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福利腐敗”背后的實質是行政壟斷的弊端。因此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上不經濟的行為，會導致社會整體福利的降低和社會總收益的損失；
其塑造的不健康的群體意識還會催生在政治上有危害的分利集團，其背后畸高的收入會加劇社會分層的非正常錯位。長此以往，將對政治公正與社會和諧產生嚴重損害，導致社會的對立與沖突。

　　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詞匯——“福利腐敗”。這一詞匯描述的是一種社會現象。這就是：一些壟斷性行業(yè)將自己掌握的行業(yè)資源無償或者廉價地向本行業(yè)的職工和家屬提供，在福利的名義下形成行業(yè)腐敗現象。例如交通職工免費乘車、電信職工免費打電話、電力職工免費用電、燃氣職工取暖做飯不花錢、銀行職工買房貸款利息超低甚至全免、教育行業(yè)的職工孩子上學不繳或者少繳擇校費，等等。而圍繞這一現象，也把中國大眾分為了兩個群體：絕大多數的社會民眾義憤填膺，激情昂揚地聲討，而身處“福利腐敗”之中的群體則虛與委蛇，王顧左右而言他。

　　多少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種不良社會現象如果不能抓住其要害與本質，指出其賴以存在的基礎與根據的虛幻性，進而指出其或明或暗、或隱或顯的社會乃至政治性的危害，或許在社會大眾激情消退后，這一現象將依然如故、甚至變本加厲。所以，我們有必要從經濟和社會政治層面上對“福利腐敗”作一分析與考量，為消除“福利腐敗”提供理論的準備。

　　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福利腐敗”是腐敗不是福利，要害在于壟斷，而且是行政壟斷

　　存在“福利腐敗”現象的企業(yè)對于社會大眾的追問與質疑，往往以“企業(yè)福利”為名辯解；
我們一些同志也認為提供福利是企業(yè)運行的正�，F象，這些行業(yè)可能在提供企業(yè)福利方面是多了一些，過了一些，但并不一定非要小題大做上升到腐敗的層面。那種辯解是荒謬的，而這種認識則是有害的。

　　我們承認，企業(yè)福利作為一種非工資性的、非貨幣性的報酬，是企業(yè)保障員工權益、調動激勵員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企業(yè)在市場競爭中普遍使用的一種形式。不論是我國的企業(yè)還是國外的企業(yè)，不論是什么所有制和形式的企業(yè)，都有著各自的福利安排，當然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比如說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企業(yè)最為普遍的福利就是給工人發(fā)毛巾、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水果、禽蛋等副食品。這些福利之所以是合理的，或者是由于市場短缺，企業(yè)通過自己的渠道或者關系買到某種緊俏商品發(fā)給職工；
或者是集中購買，可以降低成本，買到便宜商品。企業(yè)花點錢，營造一個大家庭的感覺，確實可以有效地增強職工的凝聚力與歸屬感。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yè)福利是企業(yè)的基本責任，也是企業(yè)發(fā)展的手段。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企業(yè)這種福利的費用支出，是來源于它的利潤留存。利潤留存有多大的空間，企業(yè)福利才有多大的可能。企業(yè)是不敢事先把這項福利支出輕易打入成本的。因為如果隨意計入成本，勢必要影響企業(yè)及其產品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當企業(yè)因其成本過高導致其產品競爭力下降，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站得住腳的時候，別說額外福利，就是工資也難保，甚至企業(yè)自身都難以存在。這也就是工資與福利的最大區(qū)別。工資是固定的、剛性的、事先計入成本的，而福利則是可變的、靈活的、視企業(yè)階段性效益好壞而可取舍的。所以，合理、科學的企業(yè)福利是提高企業(yè)盈利效率、促進企業(yè)發(fā)展的手段而不是相反。

　　可是“福利腐敗”與之“葉徒相似，其實不同。”我們目前存在“福利腐敗”現象的這些企業(yè)往往都在虧損甚至是嚴重虧損。比如，電力行業(yè)在全線虧損，石油行業(yè)在油價連續(xù)上漲的情況下還收不抵支仍然要國家財政補貼上百億，郵政行業(yè)更是多年虧損，銀行業(yè)每年都要國家核銷相當大數目的呆壞賬以維持運轉。

　　為什么這些企業(yè)可以一方面虧損、持續(xù)虧損、巨額虧損，另一方面不斷地漲工資、不斷地搞福利、甚至搞超過工資收入的福利呢？因為這些福利是不需要考慮成本壓力的。這些企業(yè)不必為自己的虧損埋單，也不必為這些福利埋單，它們的虧損和職工福利最終都由政府和全體消費者承擔。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底氣與作為，就是因為它們是壟斷行業(yè)。尤其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這些企業(yè)的這種壟斷甚至都不是出于技術進步與創(chuàng)新而形成的技術壟斷，或者說是作為市場競爭過程與競爭結果統一、具有市場勢力的經濟壟斷。至少這兩種形式的壟斷在一定意義上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支持技術創(chuàng)新、或提高市場效率，多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福利改進（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76—580頁）。

　　目前存在“福利腐敗”的這些企業(yè)的壟斷往往是行政壟斷，僅僅是因為行政許可給了它而不是別的其他企業(yè)來做這件事情。在行政壟斷的保護下，這些企業(yè)無償獲得了國家擁有的特殊資源（如航線、頻譜、頻道、路權等）和特許資源（如專賣權、各種指標等），乃至國家信用（如銀行信用實質就是國家信用等）。按照理論設計和理想狀態(tài)，這些企業(yè)獲得壟斷權后所產生的壟斷利潤將歸國家所有或者說是全體國民所有。但事實卻非如此。在現實中，這些壟斷利潤大多被轉化成了壟斷企業(yè)和主管部門的利益，進而部分轉化為企業(yè)和部門中的個人的收益。

　　這種“福利腐敗”，從經濟學上看是很不經濟的。它沒有起到節(jié)約資源與成本的目的，這些企業(yè)沒有一個不是任意增大投資和經營成本，大量興辦超過其他行業(yè)的福利設施和第三產業(yè)的。它也沒有起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我國壟斷行業(yè)擁有國外同類、同規(guī)模企業(yè)十倍、數十倍的人員，經營效率只有國外同行的十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它更沒有起到增進社會效益，改善國民福利的作用。這些企業(yè)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的幅度大大快于社會平均價格指數，大大增加了國民經濟中其他部門的運營成本，降低了其他部門的市場競爭力。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還有企業(yè)敢不把它的客戶當回事的話，肯定也只能就是這些能夠“福利腐敗”的企業(yè)。至于說變相偷逃國家稅賦，侵吞國有資產、損害政府形象等等關聯結果，更是“福利腐敗”之所以是腐敗而不是福利的直接“罪證”。

　　二、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福利腐敗”會培育和強化不健康的群體意識，乃至形成分利集團

　　這些企業(yè)宣稱它們的福利有助于增進企業(yè)員工對本企業(yè)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此話不假。但此向心力非彼向心力，此凝聚力也非彼凝聚力。這種行為潛移默化培育出的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那種積極向上的企業(yè)文化意識，而是一種不健康的群體意識。分享福利腐敗的群體很清楚福利腐敗及其背后超出社會平均收入很多的畸高收入是缺少起碼的經濟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的，如果內部不能團結起來，咬緊牙關、一致對外，這不應當、不合理的“福利腐敗”和高收入將很難維持。因而這些群體的群體認同意識和組織化意識是相當高的。這樣，所有能分一杯羹的群體都會有意無意地為能長久保持這杯羹而走到一起，共同的利益產生共同的意識，共同的意識又會形成共同的行動。這就成為了在政治上極為有害的分利集團。

　　我們一些同志往往認為這些分利集團只不過是想在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上多切走一塊，給他們一些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這種認識是相當有害的。對于這些分利集團的行為，我們把它比喻為分蛋糕是很不確切的，其實他們的這種行為不僅確實多得到了蛋糕，而且還同時損害了更多本來是其他社會群體可以分到手的蛋糕。這種分利集團為其本身爭取利益最大化，是不會在乎他們的行為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損失的。美國學者奧爾森對分利集團有較為系統的闡述：“如果社會中的典型組織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則該組織必然不肯增加全社會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
更為可能的是它將為其成員在社會總利益中爭取更大的份額。其尤甚者，即使社會利益重新分配所導致的損失超過該集團有此種重新分配所得利益的許多倍，仍會發(fā)生上述情況�！保╗美]曼庫爾·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52頁）

　　我們并不是對利益群體乃至利益集團有政治上的偏見。其實，隨著現代社會的發(fā)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進步，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而且不同利益群體為了各自群體的利益與其他群體進行博弈、磨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甚至還是一件好事情。但支持這一判斷的前提是各個利益群體的權益必須是平等的，而且爭取各自群體利益必須是在民主、規(guī)范的程序下進行�？墒沁@些壟斷企業(yè)的群體卻不是自然分化出來的，而是依靠行政權力滋生的，依靠其超額利益維系的。而且它們所擁有的特許權和對特殊資源的控制，使得其擁有了遠超過其他群體權利的力量。他們實現其利益不是靠與其他社會群體的平等協商，而是自作主張，強加于人。盡管一些壟斷行業(yè)也采取所謂的聽證會的形式來實現其漲價與收費的目的，但其實很多聽證會往往只是一個過場，甚至還成為了其借口與擋箭牌。用社會民眾的話說，這些聽證會不是去討論漲不漲價、收不收費的問題，而是漲多少價、收多少費的問題。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行業(yè)的群體絕對不會承認他們是分利集團的，甚至他們還會否認這一集團的存在。因為他們往往會借助政治資源并以國家的名義來為其行為辯護，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民眾福利的維護者，乃至于大公無私的奉獻者。為達此目的，他們甚至會用各種辦法，采取各種形式與政府中的某些部門和某些官員形成聯盟。他們會說這是為了國家經濟安全，為了提升綜合競爭力，甚至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yè)。對此，我們必須保持理論上的足夠清醒和政治上的足夠警惕。因為壟斷集團利益的剛性與社會政府對策的軟弱會使其得寸進尺，形成路徑依賴，把不正當變成正當，把越軌視為當然，把權宜之計變?yōu)檎�策乃至法律。長此以往，將嚴重損害政府形象，形成政治腐敗，進而逐漸侵蝕政治的公正，動搖政治的基礎。

　　三、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福利腐敗”損害了正常的社會分層，會放大社會群體的沖突與對立情緒

　　社會發(fā)展出現社會分層是一件客觀的事情，階層的分化并不必然導致社會的沖突，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還有助于社會系統的有效運轉。但這有一個前提是，社會階層必須是自然分化的。從社會學上看，經濟差異是社會分層的基礎，而經濟差異主要體現為收入的差異。從一般意義上講，社會群體的收入差異主要體現為在職業(yè)結構體系中的地位差異，也就是說其蘊含勞動價值的差異，而其勞動價值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高低和勞動技能的高低�；蛘邠Q句話說，一個人的勞動稀缺性越大，不可替代性越強，他的收入就相對越高；
反之，如果他的勞動稀缺性很小，很容易被替代，他的收入勢必不可能很高。所以，一個人的階層歸屬與其所處的職業(yè)結構體系中的地位有著直接的、強烈的相關性，而與其所處的行業(yè)沒有直接的、強烈的相關性。在農業(yè)領域的人也可能有很高的收入，而金融行業(yè)也有辛苦的打工者。社會階層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分化出來的。

　　但是“福利腐敗”及其背后的行業(yè)高收入卻打破了這種自然的階層分化，出現了階層的非正常錯位。我們知道，現在一些所謂福利收入已經超過工資收入，還有的企業(yè)的福利已經高于全國城鎮(zhèn)職工年均收入的好幾倍。由于這些企業(yè)的高福利與高收入，使得該企業(yè)一個辦事員的收入可能遠遠超過其他行業(yè)同類辦事員的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而這持續(xù)的收入差距會使一個人有可能超越它本來的階層與群體進入了較高的階層與群體。本來社會上對于不同階層、或者說不同群體有一個大致約定俗成的認知，高收入群體是因為人家的勞動價值高，勞動難度大，勞動稀缺性高，我們勞動難度不大、勞動價值不高、勞動替代性大，當然只能獲取相對低的收入。福利腐敗及其背后的高收入動搖了這一對于社會穩(wěn)定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認知，增加了社會穩(wěn)定的不確定性。

　　更有甚者，社會學理論研究表明，很多直接的社會沖突與對立的發(fā)生往往不是、或者說主要不是由于不同階層或者說不同群體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而是發(fā)生在同一群體內部收入差距的不適當變化上。也就是說，個體對于自己所在群體的其他個體的變化比對其他群體中的個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也更為激進（參見[澳]馬爾科姆·沃斯特：《現代社會學理論》，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頁）�！案＠�腐敗”及其背后的高收入使得該類企業(yè)的員工與社會上其他行業(yè)同類勞動者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其直接表現就是他的消費水平、他的生活方式、乃至于娛樂休閑方式都與自己本來的群體發(fā)生巨大差別，這極易引發(fā)普通民眾的心理不平衡。都是看大門的，都是司機，本來大家都是光著膀子在小攤上喝啤酒的人，都要為明天支付孩子上學的學費而發(fā)愁的小哥們。突然之間你告訴我們，你成為了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成功人士，你孩子上學那點學費根本不在話下。昔日那些小哥們會有什么樣的想法？尤其是在當今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大背景下，昔日大家都是國家職工，都是國家的主人公，事變時移，就僅僅因為你在壟斷行業(yè)，我在一般競爭行業(yè)，你輕松悠閑，旱澇保收，收入豐厚，我們下崗分流，轉崗未能就業(yè)，艱難度日。天壤之別，這公平嗎？這種心態(tài)的不平衡所導致的沖突與對立會比不同階層之間的沖突與對立還要大得多，甚至更容易爆發(f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對“福利腐敗”現象進行這樣的分析，甚至上升到了經濟、政治、社會的層面，并不是小題大做，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因為，首先，“福利腐敗”并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其背后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沖突和社會政治隱患，“福利腐敗”僅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大頭是隱藏在水面下的，其問題的嚴重性暫時看不見但并不等于不存在。其次，當代中國正處在矛盾凸顯期，倘使不能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任何細小的問題都有可能引發(fā)大的社會不穩(wěn)定或者成為重大變故的導火索。

　　那么消除“福利腐敗”的對策是什么呢？根本的辦法就是打破行業(yè)壟斷，引入市場競爭者，讓成本過高的企業(yè)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壓力。只有這樣，企業(yè)才會有控制成本的主動性，也才會有消除“福利腐敗”的動力。但是目前在行政壟斷不可能馬上消除的前提下，強有力的行政監(jiān)管與政治約束是關鍵。我們不要因為是企業(yè)問題就一味強調市場手段，回避行政的手段。因為造成“福利腐敗”的根源是行政而不是市場，所以行政產生的問題只能靠行政的手段去解決，而且重點是對企業(yè)經營管理者進行政治問責和政治紀律約束。如果那些壟斷企業(yè)的管理者們發(fā)現為了“福利腐敗”這些對他們來說是蠅頭小利的經濟利益而有可能喪失其政治生命與前途時，他們還會去搞“福利腐敗”嗎？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為他們很清楚當沒有了政治上的護身符也就沒有了他們目前與未來的經濟收益。

　　作者為武漢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中央黨校研究室處長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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