”
　　當那些在1968年和他一起坐牢的戰(zhàn)友也被抓來處決時，他也質(zhì)疑過“這些昔日為解放國家不惜付出生命的伙伴，怎么就成了黨的叛徒”，但他很快意識到，如果猶豫懷疑下去，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將會不保。于是他開始奮力工作，以贏得上司的賞識求得自保。
　　事實上，杜赫擔任指揮官后，他迅速整頓了金邊的所有監(jiān)獄，把野芒果小丘改造成專門清洗黨內(nèi)可疑“敵人”的監(jiān)獄，在杜赫的指揮下，野芒果成為一個高效運轉(zhuǎn)的安全部門，從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7日，先后有17000名犯人（其中包括他的兩個連襟）被抓到這里，最后，只有7個掌握特殊技能比如畫畫、雕塑或者縫衣服的人幸存下來。
　　雖然杜赫本人從不親手殺人，但他成功營造出一套酷刑文化，教導工作人員“實施酷刑和搞政治思想工作密不可分”，甚至還為此編制了一份干部手冊。
　　他會在囚犯的招供文上做詳細注解，“糾正批判囚犯供詞錯誤”，同時“提出一些疑問”；建議繼續(xù)施行酷刑挖掘“反革命真相”；他會給一些重要人物的招供文做摘要，找出其間的內(nèi)部聯(lián)系。根據(jù)這些摘要，1978年他曾寫出最詳盡的備忘錄《最后的計劃》，還曾打算把所有的招供文編寫成一本涉及美國、蘇聯(lián)等國聯(lián)手破壞柬埔寨的密謀。
　　1979年1月7日越南軍隊攻入金邊，他偕同家人逃到柬泰邊境，在這里他因沒及時銷毀S21建立的大量檔案文件而遭到貶黜。他重操舊業(yè)，當了一名數(shù)學教師。1995年，他的妻子在一次襲擊中遇難，他開始參加附近的基督教祈禱會，1996年皈依了基督教。
　　1999年，一名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了他過去的身份，隨后他被逮捕并關押在金邊。2008年2月，作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他被帶回到S21，據(jù)說他“淚流滿面”。
　　2月17日開庭之前，曾為他進行冼禮的牧師表示，康克由盼著審判來臨，他希望坦白他所犯下的罪行。
　　
　　S21 神秘的安全部門
　　
　　紅色高棉的領袖喬森潘曾表示，“S21 的悲劇是黨中央面臨著重重敵人所致”。實際上，S21是在浪漫主義的經(jīng)濟實踐失敗后，因為領袖和黨中央心中極度恐懼才高效運作的。
　　1976年波爾布特提出一個“四年計劃”，指示要在全國各地迅速實現(xiàn)糧食產(chǎn)量翻三番，以籌集足夠的資金支持工業(yè)化。這一計劃顯然與實際嚴重脫節(jié)。但各地官員懾于黨中央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監(jiān)控力，紛紛謊報數(shù)據(jù)，于是僅有的糧食產(chǎn)量被中央抽走。
　　民間開始挨餓，結果1976年餓死了幾千民眾。這一消息傳到了中央，波爾布特卻判斷說“黨的肌體有細菌”，認為這是黨內(nèi)外的敵人搞破壞所致，必須盡快清除這些細菌。1976年底，由康克由任指揮官的S21開始運轉(zhuǎn)起來。
　　保密是紅色高棉進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不但黨外民眾不知道這一機構，所有的紅色高棉黨內(nèi)文件中都不曾出現(xiàn)它的名字。黨內(nèi)高層通常以關押過的有名的政治犯來指代，比如誰誰在的那個地方。監(jiān)獄周遭更是任何人不得靠近。周圍工廠里的人只知道這是個“只見人進、不見人出的地方”。
　　犯人進來以后會被拍照、寫下自傳、逼問口供。S21為所有犯人留下了最為詳盡的檔案資料。
　　S21的拷問邏輯，恰如拉封丹寓言中狼吃羊的理由。狼遇到一只羊，想吃掉它，因為根據(jù)狼的說法，這只羊一年前曾侮辱過它，當羊說自己一年前還未出生時，狼說那肯定是你哥哥，羊說自己沒有哥哥，狼說那一定是你的親戚：或牧羊人或一條狗。在這一邏輯指引下，所有罪犯在酷刑伺候后都會供出“自己與美國中情局或者蘇聯(lián)克格勃有共謀，或者是越南間諜”，有囚犯甚至發(fā)揮想象力，用100頁篇幅詳述“自己與中情局交往的種種細節(jié)”。而這些招供文又正是波爾布特們所需要的，以此證明自己實施恐怖統(tǒng)治的合法性。
　　執(zhí)行這些殘酷任務的S21工作人員，都是被杜赫卓有成效地洗過腦的。紅色高棉另一領袖英薩利，曾將這段慘重歷史歸結為“我們沒有慎重地選擇公務員，結果導致失控了”。其實，除了少數(shù)人是老革命者，大部分人都是十幾歲的來自底層的少年，或者是在囚犯家庭里挑選的可以“教化”的孩子。來S21前，他們接受的唯一訓練。就是在一所技校上兩周的政治課。
　　一名員工的工作筆記記下了這樣一段話，1976年2月，杜赫在員工會議中教導他們：“你一定要擺脫打囚犯是殘酷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仁慈就被錯用了。為了國家、階級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們。”要把囚犯當做“連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從他們身上逼取招供文，才能更好地保衛(wèi)革命”。
　　發(fā)誓要消滅階級的紅色高棉，卻在S21制造了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最頂層的是杜赫，在S21的通訊錄上，年僅30多歲的杜赫被尊稱為祖父；中間是員工比如拷問員等；最底層是無辜的犧牲者。
　　即便是在最底層，也分為幾等，黨內(nèi)高層的“囚犯”受到特別關照，可以享受單間，和員工吃一樣的伙食，在拷問中受傷了傷口也能得到及時縫合，因為杜赫和“大哥們”需要他們提供思路更清晰的供詞。對只是普通黨員的囚犯，他們只能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很多人未到刑場就已被折磨死了。他們還時常利用普通囚犯做一些古怪實驗，比如把活人放血后放在水里看多久才能浮上來。
　　紅色高棉解體后，世人總能從其官員中找到可以寬恕的人；然而在S21，一個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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