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論蔣介石第二次下野與再起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在蔣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經(jīng)有過三次下野,都很快復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寧漢對峙期間,第三次是在1949年國共決戰(zhàn)期間。對這兩次下野,學術(shù)界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但對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1]蔣氏這次下野,同前后兩次最大的不同點是壓力完全來自國民黨內(nèi)部。胡漢民曾直言不諱地說:“國民黨黨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來,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黨外之離間挑撥。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則純出于黨中之內(nèi)訌!盵2]1931年初,蔣介石因約法問題同胡漢民沖突,再度引起黨內(nèi)反蔣各派聯(lián)合發(fā)難,最終導致蔣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僅僅六周后,蔣氏又重返中樞。黨內(nèi)各派勢力特別是最高領導層內(nèi)部,又經(jīng)歷了一番新的分化重組。本文主要依據(jù)臺北國民黨黨史館和“國史館”現(xiàn)已公布的檔案,重新梳理并說明這一看起來撲朔迷離的黨內(nèi)糾紛的來龍去脈,希望借蔣氏下野與再起這一個案,揭示國民黨內(nèi)權(quán)力重組、變遷的內(nèi)在因素和各方相互爭奪和妥協(xié)的真實心態(tài)。
一 蔣介石被逼下野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jié)御侮的呼聲,蔣介石一度動搖過同粵方的對抗,甚至表示要放棄內(nèi)爭,專心抗日。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侵略,作為一國政府和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他是難以忍受的。11月7日,寧粵上海和談結(jié)束。12日,南京四全大會首先舉行。會議期間,蔣介石在一次干部會議上就曾表示:“余決心率師北上,與倭決戰(zhàn)。對內(nèi)則放棄選舉競爭,誠意退讓,期與粵方合作,一致對外!碑斖恚Y令負責同粵方談判的寧方代表陳銘樞,赴上海邀請已從粵方分化出來的汪精衛(wèi)來京主持中央。[3]
對蔣介石此舉,汪精衛(wèi)當然是歡迎的,但他也有一些難言之隱的顧忌。第二天,陳銘樞電蔣報告同汪會商結(jié)果:
鈞座主張,汪先生極表同情。惟汪與哲生(孫科)有進退一致之成約,未便單獨。頃汪已急電哲生,大意謂鈞座見國難日亟,愿自任國防軍總司令,即日出發(fā),盼在汪、孫兩人中請一人擔任行政院長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孫若同意,則汪先生依鈞座意入京負責;
孫不同意,則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個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圍內(nèi)約粵方同志取一致。[4]
此時,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積極同汪精衛(wèi)聯(lián)絡。李多次致電吳稚暉、張靜江報告汪之動態(tài),其中一份電報說:“精衛(wèi)兄今早來談,意謂介公須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實行,萬不宜冒然下野,既無益于妥協(xié),反致益增紛擾。”[5]
但蔣介石讓出中央權(quán)力的舉動,卻遭到寧方內(nèi)部幾乎一致的反對。甚至連閑賦在滬的盟兄黃郛對此也深不以為然。11月18日,黃郛在日記中寫道:
傍晚岳軍(張群)來報告介石之新決定(讓中央于汪,己則以國防軍總司令名義出駐北平--原注),予深以為不妥。因此種形式等于對日宣戰(zhàn)(最少亦可為謂對日備戰(zhàn)--原注)。在此國聯(lián)尚未絕望之時,似尚不可孤注一擲,舉國以殉也。[6]
11月20日,蔣介石再次召集干部洽商進退問題時,有如下一段有趣的對談:
吳敬恒曰:“精衛(wèi)毫無誠意,徒為金蟾[蟬]脫殼之計耳!标愩憳袘嵢涣幵唬骸熬l(wèi)必有誠意,當與合作也!惫ㄖ甘Y)曰:“過與不及皆未免錯誤。精衛(wèi)生平固少誠意,但此次則不得不與合作耳!眳抢蠂@曰:“吾終以政治為不良之物也!惫珓t笑曰:“余終以人人為可信也!盵7]
蔣介石此時的自信,是源自對自身實力和對汪精衛(wèi)的深刻認識,特別是得到陳銘樞等人詳細密報后,對粵方內(nèi)部的分化,已成竹在胸。此時除汪外,孫科的態(tài)度也令蔣增添了不少信心!罢苌鴮ζ溆H信說那一回(反蔣)徹底過,所不能遽然合作者,只關礙展堂(胡漢民)一人。緣展堂一月以來所持頗高,而汪等又不能不加以敷衍。此次粵四全之波折,實則汪、胡兩派之爭執(zhí)。此后只要展堂不來或出外暫避,汪等即決赴南京。”[8]一旦掌握住汪精衛(wèi)和孫科,粵方所能帶來的不確定因素,便大打折扣。11月22日,蔣在日記中充滿希望地寫道:“此次代表大會幸已告一段落,此為對內(nèi)之一難關。今既平安渡過,增加余之奮斗勇氣不少,益令人發(fā)生對黨國無窮之希望也!盵9]
但蔣介石面臨的環(huán)境仍很險惡。東北被日軍占領,使身負政府重責的蔣介石不能不受到民眾的強烈責備;
而在國民黨內(nèi)部,盡管粵方已有分化,但并沒有徹底破裂;
外患日急,又逼迫他必須盡快做出決定。24日,蔣再次召集熊式輝等人商談“北上抗戰(zhàn)”之策時,眾人“皆堅持不可”,對蔣之“辭職下野,則贊否參半”。[10]其實,蔣在內(nèi)心中就是否下野,也仍在不停地斗爭著。從以下兩段日記中,多少可以讀出蔣氏此刻的心態(tài):
。11月24日)余決心北上與倭寇決戰(zhàn),雖無戰(zhàn)勝之理,然可留民族人格與革命精神于千萬世,且可引起太平洋之戰(zhàn)爭,而國家之復興未必不在于此。乃國人不諒,干部阻止,以為我不北上,可以避免倭寇之挑釁,而得茍安于一時。嗚呼!……如果余下野之后國家能統(tǒng)一,外交得勝利,則余之下野不失為革命者之立場。[11]
。12月8日)此時主戰(zhàn),戰(zhàn)必敗,則以全國殉余一人之歷史;
如媾和,則余一人之歷史,乃為全國而犧牲矣。又恐媾和以后,國民精神散漫,仍不能臥薪嘗膽,則民族更形墮落也。[12]
12月5日,粵方四全大會終于在廣州閉幕。會后粵方?jīng)Q定先派孫科、伍朝樞、李文范、陳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寧方接洽合開四屆一中全會事宜。而就在廣州四全大會期間,汪精衛(wèi)借粵方內(nèi)部矛盾,暗中操縱汪派代表脫離粵方,借口共赴國難,又在上海召開了第三地的國民黨四全大會,并搶在廣州四全大會前選舉出十名新的中央委員。盡管粵方否認汪派新選的中委資格,但此時尚未逼蔣下野,還不愿公開分裂。為此,粵方主動致電汪精衛(wèi)報告粵方最新決定:“暫仍在粵成立中央黨部。俟蔣中正實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參加第四屆中委第一次會議!盵13]汪精衛(wèi)得電后即將該電轉(zhuǎn)發(fā)何應欽報蔣介石。[14]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更想盡快將汪拉入寧方陣營,特派何應欽、邵力子赴滬,屬其用“中正名義”,“促汪先生即速入京”。[15]7日,汪精衛(wèi)對陳銘樞表示:“粵會所舉之執(zhí)監(jiān)委縱不來,亦可赴寧,但有先決兩條件:一要擬具治國方案,經(jīng)蔣承認;
二要整個的合作,不應要此一部分,不要彼一部分!盵16]
12月10日,粵方代表孫科等到滬,會同汪精衛(wèi)、鄒魯與寧方代表陳銘樞會商。孫科首先聲明,召開一中全會的前提是蔣介石必須下野,代理人選必須粵方同意。11日,陳銘樞致電蔣介石稱:“胡漢民、孫科等必欲鈞座辭職始快。職思當此時機,鈞座似亦暫避為宜!盵17] 12日,蔣介石召集干部會商進退問題。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都反對蔣下野,表示:“介公必不可退。介公退,則中國休矣!”惟有何應欽表示:“真如之言亦自有理。總座請細思之。”[18]對何應欽在關鍵時刻的表現(xiàn),蔣是非常不滿的。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稚暉、石曾、季陶、鐵城皆不主余退,而敬之(何應欽)、真如等則惟恐余退之不速也。……此時救國,惟有余不退之一法。但欲余不退,惟有改為軍事時期,一切政治皆受軍事支配,而聽命于余一人,則國始得救。否則,如今日情形,群言龐雜,主張不一,彼此互相牽制,不許余主持一切,而欲以無責任、無意識、無政府之心理,利用領袖為傀儡,則國必愈亂。余之身敗名裂、個人犧牲固不足論,但余雖犧牲亦不能救國之危亡。嗚呼!天下事之至慘,未有如今日之甚也。[19]
此時,蔣介石深知欲“改為軍事時期”,“聽命余一人”,是無法做到的,局勢又不許可長期僵持,自己如再不下野,上海和談達成的四全大會后寧粵雙方合開一中全會的協(xié)議便不可能實現(xiàn)。在各方面壓力下,作為權(quán)宜之計,蔣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至此,粵方要求如愿以償。
但蔣介石的實力和影響仍在。為了減少今后復出時的障礙,蔣預先作了周密布置。他在辭職當日早8時首先召開第49次國務會議,一舉改組四個省政府,分別任命顧祝同、魯滌平、熊式輝、邵力子為江蘇、浙江、江西、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祖兼甘寧青宣慰使。[20]會后10時才赴中常會提出辭呈。[21]另據(jù)《黃郛日記》載,蔣還曾令錢昌照轉(zhuǎn)商黃郛,請黃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黃郛以“非其時其地”而婉辭。[22]在蔣氏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數(shù)是聽命于他的軍人。這一舉措明顯是為了對抗粵方削弱蔣氏軍權(quán)的企圖,也為自己再起埋下種種伏筆。
二 四屆一中全會的糾紛
12月16日,當粵方得知蔣介石宣布辭職后,立即派李宗仁、馬超俊等分兩批自廣州赴南京。寧粵雙方終于能夠在南京合開四屆一中全會。
隨著粵方代表的入京,一個新矛盾又呈現(xiàn)出來。大會召開前,對汪派在上海“大世界”游樂場召開的第三地國民黨四全大會所選的十名中央委員資格問題,出現(xiàn)較大分歧。因粵方不承認汪派中委,對此,汪精衛(wèi)信誓旦旦地表示:無論如何,“我們對于本會代表在上海選舉的結(jié)果,一定是盡力維持的。”[23]
對于汪精衛(wèi)同粵方的分歧,蔣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并乘此極力拉汪投入南京陣營。16日,已下野的蔣介石召開中常會臨時會議。在討論出席四屆一中全會委員問題時,陳立夫提到汪派“大世界(指汪派四全大會選出的十名中央委員)的怎樣?”蔣即表示:“大世界的也要來的。如發(fā)通告,籠統(tǒng)一點。大世界的名字可以不寫!盵24]18日,剛剛?cè)刖┑耐襞晒歉申愯稻、顧孟余、陳公博即來拜見蔣介石,請蔣“助其解決上海大世界十委員問題”,并表示惟“先承諾”此點,“精衛(wèi)然后乃肯來京”。蔣對此“毅然允之”。[25]
12月22日,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終于在南京開幕。蔣介石出席開幕式后,留函孫科表示:“全會即開,弟責既完,如再不行,必為本黨之梗。故決還鄉(xiāng)歸田,還我自由!盵26]表面上,蔣做出一副解甲歸田的姿態(tài),暗中更加緊了聯(lián)汪制粵的步伐。蔣在離京前特意召見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談話,“大意謂本黨現(xiàn)值存亡危急之際,急須一得各方信仰之領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巨!信d本黨非汪莫屬!盵27]
當日下午,一中全會召開預備會議。寧粵雙方首先對汪派中委資格發(fā)生激烈爭論。接受汪派中委,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寧方自然表示贊同。石瑛首先主張汪派中委應予出席,引起粵方的反對。吳稚暉則以中立者的姿態(tài)說:“這件事本來與我們是不相干的!浄郊榷嗑湃耍瑒蓦y取消,不如依何委員應欽所提議聽京方亦增九人。此十八人……定名為次候補”,“大家以為這個辦法可以實行,在南京方面褚委員(民誼)和本席愿意改為次候補委員!痹局С只浄降牧稚脖硎驹敢飧臑榇魏蜓a委員。隨后石英、陳璧君、馬超俊等紛紛附議。[28]最后,由主席團提出折衷方案,滬選十名中委除張發(fā)奎由粵方同時選出外,其余九人全部承認,另增加中委九人,京方得五名,粵方得四名。[29]會議才得以繼續(xù)進行。
一中全會,共通過各類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和談期間粵方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該案由粵方代表伍朝樞起草。伍氏在第一天會議上首先向全體代表解釋道:
本案的理由很簡單,第一項我們想把以后的國家元首在政治上處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牽動。這是與中國的情形比較適宜,否則如這幾天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來元首的更動幾乎使國家陷于無政府狀態(tài)。所以為避免這種流弊起見,“國民政府主席不負政治責任,不兼其他公職”,其資格就定為“以年滿六十歲,眾望素孚者充之”。又為維持其地位的超然,規(guī)定“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谠字,由五院各自獨立行使職權(quán)。元首好似立憲國家的總統(tǒng),行政院長就等于立憲國家責任內(nèi)閣的國務總理。[30]
粵方的《中央政治改革案》,就是希望從制度層面限制蔣介石壟斷政權(quán)。對此,吳稚暉首先反對,他說:“本席以為上海和會的決議應該尊重……南京方面的四全大會曾決定原則接受,但對于過去法令及約法有抵觸者不能接受。”吳氏的發(fā)言立即引來粵方的激烈反駁。李烈鈞堅持“應拿上海和會的決議作基礎”;
鄒魯稱:“和會決議或不免與各方面的法律有抵觸,但現(xiàn)在我們只能處處從共同方面著想,尤應注意的就是不要使和會決議發(fā)生搖動,否則散漫無歸,一定得不到結(jié)果。”[31]
由于粵方堅持捍衛(wèi)上海和會決議,寧方被迫放棄。但寧方又將攻擊矛頭轉(zhuǎn)向國家元首的年齡問題上。盡管粵方一度表示退讓,將國家元首年齡限制由六十歲降到五十歲,但寧方仍不依不饒。張道藩首先質(zhì)疑粵方制定年齡限制的理由,他說:“年齡的規(guī)定應有一定的標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若昨天定六十歲,今天定五十歲,或者明年定七十歲,后年定八十歲,那么其限定的理由是在什么地方?”邵力子更直接了當?shù)靥嵝雅c會代表:“汪精衛(wèi)與蔣介石兩先生今還不到五十歲,這是我們不能不聲明,請各位注意!盵32]最后,全會決議把“以年滿五十歲,眾望素孚者選任之”改為“以年高德劭者選任之”,并明確規(guī)定:“國府主席為中華民國元首,對內(nèi)對外代表國家,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并不兼其他官職;
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庇伞靶姓洪L負實際行政責任!盵33]不難看出,以上規(guī)定完全是針對蔣介石而言。全會依據(jù)該案修正通過新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完全推翻了當年6月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所賦予蔣介石的一系列特權(quán)。
改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人事組織,是四屆一中全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會前,胡漢民曾致電孫科、鄒魯?shù)热吮硎荆骸靶姓洪L汪、孫二兄任屬一人,弟均贊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為兩兄之助,庶裨于黨國。”[34]而此時汪精衛(wèi)已同蔣介石聯(lián)絡成功,他相信蔣下野只是暫時的,自然不愿在粵方逼蔣下野的時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稱病滯留上海。胡漢民、蔣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長一職就非孫科莫屬了。
國民政府主席人選,也可謂是一波三折;浄阶畛醯娜诉x是唐紹儀,蔣介石則“希望林森、孑民(蔡元培)等老人出任,而反對唐少川(唐紹儀)”。[35]上海和談時,有記者問汪精衛(wèi):“設將來主席有更動,對繼任何人有諒解否?”汪即答道:“假若余投票愿投孑民也!盵36]
但部分當事人對此事的回憶卻有較大的出入。據(jù)陳銘樞說蔣介石原來希望于右任出任國府主席,后因陳極力推薦林森,蔣乃改變初衷,親筆致信林森,由陳銘樞前往勸駕,林森最終才接受國府主席一職。[37]而據(jù)追隨孫科的周一志回憶:“國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擔任,此四個字是梁寒操想出來的。蔣本屬意于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覺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條件,于是于右任的目的沒有達到,聽說氣得哭了一場。汪到滬后,看到蔣及胡都不會贊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盵38]而楊玉清則對陳、周二人的回憶提出質(zhì)疑,楊回憶道:“憑我所知,和他們的看法多少有點出入。我只知道林森之所以能作國府主席,是得力于胡漢民給汪精衛(wèi)的一封信!焙谛胖斜硎荆骸耙晕业囊馑,是覺得林森最為合適!盵39]
從當時的檔案記載來看,最初寧粵雙方均同意林森暫代國府主席。鄒魯還電閻錫山表示“正式主席仍擬林”。[40]出人意料的是26日寧粵雙方卻“商定以于右任任主席,汪、胡、蔣任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孫任行政,溥泉司法,子超(林森)監(jiān)察,孑民考試,立法讓諸粵方,人選尚未定”。[41] 但二天后公布的新任國府主席卻又是林森,五院正副院長也有很大變動。大會選舉結(jié)果如下:行政院長孫科、立法院長張繼、司法院長伍朝樞、考試院長戴季陶、監(jiān)察院長于右任。[42]
為了進一步削弱蔣介石在黨內(nèi)的地位,粵方最初設計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擬以“國民政府委員會”為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關,以取代原來的中央政治會議的職能。這一提案在蔣、汪兩派的聯(lián)合抵制中流產(chǎn)。全會決定仍保留中政會為國家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大會主席團在選舉新一屆國民政府委員時,特意提出兩點聲明:“一,五院院長、副院長及所屬各部部長、委員會委員長不兼任國府委員;
二,現(xiàn)任軍人不兼任國府委員!盵43]從這兩點聲明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國府委員只不過是一個尊貴的象征而已,其權(quán)力大打折扣。全會選舉的結(jié)果是:蔣介石、汪兆銘、胡漢民、蔡元培、閻錫山、馮玉祥等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28日,一中全會通過新的中政會組織原則:一,中政會以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組織之;
二,中政會設常務委員三人,開會時輪流主席。并推舉蔣介石、汪精衛(wèi)、胡漢民三人為中政會常務委員。[44]從此,中政會由蔣介石一人獨尊的地位,改為三常委輪流主席。
三 蔣介石復出前的布置
四屆一中全會推舉蔣、汪、胡三人為中政會常委,又同為中常會常委、國府委員,形式上表現(xiàn)了他們的“合作”,但由于蔣赴奉化,汪稱病上海,胡滯留香港,三人之間神既分離,貌又不合,以至號稱“合作政府”的孫科內(nèi)閣,實際上毫無合作可言。
蔣介石返回故鄉(xiāng)后,根本沒有下野閑賦,而是密切關注著局勢的發(fā)展。1932年1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余辭職后于國事心更切也!盵45]但他又不肯在條件不成熟時輕易復出,用他自己的話講:“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爐灶,根本解決不足以言革命也!盵46]“另起爐灶”,是極而言之的話。但蔣一定要將方方面面布置妥當,才肯重出江湖。正是出于這種心態(tài),蔣自然不會真心同孫科的新政權(quán)合作。而原本與孫科同一戰(zhàn)壕的胡漢民,對孫科政權(quán)也并不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勵孫繼續(xù)反蔣,借此削弱蔣的力量。
孫科上臺后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外交和財政。[47]孫科既求不得蔣的合作,又尋不到胡的支持,一切實權(quán)仍暗中操在蔣的手中,他深感新政權(quán)難有作為,因而在參與逼蔣下野不久,不得不再電蔣請其“蒞京坐鎮(zhèn)”。[48]蔣在接到孫科的“勸駕”電報后,曾在日記中寫道:“哲生非任艱鉅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澈底覺悟也。吾復何能為力哉!盵49]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蔣介石對新政權(quán)有意持應付態(tài)度。在蔣的授意下,“蔣方人物對時局均持冷靜態(tài)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緘默。”[50]當蔣接陳果夫電,得知“我方留京同志開會多不出席,侄等去留應請指示”后,即復電陳“請在京忍耐從事”;
[51]又電宋子文告以“此時我方當設法促成各方攻粵為惟一工作”。[52]但是,一旦涉及軍事問題,特別是有關黃埔軍校的人事安排,蔣毫不遲疑,積極部署。當蔣得知張治中擬借口養(yǎng)病準備離京,立即急電張“切不可離去軍校,當在京養(yǎng)疴”,并同時電何應欽告以“軍校如改校長,請速委任文白(張治中)。勿延”。[53]
最早出來公開支持蔣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發(fā)起組織的“九省聯(lián)防”,他們希望藉此同胡漢民在廣州新設立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執(zhí)行部相對抗[54],也是藉此拆孫科內(nèi)閣的臺。被邀參加者有豫、陜、甘、蘇、皖、浙、湘、鄂、贛等九省領袖,定1月初在武漢舉行。[55] 但此時蔣審時度勢,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電何成濬表示反對。[56]蔣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此舉給人的感覺太象十年前北洋軍閥“督軍團”的作法,容易引起社會各界的不諒,不如“從腳踏實地做起”來得踏實。但蔣內(nèi)心是相當滿足的,有這九省的公開支持,確是一股令任何人也不敢忽視的力量。孫科聽到消息后特意向何應欽詢問。何復稱并無其事。[57]而河南省主席劉峙得知蔣的態(tài)度后,也馬上辟謠否認其事。[58]
但“九省聯(lián)防確有其事”。[59]何成濬明白蔣的意圖后,只是不再公開號召,而是秘密進行。1月11日,何成濬密電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指出:“表面雖未公布,實則各方已贊同。茲后即本此意進行一切!盵60]劉湘當天立即復電支持,并進一步拉攏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脫離西南,參加“九省聯(lián)防”,劉電何稱:“聯(lián)防問題關系國家及介公前途至重且鉅!薄叭涨褒堉局郏堅疲﹣黼婎H有意三省政分會之次首領,經(jīng)湘曉以大義不宜有障礙統(tǒng)一之機關,勸其加入聯(lián)防。聞伊已電其代表,愿意參加矣!盵61]
此時,最令蔣介石不安的是北方局勢。中原大戰(zhàn)結(jié)束后,由于酬答張學良對蔣的支持,華北地區(qū)完全在張的控制下。李宗仁曾向閻錫山表示:“無論對內(nèi)對外,非去漢卿(張學良)不可! [62]同時,“據(jù)倭駐津要人消息,中國人民如能促蔣、張出洋,即可撤兵,依法了結(jié)善后。否則決定越俎代庖而攻平、津云!盵63]粵方代表入京前就曾秘密商定,新政府成立后一定要徹底解除張學良的一切職務。[64]
為此,蔣介石在下野前積極布置保張。首先通過承認汪派滬選十中委換取汪精衛(wèi)的支持;
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協(xié)助張學良。蔣下野前特意召見東北軍秘書長王樹翰表示:“曾向汪言,定暫經(jīng)合作,汪不可利用閻、馮對副司令有何作用,此為條件之一。至于當?shù)赜泻畏磩,不妨以實力壓迫!盵65]12月26日,在蔣的授意下,“東北政委會已于本日自動成立,共發(fā)表委員卅一人,華北各主席、各軍長等俱有名。……其作法無形中不啻與京成對峙。”[66]而汪派中委得到蔣的承認后,也放棄了聯(lián)閻排張的方針。
1932年1月10日,孔祥熙致電蔣介石報告各方態(tài)度:
昨煥章(馮玉祥)來談,表示當此國難,萬事應勾消,一致對外。又哲生來訪,謂:此次出任原系過渡性質(zhì),在諸元老指導之下,以濟國難,F(xiàn)胡之不來已定,汪則表示以兄之行止為進退。倘兄仍不出,渠惟有辭職,并請弟同來奉化,僅允先電請示。[67]
看到孫科終于低頭認輸,并弄清了汪、胡以及在北方仍有一定影響的馮玉祥等的態(tài)度后,蔣介石仍沒有下定決心立刻復出。但第二天蔣連續(xù)接到兩封來自南京的電報,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一封是高凌百來電:“連日京中要人紛紛來奉,其用意善惡不得而知,大致使國人移其目光于奉化,而貽鈞座以不負責任之罪名。”[68]另一封是陳立夫的電報:“金大(指金陵大學)學生五百余今晚赴滬轉(zhuǎn)甬請鈞座出山,現(xiàn)正設法打銷中。惟聞真如有為之派專車訊。此端一開,應付必極困難,務請早為之計,于短期內(nèi)對時局有明顯之表示,否則汪、胡尚可以病為詞,而鈞座反招不負責任之物議!盵69]這就促使蔣介石不得不有所行動。
四 蔣汪合作,重返中樞
1月13日,蔣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公開表示:“愿以在野之身,盡個人之責。”[70]明確表明他將結(jié)束“隱居”生活。15日,蔣介石電召陳銘樞赴杭了解情況后,親筆致函汪精衛(wèi)。[71] 16日下午,汪得函后即赴杭同蔣晤面。[72]至此,蔣汪合作的時機成熟。第二天,蔣介石同汪精衛(wèi)達成共識,雙方?jīng)Q定“維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組之說”。[73]當天,蔣即復電留守南京的葉楚傖等人:“汪季新(汪兆銘,字季新)已來杭晤面,與弟同電胡、孫。請孫即來杭協(xié)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74]蔣、汪在致孫科電中還表示他們將候胡漢民來杭,即聯(lián)袂入京,并要孫再電胡促駕。[75]同時又電胡漢民,請“一同入京協(xié)助哲生及諸同志”。[76]
18日上午,蔣介石同汪精衛(wèi)繼續(xù)會商。蔣對汪言:“以孫科之愚,吾輩為總理計,必力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之袵席之上。至對于國家大局,吾輩已負諸肩上,尤當高瞻遠矚,深慮熟圖!盵77]從蔣的口氣中,我們不難讀出蔣此刻的心態(tài):“國家大局”非負諸其身不可。下午,蔣、汪同由南京趕來的孫科等人會商大局。邵元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介石力推精衛(wèi)主持大計,眾亦多贊同,又對外交問題等均有所商榷!盵78]
同日,胡漢民復電汪精衛(wèi),除繼續(xù)稱病謂“非長期休養(yǎng)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孫科內(nèi)閣,阻止蔣汪合流。胡并謂:“只須中央行責任內(nèi)閣之職權(quán)……而吾輩以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nèi)對外自能發(fā)展,開一新局勢。”[79]汪得胡復電后,一度“心中猶豫變計不行”,蔣對此深表不滿,嘆道:“展堂不止自不來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處心積慮,必欲使國亡民困,不恤總理,且陷哲生。鬼計陰謀,昭然若揭。吾人不可為彼所惑,又何可與之同流而合污哉。”當蔣見汪復胡電稿有“擬不入京”之語后,立即改為“立候北來”。[80]當晚,蔣介石臨睡前再次嘆曰:“哲生庸暗,季新狡猾,當此危局,余茍不力為支持,天下事尚可問乎?”[81]
此時的馮玉祥,面對九一八事變后的嚴重民族危機,深感國民黨內(nèi)部需要統(tǒng)一,同時自身處境也相當尷尬,“馮系將領均畏馮,不敢再隸渠下,馮無出路頗窘!盵82]而蔣介石更是通過黃郛加緊聯(lián)絡馮玉祥。馮同黃關系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時,馮玉祥陣前倒戈,回師北京,驅(qū)末代皇帝溥儀出宮后,即請黃郛出任攝政內(nèi)閣總理。四屆一中全會閉幕后,馮玉祥到上;顒,自1月1日至5日,兩人幾乎天天宴談,馮甚至二次借黃的寓所接見賓客。[83]在此期間,黃郛還同“楊暢卿(楊永泰)商談蔣馮間結(jié)合辦法”。[84]面對新的局勢和蔣的拉攏,馮暫時放棄了多年來堅持的反蔣主張,并向黃表示:“蔣與汪合作,我即與蔣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們應當精誠團結(jié),共赴國難。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黨派的。誰不團結(jié),誰不抗日,誰即沒有救亡的資格!盵85]
胡漢民對汪精衛(wèi)在政治上的反復無常,深惡痛絕,只是此次被蔣介石扣押,為了反蔣而不得不聯(lián)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而汪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十分憤慨,但也無能為力。氣憤之余,他公開發(fā)表談話,拒絕同蔣、汪合作。他表示:
漢民自十七年入京,計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門一步。晨夕孜孜,未稍茍逸,不特志不伸,言不聽,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蔣、汪兩先生之主張如此,是鑿枘不相容,已可概見,故病不能行,固為事實而主張之不同,尤為明顯之事實也。[86]
20日,孫科、汪精衛(wèi)等人分乘火車赴京。21日,蔣介石由杭州飛抵南京。此時,蔣、汪發(fā)表談話,論調(diào)完全一致。“一般觀察,孫科顯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勢所趨,汪、蔣必分負黨政重責。馮亦將于此時與蔣、汪合作!盵87]特別是蔣介石“在杭州東南日報發(fā)表之談話要點,對孫氏了無好評。弦外之音,益使孫氏感覺無從乞取助力”。孫科知道自己的戲已經(jīng)唱完,遂“有引退之意”。[88]
22日,蔣、汪入京后召集中央委員齊集勵志社會談。蔣在談話中仍不忘指責粵方破壞統(tǒng)一,并稱:“外交問題,全在國內(nèi)自強,故非先統(tǒng)一國內(nèi)不可。如廣東能切實歸附中央,則對內(nèi)對外,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否則以廣東人而亡國民黨,以國民黨而亡中國。亡國之罪應由廣東人負之!盵89]24日,南京要人開會討論國難問題,蔣、汪二人發(fā)言最多。最后多數(shù)與會者否決了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的對日絕交方針。陳友仁當即提出辭呈,離京赴滬。孫科借口追陳回任隨之赴滬。據(jù)《事略稿本》記載,當天下午蔣介石“訪孫科不遇。公曰:‘哲生昏闇,易被人利用,其或?qū)⒉晦o而行乎?’到勵志社與汪兆銘相見,汪謂:‘哲生往滬邀陳友仁回任!唬骸似浣蹇谥o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孤[辜]負余援手之心矣!盵90]
果不出蔣氏所料,25日孫科即隨陳友仁在滬同時發(fā)表辭職電。下午中常會討論孫科辭職案時仍決議:“去電孫科同志取消辭意,即日回京”,并推張靜江、張繼、居正三人前往催促。[91]隨后又加派何應欽、吳鐵城赴滬挽留,但“孫辭意堅決,拒絕見客!盵92]此時誰都清楚,雙方的行為不過都是虛應故事的表面文章罷了。
當蔣、汪入京之初,蔣介石曾表示“政治由孫科主之,黨務由汪兆銘主之,而己愿不受任何職務,以盡力相助,三人共同負其責,勉挽危局。然汪氏之意以為僅管黨務,心中尚不足也! [93]26日,蔣介石告汪精衛(wèi):“孫科無復函,行政院長不可虛懸,請兄速行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誠相助。”[94]同時,蔣還致電宋子文表示:“財政無人主持,請兄即夜入京相商。”[95]28日下午,蔣、汪再次會商外交方針,“確定二點:一積極抵抗,一預備交涉!痹谑Y的催促下,汪終于表明愿就行政院長。[96]
當晚九時,國民黨召開臨時中政會,決議:照準孫科辭職,選任汪精衛(wèi)繼任行政院院長。就在當夜會議進行期間,日本侵略者繼九一八事變之后,又悍然制造了一二八事變,向上海發(fā)動武裝進攻。衛(wèi)戍京滬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奮起抵抗。
1月29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政會,作出重要決議二項:一,政府遷都洛陽;
二,在國民政府下設軍事委員會,推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等11人為委員。就這樣,蔣介石再一次重返政壇,恢復軍權(quán)。
五 結(jié)語
從蔣氏下野到蔣汪合作,前后僅僅一個多月,經(jīng)過蔣介石精心擘劃,以退為進,分化拉攏,國民黨內(nèi)各政治派系再次經(jīng)歷了一回分化和重組的復雜過程。
蔣介石的再起,一方面同他控制的政治資源有關。孫科內(nèi)閣上臺不到一個月就因財政困境而焦頭爛額,這充分顯示出粵方的力量畢竟無法同已經(jīng)多年掌握全國政權(quán)的蔣介石相比,全國的經(jīng)濟中心仍在江浙而不在廣東。特別是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孫科內(nèi)閣根本無法應對迫在眉捷的外交困境而被逼下臺。
此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隨著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的爆發(fā),國民黨對日政策改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就更需要一個能統(tǒng)帥全國的軍事領袖。而在國民黨集團內(nèi)部,無論是粵方還是其他派系領袖,都無人能擔此重任。面對國難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聲,粵方為了國民黨自身統(tǒng)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棄進一步打擊蔣氏壟斷黨、政、軍權(quán)的愿望。這一切都為蔣介石的再起,提供了有利條件。
此時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最早積極呼吁蔣介石恢復軍權(quán)的并不是忠于蔣介石的黃埔系,而是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將領。他們紛紛致電蔣介石表示擁戴,請蔣復職。其中最為懇切的就是在上海前線指揮抗戰(zhàn)的蔣光鼐、蔡廷鍇等人。2月1日,宋子文電蔣報告:“茲晤蔣光鼐總指揮,據(jù)云目下時局緊急,軍事提挈不可領袖無人。現(xiàn)擬由十九路軍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等聯(lián)名通電,敦請鈞座出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以便統(tǒng)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97]西北軍將領宋哲元也電蔣表示:“軍事應有中心,請督率袍澤,早濟時艱!盵98]
而在此前兩天,蔣介石剛剛護送新任國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等政府首腦渡長江到浦口,轉(zhuǎn)赴戰(zhàn)時首都洛陽。1月31日,他在日記中寫下今后的行動準則:“既不能由余之名義統(tǒng)一,則應設法使實際上由余之行動而統(tǒng)一。故今日只有禮讓,使他人得名,而余乃退下。”[99]因此,在時機尚未成熟、黨內(nèi)反對勢力仍熾之時,蔣介石唯有暫時忍耐,并不立刻接受軍事統(tǒng)帥的名義。為此,他復電宋子文轉(zhuǎn)告蔣、蔡:“此時無設總司令之必要,否則對內(nèi)對外或生不利影響,亦未可知。如果事實上有必要之時,則為公為私,皆所不辭!盵100]同樣,對宋哲元來電,批復道:“出處事小,軍國事大。不能不慎重出之。”[101]
隨著上海戰(zhàn)事的進一步發(fā)展,蔣介石重掌軍權(quán)的愿望很快實現(xiàn)。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根據(jù)《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軍事委員會直隸于國民政府,為全國軍事最高機構(gòu);
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zhí)行。[102][103]至此,蔣介石終于再次重掌軍事大權(quán)。“委員長”一詞,在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幾乎成了蔣的專用名詞。
伴隨著蔣介石的下野與再起、黨內(nèi)各派勢力相互達成妥協(xié),此后黨內(nèi)再難形成聯(lián)合一致的反蔣局面,逐步形成了以蔣介石為主導、各派聯(lián)合統(tǒng)治的局面。
。
[1] 筆者曾利用報刊資料撰寫《從蔣氏下野到蔣汪合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shù)論壇(2002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但該文幾乎沒有使用臺北“國史館”和國民黨黨史館藏核心檔案。
[2] 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1995年),第136頁。
[3] 《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事略稿本》卷12(臺北:“國史館”2004年),1931年11月17日,以下均簡稱《事略稿本》,第352-352頁。
[4] 《陳銘樞致蔣介石巧午電》,1931年11月18日,《日寇侵略之部:貳、沈陽事變(第1卷)》“蔣檔·特交文電”,檔案號20013548。
[5] 《李石曾致吳稚暉張靜江電》,1931年11月28日(臺北:黨史館藏“吳稚暉檔案”,毛筆抄件),檔案號“吳”字05897。
[6] 《黃郛日記》第8冊,1931年11月18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影印本)。
[7] 《事略稿本》卷12,1931年11月20日,第362-363頁。
[8] 《上海賈秘書長設密艷三電》,1931年11月29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以下均簡稱“閻檔”,微縮膠卷,21/0480。
[9] 《事略稿本》卷12,第393頁。
[10] 《事略稿本》卷12,第413頁。
[11] 《困勉記》卷20,“蔣檔”。
[12] 《困勉記》卷20,“蔣檔”。
[13] 《致汪魚電》,1931年12月6日,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下(編者1934年印行,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第505頁。
[14] 《何應欽陳銘樞致蔣介石佳巳電》,1931年12月9日,《日寇侵略之部:參、淞滬事變(第1卷)》“蔣檔·特交文電”,檔案號20014198。
[15] 《蔣主席致張群十二月微電》,1931年12月5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16] 《上海煜如芷青現(xiàn)密陽電》,1931年12月7日,“閻檔”微縮膠卷,21/0535-7。
[17] 《陳銘樞致蔣介石電》,1931年12月11日,《事略稿本》,“蔣檔”。
[18] 《事略稿本》卷12,第457頁。
[19] 《困勉記》卷20,“蔣檔”。
[20] 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2月16日,第1張第4版。
[21] 《事略稿本》卷12,第460頁。
[22] 《黃郛日記》第8冊,1931年12月6日;
沈云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76年),第460頁。
[23] 《反蔣運動史》,第503頁。
[2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臨時常務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16日(臺北:黨史館藏,毛筆原件),檔案號00.1/126。
[25] 《事略稿本》卷12,第467頁。
[26] 《蔣委員遽嗚高蹈》,上海《民國日報》,1931年12月23日,第1張第4版。
[27] 《會后蔣返奉化》,《國聞周報》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要》,第7頁。
[28]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第一次預備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22日(臺北:黨史館藏,毛筆原件),4.2/52。
[29]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第二次預備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23日,同上。
[30]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第一次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24日,同上。
[31] 同上。
[32]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第二次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25日,同上。
[33] 《選任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及五院院長副院長案》、《關于中央政制改革案》,《中央黨務月刊》第41期(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秘書處編。,1931年12月,第2630、2625頁。
[34] 《胡漢民致孫科等電》(1931年12月15日),南京《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第69頁。
[35] 《上海賈景德致閻錫山密篠電》,1931年11月17日,“閻檔”微縮膠卷,60/1837、21/1048。
[36] 《汪對記者談話》,《國聞周報》第8卷第43期,1931年11月2日,《一周間國內(nèi)外大事述評》,第7頁。
[37] 陳銘樞:《“寧粵合作”親歷記》,《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65頁。
[38] 周一志:《“非常會議”前后》,《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94頁。
[39] 楊玉清:《關于<“非常會議”前后>一文的補充》,《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9頁。
[40] 《上海鄒海濱共密真電》,1931年12月11日,“閻檔”微縮膠卷,12/1437。
[41] 《上海煜如芷青作密宥電》,1931年12月26日,“閻檔”微縮膠卷,21/0731-0732;
《何應欽呈蔣公十二月宥電》,1931年12月26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42] 《選任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及五院院長副院長案》,《中央黨務月刊》第41期,第2630頁。
[43]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第四次會議速記錄》,1931年12月27日(臺北:黨史館藏,毛筆原件),4.2/52。
[44]《中央黨務月刊》第41期,第2624-2625頁。
[45] 《困勉記》卷21,“蔣檔”。
[46] 《困勉記》卷21,“蔣檔”。
[47] 有關孫科內(nèi)閣的垮臺的詳請,可參見前引拙文《從蔣氏下野到蔣汪合流》。
[48]《孫科致蔣介石冬亥電》,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卷13,第9頁。
[49]《事略稿本》卷13,第10頁。
[50] 《天津灰日特訊》,1932年1月10日,“閻檔”微縮膠卷,60/2049。
[51] 《蔣介石致陳果夫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卷13,第20頁。
[52] 《蔣介石電宋子文緩來奉我方當設法促成各方攻粵》,1932年1月9日,《籌筆》第63冊,“蔣檔”,04-0599。
[53] 《蔣介石致張治中電》、《蔣介石致何應欽電》,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蔣檔”。
[54] 沈云龍、張朋園、劉鳳翰:《劉航琛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5、192頁。
[55] 《何成濬等發(fā)起九省聯(lián)防會議》,上!渡陥蟆,1932年1月1日,第2張第12版。
[56] 《蔣介石致何成濬電》,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卷13,第19頁。
[57] 《政局雖未定九省聯(lián)防是謠傳》,天津《大公報》,1932年1月5日,第1張第3版。
[58] 《劉峙亦電辟九省聯(lián)防之謠》,《大公報》,1932年1月7日,第1張第3版。
[59] 《太原孫司令楚昌密真電》,1932年1月11日,“閻檔”微縮膠卷,12/1510。
[60] 《漢口邱甲致重慶劉湘真電》,1932年1月11日,“閻檔”微縮膠卷,60/2111。
[61] 《重慶劉湘致漢口何成濬真二電》,1932年1月11日,“閻檔”微縮膠卷,60/2112。
[62] 《上海煜如日密馬四電》,1931年12月21日,“閻檔”微縮膠卷,21/0660。
[63] 《天津解慎安四密篠電》,1931年12月17日,“閻檔”微縮膠卷,12/1461。
[64] 《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電》,1931年12月17日,“閻檔”微縮膠卷,21/0626-0630。有關粵方的倒張密謀,可參閱拙文《寧粵對峙期間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北京:《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5] 《南京王樹翰致北平張學良養(yǎng)丑電》,1931年12月22日,“閻檔”微縮膠卷,49/0915。
[66] 《北平華覺明致漢口何成濬宥電》,1931年12月26日,“閻檔”微縮膠卷,80/2045。
[67] 《孔祥熙呈蔣公一月蒸電》,1932年1月10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68] 《高秘書長凌百呈蔣公一月真電》,1932年1月11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69] 《陳立夫呈蔣公一月真電》,1932年1月11日,同上。
[70] 《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第164頁。
[71] 《陳銘樞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5頁。
[72] 《汪精衛(wèi)昨赴杭晤蔣》,《民國日報》,1932年1月17日,第2張第3版。
[73] 《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932年1月17日,第401頁。
[74] 《蔣介石致葉楚傖等電》,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卷13,第52頁。
[75] 《致孫哲生電》,《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76] 《致胡展堂電》,《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77] 《事略稿本》卷13,第54頁。
[78] 王仰清、許映湖標注:《邵元沖日記》,1932年1月18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2頁。
[79] 《胡復汪銑電》,《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80] 《事略稿本》卷13,第56頁。
[81] 《事略稿本》卷13,第59-60頁。
[82] 《南京張慕先致長沙何鍵寒午電》,1932年1月14日,“閻檔”微縮膠卷,61/0296。
[83] 《黃郛日記》第8冊,1932年,1月1-5日。
[84] 《黃郛日記》第9冊,1932年,1月24日。
[85] 《馮玉祥日記》第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932年1月18日,第563頁。
[86] 《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廣州:先導社編印,1934年),第644-645頁。
[87] 《天津養(yǎng)日特訊》,1932年1月22日,“閻檔”微縮膠卷,60/1953
[88] 郭廷以、王聿均、劉鳳翰:《馬超俊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163頁。
[89] 《事略稿本》卷13,第66-67頁;
《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第165頁,該書僅摘錄了此段文字的前二句,而缺最后一句。
[90] 《事略稿本》卷13,第71頁。
[91]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四次常務會議速記錄》,1932年1月25日(臺北:黨史館藏,毛筆原件),4.3/1。
[92] 《中常會慰留孫科》,《中央日報》,1932年1月27日,第1張第3版。
[93] 《事略稿本》卷13,第69頁。
[94] 《事略稿本》卷13,第81頁。
[95] 《蔣介石電宋子文財政無人主持請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籌筆》第63冊,“蔣檔”,04-0627。
[96] 《事略稿本》卷13,第87頁。
[97]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32年2月1日,《日寇侵略之部:參、淞滬事變(第1卷)》“蔣檔·特交文電”,檔案號21032549。
[98] 《宋總指揮哲元呈蔣公三月蒸電》,1932年3月10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99] 《省克記》卷5,“蔣檔”。
[100]《蔣介石復宋子文電》,1932年2月2日,《日寇侵略之部:參、淞滬事變(第1卷)》“蔣檔·特交文電”,檔案號21032548。
[101] 《“宋總指揮哲元呈蔣公三月蒸電”批復》,1932年3月10日,《蔣主席下野與再起》“蔣檔·革命文獻”。
[102] 《中央黨務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頁。
[103]《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303次會議速記錄》,1932年3月14日(臺北:黨史館藏,毛筆原件),00.1/1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shù)論壇2005年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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