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茲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領域最具深遠影響的人物之一。他在年僅二十七歲的時候被耶魯大學聘請為終生教授，此后分別在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任教。斯蒂格利茲對經濟學的主要分支，諸如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產業(yè)組織理論、國際經濟學、金融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信息經濟學，都有基礎性和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因為對不對稱信息下市場的分析，斯蒂格利茲分享了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fā)的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斯蒂格利茲的貢獻和影響不僅限于學術領域。1993年起，他先后擔任克林頓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資深副總裁，直接參與并指導美國主要經濟政策以及世界范圍內發(fā)展和援助項目的制定和實施。2000年斯蒂格里茲退職到哥倫比亞大學任商學院、國際關系和公共事務學院、經濟學系聯(lián)席教授，主持公共政策研究項目，并為政府和產業(yè)提供咨詢。

　　2002年的五月，斯蒂格利茲出版了他在自己七年政策生涯中與眾不同的觀察、思考和結論。這本題為<全球化及其不滿>的書，迅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斯蒂格利茨回顧了過去數(shù)十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亞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第三世界和前共產主義國家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的經驗和教訓，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南轅北輒的努力。在這些描述的基礎上，斯蒂格利茲批評了華盛頓政經界盛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倡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開性，要求改革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更為重要的是，斯蒂格利茲向權威的經濟學家和國際政策的制定者發(fā)出了道德挑戰(zhàn)，指出了他們置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于貧窮國家之上的錯誤行徑，呼吁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向人性的回歸。

　　斯蒂格利茲經世濟民的激情和理想在這本書里表現(xiàn)德淋漓盡致。他在該書的扉頁中說，\"謹獻給我的父親和母親，因為他們教會我去關愛，去理論\"。斯蒂格利茲的童年，曾經親自體驗了周圍家庭在失業(yè)后的艱苦，在成年后他到過第三世界的許多角落，親眼目睹了那里人民的不幸。斯蒂格利茲相信，經濟學并不是一門枯燥神秘的學科，好的經濟政策有力量去改變無數(shù)貧苦人的生活。政府應該而且能夠采取適當?shù)拇胧﹣泶龠M經濟增長同時保障成果為人民所共享。斯蒂格利茲提醒決策者，在通貨膨脹，充分就業(yè)這些簡單術語背后，是千萬人的生存和福祉。

　　全球化的失諾和市場原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盛行

　　斯蒂格利茲指出，到目前為止全球化的努力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發(fā)展中國家?guī)�來了實惠，但是并沒有真正成功的消除貧困，也沒有能夠保證穩(wěn)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組織對此應付主要責任。根據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凱恩斯主義精神，世界銀行負責全球發(fā)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維持各國的宏觀經濟穩(wěn)定。不幸的是，這兩個組織都被西方七國集團的財長以及他們背后的商業(yè)和金融利益所左右，并不能真正實現(xiàn)自己的使命。尤其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爾當政以后，自由市場的教條變成了華盛頓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這些國際組織淪為推行\(zhòng)"正確\"政策的工具。不考慮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毫無例外的開出自由市場的藥方，導致了許多發(fā)展中國家成為國際投機資本的犧牲品，壞的經濟政策促成了社會動亂，惡化了普通人的生活，這是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的根本原因。

　　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經濟援助推銷意識形態(tài)的做法，斯蒂格利茲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舉例說，199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埃塞俄比亞允許外資進入銀行業(yè)，開放金融市場，讓匯率自由浮動，建立國債拍賣市場，否則將停止對其貸款。在當時貧窮的埃塞俄比亞，整個銀行系統(tǒng)的規(guī)模還不抵華盛頓郊區(qū)一個五萬人小鎮(zhè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做法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斯蒂格利茲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高在上，蠻橫的給貸款國強加各種苛刻的條件，這些條件干預經濟，干預政治，而且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曾經要求韓國修改中央銀行憲章。

　　斯蒂格利茲認為，在重要的經濟政策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顛倒了目的和手段。事實證明，急劇的私有化如果沒有配套的創(chuàng)造就業(yè)的宏觀政策，如果不能有效的控制腐敗，必將是一場災難。貿易的自由化原則上能夠造福發(fā)展中國家，但是發(fā)達國家在貿易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以保護國內的各種利益集團。過早的過度的完全開放資本市場，只是使國際金融資本收益，而一些已經在發(fā)達國家證明是不可取的政策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行推銷給發(fā)展中國家。盲目的引進外資，只會摧毀本國的相關行業(yè)，抑制了經濟生長的內在力量。在改革和轉型的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味追求速度，不考慮先后次序，結果導致了許多發(fā)展中國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斯蒂格利茲強調，好的經濟政策不僅要解決長痛，而且要避免短痛。

　　東亞的金融危機和俄羅斯的失敗

　　斯蒂格利茲認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性錯誤不僅導致了東亞的金融危機的產生，而且加劇了危機向縱深發(fā)展。冷戰(zhàn)結束以后，無數(shù)的國際資本流向新興的市場，從東亞到拉美，從俄羅斯到印度。這些國家的大量證據表明，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不一定能夠促進增長。尤其是對于高儲蓄東亞國家而言，只會徒增不必要的風險。但是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一直到1997年十月東亞危機的前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該地區(qū)不遺余力的推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斯蒂格利茲認為，這是東亞危機的最根本原因。

　　在東亞危機最初爆發(fā)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考慮這些國家的特殊情況，采用對付拉美危機的緊縮性政策藥方，強求預算平衡和貿易盈余，其結果是加劇了以鄰為HE的效應，導致了危機向周邊國家的擴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危機國家提高利率，以吸引國際資本，保護本國貨幣價值，但事實上高利率導致了更多的公司破產從而加深了銀行體系的危機。其結果，危機國家的經濟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在收縮。當危機繼續(xù)發(fā)展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達爾文主義的簡單思路推行結構性改革：關閉壞賬累計的銀行，破產資不抵債的公司。斯蒂格利茲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可悲的一個錯誤，是不考慮所有這些經濟措施的社會和政治效果。230億美元的援助被用去支撐匯率，保護西方的主要貸款銀行，但是幾乎沒有任何資金用于幫助普通人民度過危機時的艱難生活，這樣不可避免的在東南亞出現(xiàn)了悲劇性的種族騷亂。斯蒂格利茲贊揚了中國和馬來西亞保持經濟的增長同時保持社會穩(wěn)定的宏觀思路和具體政策。

　　斯蒂格利茲認為，西方在俄羅斯經濟轉型的試驗是一場大失敗。休克療法的私有化自由化并沒有能夠兌現(xiàn)繁榮的諾言，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倒退，腐敗加劇，貧富不均加大。價格在一夜之間的放開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隨后采取的貨幣緊縮政策又抑制了經濟的發(fā)展。私有化意味著國家資產的流失，養(yǎng)肥了一小部分的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葉利欽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變成了黑社會和寡頭壟斷的樂園。1998年為了維持\"改革派\"的統(tǒng)治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了260億美元的援助，但是幾天以后，這筆錢就出現(xiàn)在俄羅斯大亨在瑞士銀行的存款賬戶上，三個星期之后，俄羅斯政府宣布，單方面終止償還政府債務，盧布貶值，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fā)了。與俄羅斯相比較，斯蒂格利茲高度贊揚了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道路。中國在最短的時間內減少了世界上最大的貧困人口，而俄羅斯在最短的時間內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貧困人口。

　　不公正的世界貿易體系

　　貿易體系的公正性一直是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爭議的焦點。斯蒂格利茲說，美國之所以表現(xiàn)虛偽，是因為利益集團的作用�，F(xiàn)布什政府的財長，前美國鋁制品公司首席執(zhí)行官奧尼爾就曾經組織了一個全球的鋁制品卡特爾，與鋼鐵業(yè)進行不公正的競爭。美國支持自由貿易，但是每當一個窮國找到一個可以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商品，美國保護主義的利益集團就開始行動了。利益集團的武器，所謂的\"貿易公正法案\"，對世界其它國家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貿易不公正法案。這種保護主義有的時候是以美國的國家安全為代價的，比如，根據美俄兩國在冷戰(zhàn)結束后達成的協(xié)議，美國將出資收購被拆除的核彈頭上的鈾，這樣一個涉及國家安全的安排被美國國內鈾制造商指責為不公正競爭。

　　改革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

　　斯蒂格利茲從道德上向華盛頓的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進行了質問。根據凱恩斯的最初設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用來對付市場失靈的，但是這個組織已經被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代表華爾街利益的經濟學家所把持，增進全球穩(wěn)定的宗旨根本不可能真正實現(xiàn)。開放資本市場有利于西方的大銀行在發(fā)展中市場的長驅直入，在危機發(fā)生以后注入巨額資金首先也是保證那些銀行收回貸款。在這個理解的基礎上，一些似乎不可解釋的政策行為都是可以解釋的了。

　　斯蒂格利茲提出，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出臺的透明性，鼓勵成員國的積極參與，建立測量指數(shù)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自己的政策后果負責任。改革世界銀行，取消援助貸款的各種附加條件，減免發(fā)展中國家的沉重債務。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綜合平衡各方的利益，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以及諸如環(huán)境保護等人類生存的長遠利益。

　　在書的結束篇，斯蒂格利茲飽含深情地呼吁，給全球化一個人性的面具。全球化不只是個經濟過程。不應該去推翻傳統(tǒng)的制度和價值，而是給他們時間去適應去響應新的挑戰(zhàn)。全球的資本主義正在一個十字路口，能不能讓讓全世界貧困的人口分享發(fā)展和進步的成果，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夠真正的改革全球的經濟金融體系。

　　近些年來，對美國財政當局、國際經濟金融組織的批評不絕于耳，聲音比較響亮的有經濟學界的克魯格曼，金融界的索羅斯。但是以作者本人的學術威望和親身參與的獨特經歷，從學術、制度和利益根源上提出全面批評的尚屬首次。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書中點名批評了公認的克林頓時代三位金融奇才，在全球推行市場化的主要英雄，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主管費歇爾，前財長現(xiàn)花旗銀行行政委員會主席魯賓，前財長現(xiàn)哈佛大學校長薩門斯。因為批評的高度和廣度，這本書引起了主流社會的強烈的負面反響。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不無諷刺的建議這本書改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斯蒂格利茲的不滿>。華爾街日報發(fā)表書評認為這是一本完全另人大失所望的作品，斯蒂格利茲放棄了自己高超的分析技巧，虛構了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狂熱征服的卡通故事。另外一種通行的觀點認為，斯蒂格利茲發(fā)驚世之言是有隱藏的妒忌心理在作怪，被批評的職位恰恰都是他曾經可遇而不可求的。

　　毫無疑問，最有力的反擊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外關系部主任戲稱斯蒂格利茲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批評家，認為他位居諾獎得主但是在政策領域內資歷尚淺，并且強調\"是他先動手打人的\"。2002年六月二十八號，由世界銀行主持，斯蒂格利茲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主管羅高夫進行了一場對話。羅高夫火藥味極濃的發(fā)言隨后以致斯蒂格利茲公開信的方式發(fā)表。

　　羅高夫現(xiàn)身說教，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員嚴肅的學術態(tài)度和敬業(yè)精神進行了辯護，并以自己早年與斯蒂格利茲共事時的一段插曲對他歷來目中無人的態(tài)度表示不滿。羅高夫認為，斯蒂格利茲對付國家破產的思路不聯(lián)貫，開出的藥方充其量是狗皮膏藥，斯蒂格利茲本人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的嘩眾取寵盲目自信正是問題的一部分。關于斯蒂格利茲的主張，羅高夫說，危機中的國家如果推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只會導致惡性的通貨膨脹，把經濟帶進深淵。關于充分就業(y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的著眼點的是長遠而不是眼前的得失，而且也并沒有象斯蒂格利茲描述的那樣頑固的堅持要求危機中國家維持預算平衡。斯蒂格利茲不像是個凱恩斯主義者，倒像是供給學派，錯誤的認為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能夠自動解決經濟問題。羅高夫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不否認市場有失靈的時候，但是在發(fā)展中國家政府失靈是更廣泛更普遍的問題。羅高夫進一步以親身經歷指出，費歇爾領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鼓勵不同的學術和政策見解的，但是在一街之隔的世界銀行供職的斯蒂格利茲，沒有積極主動的尋求理解和合作。羅高夫還特別指出書中一些人生攻擊屬不實之詞，以此對斯蒂格利茲寫作的動機和態(tài)度表示疑問�？傮w而言，羅高夫的反駁情緒超出了理智的分析。

　　斯蒂格利茲的不滿以及與此相關的爭論，有著很深刻的時代背景。九十年代是資本主義全面勝利的十年，也是對市場的信仰迅速膨脹的十年。但是歷史并沒有在這里終結，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金融泡沫破碎，市場道德淪喪的后果正在突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跡象。國際經濟金融組織指導下的發(fā)展中經濟和轉型經濟毫無例外的遭遇了各種危機，而中國成功的獨立的漸進式改革呈現(xiàn)了獨一無二的大氣象，但是華盛頓的主流社會對此是不愿意去深想的。在這樣的時候，斯蒂格利茲說出了一些真話，不中聽但很中肯。國際組織需要改革，發(fā)展要基于各國的具體情況，政府和政策要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些建議不僅是針對第三世界的，對發(fā)達國家解決面臨的新問題也是適用的。

　　《全球化及其對它的不滿》，臺灣版譯作《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李明譯，大塊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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