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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冬至:記者要對歷史負責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楊繼繩: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理工學科,入新華社工作前后35年,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jīng)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采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香港《中國市場》雜志總編輯等職。他的記者生涯中,一直從事經(jīng)濟報道和經(jīng)濟研究,并以富有思辨色彩的宏觀報道見長。1984年被評為全國首屆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有一兒一女,均以成才,并自成家業(yè)。楊先生現(xiàn)與老伴相守,居于新華社宿舍,退休之后筆耕反而更為勤奮,以如椽巨筆,寫宏篇大作。

  

  青年時代在清華沒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

  

  郭:我看你的專業(yè)是拖拉機,那個年代是講究對口分配的,你一個記者怎么會是這種專業(yè)的?是你自己選擇的么?

  楊:說起來四十多年以前了,我中學時代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記者。那時記者在我心中是個神圣、崇高的字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及我尊敬的一些歷史人物都是辦過報紙,寫過稿子的人,作記者不僅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更重要的是能為老百姓伸張正義。上初中時有一次語文老師在班上讀了我的一篇作文后,說:“楊繼繩將來能做記者”,下課時有個調皮的同學弓著腰,撅著屁股,在我面前一邊蹦著一邊喊“記者,咔嚓!記者,咔嚓!”我想,記者在人們心中怎么會是這種形象呢?要是將來我做了記者,一定要力圖改變記者這種膚淺形象。

我小時候,村上在一個地主家里抄家,弄出來很多書,我偷偷看了不少,特別羨慕小說里的那些俠客,我想武俠我是做不了,當記者就算是文俠吧,我本是打算報考新聞系的,可1960年高考那年,當時全國僅有的復旦和人大新聞系在湖北一所不招生,另一所只招調干生,學校就讓我就報考了清華。

  郭:你在清華大學一定也耳濡目染受了一些人文熏陶吧?

  楊:很遺憾,我的青年時代在清華沒有感受到什么人文熏陶,就是學了造拖拉機,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想我們將來就是做一顆社會主義螺絲釘么,還要這么多熏陶干嘛。

  記得我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xiāng)勞動50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wèi)“三面紅旗”的辯論,F(xiàn)在回想起來我們那一代在中國頂尖大學收到的教育也就是兩條“實用主義加功利主義”,記得當時校長蔣南翔在大會上教育我們:你們要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就是兩條,第一,要聽話,第二,要能出活兒。這個話現(xiàn)在回想起來,這個話作為父親告訴孩子的人生經(jīng)驗還是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一個教育家教育學生就有些不倫不類了。

  郭:但畢竟清華大學是一所有文化傳統(tǒng)的大學呀?至少是過去的留美預備班,有開放的視野,理工科學校也講究要追求真理呀?

  楊:這就是那個年代政治可怕的地方,我在學校的時候,圖書館里過去的書差不多都沒了,只有馬克思主義著作,我曾經(jīng)半開玩笑地說:“文革”前的政治經(jīng)濟學講資本主義可歸納為四個字———“造反有理”,講社會主義可以歸納為五個字———“社會主義好”,學生掌握了這九個字,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其他人文教育就都不用了。所以我們這些清華大學的學生,在學校里從來沒聽說過王國維,陳寅恪,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這是清華歷史上的大師。我們學校的主旋律就是又紅又專,紅是最重要的,記得那時候校友楊政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學校里黨支部就組織大家批判,要我們,千萬別學這兩個人走白專道路。我當時特別積極,還是團支部書記。

  我說這個話不是謙虛,確實是實際情況,我們這一代人從進入社會開始知識結構,人格結構都是有欠缺的。

  

  三十年懂得一個道理: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郭:那你是怎么走上記者道路的呢?

  楊:我那一屆恰好中央媒體來清華招畢業(yè)生,當時招記者就三個條件“黨員,貧下中農出生,能寫”,我都符合,老師就推薦我去了。

  郭:這下,終于實現(xiàn)你的理想了。

  楊:哪里呀,這才剛剛發(fā)現(xiàn)離理想有多遠,那時候我覺得當記者是很神圣的,腦海里都是邵漂萍,范長江這些榜樣,覺得當記者可以指點江山,我68年1月10號去天津分社報道,剛去就失望了。見到記者的工作和我的理想差的很遠,把聽話放在第一位,有個別老記者看到我滿腔熱情就勸我“我是走錯路了,沒辦法了,你年輕,有文化,你別干這行,浪費一輩子”。我呆了三天就受不了了,卷鋪蓋回北京要求重新分配,但是老師說已經(jīng)分配完了,你得自己找單位,我沒辦法找到天津內燃機研究所一個師兄那里,心想這里我總能發(fā)揮專業(yè)特長了,結果他反過來勸我:別以為我們這里能搞什么研究,這里整天亂七八糟的,不務正業(yè),你千萬別來,要不然耽誤一輩子。我最后只好認命了,灰溜溜地回新華社當記者。

  郭:這些年來你是怎么適應這種情況,并且有后來的成就?

  楊:我很多次大致把我當記者的這30 幾年以10年為期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 1977年 ,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fā)了稿子就很受鼓舞。那十年就是緊跟形勢跑,拼命寫,發(fā)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后,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fā)現(xiàn)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能留下來的稿子只有兩篇,一是 1972年與馬杰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不是跟潮流,是根據(jù)老百姓的呼聲寫的。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價。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后的十年。改革帶來了中國新聞界的黃金時代,新聞事業(yè)出現(xiàn)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 ,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

  第三個階段是一段九十年代,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么后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盡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xiàn)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告別被無知和恐懼所驅使的年代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為什么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總的說來,這30多年是一個由盲目到自覺,由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是不斷追求的過程。

  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jīng)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里,找?guī)讉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么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道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yǎng),后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后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郭:那個時代,我是我們國家遭受的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道的時候,又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后來一篇文章里寫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jié)墻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彼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請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fā)現(xiàn)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jīng)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與世長辭。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shù)地方”發(fā)生了饑荒,那個時代的人思維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熱血沸騰的樣子,但連父親都被餓死了居然也沒有太多的痛苦,唯有犧牲多壯志么。那個年代多少人死了,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還覺得自己在建設人間天堂,那個時代的人靈魂都是麻木的。

  郭:但畢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為什么會這樣?

  楊:一種原因是出于無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確實對世界上在發(fā)生什么毫不了解,對自己的國家發(fā)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個年代的人確實非常單純,記得我在天津采訪工人家庭的時候,他們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輛自行車值錢,還怕被偷了,得掛在屋里墻上,就過這種生活,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國工人階級幸福多了。

  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根本不敢懷疑,我也是這樣。誰獨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殘酷事實就在我眼前發(fā)生。有一個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贊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yōu)異,讀書多而勤于思考,才十七歲就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fā)現(xiàn)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fā)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jīng)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里偶爾浮現(xiàn)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并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這就實現(xiàn)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大家不僅“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甚至“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

  

  郭:在那種年代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難道一點發(fā)揮自己能動性的機會都沒有么?

  楊:很多時候要說真話非常難,首先我前面說了,當記者的往往自己就給真相嚇住了,不敢寫了,就算記者敢寫,組長害怕了也不行,組長上面還有采編主任,分社社長,總社編輯,國內部值班室,一層層的過濾,一層層的“顧全大局”,不跟著政治潮流走的聲音要能發(fā)出來那是奇跡,多少真相就被這個冷酷的系統(tǒng)“自律”掉了。

  當然也不能說一點能動性都沒有,比如在1972年,我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一稿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fā)全國,并責令全軍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稱的上是為民請愿了。當時是轟轟烈烈的,僅北京軍區(qū)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萬平方米。但是風頭過后,后來蓋的房子可能比退出來的還要多,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當時我曾一度飄飄然,后來細想起來記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郭:除了適應這種環(huán)境,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楊:這種體制下只有三種人,一種是“適應的人”,不僅主動迎合,還可以創(chuàng)造發(fā)明,他們渾地如魚得水;
第二種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著你,消極怠工;
第三種人是敢于抗爭,力圖改變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鳳毛麟角,但總得有人努力來做,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種?

  楊:我說了這么多抱怨的話,其實我蠻幸運的。作為新華社記者,多年以來,我是有某種特權的,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歷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這些“新聞”怎么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歷史”,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毫不諱言,我曾經(jīng)自覺不自覺的干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當我明白了這些,這種恥辱感就推動著我努力去做第三種人。

  郭:你這樣也算一種大徹大悟吧?

  楊:是呀,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如果掌權者不僅是權力中心;
同時又控制信息決定老百姓應該知道什么,成為信息中心;
進而決定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成為“真理中心”,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太危險了。歷史決不能用來為掌權者一統(tǒng)江山服務,而我們新聞記者就是對歷史負責的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學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忠于史職,忠于史實,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體現(xiàn)。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彎路,從最初的熱血青年,到感到失落消沉,進而開始懷疑,直到90年代中期開始接觸一些國外的書籍,才開拓了視野,真正開始思想層面的痛苦反思。今天的中國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進步,盛行一時的“事實為政治服務”的做法遭到了唾棄,“輿論一律”也被打破了。更應該有一些傳媒知識分子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比我們這一代人做得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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