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操守問題”話題近年頗熱。這和知識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類話題密切相關(guān)。這兩個問題我想也許換種提問的方式會更好，即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過屬于自己的位置么？還有，人們所談論的“操守”或“氣節(jié)”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才是應該肯定的。

　　這一想法緣于前些時候看到一篇意在弘揚知識分子操守和氣節(jié)的文章，文中談到三個明代文人，其中一個是明惠帝的侍講學士方孝孺故事。

　　這篇文章以“方正之學的死諫者——方孝孺”為題，大贊方孝孺的氣節(jié)，但我看了實在不敢茍同，為探討方便起見，這里再扼要復述清人褚人獲的筆記《堅瓠記》中所載的方孝孺故事：１４０２年，明燕王朱棣（即后來的永樂皇帝）率兵進入南京，奪取了皇位。然后他命令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書，但方孝孺非但不識抬舉，還披麻戴孝，執(zhí)筆寫一“篡”字。

　　非�；�稽的是，明成祖開始為拉攏方孝孺好言相勸說：“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但方孝孺卻不肯罷休，被方孝孺罵惱了的朱棣終于發(fā)火說：“難道你不怕被滅九族嗎？”方孝孺依然一意孤行抗聲道：“即夷十族何妨！”

　　事情發(fā)展到這一步，后果就是必然了。方孝孺不僅被滿門抄斬，連他的同鄉(xiāng)故交、門下學生也都不能幸免，被綁縛刑場，一一凌遲處死。

　　過程就是這般，但該文作者卻盛贊道：“（褚人獲）即寫出了方孝孺的一身正氣；
又寫出了他的綿里藏針、諧趣橫生的膽識；
還寫出了明成祖朱棣的無奈與陰險……”

　　先不談方孝孺的“正氣”，“綿里藏針”之說顯然不確，方孝孺固執(zhí)正統(tǒng)觀念不放，明明寫出了個“篡”字，還有何“綿”可言？朱棣無奈是實，但陰險卻說不上，因為他在方孝孺面前根本就沒玩什么陰謀，他明明白白地地坦率告訴方孝孺，這是“他自己家里的事”。

　　難道不是嗎？歷史上的宮廷斗爭，“父殺子、子軾父、兄弟相殘”比比皆是，其中有多少正義可言？又與民生有什么關(guān)系？

　　盡管道德是個“歷史的范疇”，我還是不能恭維這種“歷史的操守和氣節(jié)”。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不妨舉幾個近似的事例。

　　“馬稷失街亭”是個家喻戶曉的故事。人們談論它時，焦點都集中在馬稷“夸夸其談”和諸葛亮用人失察方面，很少注意到這里的“人質(zhì)”或“賭注”的決定性作用。

　　諸葛亮曾問主動請戰(zhàn)的馬稷，如果失守怎么辦？馬稷斷然地說，若有辱使命，“乞斬全家”，意思就是“請殺了我全家”。馬稷本來是諸葛亮手下的幕僚，但他不甘心僅做個幕僚，還想走到前臺，在戰(zhàn)場上一搏功名，為此竟把一門老小的性命都當做賭注押了上去，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全家人都被他主動而“義無返顧”地當作“人質(zhì)”抵押了上去。

　　按照正統(tǒng)的觀念看，這不是“可歌可泣”么？但以今人的眼光看，這是令人發(fā)指的。試問馬稷，他有何權(quán)力把一門老小的性命當作他邀取功名的砝碼？！但正是這個“乞斬全家”的生死文書，堅定了諸葛亮使用馬稷的決心。

　　今日中國的賭徒，傾家蕩產(chǎn)甚至把老婆的貞操當賭注押上賭桌的也不乏其人，雖然程度上不能和馬稷的“乞斬全家”相比，但性質(zhì)是一樣的。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普遍的現(xiàn)實，與“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情同一理，一家之主也是可以決定子孫妻女命運的。

　　早在春秋時代，與孫武齊名的軍事家吳起就干過“殺妻求將”的事，當時，齊國出兵伐魯，魯國想聘吳起為將，但知道他的妻子是齊國人又猶豫起來。吳起見狀立即把妻子殺了，并由此獲得信任，當上魯國大將。這不喪盡天良么？

　　作為社會基本的細胞，封建社會的家庭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也是沒有民主和平等意識可言的，它只有縱向從屬關(guān)系，而缺乏橫向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權(quán)利意識，正是這種性狀的家庭細胞總和，決定了封建社會的性質(zhì)。

　　中國古代有個著名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稱“修齊治平”）理論，它盡管不乏合理之處，但由于封建社會中的占支配性的人際關(guān)系是主從關(guān)系或主奴關(guān)系，“修身”的終極目的是依次效命封建帝王、各級主子，做個優(yōu)秀的奴才，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人格”可言。

　　盡管在封建社會的人際關(guān)系中，也存在著同僚、鄰里街坊等關(guān)系，但在極權(quán)社會制度的經(jīng)緯網(wǎng)絡(luò)中，垂直的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經(jīng)”——是決定性的，所以雖然中國也產(chǎn)生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樣的思想，但終因“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支配性地位而失去它的有限的積極意義。

　　在這片盛產(chǎn)專制的土地上，即使在皇權(quán)被削弱的時代，專制文化的骨髓，仍保留在“細胞”里。舉個例子，在歷經(jīng)多年的社會大動蕩后，東晉時期的皇權(quán)被被明顯削弱，貴族勢力崛起成了東晉社會一個顯著特征。當時，人生無常的哲學泛濫，醉生夢死、斗富比闊之風也彌漫社會。盡管如此，專制暴虐的因子仍能結(jié)出顯著的果實。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東晉大富豪石崇。大富豪石崇有一天宴請丞相王導和大將軍王敦，他事先就對來客聲明，他要讓家中的美女勸酒，如果他們不喝就要殺掉美女。丞相王導尚有人性，只好勸一杯喝一杯，喝得大醉，但大將軍王敦偏不喝，于是石崇殺掉一個美女，接著又讓第二個美女勸酒，王敦還是不喝，石崇又殺掉一個勸酒的美女。

　　丞相王導看不下去，便勸王敦說，你忍心看他這樣殺人嗎？王敦竟說：他殺自家人，與我有什么關(guān)系？

　　好一個“自家人”，在石崇（包括王敦）眼里，那被殺的美女當然不算人，只不過是他的巨大家財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就像他信手打碎別

　　人的珍寶再賠上一個更好的以顯示自己的豪闊一樣。這種在奴隸制社會中都稱得上最暴虐無道的行徑，竟出現(xiàn)在封建皇權(quán)被削弱的時代，它能說明什么呢？除了說明人身依附關(guān)系的嚴重程度，除了說明封建暴君大可為一國之主，中可為富甲一方的貴族或土豪，小可為一家之主，還能說明什么呢？

　　石崇別出心裁又令人發(fā)指的事還不止這一樁，他還讓家中美女跪在地上張開嘴當他或賓客的痰盂。此外，石崇這個暴君家中的廁所也頗值得介紹。石崇家中的廁所不但非常豪華，而且里面有成雙的美女捧香侍候出恭的客人，她們的任務還有為客人寬衣解帶，完事后還要為客人換上比客人穿來的衣服更豪華的新衣。

　　一次有賓客進了他家的廁所，發(fā)現(xiàn)里面有一張大床，外施華麗的帳幔，旁有美女二人站立，嚇得連忙退出，以為進了石崇內(nèi)眷的臥室，石崇哈哈大笑，告訴這個“土老冒”說，那就是廁所。

　　在石崇、王敦這些滅絕人性者的眼中，這世上只有兩種人：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他們的“貴族教養(yǎng)”除了生活器用方面的極端的精致化和醉生夢死，哪有一點人的味道。這樣的貴族更像奴隸主。

　　在中國幾千年的古代文化中，從沒產(chǎn)生過“天賦人權(quán)”一類觀念，即使后來佛教大規(guī)模引入中國，“眾生平等”這類觀念也從未能獲得過像樣的地位。

　　看看馬稷“乞斬全家”以邀功，看看石崇殺“自家人”以示豪闊瀟灑，再看看方孝孺為維護封建禮法而從容地讓“十族”人陪他上斷頭臺，顯示自己的“義”不容情。評價這樣的“舍身取義”不是應該小心點么？。

　　王敦說：“他殺自己人，與我何干？”

　　明成祖則奉勸方孝孺：“我奪自家人位置，與你何干？”

　　二者不是很相似么。如果說有區(qū)別，那也就是王敦還有勸阻石崇殺人的可能，因為王敦和石崇的社會地位接近；
方孝孺則沒有這樣的權(quán)力，他只有“死諫”的資格。

　　方孝孺一人舍身取“義”也罷了，但當他面對明成祖“滅九族”的威脅時，我震驚他能輕而易舉地說出：“即夷十族何妨”。

　　可悲這數(shù)千年文明竟從未培育出過一點點像樣的“人道主義”，而只有被日益強化的忠孝節(jié)義。為了維護道統(tǒng)做忠臣，方孝孺不惜賠上一家老小甚至學生朋友的性命。方孝孺不過是奴化教育到極致的畸形產(chǎn)物。

　　方孝孺有什么權(quán)力一句話就把滿門老小送上斷頭臺！可悲的是無獨有偶，方孝孺的弟弟在臨刑前竟作詩尉兄道：“吾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有這樣的忠臣烈士，統(tǒng)治者若不“順應天意”大搞專制，真是“天理不容”了。

　　但還有人會為方孝孺這樣地道的封建衛(wèi)道士動容，并生出如此驚人的感想：“告訴未來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了方孝孺?zhèn)兊奈幕�監(jiān)護，它將會變得更加殘酷無情……”

　　中國野蠻的封建史能夠延續(xù)如此之久，就是因為方孝孺這種人物太多了。這種所謂的“氣節(jié)”在慘烈的“文革”中的所謂“親不親階級分”荒唐理論和實踐中也有過充分的表現(xiàn)。

　　馬稷、石崇、方孝孺，對這些人來說，“天賦人權(quán)”是不可理解的，“獨立人格”是不存在的，人只可能有權(quán)力而沒有“權(quán)利”的，他們不可能懂得應該尊重每個人的權(quán)利和意愿，他們對“自家人”都已如此，這樣的人在殺起“他家人”時，可以想象會多么“義”無返顧。

　　我想，無論道德的歷史繼承性多么不容忽視，也還是不能考慮這樣的根本問題，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當生殺予奪之權(quán)盡在統(tǒng)治者，那么誰當皇帝與老百姓有什么關(guān)系呢？老百姓唯一能做的既然只能是當順民，那么連順民也做不成了的時候就只能做亂離人或造反了。

　　皇帝——忠臣——順民，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wěn)定的三角關(guān)系。如果讓“方孝孺精神”永垂不朽，今天的江南士子們真像作者希望的那樣，每年在清明之際都跑到雨花臺（方孝孺墓在雨花臺）為“方忠臣”獻上一束花，我真不知道今日之中國是個什么樣的國家了。

　　方孝孺唯一可取的是自己沒有逃避死亡，不像古今以來總有些下三濫高呼著“不怕死的給我上”，自己卻縮在一邊。但不論怎樣，任何人在為自己的“理想”不惜一死的時候，都沒有權(quán)力把他人當成“人質(zhì)”押上賭桌。所以方孝孺這樣的氣節(jié)也還是讓他拉倒吧！

　　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自春秋戰(zhàn)國以后每下愈況，對專制政權(quán)的依附日甚一日，其操守氣節(jié)往往是以犧牲人性和獨立人格為代價的。最終是禍害無窮。

　　雖然今日知識分子（豈止是知識分子）也確實存在著尋找位置和操守問題，但乞靈于方孝孺似的氣節(jié)是不會有好處的，即使在比喻的意義上說也是如此。因為知識分子問題，說到底是個獨立人格意識的問題，既然連獨立的人格意識都放棄了，修身豈不是舍本逐末的徒勞。既然制度的力量永遠要比個人修為的力量強大，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自然就是要建立一種能夠保護獨立人格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想放棄你的獨立人格時，別人無法強迫你放棄。

　　從歷史進程的角度看，如果暫時別無選擇，在方孝孺與媚俗的以討好大眾為能事的文化人之間也同樣能分出高下，因為前者是專制的產(chǎn)物。魯迅當年對“京派”“海派”之較的分析中也對此類性質(zhì)的問題做過精采的分析。（凱迪網(wǎng)絡(lu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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