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和昆德拉仍然有許多共同之處。大約1957年，19歲的哈維爾申請報考表演藝術(shù)院的電影系，正是當時在那里任教并深受學生歡迎的昆德拉（26歲）推薦了他。此番申報當然沒有成功，原因是哈維爾來自一個資產(chǎn)階級家庭。在很長時間內(nèi)，不難想象，哈維爾一直處于深深的被排斥在外的感覺之中，這是那個美麗而動蕩的地區(qū)幾乎所有人在不同時期都經(jīng)歷過的感情——一個弱小的人（民族）面對強大的、結(jié)成同盟的對手。卡夫卡曾經(jīng)出色地描繪過它，另外還有哈謝克（1883－1923）、霍拉巴爾（1914－1997）等，他們將此再三表述為：“荒謬”或“悖謬”。于60年代初在布拉格新出現(xiàn)的巴魯斯特拉德劇院嶄露頭角的哈維爾從他的前輩作家尤其是民族與時代精神中汲取了這種東西。作為一個年輕的劇作家，他在沉迷于當時歐洲正在風行的貝克特、品特、尤耐斯庫等人作品的同時，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貝稱之為“捷克的荒誕派戲劇”：《游園會》（1963年上演）、《備忘錄》（1965年上演）、《思想越來越難以集中》（1968年上演），身處其境的布拉格觀眾正好具有領(lǐng)悟這種東西的出色能力，于是它們引起很大反響和獲得成功。差不多二十年后，哈維爾回憶當時的情景道：荒誕派戲劇有一種能抓住存在于氣氛中的東西的能力，如果在他之前這種戲劇不存在的話，那么他也感到一種沖動要把它創(chuàng)造出來。老實說這種戲劇給人們提供的并不是任何希望和安慰性的東西，而只是提醒人們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以一種比較殘酷的玩笑的方式告訴人們，他們目前的生活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但哈維爾身上還有另外一種成分。他自己將此稱之為“荒誕的理想主義”。也就是說，盡管意識到事情荒誕的一面，但這并不妨礙他仍然按事物的本來面貌去對待，堅持正常的和嚴肅的行為方式。用我們熟悉的一句中國古話來說，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當然在哈維爾那里沒有那種體驗中的悲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他甚至把這解釋為對荒誕的進一步理解：在一個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環(huán)境中，追求生活的意義，這種行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荒誕性；
反過來也一樣，一個人越是經(jīng)歷荒誕，感受那種不可思議的氣氛，正是由于他不斷地去追求有意義的事情引起的。在如今的世界上，還有什么比追求意義更為荒誕、更為令人迷惑不解的嗎？他幾乎是抱著巨大的荒誕心情看著自己是如何嚴肅工作的。這和我們平時理解的“荒誕即虛無”、“即“意義的取消”完全不一樣�！坝幸饬x”和“荒誕”只是一枚錢幣的兩面。哈維爾說有這樣一件事頗能說明他的性格。1968年8月蘇軍入侵時，他和朋友及妻子在捷克北部一個叫做利貝雷次的小城“抵抗”了一周，“如果我能把那稱為抵抗活動的話”，他又補充道。他廢寢忘食，不亦樂乎地每天寫一篇評論，送往當?shù)貜V播電臺；
并且給各種各樣的區(qū)委（黨的區(qū)委、國家委員會的區(qū)委、民族陣地的區(qū)委）起草大篇的宣言，通過街頭的高音喇叭向人們廣播（一個在布拉格寫作讓人在劇院從頭笑到尾的劇作者！）當然他們最后還是輸了，不得不回到布拉格。在一次類似全國作協(xié)最高會議上，當人們意識到這是最后一次聚會時，決定起草一份向全民交代的遺囑般的東西，表明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放棄的立場。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文件，他和另外的兩個人很快退到電影俱樂部的一間小屋里開始草擬。在這種莊嚴得近乎悲哀的氣氛中，他突然想起他的一個達達主義朋友在附近的一個美術(shù)館這天舉辦開幕式，并且早就邀請了他，因為這個朋友喜歡哈維爾用跑了調(diào)的嗓門唱他們的愛國歌曲，以及用一種異乎尋常的熱情吟誦他們的古典文學。哈維爾假稱要方便一下轉(zhuǎn)身來到大街上，溜出去參加了那個開幕式。此番他的演唱和吟誦更有震驚四座的氣勢，他作為一個滑稽角色大獲全勝。但他沒有陶醉于這種成功而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又匆匆返回那間小屋，參與那份悲哀的歷史性文件的起草！這兩件氣氛徹底悖謬的事情如此穿插在一起，哈維爾是這樣解釋的：如果一個人的面容隨著他所面臨的問題的嚴肅程度變得越來越嚴肅，那么他就會很快地變得僵硬，成為他自己的雕像，這么一個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寫出一篇歷史性文件的。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想墜入這種嚴肅性不能自拔而變得荒誕之極的話，那么，你必須對自身的荒誕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的認識。甚至如果沒有這種認識（保持距離），那么你的行為也就失去了其嚴肅意義。人類行為只有基于人類對自身短暫的清晰認識，才會變得真正重要起來。真正的意義只有從荒誕中看到。

　　從他的“荒誕的理想主義”出發(fā)，哈維爾提出兩個屬于他的獨特的理念：“生活在真實之中”和“反政治的政治”。在當今的世界上，這幾乎完全是兩個堂·吉訶德式的命題，在某些人看來，它們不切實際到了不值得一哂的地步。昆德拉在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就指名道姓地取笑過前者，他通過其中最“輕”的一個人物薩賓娜之口說道：“既不對我們自己也不對別人撒謊，只有在遠離人群才能做到�！�…薩賓娜保守著那么多戀愛秘密但一點兒也不感到難受……相反，這樣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實之中。”（《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輕》，韓少功、韓剛譯，作家出版社。）昆德拉不會不知道哈維爾提出這個命題的具體語境，他這個玩笑開得有點過于玩世不恭了，但是這絲毫也不構(gòu)成對哈維爾這個偉大命題的任何削弱。事實上在這個地區(qū)所能提出的任何命題都不能不是悖論的，即它存在十分明顯的易受攻擊和諷刺的地方，否則則是沒有力量和針對性的。“生活在真實之中”基于這樣一個普遍的、公然說謊的事實，哈維爾通過分析擺在商店櫥窗里完全是一條不起眼的標語而清晰地揭示出來。一個蔬菜水果店經(jīng)理在他的洋蔥和胡蘿卜中間安放了一條標語：“全世界的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呢？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實際上要和這世界上的什么人、什么東西相聯(lián)系？他的熱情真的有如此之高，使得他感到有一種無法遏制的沖動，想讓別人了解他的這個念頭？他是否有過那么一刻，去想想這種聯(lián)合將怎樣出現(xiàn)，以及它的到來意味著什么？哈維爾的回答是：絕大多數(shù)這種經(jīng)理從來也沒有實際地思考過擺放在他們自己櫥窗里的這種標語，他們從未關(guān)心過這種東西的語義內(nèi)容，因此，它們不是用來表達經(jīng)理們的真實想法的，該標語是由單位領(lǐng)導(dǎo)將它和洋蔥、胡蘿卜一起批發(fā)下來的。但這是否意味著這種張貼是沒有意義的，僅僅是一樁被動的和不自覺的行為呢？其實不。這種張貼傳達出來的另一個十分明確的消息是：我，水果蔬菜店經(jīng)理某某，住在這兒，借貴方一塊寶地，并知道我應(yīng)該干什么。我的行為符合人們期待我的方式。我是無可指責地和可以信賴的，我是服從的，因此我有權(quán)平安地留下來。做我的生意。但是他不能把這個實際上的真實想法大聲說出來，而要隱藏在一條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標語背后。這樣他的生活就斷裂成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一層是這個人的實際生存，他的切身利益和欲望，包括他某種程度的擔憂；
另一層是他用做擋箭牌的那種東西，對這種東西他一天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卻堂而皇之地把它據(jù)為己有，弄得其他人都無法找出他的破綻：“我想要聯(lián)合這個世界上應(yīng)該得到同情的那部分人，這難道有什么過錯？”說這話時，這位經(jīng)理已經(jīng)有一點不知羞恥了，他不僅曾經(jīng)用什么將什么偽裝起來，而且他還偽裝成他沒有偽裝過任何東西。如果這時候有一位婦女走進該商店，問她看見了什么她會怎樣回答？哈維爾繼續(xù)分析道，她會告訴你今天有沒有西紅柿和菠蘿，卻壓根兒沒注意那條標語。原因很簡單，也許這位婦女于一小時前在她自己的辦公室里剛剛掛上了一條同樣的標語，于是她對眼前的這條視而不見，心照不宣。然而正是在她的這種漫不經(jīng)心背后，更為深廣的東西由此暴露：人們到處張貼這種不著邊際的東西，是在承認它作為一種普遍的背景或規(guī)范，是在接受這種東西作為背景和規(guī)范的意義，是允許自己的生活被侵犯。對于每一位張貼者來說，他不僅是做他自己“份內(nèi)”的那件事，也是在給他周圍的人施加無形的壓力，以他自己的卷入提醒別人也去做同樣的事情，一道來參與這種看似無害的游戲，一個總的“自動整體”和一個個局部的“自動整體的工具”便得以形成。不同地位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層次，發(fā)明和玩弄游戲的人反過來又被游戲本身所控制，越來越多的人被弄得不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對此，哈維爾針鋒相對地提出要“生活在真實之中”、“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

　　“反政治的政治”聽上去便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思議，許多西方人也為此感到十分困惑，經(jīng)常拿這個問題去煩擾哈維爾本人。概括地說，這個思想表達的是，與一般人們不免將政治理解為“權(quán)力的欲望和操作”、“政治陰謀及手段”乃至武力不同，哈維爾認為，真正的政治，配得上這個名稱的政治，是為你親愛的人們服務(wù)，為你的社會服務(wù)，為未來的人們服務(wù)。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礎(chǔ)是良心和道德，政治應(yīng)該從屬于人類良知，它是一種為全體人民的責任。因此，政治家或從事政治的人不應(yīng)只是冷漠的犬儒、虛榮、無理、粗卑的人，恰恰相反，一個有良心、有道德感、謙虛并且不貪圖權(quán)力的人最適合從事政治。哈維爾本人的經(jīng)歷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他說他有一個很幸運的優(yōu)越條件，即在他自己的“眾多壞品質(zhì)”中，恰恰沒有對權(quán)力的強烈欲望和愛好。因此在從事政治生活時，和那些最終想抓住權(quán)力并牢牢不放的人相比，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有可能不縱情于手段的行為之中。作為一個頗有成就得劇作家，他是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活躍于辯論、組織簽名、起草和發(fā)布宣言的活動之中。1975年，哈維爾給當時的捷克總統(tǒng)胡薩克寫了一封長信，剖析了在普遍地沮喪、悲觀的情緒籠罩下的捷克社會及人們的精神狀態(tài)，尤其是道德危機，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事隔十多年后拿這樣的問題詢問捷克當代小說家伊凡·克里瑪：哈維爾的那封信“充滿了愚蠢的高調(diào)”，“完全不懂真實的生活”，“完全是堂·吉訶德式的”，這樣的人是否有人認為他不是一個討厭的家伙便是傻瓜？還有，后來的那些好事是怎么叫他撞上的？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對我們有些啟發(fā)：1977年，哈維爾和他的朋友一起發(fā)起了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其中包括起草一份有關(guān)人權(quán)監(jiān)督的宣言，而這份宣言不止一個執(zhí)筆者不管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都沒有對外公布它們的姓名。因為在參加這個運動的所有人看來，他們都不過是在盡公民的義務(wù)，沒有人你認為自己是在扼住歷史的喉嚨、騎在歷史的背上創(chuàng)造“歷史”，乃至要在“歷史”上面鐫刻下自己的大名。從自身的良知出發(fā)同時也意味著較少考慮行為的成敗與否，僅僅因為那是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而去做。1968－69年間哈維爾和昆德拉之間曾經(jīng)有過一場公開激烈的爭論，昆德拉指責哈維爾德做法為“激進主義和好出風頭”。即使從我們這個遙遠的角度來看，我們當中仍然不免有人認為哈維爾的行為方式是愚蠢的和笨拙的，但如今這個世界的不幸也許正在于以聰明者、識時務(wù)者自居者太多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第五章“輕與重”中有這樣一個細節(jié)：主人公托馬斯久無聯(lián)系的兒子和一位編輯來找他，遞給托馬斯一張關(guān)于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聯(lián)名請愿書，希望他在上面簽字�！巴旭R斯飛快地運轉(zhuǎn)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愿書，唯一結(jié)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扯來扯去，結(jié)果托馬斯還是沒有簽。哈維爾也曾指名道姓地分析過昆德拉的這個細節(jié)，托馬斯的立場被看作昆德拉本人立場的體現(xiàn)。哈維爾指出小說中的這次簽名基于現(xiàn)實中一次真實的簽名活動，此事弄得執(zhí)政者非常反感，有好幾個簽了名的人迫于壓力又收回了簽名。理由和托馬斯一樣，他們認為這樣做就不了任何人，只會激怒政府。而實際上，后來當政治犯出獄之后，他們都說，那篇請愿書使他們感到巨大的滿足。因為在人們普遍表現(xiàn)淡薄無情、聽之任之的時候，仍然會有人想著他們，公開站在他們這一邊表示支持，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更進一步，哈維爾分析道，將不能立刻產(chǎn)生效果的行為都看成愚蠢的，仍然是習慣于從“上面”（從“勝利者”一方）看問題，這樣的人不會同情其價值在若干年后才顯示出來的任何行為。但正是這一次次被視為“冒險”、“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行為，才使得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環(huán)境得到一步步改善。哈維爾說這話已是1988年，毫無疑問，當時捷克社會及政治越來越寬松的狀況進一步印證了哈維爾的論斷。尤其是我們將這些看作哈維爾本人立場的又一次出色闡述，它們當然都是深具魅力的。

　　但是，聯(lián)系昆德拉小說的上下文，我卻不能完全同意哈維爾這次對昆德拉的批評。理由是，不管托馬斯作出怎樣種種令人迷惑的解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且不管這件事本身結(jié)果如何，托馬斯有拒絕簽這個名的權(quán)利。因為這完全是自愿行為，的確沒有人能讓他“非這樣做”不可，哪怕這件事的意義被表述為如何如何。并且既然托馬斯是經(jīng)過再三考慮做出了那次決定，那么其后果就只能由托馬斯來承擔，由他自己為自身的自由付出代價。實際上在此之前，托馬斯在另一件事情上表達了相同的立場。腦外科大夫托馬斯寫了一篇關(guān)于俄底浦斯的文章，闡述俄底浦斯在一種完全是無知的情況下犯了罪，但他并沒有因為自己的不知情而逃避承擔責任，在真相大白后他把自己的眼睛弄瞎流浪他鄉(xiāng)。這篇文章發(fā)表后被認為是向當局的一次挑戰(zhàn)。于是他受到審查，被要求寫一篇公開收回自己立場的文章，并威脅他否則就要被醫(yī)院除名。托馬斯說：“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焙髞硭�告訴對方，他“不能寫一個字”，結(jié)果他被迫離開了自己的醫(yī)院和專業(yè)。兩年后又有內(nèi)務(wù)部的人找他，為同一件事情，這回他們替他寫好了改變立場的“樣搞”，僅僅讓他簽個字，他當時答應(yīng)來人說“愿意自己來寫”，第二天卻主動跑到他暫時棲身的郊區(qū)診所辭了職，解除了別人可能威脅他的任何憑據(jù)，當上了一名擦洗玻璃的工人。托馬斯拒絕在兒子和編輯帶來的請愿書上簽字應(yīng)該和前兩次拒絕放在同一背景下去考慮，他是在強調(diào)自己的自由，聲明屬于自己的某項權(quán)利，并且實際上他也是為這次拒絕付代價的：他知道這將在自己的兒子那里失去立足點（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也將在已經(jīng)于那份請愿書上簽名的其他人及編輯那里失去立足點（實際上失去的是任何社會性的、集體的歸屬）。托馬斯這樣做最終沒有獲得眼前的和日后的任何好處，他是在拿他自己的自由做實驗，他要求這種自由得到反復(fù)印證。他的這種抽象氣味十足的做法與其說是“自殺性”的，不如說有點“自虐”。但不管怎么說，托馬斯和那些極力保住自己在“上面”的位置及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像托馬斯這樣的人面臨的最大危機是他的“自生自滅”，除此而外，他所具有的危險性極小。他的“消極”立場使他不會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但也避免了因為要造成“驚天動地”的效果而做下一樁樁可怕的事情；
他不喜歡任何人以任何名義強加于他，他當然也不會給別人強加別的任何東西；
他從全部現(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的背景中生長出來，卻不會再度成為它的幫兇。

　　如果我們把托馬斯拒絕在兒子和編輯帶來阿請愿書上簽名看作時他自身的自由和權(quán)力一次小小的凸現(xiàn)的話，那么，這只涉到事情的高音區(qū)的一面；
這件事低音區(qū)的那一面是：托馬斯不想簽這個名，他就是不想簽而已。如果有第三次、第四次簽名（任何意義上的），他也還是不簽。這是一個內(nèi)在地固執(zhí)地意愿，遠遠發(fā)生在意識到某項權(quán)利之前。所有能想得起來不去簽的理由都是后來出現(xiàn)的，實際上，當一個人為自己辯護時，總是有些言不由衷的，甚至他所列出的原因聽上去越是有理，便越是虛幻脆弱，托馬斯沒有去做這件事，這是唯一重要的事實。僅僅這個事實可以把昆德拉本人的所作所為聯(lián)系起來。在許多場合昆德拉一再聲稱自己是個小說家，他借此來回答包括哈維爾在內(nèi)的許多捷克同胞的責難，為自己實際上沒有做什么而辯解。我們同樣也要把昆德拉沒有去做該做的事情和他此找出的種種理由分開。理由總是在作出決定的后半拍上出現(xiàn)的，它的前半拍是，這個人沒有去做這件事的欲望，昆德拉從一開始就沒有想到要采取任何行動。為什么事情是這樣？這使得我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出一些問題，是否可以表述為這樣：哈維爾和昆德拉最重要的區(qū)別在于他們的人格及其力量，尤其是行動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同樣意識到事情的荒誕性質(zhì)和籠罩在荒誕所帶來的迷亂氣氛當中，哈維爾仍然腳踏實地地去做，爭取應(yīng)該爭取的東西，具體地。部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因為他始終維護了自己的人格的完整性，從這種完整性中產(chǎn)生崇高的行為意志和直截了當?shù)男袨榱α俊�—這個世界既沒有將他壓垮，也沒有從內(nèi)部將他瓦解。對這種人來說，完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他該做什么就做什么，思想和行為一致。昆德拉十分復(fù)雜的情況簡單概括地說是這樣：“環(huán)境中的悖謬”（哈謝克的主題）已經(jīng)彌漫滲透到個人頭腦和精神的領(lǐng)域，他時時感到有不同的力量從四面八方拉扯他，撕裂他，它們本身互相矛盾卻聯(lián)合一致來反對他，足以從內(nèi)部將一個人瓦解，造成他人格的破碎和精神的分裂；
“個人和環(huán)境的對抗”（卡夫卡的主題）于是變成了這個人自身內(nèi)部不同力量的并置并存——“忠誠和背叛”、“光明和黑暗”、“魔鬼和天使”、“記憶和遺忘”、“靈與肉”等等，它們甚至連互相對抗的力量也沒有，這個人也無力反抗他自己身上存在的種種雜蕪和悖謬，只有聽之任之，讓它們共居一室，“各種反論相匯合，并被推向極端。”（《被背叛的遺囑》，孟湄譯，牛津大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昆德拉的作品種找出這種“極端”－“兩級”的體驗，它們是莎賓娜和特麗莎。正像雅典娜出自她父親的腦袋一樣，這兩個女人也可以說是從托馬斯的左腦袋和右腦袋中產(chǎn)生出來的，她們分別從左翼和右翼構(gòu)成托馬斯聯(lián)合政府的內(nèi)閣，是托馬斯悖謬世界圖景中的兩頭：“背叛和軟弱�！鄙�賓娜先后背叛了自己的“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背叛自己的背叛”，一直到無可背叛（“還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特麗莎在面對托馬斯以及這個變得越來越快的世界時，常常感到一種類似杜布切克面對勃列日涅夫那樣的“無力”和“軟弱”，而當她意識到這一點時，就更寧愿服從于這種軟弱而不想變得堅強，意欲一味軟弱下去，甚至在眾人之前“倒下去”、“再倒下去”，昆德拉又將之稱為“暈眩”。將莎賓娜的：背叛”和特麗莎的“軟弱”結(jié)合到一起的人是托馬斯（這兩個女人不僅能和平共處，而且還發(fā)展出一種奇特的友情），這里的“三部曲”是這樣展開的：特麗莎代表了一種非常真實而深刻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弱者面對強權(quán)的世界，感到自己被取消的處境和徹底無力，托馬斯是為了這種處境提供解釋、說明和辯護的人，他甚至不怕說“身為捷克人的實質(zhì)意義除了灰燼，再沒有什么。唯一能使它們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便是他們的失敗與他們的互相指責。”（見韓譯本，第100頁）薩賓娜采取的反應(yīng)是急于逃離，從一切身邊逃離，像一只逃離沉船的耗子。我們不揣冒昧地猜測：這三個人加起來是一個昆德拉，它們是昆德拉自己的“流亡政府”的三色旗。如此，來自外部的悖謬（及個人與環(huán)境的對抗）已經(jīng)內(nèi)化為個人自身的悖謬，內(nèi)化為屬于個人的無法解決和擺脫的困境，這個人或許會說：如果我自己的問題我都無法對付和改變，那么我怎么可能去對付和改編這個世界？用T·S·艾略特筆下疑慮重重的人物普魯弗洛克的話來說：“我可有勇氣/攪亂這個宇宙？”

　　在《笑忘錄》中，昆德拉將那種弱者面對無法抗拒的強者的屈辱感情描述為“利多斯特”（Litost）。他說這是一個捷克用語，是“一個人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慘而產(chǎn)生的一種極度痛苦”。不管怎么說，被來自外部和內(nèi)部的多種災(zāi)難所壓倒的如此無力的人是不幸的，充滿悲劇性的。這里我想簡單指出昆德拉在基本上是處理這種經(jīng)驗時所產(chǎn)生的美學上的一點不適：他仍然在用一種強音乃至強詞來講述這些悲慘的故事，用“雄辯”來面對這種無力乃至無語的情況，我指的是，他最終將那些破碎的環(huán)境和破碎的人物縫合成一個“統(tǒng)一、完整的世界圖景”，當然它被稱之為“失去上帝”的世界。（有時候昆德拉又稱之為失去“主人”的世界，“這顆行星正在沒有任何主人的情況下穿過虛空�！缎≌f的藝術(shù)》，唐曉渡譯，作家出版社）這是一個正在變成“陷阱”、人們在其中“遭受圍困”的世界，換句話說，是一個由惡意的神靈所擺布的受詛咒的世界，這位惡意的神靈實際上無所不知，無所不包，這樣，昆德拉就將一種本來是具體的境遇普遍化了，將其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這與一個小說家所面臨的任務(wù)似乎不太相稱，他成了那位不懷好意的家伙“雇”來的另一位滔滔不絕的“牧師”。體現(xiàn)在作品中，他的小說充滿了關(guān)于各種問題繞來繞去的分析、解釋、設(shè)想、辯護、結(jié)論等等，它們幾乎將小說所要求的人物、場景、細節(jié)以及各種微妙的轉(zhuǎn)換淹沒了，仿佛后者只有依附于前者才能存在。而在這之上，是那種自天而降、無所不在地笑聲，它降臨在處境悲慘的人們頭上，其實是弱者里面更弱的那些人身上。（如《玩笑》中對任何玩笑都表現(xiàn)得特別無能的瑪格塔、因其丈夫的過錯而成為報復(fù)對象的海倫娜、由一個小小的惡作劇引起一系列倒霉事件、最后掉進更大的玩笑之中的盧德維克。而那位“厄運”的代理人澤曼尼克卻始終處于上風，他毫發(fā)不傷�。┯绕涫钱斃サ吕�不僅把這種“悖謬”看作是某種現(xiàn)實，甚至是在更加普遍的范圍內(nèi)出現(xiàn)的未來的可能性——“一種歐洲的可能性，一種歐洲可能出現(xiàn)的景象，一種人類可能的境況”（唐譯《小說的藝術(shù)》，P46），他幾乎是一個關(guān)于末世的預(yù)言家了。他的可能性是沒有任何可能性，因此可以說是“偽可能性”、“偽預(y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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