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五十年來中國人的學問進步分為三期。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從甲午戰(zhàn)爭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的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終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適等新近回國的留學生。

　　按照梁啟超的劃分法，魯迅的思想發(fā)展(或曰進化)也是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以醫(yī)學救國為目的來改造中國，大致相當于梁啟超所謂第一期思想。魯迅與許多同時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直接跳過了“制度救國”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藝運動”救國進入到第三期思想。

　　所謂制度救國，主要是指政制救國，即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建立憲政民主制度。而魯迅從來就沒有寄希望于民主。在1908年的《文化偏執(zhí)論》中，魯迅三次提到 “社會民主”都是深惡痛絕，說它“于個人殊特之性，視之蔑如”，還引“鴆蘇格拉底”、“磔耶穌”皆“從眾志”為例，支持他的觀點，進而抨擊了19世紀“其道偏至”的世界兩大潮流“曰物質(zhì)也，眾數(shù)也”。所謂“眾數(shù)”，就是“多數(shù)決定”，即民主的另一種說法。他反對引進“眾數(shù)”的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自有其“不得已”，若“橫取而施之中國則非也”；
其二，即使把民主制度建立了起來，在西方卻已成過時之物，“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于新夢，沖決囂叫，狀猶狂醒。

　　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

　　魯迅認為，先要立人，然后才談得上立“人國”即政制�！笆枪蕦⑸�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
“人既發(fā)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那么，又應當如何立人呢?他說：“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都不感興趣，因為它們是已經(jīng)過去的19世紀之文明主流；
他主張以“二十世紀之新精神”來立人，“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與19世紀之文明異趣”。這樣的一種信仰，乃是基于進化論的觀點，或者說對“新”的崇拜。

　　1928年，魯迅在翻譯日本學者鶴見佑輔《思想 山水人物》一書的“題記”中寫道：“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于這些都不了然�！彼�翻譯這本書是因為感興趣于其中“關(guān)于英美現(xiàn)勢和國民性的觀察”。他還特別指出：“那一篇《說自由主義》，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彼�此時的優(yōu)先選擇已經(jīng)是在平等這一方面。對于民主主義，他從來沒有好話：“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薄皢韬�，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
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于興國究何與焉�！痹隰斞感哪恐校�“千萬無賴”壓制之列甚于 “暴君”、“獨夫”。

　　在魯迅心目中，“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是以叔本華、施蒂納、克爾凱郭爾、易卜生、尼采等人的哲學為楷模的。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他的思想本有著許多矛盾，主要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這兩種思想在其中消長起伏。從魯迅的文章來看，是以施蒂納無政府主義和尼采的超人主義為本色，但在魯迅的內(nèi)心深處，或許是托爾斯泰式的人道主占據(jù)上風，因此他的筆下又對弱者充滿了同情。這使他和尼采的非理性主義拉開了距離。

　　立人先于立“人國”，文藝復興、倫理革命先于政治革命、制度改革，曾經(jīng)是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第三期思想家的共同主張。

　　日本在明治和大正年間的諸種進步，例如比中國更為優(yōu)越的國會制度、地方自治、警察制度、教育制度的建立，并非傳統(tǒng)批判和倫理革命的結(jié)果。

　　“民主六七年間”，胡適、陳獨秀都曾表示要遠離政壇乃至政談，但很快他們就改變了想法。陳獨秀成為新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魁。1917年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chǔ)”的胡適，“五四”剛剛過去，就陸續(xù)發(fā)表了《爭自由宣言》和《我們的政治主張》，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政見。因為，政治問題終歸還是要在政治層面上來解決。

　　唯有魯迅，將疏遠政治和政制的想法堅持得最為長久。到了后來，對進化論也有所懷疑了。他在《致許廣平(1926年4月8日)》中寫道：“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xiàn)在我還要攻擊青年。”從而進一步體驗到改革國民性的艱難。他說：“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yǎng)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于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xiàn)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

　　在魯迅一生的著述中，從未在正面意義上使用過“民主”二字。這可能緣于他對于政治的理解。他認為現(xiàn)實的政治，統(tǒng)統(tǒng)是黑暗的，維系現(xiàn)狀的，并沒有什么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區(qū)別。至于未來的政治，由于黑暗是如此深重，他不認為曙光就在前面。就像馬克思在資本主義上升階段不想對共產(chǎn)主義制度多加描繪，魯迅也無意勾勒光明政治的大致形象。至于他本人與政治運作的關(guān)系，魯迅在《致許廣平(1926年3月13日)》中表達得最為全面，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不信任、不屑于、不擅長。

　　先說不信任�！霸谥袊�活動的現(xiàn)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xiàn)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
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占得勢力，但若同化，則占得勢力又于將來何益。”此前，他在《隨感錄》56和58中就說過“無論什么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
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什么主義”�！笆裁粗髁x都與中國無干”，“我們中國本不是發(fā)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他對于那些打著 “主義”旗號的政客，始終是不信任的。

　　次說不屑于。“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xiàn)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哪）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痹缭隰斞复_立先“立人”再建“人國”基本思路的《文化偏至論》一文中，他就說過：“奚事抱枝拾葉，徒金鐵國會立憲之云乎?夫勢利之念昌狂于中，則是非之辨為之昧，措置張主，輒失其宜，況乎志行污下，將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謂識時之彥，為按其實，則多數(shù)常為盲子，寶赤菽以為玄珠，少數(shù)乃為巨奸，垂微餌以冀鯨鯢�！濒斞赣懈�重要的工作要做，他是不屑于和政界那些“奴才”、“盲子”、“巨奸”攪和到一起的。

　　最后再說不擅長�！跋Ｍ�我做點什么事的人，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lǐng)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
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愿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jié)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結(jié)果，終于不外乎用空論來發(fā)牢騷，印一通書籍雜志�！�

　　魯迅對于政治的成見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對“革命政治”，也不例外。他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說：“革命成功了，……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quán)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guān)系?”但他又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革命政治”的前沿。他主張，“在文學戰(zhàn)線上的人還要‘韌’” (《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zhàn)斗”(《娜拉走后怎樣》)。但當他看到國事日非，“壓制和黑暗還要增加” 時，也難免心中焦慮。他擔心“像中國現(xiàn)在似的民族”，會被排斥在“大同的世界”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边@些話是魯迅在與許廣平通信中說的，當時他正在與許廣平談戀愛。許廣平是一名國民黨左派，受她的影響，魯迅逐漸也談論起政治來了。例如稱贊廣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現(xiàn)在已是“革命的后方”；
說自己“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一個長期厭惡政治、排斥政治的人，一旦談起政治來卻直奔極端——揮舞“火與劍”的“黨軍”，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為什么會這樣?許壽裳曾說，魯迅和他都認為，“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是誠與愛”。在魯迅的內(nèi)心深處，無疑有很深厚的人道主義底蘊，但也還有隱藏在進化論背后的功利主義乃至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在《北京通訊》和《忽然想到》中說過這樣的狠話：“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

　　魯迅雖然說過一些激烈的話，但直到他逝世前，也沒有完全信服可以用武力來推行什么主義和改造國民性。他也說過，看到“蘇聯(lián)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但在文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上，則始終認為二者時時處在沖突之中：文學和革命之間“有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而文學和政治則是相反的，因為“政治是要維系現(xiàn)狀，自然和不安于現(xiàn)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終其一生，魯迅都沒有想好自己以何種方式參與政治和以何種態(tài)度與政治家相處。在他去世前夕，還和共產(chǎn)黨在上海參文藝界的代表搞得很不愉快，因而重新回到對國民性的思考上來。

　　但是政治的問題，要找尋政治的原因與解決辦法；
經(jīng)濟的問題，要找尋經(jīng)濟的原因和解辦法；
如果統(tǒng)統(tǒng)歸結(jié)為“國民性”的產(chǎn)物，一古腦地“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就是偷懶和取巧的做法。原因的原因便不再是原因，一旦“國民性”成為一種終極原因，成了為現(xiàn)狀辯護和解釋的理論，也就變得一文不值了。這樣的一種 “國民性”或“國民素質(zhì)”理論，袁世凱利用過，蔣介石利用過，今天的“威權(quán)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又想來利用，我們應當對它保持警惕。

　　良好的國民素質(zhì)不是由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統(tǒng)治者“訓政”訓出來的。啟蒙教育是需要的，即一方面發(fā)掘自身傳統(tǒng)中的“好根性”，將“中國的脊梁”們的精神發(fā)揚光大；
一方面實行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汲取國外的先進理論和成熟經(jīng)驗。但更重要的是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在實踐憲政民主中提高國民的政治覺悟與政治能力。

　　同一個時代，比肩而立兩位文化巨人：魯迅和胡適。一個“將人生毀滅給人看”，一個主張“一點一滴的造成”自由民主政制。一個要“推倒重來”，一個意在補天，如J.F.Stephrn所說：“民主政制不是一種革命的制度，它是一種防止發(fā)生革命和制止爆發(fā)內(nèi)戰(zhàn)的手段。民主政治提供的方法在于使政府平和地適應于多數(shù)人的意志�！�

　　二人的思路和做法各異，在新時代卻面臨同樣的困境：現(xiàn)在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與其說回到了“文革”前，不如說回到了魯迅生活過的年代。那么，改造國民性還有什么意義，或者說，改造國民性到底還有沒有可能？胡適補天無力，魯迅拆臺有功，他們想乘猛龍過江，都失敗了。尊胡抑魯還是尊魯抑胡？答曰：“一個都不能少�！眱蓚�加起來也還不夠。因為“無情的暴露”之后，為免于“絕望和空虛”，必須伴以制度安排，使之“充實”人心。我們既要批判，也要建設(shè)；
既要民主運動，也要民主政制。只講批判，只要運動，而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成了政治虛無主義者；
而想要在沒有國民政治運動的情況下造成民主政制，也很容易變成政治空想家。文化巨人如果找不到民主政治的杠桿，就無法撬動阻礙中國前進的最大絆腳石。

　　國內(nèi)外的實踐都已證明，先“立人”再建“人國”的路是走不通的。改造人性與改造自然一樣，都是“理性時代”或者說“科學時代”人類一種過于自負的夢想。魯迅在《習慣與改革》中也曾說過，“多數(shù)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shè)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嘆賞，得些自己滿足”。“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于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于存于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巖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备母镏荒芤騽堇麑�，多數(shù)民眾的風俗習慣就是改革者必須面對的強大勢力。民主制度與各種烏托邦制度的區(qū)別在于，它不依賴于某種“新人”來運轉(zhuǎn)，它就建立在真實人性(既包括“好根性”也包括“壞根性”)的基礎(chǔ)之上，通過一種博弈與平衡的機制來限制“壞根性”的作用。

　　否定先“立人”再建“人國”之路，并不意味全盤否定魯迅的“立人”思想。這里所說的“立人”，不是用種種軟硬手段來“立他人”，而是以孔子“學者為己”和魯迅“個人的自大”精神來“立自己”，把自己鍛造成“中國的脊梁”，用榜樣的努力拼搏奉獻犧牲來感動其他人，和大家一起來改革政治和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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