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新一輪抉擇。中國經濟往何處去，要看稅改如何行動 　　 　　8月21日，財政部公布了7月份稅收數(shù)據(jù)，稅收同比增幅大幅下降，稅收終于擺脫了脫離經濟基本面、居民收入一馬當先的境地，可以暫時免遭排山倒海般的質疑。
　　7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323.25億元，同比增長13.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比今年上半年回落了19.7%。其中，7月份企業(yè)所得稅收入完成1496.35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2％，增速同比回落了38.7%，比1～6月的累計增速回落了45.7%。
　　值得關注的是，7月份個人所得稅收入完成280.87億元，同比增長8.2％，比去年同期的增速回落了22.3%，比1~6月的增速回落了19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處于拐大彎時期，經濟增速在迅速下降。稅收大幅下降，既有政策因素――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兩稅合一，新稅法將內資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從33％下調到25％，但上半年經濟失速才是稅收收入下降最主要的原因。
　　
　　稅負過高不堪重負
　　
　　面對如此復雜的形勢，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面臨兩種左右為難的選擇，不同的選擇有可能導向完全不同的發(fā)展路徑。
　　主動選擇是借此契機推出大規(guī)模的稅收體制改革，徹底改變財政對市場主體的掠奪式稅收開采行為，降低飽受詬病的過高的稅費，清查各種不合理的行政規(guī)費，并以法律的方式固化下來，為日后建立稅收主體的公共財政制度打下堅實的基礎。
　　另一種消極、被動的選擇是繼續(xù)實行高稅負政策，而后通過政府之手進行二次分配，達成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將公共財政收入用于公共項目、社會保障等方面，使社會達到高度和諧。
　　在稅改方案之前，有必要重溫的一個數(shù)據(jù)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一騎絕塵，呈現(xiàn)爆炸式增長。不算各種預算外、制度外收入，已經從1999年的1萬億增加到2007年的5萬多億。
　　根據(jù)陳志武先生的統(tǒng)計資料，財政收入的增速遠遠超過了企業(yè)利潤和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尤其是超過了居民個人收入的增速。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長。
　　
　　他們的選擇至關重要
　　
　　稅收改革是全局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年同時履新的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與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無疑最受關注。但他們將很難成為稅收市場化的全面推動者，這不僅僅因為稅改并非財政部與國稅總局可獨立完成之事，也因為目前的資源撥付、經濟調控、政府架構方式，都不支撐大幅減稅行為，更因為謝旭人與肖捷在政府主導型經濟中長期浸潤所導致的觀念。
　　2003年擔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的謝旭人，最大的、想來上級也十分滿意的功績，就是上任之后稅收迅猛增長。中國的稅收總收入占中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95%，而財政收入近幾年幾乎每年上一個萬億臺階，2003年超過2萬億，2004年為2.6萬億元，2005年為3.1萬億元；2006年接近4萬億元。
　　這相當于給后任留下極高的門檻，因此現(xiàn)任的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面臨的課題是，既要在經濟轉型、經濟增速下降時繼續(xù)推進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等方面的稅收體制改革，同時也不能降低稅收收入，否則肖捷將處于體制改革與社會輿論漩渦的中心――稅收增長過高，可能導致經濟繼續(xù)失速、社會各界反彈；如果稅收完不成既定30%的增長目標，政府內部各部門、政府陸續(xù)投入的項目都將伸手向肖捷要錢。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面臨的考驗則是如何建立廉潔、高效、符合憲政原則的公共財政體系。8月8日，財政部網站發(fā)表謝旭人《加強和改善財政宏觀調控》長文，其中有財政部長對于公共財政與稅收的全面闡述。
　　他提到財政收入用處是“調整和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大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保障、投向農村成為新財政收入的兩個亮點，但我們只看到公共財政投入方向的重大變化，卻沒有看到財政來源與市場關系的調整，政府主導性的經濟沒有松動。
　　
　　接任國稅總局局長后的肖捷新聞不多，話也不多，我們聽到的是統(tǒng)計局新聞發(fā)言人的聲音，聽到財政部對稅收增減的根本解釋，謝旭人發(fā)表未來稅改十大重點，卻很少聽到國稅總局出面應對社會各界對提高個稅起征點、征收燃油稅等呼吁。
　　說得少，不等于沒想法；話少，不等于不行動。
　　肖捷最大的亮點是論關于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責權利劃分，4月出版的《求是》有肖捷文章《服務科學發(fā)展 促進民生改善》，表示今年將著力抓好地方稅制改革，按照“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等要求，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地方稅制體系。
　　肖捷還提及了以增加地方稅收為目的的房地產業(yè)稅改革、以振內需為導向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在經濟增速下滑后，國家稅務總局與商務部等部門一樣，到溫州等民企發(fā)源地進行調研。
　　對于市場化取向的稅收改革，我們不可持樂觀態(tài)度。今年4月接受記者采訪時，肖捷強調，稅務部門要確保國家稅收收入隨著經濟發(fā)展而不斷增加。
　　
　　呼喚稅收政策改革
　　
　　稅收是實現(xiàn)公平的工具，也是市場化的激勵舉措，絕不僅僅是宏觀調控的強心針。
　　不能藏富于民，是財政收入過高的皮毛之弊，目前的稅收政策有反市場之嫌，才是心腹之疾。
　　稅收過重與重復征稅并存，目前我國第一大稅種是生產型增值稅，采用對企業(yè)層層剝皮式的征稅方式，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允許扣除，造成事實上的雙重征稅，加上利潤上繳所得稅，企業(yè)不堪重負，過重的稅收造成國家投資項目過多、私人投資過少的現(xiàn)狀。
　　從1994年稅制改革時設置的消費稅，2006年4月1日對稅目稅率進行微調，消費稅基本屬于邊緣稅種，既無法體現(xiàn)鼓勵消費、也無法限制奢侈消費與高耗能消費。居民收入增長太慢、消費稅不普及、保障制度不健全，使我國無法從制造大國過渡到消費大國，自主消費品牌、沃爾瑪式的消費企業(yè)遲遲不能建立。稅收起到逆向激勵作用，成為市場發(fā)展的絆腳石。
　　稅收政策是經濟政策的縮影，財政收入過高，甚至超過計劃經濟時代結束期，說明政府對于經濟的控制力在加強，加上政府在能源、資金分配等方面的強大影響力，市場生存空間逼仄。
　　1978年宏觀稅負（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1.1%，而目前稅費相加的宏觀稅負占GDP比重已經超過31%――30年改革，在稅收收入上，我國走過了一個V型歷史階段，這既說明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速度，又何嘗不能說明政府通過稅收對經濟的主導權節(jié)節(jié)上升？
　　稅收市場化是經濟市場化的基礎條件，稅收行政色彩濃厚的經濟，只能產生出亦官亦商的市場土壤。當我們一再把稅收視為宏觀調控的應急工具時，是否有必要回到原初，想一想稅收與市場的關系。稅收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確的市場激勵機制，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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