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想的欲望和相關(guān)性

　　當我們按照學術(shù)制度使用一些職業(yè)化的話語表述一些總也解決不了的哲學問題時，就好象是在做哲學，但這種情況就像這樣一個笑話：有人問傻子為什么點火燒房，回答是“上次沒點著”。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大量使用制度化話語是精明的，因為習慣性話語比較省心也比較容易為學術(shù)制度所接受，其學術(shù)成本可以最小化。在什么問題也沒想清時就可以大談存在、自我和超越，就像偷懶的小學生作文時隨便就寫上獻愛心和亮麗風景線一樣。

　　在反思（rethink）哲學時，與生活的相關(guān)性（relevance to life）是必須考慮的關(guān)鍵因素。如果某種哲學與生活問題失去相關(guān)性，那么就一定是缺乏意義的，因為既然某種觀念是脫離生活的，它就可以是隨便什么樣的觀念而無所謂，人們也就可以不經(jīng)心地隨便對待它甚至不理它。我曾經(jīng)論證說，最大的問題未必是最重要的問題1。經(jīng)典哲學就專門研究那些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因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畢竟太遠。太遠的問題缺乏與生活的實際相關(guān)性，因此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盡管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就像純數(shù)學的謎題）。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義只能存在論地（ontologically）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著生活自身沒有意義或者很不重要------這是非常中國式的領(lǐng)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to-be-with）的問題，也就是離生活很近的問題，才真正是非面對和思考不可的。

　　切身的世界雖然只不過是一個可能世界，但是因為切身，所以它比其它所有可能世界更加重要，切身世界里的事情比那些對所有可能世界為真的真理更加重要。一個事情是否重要表現(xiàn)為切誰的身，比如說，對于某個政府而言，99%的牛都沒有瘋牛病，那么牛肉是可以供應(yīng)的，可是那1%給誰呢？對于個人而言，1%就可能是100%。個人事情雖然小，但對于他自己來說就特別大。當然，毫無疑問，哲學問題不會是瑣碎問題，但也不能太大，大概應(yīng)該是切身世界里的最大問題，因此它通常不會大到是“普遍必然”的程度（除非是一些特別的哲學問題如邏輯基礎(chǔ)的哲學問題）。如果承認我們的切身世界的情況是形成和確定思想問題的根據(jù)，那么就會意識到我們原來順著概念/語言的邏輯體系走得太遠了，甚至會發(fā)現(xiàn)，原來的許多所謂哲學問題只不過是“語言自己在說話”，是概念體系的過分增生而生產(chǎn)出來的，與其說是對世界的概括還不如說是對語言技巧的表現(xiàn)。在缺乏對生活實踐的相關(guān)性時，就不可能知道一個哲學提問（questioning）有助于解決什么問題(problem)，而顯然我們不能設(shè)想哲學只是白白地提問。假如沒聽說過“本體”、“絕對”、“超越”等等，難道思維就不能進行？假如沒有審問過“對象”、“事物”、“本質(zhì)”等等，難道就不能生產(chǎn)知識？概念/語言的生產(chǎn)會對思想產(chǎn)生誘導，一個表現(xiàn)是，它會把沒有的說成有的，或者說，它會“無事生非地”利用語言自身的表現(xiàn)力制造出一些不真實的問題，所以不真實，是說它們僅僅表達了語言自身的構(gòu)造能力，而沒有表達實際生活的難題。可以做一個比較：數(shù)學雖然也并不表達真實事物（數(shù)字1不是一個蘋果的表達），但它表達了可計算的事物關(guān)系和問題；
可是哲學概念在“計算”事物關(guān)系時并沒有什么實際幫助，當哲學家談?wù)摰较闰炞晕�、作為先驗形式的時空、世界由各種事態(tài)組成，我們實際上并沒有因此增進了關(guān)于心靈、感覺和世界的知識。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表達了語言自己的問題。哲學在玩語言。不管是形而上學還是分析哲學，都只是玩語言的不同方式（修辭學的或邏輯的）。

　　2）徹底的哲學論證

　　葉秀山先生的提問“哲學還會有什么新問題？”確實是個迷人的問題2。我想補充說，我們在期望什么樣的新問題？是順著語言/概念體系去找問題，還是順著生活/時代要求去找問題？不同的期望背后有著不同的方法論。

　　西方哲學從不滿意思想的混沌（chaos）而追求秩序（kosmos），必定會遇到語言/尺度（logos）問題：什么樣的logos才算是對世界的合理解釋？于是哲學家需要想象有某種真知識（episteme），它表達出事物所以是如此事物的理念（eidos）�？蓡栴}是要從各種主觀意見（doxa）中分辨出真知識卻是個永遠的難題。因此，從知識論的邏輯上看，懷疑論是它的必然結(jié)果--我相信這是西方哲學最深刻的一條思路，也就是蘇格拉底、希臘懷疑論、休謨和維特根斯坦的思路。其中的思想結(jié)構(gòu)可以表達為：1． 既然我們試圖從主觀意見中找出真知識，那么就永遠不知道那個是真知識，因為分辨是否真知識的理由仍然是一種意見（相當于meno悖論）；
2． 于是可以確實知道的情況是：某種東西似乎為真，但沒有理由能夠證明它為真（相當于皮浪/恩披里可命題）；

　　3． 即使有某些已知的事情，也不可能由此推論出關(guān)于未來的知識或者普遍必然的知識（相當于休謨論點）；
4． 理解事情的規(guī)則總能夠被不同地理解，而且只要把未來的或潛在的可能解釋考慮在內(nèi)，那么我們總能夠合理地而不同地遵循/改變?nèi)魏我粭l規(guī)則（相當于維特根斯坦論證）。

　　因此，如果要超越懷疑論，就必須放棄知識論的經(jīng)典追求，即對某種純粹的、普遍必然的知識/真理的追求�；蛘哒f，知識的問題不得不在知識論之外去理解，比如說，把知識問題理解為社會實踐、政治、倫理、文化或經(jīng)濟問題。事實上，哲學思考方式的另一種可能性并非沒有被設(shè)想，而是已經(jīng)在中國哲學中表現(xiàn)出來--這里的思想比較完全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對異國請調(diào)感興趣的文化比較或人類學研究，而是純粹思想性的研究，正如Francois Jullien在說明“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時指出：既然要做哲學家而不是人類學家，就必須與一種能與希臘思想比美的思想進行交往，而中國哲學是唯一選擇，因為中國哲學同樣是原創(chuàng)性的、發(fā)達的又與西方模式完全不同

　　3． 中國哲學的特性并不表現(xiàn)為某些標志為“中國的”教義或主義，例如儒家“仁義忠恕”之類的觀念，因為這些觀念在純粹思想內(nèi)容上并不是只能中國才有，西方思想中也能夠找到類似的觀念，這就像在中國思想中也可以找到類似西方知識論和邏輯分析的觀念。因此，思想的特殊性并不在于關(guān)于某些事情的教義，而在于關(guān)于所有事情的方法論或思維方式。中國哲學的思維定位不是“知道”而是“聞道/得道”。西方式哲學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國要聽圣人之言，也就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大智慧，這種智慧在知識論上未必表達了事物本身，但它在實踐論上能夠?qū)Ω兜昧耸挛��？梢哉f，中國哲學追求的是實踐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識的大智慧。那種實踐的大智慧能夠使人得道，也就是在實踐/生活上獲得幸福和成功。至于如何得道，按照中國式的理解，當然要做到天人合一。所謂人謀天成，識時務(wù)，認形勢，把握時運，這種“形勢思維”是作為實踐哲學的策略/博弈思維

　　4.在老子或孔子的政治哲學和生活哲學中，在兵法、中醫(yī)、中國藝術(shù)、圍棋等等中都表現(xiàn)出這種哲學思維。天人合一原則可以理解為（假如我的解釋有道理的話）：
任意某人在做任意某事時的效果最大化方法是，必須考慮 到相關(guān)的各種事情的各種可能性和理解角度，即考慮到各 種事情有各種道，并且盡量找到能夠與各種道的趨勢和運 作重疊一致的做法，這樣就能使人為的事情變得自然而然。

其中關(guān)鍵在于要求用開闊靈活的眼光理解各種事情有不同的道，并且力求發(fā)現(xiàn)各種道的一致點或協(xié)同方式以便發(fā)揮各種道的綜合優(yōu)勢。不僅對自然存在，對他人，對身體，對心靈，對工具，對社會和生活，都是如此。因此，天人合一似乎更應(yīng)該理解為諸道協(xié)調(diào)，化人為成自然，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與自然存在的一致。

　　3） 關(guān)于命運的知識 盡管在表面上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也關(guān)心自然存在，但實際上真正關(guān)心的是人類自身的命運，因此，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關(guān)于命運的人文知識 （knowledge of fate）而不是關(guān)于事實的知識（knowledge of fact）�？茖W才能夠成是關(guān)于事實的知識，但這種關(guān)于事實的知識最后總是要按照關(guān)于人類命運的知識而服務(wù)于人類的目的，這一點恰恰說明了人文知識作為關(guān)于命運的知識的重要性（科學發(fā)展所帶來的各種危險問題都是要由人文來思考的問題）。如果一種知識是科學，那么我們至少期望它在可控制的實驗條件下總能夠產(chǎn)生可重復的結(jié)果，而在不能充分控制的自然條件下則能夠在概率上可以預(yù)測結(jié)果�？茖W預(yù)測雖然經(jīng)常出錯，但這只是因為自然情況太復雜而不能完全計算。當社會科學被類比為科學時，人們就會錯誤地以為社會科學所以更不可靠僅僅是因為社會生活比自然更加復雜。社會是否比自然更復雜，這不重要，關(guān)鍵的不同之處是，在生產(chǎn)科學知識時，認識者是把握著知識局面的主體 （subjectivity）而自然是被動的客體（objectivity），自然的秘密雖然隱藏著,也許永遠不能完全知道，但謎底就在那里等我們單方面去猜。這樣一種主體---客體關(guān)系只是科學的知識論基礎(chǔ)，但卻不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論基礎(chǔ)。

對于人文知識來說，知識就是關(guān)于人的知識，被認識者同時也是認識者，在認識自己時自己會不斷變化，認識他人時他人也在認識你，這里是一種互動（interactive）的關(guān)系，單方面的主體不存在，甚至無所謂共同合作去理解對象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而只有或合作或不合作的生活/知識博弈“各方”（players）。這樣就產(chǎn)生了命運，由各方的創(chuàng)造性行為造成的不可測的命運。而人文知識就是互相猜度、隱瞞、誘導、欺騙、勸說、暗示、策劃、解釋、論證、信任和威脅等等試圖把握命運的技藝，從更大的規(guī)模上說就是創(chuàng)造觀念和價值體系、建立制度和規(guī)則、造成行為模式和生活意義的創(chuàng)造命運的藝術(shù)。這樣一種生活博弈的知識，關(guān)于命運的知識就是人類的自我認識，它是創(chuàng)造性的，因此在這里知識和藝術(shù)已經(jīng)一體化了。當假定人是理性行為者就形成經(jīng)濟學特別是博弈論知識；
當考慮非理性原因時就形成心理學特別是精神分析知識；
當以政府和社會集團利益為重就產(chǎn)生政治學；
當考慮到階級意識和個人立場就形成批評理論，如此等等，進一步說，各種人文知識或社會理論并沒有一致的立場，但都是正確的，因為需要考慮的事情和事情的角度總有不同。這個“因事而異”的人文知識原則已經(jīng)由老子給出了最好表述：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 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 當然哲學總要追求總體的理解，但按照中國的哲學精神，哲學不是去追求關(guān)于各種或所有事物的概括性理解（universal and general understanding），而是要追求駕馭各種不同的道的一貫性理解（consistent and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在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覺到一種與追求“本質(zhì)思維”的西方哲學完全不同的追求“形勢思維”的中國哲學志向。人文知識既是對命運的理解，又是對命運的參與行為。知與行是互動的過程，于是，知識論就需要一種根本性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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