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國鄉(xiāng)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內外學者鮮有人系統(tǒng)闡述過基于諸多差異的多重權力關系如何影響其田野經歷和文本寫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調查的這項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從選點，進入調查地到田野作業(yè)乃至報告撰述——都充溢著繁復而微妙的權力關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規(guī)的政治性權力，本文著力于闡述研究場域中筆者性別、年齡、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等權力范疇對于形塑局內人-局外人身份所起的作用及對研究項目的影響。文章還揭示，知識生產實踐中的權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靜止不動的，它們深嵌在筆者與縣鄉(xiāng)村干部、縣鄉(xiāng)干部與村干部以及筆者與普通村民之間不對稱的權力互動之中。經由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權力的雙重過濾，民族志研究的凝視不可能是價值中立和沒有盲點的。深入觀察和回應田野作業(yè)中凸現(xiàn)或隱伏的多重權力關系，因而也應成為解讀調查過程和鄉(xiāng)村社會的一個關鍵因素。

　　關鍵詞：民族志研究 政治網絡 權力關系 知識生產

　　一、引言

　　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后結構、后現(xiàn)代和后殖民理論在歐美主流學界應運而生并各領風騷，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三后”理論傾力于顛覆和解構權威與結構，張揚身份認同和主體性并凸顯被壓制和邊緣化的聲音。在此情勢下，人文和社科學人尤其是后現(xiàn)代的社科學者開始反思知識生產的過程，特別是社會調查活動及其客觀真實性。許多學者認為，在知識生產的實踐活動中，尤其是像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田野作業(yè)，進入研究場域的調查者同調查對象之間有著極其繁復、敏感而微妙的關系，因而不可能不介入無所不在的權力關系。他們因而強調審視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這種關系，并將此視為獲得知識的重要條件。這個方面的典型代表莫過于布迪厄（Bourdieu,1977；
1990；
1998）對實踐理論和反思社會學的理論化。在他看來，權力是構建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關系并決定性影響知識生產的重要因素。

　　時至今日，歐美學人對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權力關系和倫理問題已有了越來越明確的警覺和認識[2]。以女權主義學術為例，歐美女權主義者對社會性別、階級、種族等各種權力等級的敏感性和理論化，如今已成為其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們把社會性別當作一個主要變量，著重考察社會性別動態(tài)同與之難解難分的其他權力結構的交叉互動。在她們看來，社會性別、階級、種族、族群、性取向、年齡、國家、地域等各種等級制互為交織，并處于變動不居的動態(tài)狀態(tài)(參見胡玉坤，2004）。在“后學”風潮中，西方女權主義認識論也隨之日漸成熟，并對民族志研究產生了至深至巨的影響。美國知名的女權主義科學哲學家桑德拉 · 哈�。℉arding，1986,1991）和唐娜 · 哈拉維（Haraway，1991）分別建構了“女權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和“處境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等概念，用以強調研究者自身所處的由社會性別、階級、種族等身份認同所決定的社會位置對其知識生產的影響。哈拉維認為，任何知識都是情境化的產物，因而是“特定化而且不完整的”。為了在作為知識生產特權“主體”的科學家同其研究對象之間建立更公平的關系，女權主義學者力主研究者闡明并反思其主體位置、基于差異的“處境知識”以及與此相伴生的“偏見”。她們認為，惟有如此，研究者方能對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知識負責。如今，越來越多女權主義學者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踐。一些田野工作者還創(chuàng)造性地分析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各種不平等社會位置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致的嵌入研究過程的偏見，特別是她們在第三世界情境下做田野研究的困境（Hsiung，1996；
Lee, 1998; Townsend，1995；
Visweswaran，1994）。

　　在中國鄉(xiāng)村做田野研究的域外學者，都幾無例外地一方面突出各級官員施加的調查限制，另一方面又強調與當地鄉(xiāng)民的積極互動(Croll，1995；
Wolf，1985；
寶森，2005；
朱愛嵐，1994)。這幾乎已成為他/她們民族志報告的俗套，但迄今為止，幾乎無人全面闡述過基于差異的多重社會位置如何影響到其田野經歷和文本寫作。反觀境內學者的研究，雖不乏零星的田野反思，但鮮有人系統(tǒng)描述田野作業(yè)中的權力相關性和政治敏感性——至少很少有人明確表述出來。在不多的例外中，譬如朱蘇力的反思性研究（1998）主要著眼于將研究場域中的權力關系界定為支配性關系。殊不知，蘊涵在鄉(xiāng)村田野調查中的支配性權力只是權力的一部分而非故事的全部。誠然，長期以來乃至時下，“政治”長期以來常常被簡單化地等同于“權力”，即自上而下單維度的支配性控制。沿用后現(xiàn)代哲學家米歇爾 · �？隆皺嗔κ且环N關系網絡”的概念化和理論化（1978），本文意欲超越對權力的狹隘理解，著力于闡述田野調查過程中無所不在的社會性別、階級（階層）、年齡、城鄉(xiāng)差別等權力范疇。這些差異性關系，毋庸置疑，是進入田野之旅的民族志學者無可規(guī)避的權力結構。

　　大量經驗調查表明，沒有意識到差異與權力并不等于權力關系不存在，而對田野作業(yè)中的權力有無意識卻并非無關緊要的。大概沒有人會否認滲透在農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生生不息的差異和權力等級。除了社會性別、財富、職業(yè)以及干群分化而外，聚落中的本族本姓認同、輩分和代際差異等皆為明擺著不可等量齊觀的權力范疇。自農村改革啟動以來，隨著利益和訴求的多元化和復雜化，這些權力結構無疑愈發(fā)明顯地影響到男女村民的工作和生活際遇。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近距離參與式的民族志研究不僅更易于凸顯被調查者之間的差異，而且更易于反襯調查者與被調查者在田野作業(yè)中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入觀察和回應鄉(xiāng)間生活中凸現(xiàn)或隱伏的多重權力關系，也就成為田野研究者解讀調查過程和鄉(xiāng)村社會的一個關鍵性因素。

　　本文基于對內蒙古赤峰市下面一個自然村的民族志研究（Hu，2005）。2003年4-12月和2004年9-10月間筆者在該村生活了幾近半年。我主要研究該村以往50年特別是田野作業(yè)期間男女村民自然資源管理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問題。在村落場景尤其是一個干群充滿敵意的社區(qū)氛圍中做長時間的實地調查，注定了該項研究不可能與滲入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無涉、與權力無關。在筆者與被調查者的互動中，我個人的身份認同——性別、年齡、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社會地位對于進入調查地、收集資料過程以及文本寫作皆有不容否認的關聯(lián)。本文旨在將筆者在田野作業(yè)中所處的社會位置納入對研究過程的解釋并將個人的反思寫入文本。文章第二部分將簡述走入田野的政治。第三部分主要描述田野過程中互為交織的多重權力關系。第四部分是反思文本寫作和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及對研究本身的影響。

　　二、政治網絡與進入田野

　　在鄉(xiāng)土中國做實證研究，經由網絡化的政治權力組織進入鄉(xiāng)民社會不失為一種捷徑。即便是訴諸同學、同鄉(xiāng)、朋友等關系資本的研究者，恐怕也最終繞不過當地的政治網絡。當我準備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時，深為被譽為“綠色長城”的“三北”防護林工程所深深吸引[3]。我當時關切的是“三北”地區(qū)農林復合業(yè)之下鄉(xiāng)村發(fā)展與環(huán)境變遷的狀況。更確切地講，意欲探究一個社區(qū)在農林復合的農業(yè)生產體系之下男女村民管理自然資源的日常實踐及由此引致的環(huán)境變遷。鑒于內蒙古負責三分之一“三北”防護林的建設任務，并被納入了西部大開發(fā)項目，再加上我國加入WTO，西部農民及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愈發(fā)明顯地被建構為發(fā)展的“他者”。出于各種理論與實際的考慮，我最終選擇了赤峰市下面的一個國貧縣。作為全國婦聯(lián)研究所一個曾任職10年之久的前研究者，得益于婦聯(lián)系統(tǒng)自上而下的等級性網絡結構，我很快經由全國婦聯(lián)、內蒙古自治區(qū)婦聯(lián)，得到了赤峰市婦聯(lián)的認可。

　　坐了10個小時夜車，2003年初春的一天清晨，筆者第一次來到塞外的赤峰市。剛步出站口就見我的名字赫然出現(xiàn)在高高舉起的接站牌上。市婦聯(lián)的三個“娘家人”正在春寒料峭的站外“恭候”，一股暖意頓時涌向全身。次日早晨，在一個干部陪同下由市婦聯(lián)司機驅車直奔X縣。在該縣逗留的四天里，借助于縣婦聯(lián)主任的網絡和權威，先后走訪了縣委宣傳部、統(tǒng)計局和林業(yè)局等部門。在地方一級，統(tǒng)計資料就像當地地圖和報紙一樣常被視作“國家機密”似的東西。初到X縣，我遍尋大小書店和書攤也不曾找到任何當地地圖和報紙。當我找到報社時，主編告知他不能憑我的身份證或全國婦聯(lián)開具的介紹信就允許我借閱，除非當地政府部門有人給他打招呼。他還進一步解釋說，倘若不小心泄露了什么“機密”，那是要擔丟掉“烏紗帽”的政治風險的。要不是有婦聯(lián)主任這一紐帶，這些資料想必是無從得手的。

　　物色調查村的過程征求了不少縣鄉(xiāng)干部的意見。經實地考察、比較和權衡，我最終提出想去一個被納入婦聯(lián)主管的國際小額貸款項目的X鄉(xiāng)，婦聯(lián)主任顯得十分猶豫并談及該鄉(xiāng)支書恐怕不會答應的。作為一個貧困鄉(xiāng)，這里不時成為發(fā)展援助的對象，當地干部怕沒有興趣接納一個北京來的研究者。更何況此前一年，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人員曾到此處調查農民負擔問題并予以曝光，引起該鄉(xiāng)書記的極大不滿和懊惱：“這種事情遍地都是，干嘛單把我們給涼出來，偏跟我過不去呢？”婦聯(lián)主任坦言，基層官員多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tài)，誰也不愿意讓外人知道自己轄區(qū)內的“陰暗面”。嗣后有一次我向婦聯(lián)主任提及，在我將來撰寫的東西中，鄉(xiāng)名、村名以及被調查者的姓名都將用虛構的名字。她明確暗示我，最好也不要用該縣的真名。地方權力網絡中的為官者與外來學者打交道時“如履薄冰”以及實地調查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略見一斑。

　　這就難怪當地干部不歡迎甚至拒絕社會學科工作者深入其轄區(qū)搞調研。不要說境外學者（寶森，2005；
朱愛嵐，2004；
Wolf，1985）遭此冷遇，即便國人也都在所難免（曹錦清，2000）。地方干部常常將外人的介入視為威脅，處處予以提防甚至設置重重關卡也自在情理之中。正當左右為難之際，我提議何不直奔該鄉(xiāng)探探路再說�；蛟S由于婦聯(lián)主任的個人權威和地位，或許是礙于情面，或許是覺得一個女學者從事婦女與環(huán)境方面的研究在政治上不具有很大的威脅性，當我們與該鄉(xiāng)支部書記面對面坐著談論調查點事宜時，后者雖最初有些猶豫，但最終還是不無勉強地答應下來，并建議我去處于中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營子村[4]。支書在鄉(xiāng)政府大院請我們吃了一頓便飯后親自將我們帶到了村里。也許是因為“官大一級壓死人”，無論多么不情愿，在階位更高的官員面前，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態(tài)度曖昧，既未明確予以拒絕，亦未顯示熱情的歡迎，不過，他們答應幫我找一戶有空房的人家。在場者莫不對我抱定在鄉(xiāng)間居住半年的決絕感到難以理喻。

　　一周之后趕在該村退耕還林項目開始之前，我如約再度來到X縣。一天午飯后，赤峰市婦聯(lián)司機驅車將我們帶到村里，其時村支書正在村外喝酒。村辦公室的看門人將我們領到我房東家。這是一戶普通的中年“空巢”家庭。2003年男主人（我一直稱之為大哥）49歲，女主人（我喊她大嫂）47歲。兩個成年兒子及大兒媳都在北京打工。等村支書趕來后，他讓大嫂做一頓“歡迎宴”�！暗谝话咽帧钡拇逯�書在營子村向來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這個支書是鄉(xiāng)政府派下來處理“營子村”棘手問題的一個鄉(xiāng)干部（曾當過兵），到任才80來天，他的前兩任皆提前離職。當大嫂還在廚房忙碌時，被村干部派去干活剛回家的大哥就邀請我們圍坐在炕上的小矮桌前享用起豐盛的“農家宴”[5]。幾巡白酒過后，村支書幾次談到，他不怕市里來的（指司機），也不怕北京來的(指筆者)，就怕縣里來的（指婦聯(lián)主任）。這大概是酒后吐的真言，我聽后不由得一愣，從他的表情中似乎也讀出了一絲敵意。村支書的這一姿態(tài)似乎預示了日后幾度重現(xiàn)的類似插曲。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次日中午，在婦聯(lián)主任的再次陪同下，筆者正式入住這戶當地人家。我暗自慶幸村婦女主任幫我尋覓到了一戶好人家。我到來之前，房東夫婦僅知道有個“年輕婦女”要和他們一起住半年在村里搞一項調查。當得知我有個11歲的兒子并且我們年齡相仿時，我們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縮短了許多。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本村人，像其同齡人一樣，他們從小吃過不少苦頭。大哥念過四年書，平常不善辭令，顯得一臉忠厚。集體末年曾當過幾個月小隊長，終因太老實駕馭不了日益紛亂頹敗的局面很快就下來了。大嫂小時候僅上過幾天學，后來上過短期的掃盲班，基本上不識字[6]。她很勤快，干事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的（被村民公認是村里最干凈的一戶）。入住的當天，“當家”的大嫂就發(fā)話了：“家里只有兩個大人，沒有小孩子亂翻你的東西。你要不嫌我們做的飯菜，歡迎你同我們一起吃”。聽罷頓生一股暖意，我當即順勢就說不另起爐灶。從此我們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像一家人一樣生活”。大嫂多次提到：“只有我和你大哥在時，屋子里有時像沒人似的。因為你在這里，這里的氣氛完全不同了。瞧你大哥現(xiàn)在也變得愛說話啦！”同一對普通夫婦朝夕相處，了解、觀察并直接參與他們及其親朋好友的日常生活，有助于我捕捉到一些本來可能難以進入我視野的東西，并了解到一般老百姓的痛苦與快樂，機會與挑戰(zhàn)以及村里和當地的最新動態(tài)。

　　剛從北美歸返，又沉潛到一個貧困村落，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相互映照在我心頭形成了很大的落差。不過，對北國鄉(xiāng)村暮春的寒冷、三天兩頭漫卷飛舞的風沙、硬邦邦的土炕以及單調飲食的不適應，很快就因房東及其他百姓的熱情襄助而驅散了許多。在我這個北京來的“大官”及其他外來官員面前，大哥大嫂從不失尊嚴（他們一直管我叫胡老師）。在平常相處中，他們殊少講究客套，卻默默地盡“地主之誼”。大嫂每天都為我熱炕，即便是夏天（睡涼炕據說會得關節(jié)炎）。雖然大哥不喜歡吃米飯，但只要我在，他們總是做米飯，并不時地變換花樣做餃子、面條和饅頭等。我有時也從縣城帶回蔬菜、肉食、點心等來分享。無論多晚回來，他們總等我一起吃飯。每天我還在“挑燈夜戰(zhàn)”時，他們早就入睡了，而當我還睡眼朦朧之際，他們早就起來干活了。盡管我們之間橫亙著城鄉(xiāng)、南北、文化程度、社會經濟地位等權力關系上的懸殊差異，但我們之間友誼卻是超乎其上的。我與他們相處與其說是“賓至如歸”，毋寧說是基于空間平等的融洽相處。這種全新的感受使我很快克服了“水土不服”，日子久了，還真有點“夢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覺。這一純粹偶然的相遇也使我們有了始料不及的緣分。回過頭來思量，半年鄉(xiāng)間生活過得有些渾然不覺。對于探索一個未知世界而言這似乎太過短暫了，起碼對于民族志田野調查而言是如此。

　　安頓下來不久，因SARS不期而至，兩周后我便匆忙打道回府，直到7月初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撤消到中國旅行的警告后才返回。后來得知，我離開之后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樣上演了一出大規(guī)模政治動員的現(xiàn)代劇。有一段時間，縣鄉(xiāng)干部“進駐”村里輪流值班。村頭日夜有人把守，外人不準入內，打工回村者也需“隔離”一段時間，個別人據說尚未踏入家門就被迫重返打工地。幾個村民告訴我，要是再晚走一兩天，我就是想回北京也回不了。當地交通幾乎中斷，連村民之間也不再串門了�！霸卩l(xiāng)下，芝麻點大的事常被折騰得比西瓜還要大！” 村支書曾到大嫂家查問我留下了什么東西，并對我未與他當面打招呼就離開頗為不滿（大嫂回應說我臨行前告訴了村婦女主任），直到兩個月后我給他打電話要重返時，他還“耿耿于懷”。不容否認，若不是走了上層“路線”，我斷無可能這么不費盡周折就進入村莊并且?guī)缀醪皇芗s束地走家串戶。除了政治性的官僚權力，田野作業(yè)中更難規(guī)避卻是筆者與一般村民在日常交往中顯現(xiàn)的權力關系。

　　三、 民族志的凝視：日�；�動中的權力等級

　　西方女權主義學者像Stacey（1991）和Patai（1991）等主要著眼于民族志學者與信息提供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她們傾向于質疑民族志工作者“入侵”女性被調查者的生活，利用被調查者講述的故事以及在描述和再現(xiàn)被調查者方面所占據的主導位置。嗣后的一些女權主義者開始對這種權力關系的二分法提出挑戰(zhàn)，并認為僅將民族志工作者當作主體是遠遠不夠的。例如，Ong（1995）宣稱，假如將權力理解為彌散性、流變及增殖性的力量，是在網絡關系中被激活而不是被個體所擁有的話，那么，作為民族志主體的信息提供者也可以在民族志知識的生產過程中行使其權力。她進而精到地指出，研究者與信息提供者之間的關系畢竟體現(xiàn)在不同的權力場，其中包括信息提供者的家及其社區(qū)。這一深刻的見解無疑適用于我的田野研究。筆者此處不外是要強調，滲透到田野作業(yè)中的權力結構盤根錯節(jié)，既微妙又復雜。而對這些權力關系的意識和反思對于民族志調查和書寫而言卻不是可有可無的。

　　雖然城里生、城里長，但我對鄉(xiāng)土生活并不完全陌生。入住營子村之前，筆者作為中英水供應與衛(wèi)生項目的全國專家，曾赴云南和四川翻山越嶺做過為期一個月的村落考察。這段經歷使我心里有底不至于同生活在并非全然“異文化”中的草根民眾格格不入。初來乍到這個鄉(xiāng)土聚落，說實話躺在炕上也幾度想過，要不是為了完成美國的博士學位論文，我怎會義無返顧“蹲點”這么久，而這似乎又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的。筆者母親有言，“你幸免了在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去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回算是補上了這一課！”略通文墨的村里人同我開玩笑說，我是來這里體察民情，個別村民甚至說我是“微服私訪”。

　　營子村是個民族村，蒙族約占全村人口的1/3。整個自然村一百五十來號人家比鄰而居。在這樣一個“面對面”的熟人社會，左鄰右舍知根知底。這里民情淳樸，失竊較罕見。村民外出時門上只是掛一把簡易鎖。我外出時筆記本電腦經常就攤在桌上。所到之家，村民從未將我這個“不速之客”拒之門外，也幾乎不存在語言及其他溝通上的“焦慮”[7]。舉例來說，我第二次來村里不久的一天，在小道上邂逅一位從未謀面的50上下的婦女，她見我后劈頭就說，“你是北京來的‘大干部’吧？有空的時候到我家去坐坐。我們鄉(xiāng)下人直來直去的，有什么說什么。”我們站在路邊聊了約莫20分鐘，我就得知了有關她身世的很多信息。末了，她說，“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面，但人生話不生�！钡绖e之后，她又回過頭了講了一句充滿哲理的大白話，“人能走到一起，山碰不到一塊”。田野中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在整個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個人互為交疊的身份認同如性別、年齡、階層地位、城市知識者身份等復雜而矛盾地融入了我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角色中。境內外許多學者均提到，在中國農村做田野調查是個充滿政治性協(xié)商的過程，我自然也難免落入需要交涉的當地權力與權威結構之中。相對于貧困、受過較少教育村民來說，我雖則占據了城市中產階級并受過高等教育的特權地位，但我不光要同一般村民互動，還要同掌握并善于玩弄手中權力的當地官員打交道。我同當地干部、普通男女村民之間微妙而不對稱的三角關系從許多意義上講不僅影響到我如何去觀察和參與當地人的生活，也影響到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怎么看待我并為我提供信息。正如熊秉純（Hsiung，1996）在臺灣工廠做田野時所遭遇的，我也同樣被村里人既當局內人又當局外人來審視和看待（第5頁），而我的局外人/局內人地位正是由上述多重認同塑就的。從這個角度講，描述多重權力關系可以提供一個情景化架構使調查者得以最好地探究當權者與無權者之間的權力結構以及這種權力等級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建構并遭到質疑的（第8-9頁）。

　　如前所述，有了縣婦聯(lián)主任等上層官員做“后盾”，我這個無權無勢的“一介書生”在村內外便徒增了許多“虛構”的政治權力和權威[8]。這種社區(qū)“入門”方式日后證明影響到我和村干部打交道。在我逗留期間，縣婦聯(lián)主任多次帶著水果、蔬菜等下來看我，村支書也幾次“被迫”奉陪來我住處，但后者一直很少示誼和給予合作。居于村權力核心的“靈魂人物”態(tài)度如此，執(zhí)掌權柄的其他男性村干部也跟著相互推諉。雖然總的來說他們并未對我擺出“官式”面孔，也不乏使用模棱兩可的外交辭令，但畢竟“縣官不如現(xiàn)管”，村主要干部總以各種借口通過拒絕給我提供任何書面材料來行使其權力。所幸的是，他們沒有指示村婦女主任不讓我翻閱作為村里決策依據的計劃生育《人口底冊》[9]。屢索不得，并意識到他們誠心如此，我也就沒有再強人所難，免得危及我同他們的關系乃至這個研究項目本身。我收集到的有關營子村的其他書面材料結果都是從鄉(xiāng)里和縣里得來的。

　　像其他許多村莊一樣，由于腐敗大行其道，這個村已成為一盤散沙的“爛攤子”。村支書等主要干部換了一茬又一茬，該村仍深陷在“巨額”債務之中（拿當地人的話來說已達到了“天文數字”，夠上“焦點防談”的），再加上連年環(huán)保大會戰(zhàn)，干群之間雖未呈冰炭難容之勢，但裂痕和緊張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我初次接觸的多數成年人——無論男的女的——都主動向我講述對村里腐敗和勞民傷財的環(huán)保大會戰(zhàn)的不滿。最初那陣子，他們的哀嘆和抱怨之聲幾乎彌漫了我們之間的對話。他們這樣做或許是希望我了解其困境并暴露干部的腐敗，或許只是抓住這個機會宣泄一下不滿而已。干部中也有人幾度探問，“你的論文提交給政府部門嗎？”“上級部門看不看你的報告？”“村里的事務太復雜了不是你住這么幾天就能明白的”；
“老百姓盡瞎說，他們就知道關心自己的利益�！痹O身處地想一想這種政治氛圍，村干部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guī)缀醪荒芙o他們帶去任何益處，卻反倒有可能給他們平添政治風險。一個村民曾直白地評論說，“大官易見，小鬼難纏。村里問題成堆，他們怕你都來不及，怎么敢給你提供什么材料？萬一搞不好出了漏子，他們就吃不了兜著走”。

　　誠然，這種村莊政治使我的田野調查徒增了異常復雜的政治特性以及我同村干部的微妙關系[10]。從最初同村支書的遭遇，我很快就意識到地方官僚機構及其掌控者的權力。作為一個對普通百姓有同情心的局外人，置身其間，我不可能以隔岸觀火者的“冷靜與客觀”冷眼旁觀。我有時不識時務對自己份外的事情“指手畫腳”。“職業(yè)病”發(fā)作時還會越俎代庖“教育”他們幾句，并忍俊不禁地責問一些非夷所思的做法。這自然會惹來干部的盤查和反駁以及對我“錯誤”印象或看法的糾正�；剡^頭來思量，這自不必說是對他們的“冒犯”。既然無法騎墻，我于情于理站到了普通百姓這一邊。但我同村干部一直保持著不即不離的往來。婦女中除了村婦女主任而外，惟有我還不時進進出出村委會辦公室。

　　所幸的是，雖在其眼皮底下轉悠，現(xiàn)任干部對我算是“網開一面”。與境外學者不同，我可以自由走訪任一住戶而不受限制。這種獨立的活動空間對于民族志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不像在云南和四川，那里的干部有時故意將我們引向或避開某些農戶。比如，即使我們特別強調要挑選村里的貧困戶來參加小組集中訪談，他們召集的往往是相對年輕、受過一定教育或是同干部關系較好的村民(Hu, 2002)。當群體或集體的活動關涉有影響的外人時，社區(qū)往往會展露出特殊的凝聚力（Mosse，1994）。誠然，當我作為專家訪問這些社區(qū)時，當地村民通常表述的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需求和優(yōu)先關注事項。村里的干部也設法操縱外來專家，以便獲得對其有利的結果。在云南，當我們組織分性別的小組集中訪談時，未被邀請參加的一個村支書幾次出來告誡村民，“這不能說，那不能提”以及如何“正確地”回答問題(Hu, 2002)�？梢�，外人眼中被營造出來的“地方凝聚力”是要大打折扣的。但在營子村，正如村民幾乎一致承認的，要在以前干部還會提醒人們如何對付上面來的人，或陪著上面的干部到各戶去。現(xiàn)在的干部既不復有這種權威，也不再做這種表面文章了。更可嘆的是，村干部已不在乎因自己的不端行為而失卻聲望資本了。

較之村官，與縣鄉(xiāng)干部打交道則更為容易和愉快些。興許是因為我的研究對他們沒有直接的威脅性，部分原因還在于我作為“海外博士”的“符號資源”、聲望及相應的權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少數鄉(xiāng)干部極愿意同我談論外面的大千世界�？h檔案局的工作人員多半是女性，她們非常配合地為我提供我索要的資料，并對我孑然一身在外抱“同情”之理解。正如一次周末也陪我查閱資料的一位年長婦女說的，“我們很能理解一個有孩子的婦女孤身一人長期在艱苦的村落中生活和做研究有多艱難。”可惜的是，改革以來的檔案資料尚封存在各鄉(xiāng)。

　　作為民族志學者，我敏感地意識到了自家的多重社會位置。大致言之，我的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在多數情況下有助于拉近我同村民的距離，而我的社會階層、城市出身、教育成就及其他有可能使我們疏遠的因素則激起了人們的羨慕、好奇心、疑問乃至不公平感。沒有正式介紹和集體聚會的場合，我花費了一些時日才結識了村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我初來乍到時激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11]：“你為什么要來這樣一個貧困村搞研究？”“你是來調查什么的？”“你了解我們這個地方和我們的生活有什么用處？”“溫家寶總理能讀到你的報告嗎？”[12] 不少人想知道我在北京和美國的個人經歷。有一天一個不到50歲的婦女問我，“你是坐飛機去美國的嗎？”她當即接著說，“你一定會笑話我問這么一個傻問題。在我兒子到一個挨著火車站的村當養(yǎng)老女婿之前，我連火車都沒有見過。我們這些婦女什么世面也沒有見過。”

　　與干部的漠然形成對照的是，普通百姓對我的權力、資源及幫助顯露了不盡相同的反應。盡管我告訴他們我以前是全國婦聯(lián)的研究人員，現(xiàn)在還只是未完成學業(yè)的博士候選人，但總有人把我當作記者（甚至是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jié)目的記者）、（寫小說的）作家、老師，甚至是大有來頭的“北京大干部”。村民零星登門前來向我咨詢問題或尋求幫助。“我們老農民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說話也沒有人聽”。這是村民在談及自己弱勢地位時常用的一句話。在他們眼里，我有文化，懂法律，了解國家政策，說話也有份量，故而我能解答諸如農業(yè)稅、退休補助、孩子教育等各種問題。有人也不乏功利的考慮，比如有的希望我將來能幫他們及其子女在北京找工作。有的則希望我能為這個社區(qū)帶來項目或資助。

　　在這個鄉(xiāng)土世界，我的已婚身份和不惑之年的歲數對于調查發(fā)揮了獨特的優(yōu)勢。在很多場合，我的性別反倒退居不甚重要的位置。在村莊的特殊語境下，年屆四十已“老大不小了”，用當地俗話來說，“人過三十日過午”。這里的年輕一代多半在20出頭就結婚，上了這個年齡的婦女有可能行將成為（外）祖母。我走家串戶時可以與任何年齡段的異性獨處而不會惹來任何猜忌或尷尬。換了一個男性學者，要登門入室單獨訪問一個婦女則是不合時宜的。寶森（2005）在談及在云南的田野調查時提到，“我發(fā)現(xiàn)在我最初的調查中，當我助手還是年輕的單身女子時，討論性、生育控制及生孩子等問題時使她們感到很不好意思，當被訪的村婦意識到我的助手是未婚者時也感到很不自在。但她們相當樂意同我討論這種主題，因為她們知道我已婚并有一個女兒”（第6頁）。我對這點也深有感觸。

　　當我結識了越來越多居民之后，對我的稱呼在不同場合也發(fā)生了多樣化的變化。年長者有時叫我“老胡”或“小胡”，比我年輕的人稱我為“大姐”。小年輕稱我為“姨”或“姑”。在多數情況下，人們管我叫“胡老師”或“胡博士”。當我同某個與我?guī)缀跬�齡的婦女私下獨處時，有人會冒出“讓我們姐倆來嘮嘮”；
在不少場合，年歲比我大得多的婦女則說，“我們娘倆來嘮嘮”。我很同情一個因交通事故失去母親的11歲的男孩。他奶奶一天問我能否收這個孩子為干兒子（當地盛行此習俗）。不消說，我的局內人和局外人身份以及這些角色的交疊皆糅進了這些稱謂和互動之中�？偟膩碚f，我同年齡相仿的男女村民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交流。不過，這也引致了少數婦女的失落感。一個女孩子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全家談天時說起了我，當她母親得知我才比她大一歲時，她為自己變得那么老相而大發(fā)感慨。那個晚上她一直顯得很懊喪，后來一言不發(fā)就去睡覺了。

　　大致言之，身為女性尤其是為人母的經歷使我同村里各個年齡段的成年婦女發(fā)展了更親密的關系。我間或與她們結伴去趕集或去縣城辦事。個別婦女還約我陪她們去城里買衣服，我被認為更具時髦的眼光，而且城里人不會欺負我這個大城市里來的人。我好幾次隨一幫婦女在村內外打零工。更多的時間是我們一起坐在炕上聊天或看電視。北方農村的炕既是私人生活的空間，也公共生活的空間[13]。耐人尋味的是，在這片“綠洲”上談論的村莊和個人經歷呈現(xiàn)出社會性別化的主題。婦女們在談論自家經歷時往往頭頭是道，而對于村里的公共事務則比較陌生。不時有婦女感嘆她們對自己村里某個方面的了解還不如我這個外人多。因此，我更多地倚重婦女了解個人和家庭經歷的變遷，而依靠男性了解村里的公共事務�，F(xiàn)在回想起來，最令我愉快的時光還是寒風呼嘯的冬日里，我同男女村民坐在暖炕上分享信息。在很多時候，我們的見解不無相通之處。

　　我的城市中產階級出身對于我與村民交往既有好處也有局限性。在生于斯、長于斯的村民眼中，我是領取政府俸祿、擁有“鐵飯碗”的“國家干部”。與“一年一個秋”（當地人常掛在嘴邊的這個詞指的是收成和收入）的莊稼人相比，我“旱澇保收”月月有收入，因而可以不惜個人花費往來于北京和村子之間，不時還會打的上縣城[14]。雖無糧食短缺之虞，由于連續(xù)5-6年年景不佳，許多村民的生活陷入了窘境，其寒酸與拮據反襯得我比較“闊綽”。逗留期間，我樂此不疲為不少人拍過照片，這幾乎是我當時能對他們有所“幫助”的唯一之途。除了身份證之外，許多老年人一輩子也沒拍過照片。有一天，我隨一幫老年男女去采集可以出售的錦雞籽，并為他們拍了幾張合影。當我從北京回村將沖好的照片分給他/她們每人一張時，他/她們是那么激動，有一個婦女對我講，“我們這輩子沒去過北京，這下好了，我們的照片總算去了北京！”不僅如此，在好幾起突發(fā)性事件中，例如十多戶玉米地遭受馬路邊施工揚起的粉塵的污染，若干男性村民請求我去拍照作為維權時“討個說法”的“證據”。有人感嘆，自個掏腰包拍了那么些照片而分文不收，對他們來講真是不可思議的一筆大開支。為此，有人講我是來村里“為人民服務！”村里最貧困的一戶人家，兒媳婦悄然出走，拋下了一個四歲的兒子。尋覓多時仍不見蹤影，一家人心焦如焚。我曾隨同別的婦女去勸慰，嗣后登門給那孩子送去了100元零花錢。雖未向人提及，但我?guī)状巍翱犊�解囊”的事情在村民中不脛而走。有人對我說，“真難得你這么好心腸，給小孩子買東西吃一兩塊錢就足夠了，哪用得著給那么多錢呀！”這種力不從心的幫助對于貧弱者實在是“杯水車薪”。一介書生既無力也無能將學術關懷與社會關懷結合起來，留下的自然是無數的憾缺。一個村婦曾對我說，“你身上聞上去都是香的。瞧瞧我們這些鄉(xiāng)下人，一輩子也沒有正經洗過澡。我們滿臉灰塵地忙來忙去，活得就像是小螞蟻！”聽到諸如此類的對照，焉能會有心安里得的優(yōu)越感？我偶爾也底氣不足地回應：“只是工作不同，干哪一行也不易”，生出的反倒是一種無以名狀的“內疚”感。

　　在村里，我并非刻意的“平民化”生活方式尤其是我的素色著裝還頗讓人好生不解，雖然不是反感：“胡老師真的是樸素！”“黑的和藍的顏色是老年人穿的，你穿不好看！”有個婦女還特意提醒我，“這里的衣服多便宜呀，你應挑些好看的帶回去穿”。仔細想來也是，在“以貌取人”的現(xiàn)今社會，難怪縣委招待所里的服務員每每以不屑的神情打量我這個“灰頭土臉”的游客。這并非出于矯情，實在是“無心旁騖”。再者，素色也是本人向來的喜好。好在村民并不苛求我這個匆匆過客“入鄉(xiāng)隨俗”。相反還總是維持我的某些特權。比如，每當我坐牲口車或農用小三輪車時，他/她們總是給我墊上一個墊子或什么的，或把最好的位置讓給我。在冬日的家訪時，人們往往將我讓到最溫暖的炕頭。即便我?guī)е�手電筒，天黑之后，人們總將我護送到“家門口”才離去。我作為孤軍奮戰(zhàn)的異鄉(xiāng)人的脆弱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田野期間我白天走家串戶，晚上則把一天粗枝大葉記下或記在腦子里的事情整理出來，付出的心力頗多，只是偶爾才忙里偷閑去縣城購物和洗澡。見我終日在農家轉悠，在一些村民眼里，我成了一個賦閑之人。不時有人說，“既然你沒什么事情，走到哪里都是聊天，就多坐一會吧！”想來也是，對于靠體力為生，甚至不把家務活當“正經事”的莊稼人來說，我可不就是一個“吃白飯”的閑人麼？不通文墨或識字無多的中老年婦女總對我讀了那么多書煞是羨慕：“我們這一代農村婦女生在鍋臺前，死在鍋臺后，出門就像個瞎子，到了縣城還分不清東西南北，被人賣了都回不了家”；
“我們讀的一點書全都就飯吃了, 啥也不認得”；
“沒讀過書的人啥也不是”；
“瞧你的腦子多好使，怎么一下子就能記住了那么多男男女女的名字和每家每戶的事情，就好像在村里住了好幾年似的”。對村民名字的熟悉的確有助于拉近我同他們的距離[15]。

　　天長日久，我同許多居民建立起了較深的友誼。少數人家專門為我“設宴”。好些朋友怕我嫌吃飯臟，每每惦念著讓我?guī)�些沉甸甸的“綠色”土特產（綠豆、黃豆、小米、葵花子甚至咸鴨蛋等）千里迢迢回北京。到2003年年底田野調查行將結束之際，總有人問我：“你什么時候再來？”“明年還來嗎？”“你走后我們會想你的！”2004年回訪時，一個70歲的老太太告訴我：“你離開后我們常常談到你，想起你。我很后悔怎么就沒有向你要一張照片。我從來沒有讀過書，要是我會寫字的話，我就給你寫信啦！”不少人向我索要“全家�！保骸拔覀兿肽愕臅r候可以拿出來看一看”。兩個老年婦女還開玩笑說，“你要多給我們幾張，要不我們會搶照片打起來的”。少數人還主動請纓要幫我一把。一天中午，村里最年長的一個男性（82歲）步履蹣跚地摸來我房東家。他打自年輕時就是遠近聞名的羊倌。由于半個多世紀（長達53年）經年累月“長在山上”風吹日曬，他的視力早已變得朦朦朧朧了。他說尋思了好幾天才決定過來的，他不能光吃我給的餅干和糖果而沒有一點回報。那些個好看的糖紙他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可他家里什么能送給我的“好東西”都沒有。但他要告訴我他知道的一切以便幫我“在長官那里贏得頭獎”。他自言自語了許久，末了給我們唱了好幾首牧歌。他是那么興奮我有“寶器”（錄音機）將他唱的歌留住，并可以帶回北京聽。

　　在這個“面對面”的村莊小天地，人們彼此之間口耳相傳、知根知底。隨著時間的推移，談論一些敏感的話題如家庭沖突、爭奪資源的斗爭等就變得更自然了。當我提及為其提供的信息保密時，她/他們總會回答：“我們有什么說什么；
沒啥好藏著的”；
“我能說的都說了”；
“我是實誠人，不會跟你耍什么滑頭”；
“我的生活沒秘密”；
“一個營子里的人，誰不知道誰的事呀！”不消說，我作為一個有耐心和同情心的傾聽者贏得了人們的信任�！澳阏媸呛眯那椤保ㄟ@似乎是當地人用來描述一個婦女的最好字眼）；
“你一點架子也沒有，也沒有看不起我們”；
“你也不嫌棄我們，誰家的炕頭都敢坐，要擱以前，你身上早就爬滿虱子了！”“跟你講村里的事情有用也沒有用。你也管不著這里的破事，但我還是禁不住要告訴你�！痹S多人尤其是少數處于權力邊緣、倍受冷落的老年人常將我當“自家人”來傾訴其悲苦。一個50來歲剛嫁入村里的再婚“寡婦”好幾次含眼向我敘述她同幾個小叔子的沖突：“你像自己人似的，同你談一談我覺得心里痛快點�！�

我的特權和權力有時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威懾”。例如，有一對與我房東家“插伙”種地的夫婦，女的幾乎每天都要來串門，我同他們建立了蠻不錯的關系。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里成年男女抽煙（當地土煙）、喝酒（劣質酒）變得很普遍。那個男的一來就同大哥一起抽煙，但那個女的從不在我跟前抽煙和喝酒，據說等我不在時她常常要煙抽。她娘家是本村的大家族，平素自視甚高，對人也比較尖刻，但與我交談和交往時卻顯得十分得體，并對我有求必應。這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當地人同我打交道時的表演成分，其真實言行的失真和走樣由此可略見一斑。還有一個例子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有個雨天，我同幾個婦女坐在炕上閑聊。一個婦女不經意地談到在場的另一個婦女從鄰村以較低利息借了一筆錢幫她度過了難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被提到的那位婦女臉上即刻掠過一絲焦急的表情。我后來得知這個幫助者正是出借者本人。她家是村里最窮困的家庭之一，但她很會過日子，賣羊之后攢下了一點積蓄。大概是因為計劃經濟時代流行的“放高利貸是一種剝削”的觀念還在她頭腦里作崇。有人后來告訴我，你是北京來的干部，同村里那么多人有來往，要是你無意中將她有錢的“秘密”泄露，她可能就不能指望從村干部那里偶爾得到城里人捐來的衣物或一兩袋糧食了。打那以后一段時間，她見到我時一直顯得很別扭。這一不起眼的細節(jié)提醒我，作為參與觀察者，要對收集的資料和當地人際關系有一定的敏感性。

　　親手觸摸鮮活的鄉(xiāng)村生活，容不得你閉門造車。假使將鄉(xiāng)村社區(qū)比做一本“大書”的話，田野工作者就是以自身的知識積淀和人生閱歷為基礎來閱讀這本書的。雖然我有時也無不學究氣地“宣講”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但先前的知識儲備在“生活現(xiàn)場”中往往捉襟見肘。最底層鄉(xiāng)民直面生活的勇氣和智慧常常很令我折服。到田里學間苗我怎么也分不清何為雜草、何為小米苗；
上集購物時，識字無多甚至目不識丁的婦女總能買到更“物有所值”的東西；
他/她們在精打細算過日子和人情世故上的練達則更令我自嘆弗如。在淳樸而不乏“睿智”的鄉(xiāng)民面前，不必炫耀自己的“博學”，也更難維持城市知識分子居高臨下的“傲慢與偏見”。挨家挨戶走訪使我得以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處尋找生活的本來面目，從而也獲得了不少書本上難以獲得的“新知”和設身處地的理解。

　　雖不敢輕言融入了“原生態(tài)”的社區(qū)，但自信這段彌足珍貴的經歷足以讓我受用終身。較之以往自家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泛言說，比起一些跑馬觀花似的調查，同村民長時間的日常接觸與信息分享，使筆者以較從容的心態(tài)培植和深化與村民的相互信任與合作，進而觀察到境外學者或短期調查者容易失察或不易了解到的細節(jié)以及不易獲得的相對真實的數據，盡管這一切并非“得來全不費工夫”。生活的艱辛自不必說，我還吃了不少塞外的沙土，吸了不少“二手煙”�？梢哉f正是“缺什么補什么”的愿望、獲得新知的愉悅以及與村民的友好相處成為支撐我長久呆下去的主要動力。揮之不去的田野體驗也使我對鄉(xiāng)土中國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外行。這種學術新知和人生閱歷上的“雙豐收”，又豈能說不是塞翁失馬因禍得福呢？

　　四、知識生產中的權力及其反思

　　如上所述，在特定的村落場域收集地方性知識乃至筆者自我的塑造皆仰賴于與當地人的互動。反過來，這種雙向互動又使這一知識生產實踐糅進了城里人的驚異、民族志的凝視以及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視野。這段基于親眼目睹、親耳聆聽的田野調查經歷表明，在駁雜的鄉(xiāng)土生活畫面中，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的權力關系是解讀十分繁復的田野互動的一個關鍵因素。

　　在知識生產尤其是民族志文本的撰述方面，學術精英獨自擁有宰制資料的學術特權是不言自明的。誠如陳慶德和鄭宇（2006，1：143）所言，“敘事者是話語的掌控者，敘述者自己的邏輯和話語才是他希望表達的‘真實’內容。但傳統(tǒng)民族志已經‘習慣’于把作者直接引入文本，賦予以作者名義出現(xiàn)的‘我’以特殊權力，我成為掌握其他敘事人的一個全能全智的特殊敘事者�！本捅救说难芯慷�言，縱然“天馬行空”，也幾乎無人（即便是負責論文“驗收”的導師）來限制筆墨。這就難保寫作者不“濫用特權”張揚了某些聲音而壓制或過濾掉本該存在的其他聲音。此外在將研究發(fā)現(xiàn)落實為白紙黑字時，書寫者也難免不摻雜個人的好惡、“偏見”、價值取向乃至立場。因為每個人都是站在某個社會位置上說話的：“你的情境——你在這世界上的位置決定了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以及你認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值得去了解；
情境也決定你想要描述和解釋的理論/故事”(Hanson,1992: 571)。

　　研究者居于權威和主導地位還表現(xiàn)在他/她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展示自己的話語權，并由此獲得巨大的收益，其中包括國內國際會議、課堂、網絡、演講、刊布文章、出版著作、晉升職稱以及獲得稿酬等等。這也就不難理解福柯的后現(xiàn)代命題：“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就是知識”了（Foucault，1978）。由此看來，知識者壟斷文本的寫作乃至為被調查者代言多少是有失公允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待到告別了營子村，坐在燈下涂鴉時，即便思緒回到了永遠消逝了的現(xiàn)場，畢竟今日之我——書齋里的涂鴉者已非昨日之我——就地觀察者，從而多了一份坦然心境和理性的思考。

　　盡管在同一物理空間下生活，外來研究者與當地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系既非凝固化和永久化，亦非斷無超越和轉化的可能性。在對整個社區(qū)有個基本了解之前，筆者主要著力于非正規(guī)和開放式的談話。最初的訪談也主要立足于了解一般概況。在村莊小住了一段時日對村里情況大致有譜之后，方就某些特殊主題對一些被認為具有某方面特殊知識的村民進行深度訪談。出于對村級官方數據的不信任和懷疑（參見胡玉坤，2006），我2003年10-12月間進行了全村人口與社會經濟普查，2004年又隨機抽取30戶進行了非結構性問卷的入戶調查。整個調查期間還輔以口述史和生活史調查，以求通過個人尤其是婦女的日常生活變遷來探索社區(qū)發(fā)展的軌跡。這些調查都是在村民炕上、家里、院落中以及村莊內進行的。被調查者往往在自家炕上盤腿坐著無拘又無束，絕然不像我在云南和四川個別村碰到的在干部營造的氛圍中作答的被調查者。他們絕少“正襟危坐”，也不誠惶誠恐。家訪時不由得我或男女主人“唱主角”。這里的鄉(xiāng)民好串門，在很多情況下，常常是“眾聲喧嘩”。其典型場景經常是大家悠然散坐在炕上不分彼此，多則5-6人，少則2-3人，男人多半還在“吞云吐霧”抽著當地土煙。尤其是在村街的公共空間聊天，人群聚攏是常見的景觀。被調查者有時壓根兒不理會我的提問。當我希望直奔主題時，他們常東拉西扯，有時還會不著邊際地侃侃而談。尤其是一些年長者，一旦打開了封塵已久的記憶，便一股腦滔滔不絕地講下去，想讓他/她剎車也斷無可能，有時甚至渾然忘卻了我的存在。送我出門時，常有人不無歉意地說，“盡聽我講啦！”

　　對此，我既無權表示抗議，有時也無力將他們拉回來，常無奈地“跟著感覺走”，只能縫插針處地打斷他們。起初筆者難免有些著急，但轉念一想，我不是早就抱定了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這對于就地觀察生氣淋漓的對話以了解原汁原味的鄉(xiāng)村生活不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嗎？田野調查之前，我已著手翻譯寶森的《中國婦女與農村發(fā)展：云南祿村60年的變遷》一書（2005）。她所謂的田野之旅是“機會主義的”、常有意想不到之收獲的觀點對我有很大的啟發(fā)。更何況我還有收集更多的題外話以備日后之用的學術“野心”。于是，我也就不避瑣碎，收集了不少乍看起來與研究主題無甚關系的資料。在很多時候，我只消引出話題，帶著耳朵聽、帶著筆記便是。

　　筆者與村民的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在村里的所聞和所見，而且也決定了我的所為。筆者的言談舉止展露在眾人眼底，成為村民“議論”和“觀察”的對象。畢竟“在人屋檐下”，我這個外人不可能無所顧忌。再說，村里的男女勞力都忙于生計，要不是雨天或冬日幾乎沒有什么閑暇。我有時很矜持，深恐太過打擾，尤其是在農忙時分。有時也對當地情況“三句不離本行”地做些學理上的分析。我這個“外人”的少見多怪和“不恥下問”大抵得到了友好的回應。盡管如此，我并無權威控制和操縱男女村民如何提供信息以及提供什么樣的信息，他們自身可以選擇是否或如何講述其故事或者講什么故事。

　　田野之旅布滿了各種“陷阱”。若是短暫的偶遇，則往往不易分辨真假，也難以捕捉到許多鮮活的細節(jié)。與鄉(xiāng)民打交道，尤其是初次造訪，后者會對外來者心存疑慮，本能地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特別是一些敏感話題有所顧忌。更有甚者，有人還會刻意地掩飾真情。比如，富裕者不愿“露富”；
兒子尚未娶妻的窮人也不愿“哭窮”。有的人可能還會玩些小小的狡黠。譬如，少數人尤其是婦女很忌諱說自己嫁女兒時收了大筆彩禮。有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和施暴者會對此經歷含糊其辭。因此，單聽一面之辭難保不是一種冒險的做法。我就碰到這么幾例，婆婆和媳婦對于分家之由各執(zhí)一說，敘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誠如民諺所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痹卩l(xiāng)村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事情孰是孰非并無涇渭分明的界限�！芭杂^者清”之類的大道理有時也很難適用。再進一步講，人們的記憶有時是不可靠的，同樣的事情常會有不同的版本。對于某些人言言殊的事情，只有識別難圓其說之處進一步加以追問，方可得到更貼近真實/生活的圖景，但不可能窮盡相關的當地知識�？梢姡�在方法論上提倡多方確證的“三角交叉” 是至關重要的。[16]

　　從上述意義來講，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知識是有局限性的，因為我所看到和得到的信息只是進入我眼底的東西。更何況，我的參與觀察并沒有覆蓋整個農業(yè)年。甚至我寄居一個農家也有其缺陷。試想，假如某個村民同我房東有矛盾，他/她勢必會對我的訪談存有戒心或疑心。譬如，大哥的侄子懷疑自己母親10多年前改嫁他鄉(xiāng)是同舅舅串通好的，兩家從那時起就不再有往來。這個侄子據說是村里唯一堅持記帳不輟的村民，但我卻無緣借閱他的帳本。所幸的是，大哥大嫂在村里人緣不錯，這種情況并不多見。雖然收集來的數據與資料具有親歷者的權威，而且由親手觸摸而獲致的學術眼見多少增加了“草根敘事”的真實性，但落筆為文時還是誠惶誠恐，要做到不偏不倚的純客觀更是可望不可及的。

　　標榜“科學和公正的”西方學術以前傾向于把主體和客體，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分割開來，以確保所謂的“價值中立”和“客觀性”(Wolf, 1996)。現(xiàn)如今，否認學術研究中的客觀主義和價值中立已獲得了境內外越來越多人文社科學人的認同。意識到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純客觀”的，并力圖盡可能避免自家的“學術霸權”和“他者化”傾向，筆者的研究力求在行文時把被調查者推向前臺，讓生于斯長于斯的草根民眾說話，并將出自平等交流的當地男男女女的觀點同筆者的再現(xiàn)融合在一起，從而使當地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成為理解村級自然資源管理和環(huán)境變遷的中心。

　　對田野作業(yè)中權力結構的意識也是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的一個重要因素。本人對村落場景中權力和政治的關照正是將來自生活的體察和發(fā)現(xiàn)與自家的既有知識和理論作對照的一個例子。在第一次入住村里之后，我接觸的村民越多就越強烈地感受到了干群之間的對抗和沖突。這些意想不到的發(fā)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原初的研究設計。意識到村里實際上不存在真正意義上農林復合業(yè)，當我再次來到營子村時，我的研究重點就轉向探討以往50年男女村民管理環(huán)境資源的日常實踐。像其他村落世界一樣（寶森 2005；
黃樹民，2002；
Liu，2000），營子村在以往半個世紀也經歷了風雨蒼黃的政治經濟變遷，而圍繞環(huán)境資源爭奪的地方政治是繞也繞不過去的事實。在上個世紀50到70年代，國家權力在地方化過程中逐漸生成、累積和演變，一步步滲入并成功控制村落社會的過程，也像其他一些地方一樣始終伴隨著當地村民或明或暗的對抗和挑戰(zhàn)（Hu，2005；
Huang, 1990）。1980年代初分田單干以來，村民在獲得、利用和控制自然資源方面的矛盾、爭奪和斗爭更是充滿了變數。集體時期家庭和社區(qū)生活中隱而不顯的社會性別、族群、家族及干群之間權力的運作也愈加凸顯。這些現(xiàn)象過去如此，于今尤烈。田野期間，筆者還碰巧邂逅了幾樁資源爭奪的“現(xiàn)場政治”。我的“深度”卷入，尤其是與官民雙方打交道，使筆者得以直接觀察社區(qū)層面的草根政治與權力運作以及日常生活“自然”狀態(tài)下無權者的權力和“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身處其間的近距離觀察更添加了目擊者和親歷者的體驗和感悟。

筆者對“政治”和權力的關注實際上淵源有自，并非完全出于偶合。在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中，女權主義者聚集在“個人的是政治的”旗幟之下，傾力于探究處于正規(guī)政治運作之外的婦女私人生活的意義。這一理念是基于她們認識到宏觀政治力量融入了婦女的私人生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婦女的日常生活經歷又為剖析更廣闊的公共世界提供了空間。在以往30年,女權主義學者和實踐者大大拓寬了“政治”這一概念。政治不再是指狹隘的正規(guī)政治領域里的活動或大規(guī)模的抗議事件，爭奪資源、勞力乃至對身份認同之界定和解釋的交鋒也被認為是日常政治的組成部分（Kerkvliet 1990；
Scott，1985）。這不僅影響到女權主義的學術與實踐活動，還影響到主流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當下女權主義學術的繁榮建立于并聯(lián)結著對兩個層面的分析：結構性因素和個人能動性（胡玉坤2004；
熊秉純2001）。在特定的地方化情境中將結構性因素同個人能動性結合起來，不僅可以揭示社會性別差異如何由結構性因素塑造而在個人經歷中體現(xiàn)出來，而且得以知曉更大的社會力量如跨國勢力、國家宏觀政策如何影響到日常的社會性別關系。

　　總之，本文的微觀解剖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選點、進入調查地、田野作業(yè)乃至報告撰述——都充溢著權力關系和政治色彩。正像其他民族志報告（Hsiung, 1996; Ong, 1987; Tsing,1993）昭示的，民族志的凝視從來就不是中立和價值無涉的。就筆者的研究項目而論，這種凝視深嵌于筆者與縣鄉(xiāng)干部、筆者與村干部、縣鄉(xiāng)干部與村干部以及筆者與普通村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之中。然而，無論是村民之間，還是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之間，田野作業(yè)中的權力關系都不是凝固化靜止不動的。擁有生活話語權的村民也同樣可以通過如何講述其故事等來行使其權力。而民族志作者正是透過與被調查者之間不斷變化的反差來反觀自家的權力和研究策略。這種權力互動格局深刻地影響到筆者對當地生活以及人地關系的理解。在草根流變的權力轉換中，具有千絲萬縷關聯(lián)性的多重身份認同在形塑筆者局內人—局外人身份上顯然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對日常生活情境下嵌入性權力結構的警醒與自覺使筆者得以在田野中尋找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的距離，然而，經由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權力的雙重過濾，民族志的知識生產又焉能沒有盲點和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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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s, Identit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A Field Research Embedded in Power in Rural China

　　Hu Yukun

　�。═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up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a village setting, this essay indicates that the whole process of ethnographic study—the site selection and entrance, the field trip and the report writing—is embedded in complicated and subtle power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sensitivity. Apart from the formal political power,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power categories of gender, age, class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shaping insider-outsider identities of the research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Simultaneously, the power structure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in a state of flux. The ethnographic gaze is thus impossible to be neutral and value-free due to the double power infiltration of the researcher and the researched.

　　Key words: ethnographic study; political network; power rela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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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主要源自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From “Man Can Conquer Nature” to “Rebuild Beautiful Landscapes”: Gende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an Inner Mongolia Village (Clark University, 2005)。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學211和985項目（20020903）的支持，謹此致謝。

　　[2] 按美國高校的通例，無論教師還是學生，舉凡涉及人類的調查在啟動前皆需向學校有關機構提交申請書，以闡明匿名、保密、知情同意、受益、公正以及無傷害等諸多倫理原則。以筆者就讀的克拉克大學為例，著手調查前要向涉及人類研究的機構評審委員會提交書面申請報告。申請書需簡述研究的目的、背景、主要內容及調查方法，然后就該委員會提出的涉及被調查者的諸多問題一一做答。其主要內容包括：主要的被調查者群體；
確保參與訪談或問卷調查是自愿的陳述；
如何通過不同途徑（信函、電話或中間人）同被訪者取得聯(lián)系以及征得其同意；
視情況確定是征求口頭同意還是提供書面的認可書（其內容不外乎項目基本情況與性質、訪談的時間與次數、參與者退出或拒絕回答問題的權利、確保保密性和隱私的陳述以及調查者的聯(lián)系方式與所在單位等）；
表明確保對收集到的資料保密；
假如要錄音的話也得征得同意；
最后還要陳述研究項目不會對被調查者構成身體、心理、法律以及社會方面的重大風險。申請書還要附上粗略的問卷大綱和訪談提綱等。

　　[3] 1978年啟動的“三北”防護林項目迄今已覆蓋東北、華北和西北550多個縣和13個省市自治區(qū)，約占全中國40%的疆域。

　　[4] 當地村民管自己生活的自然村叫“營子”，為了保護當地人的隱私和利益，故將該村取名為營子村。營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稱大營子村）含四個自然村，營子村人口最多，為村委會所在地。四個自然村之間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但在村民生計、歷史沿革、發(fā)展軌跡、人口規(guī)模及自然資源稟賦等諸多方面卻不盡相同。各個自然村之間歷來通婚極少，村民之間有的老死不曾往來。這決定了我選擇一個地緣共同體——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顧名思義的政治性共同體——來做這項環(huán)境與發(fā)展的民族志研究。

　　[5] 有幾個村民曾暗示，我寄居此家給他們帶來了村干部提供的額外創(chuàng)收機會。

　　[6] 有一天他們倆都外出打零工時我去了縣城，臨行前留下一張以“大哥大嫂”打頭的紙條。他們后來談起，大嫂還認出了“大哥”兩個字，因為她不久前看過《大哥》這個電視劇。盡管不認字，家里所有帶文字的證書和字據皆由大嫂保管，凡帶字的東西她也不敢輕易扔掉。

　　[7] 營子村的漢族村民主要是山東移民的后裔，這里的蒙族也基本上漢化了。他/她們講的當地話帶有濃重的山東口音。記得首次在四川做訪談時，經隨行者提醒我才知道，許多村民是操著“四川普通話”而不是單純的土話同我交流的。

　　[8] 我得以由縣而鄉(xiāng)再村順暢地進入村莊并完成田野調查，離不開X縣婦聯(lián)主任打通各種關節(jié)，掃除障礙以及整個調查期間斷斷續(xù)續(xù)提供的幫助。我對她心存感念，卻不敢貿然將她的名字列在此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這份權力的獲得雖則最初動用了婦聯(lián)系統(tǒng)縱向的體制之網，但其長久維持靠的卻是我們之間的私人友誼。

　　[9] 由村計劃生育干部兼婦女主任掌管的《人口底冊》，與戶口簿有頗多相似之處，但比后者有更強的時效性。村干部據此掌握了反映當地實情的人戶名錄，因而成為村里日常決策的基礎，參見胡玉坤（2006）。

　　[10] 我并不是說所有現(xiàn)任和前任干部都是很不友好的。處于權力邊緣的村婦女主任實際上不時提供了不少幫助。少數前任干部也從其自身以往的崗位優(yōu)勢點出發(fā)以知情人的身份提供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有關村務的信息，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官方的觀點。

　　[11] 這是個鮮有陌生人的鄉(xiāng)間社會。在村民的記憶中，只是在1970年前后，有一個“五七戰(zhàn)士”之家曾到村里來落戶。幾個知識青年也在村里也有過很短暫的逗留。此外就沒有別的人像我這樣扎在村里長住了。

　　[12] 溫家寶總理曾兩度來到營子村所在的縣視察，并指示減免了當地有關稅收。村民對他頗為感激。盡管對當地腐敗怨聲載道，但村民們多半認為黨是好黨，經（指黨的政策）也是好經，只是被當地干部念歪了。

　　[13] 到營子村后筆者平生第一次見到炕。這里家家戶戶有炕，只有少數年輕的新婚夫婦擁有床。我房東家有兩張炕，大約0.80米高、4.5米長、2米寬，幾乎占據了整個房間的一半。炕具有多重功能：晚上是床，白天充當椅子（這里有椅子的人家很少）。人們坐在上頭聊天、抽煙、看電視、打撲克甚至做一些家務活。在嚴寒的冬天，村民主要靠炕來取暖。

　　[14] 通往縣城的一條國道從營子村境內穿過，但距離聚落足有3公里之遙。我逗留期間，時而步行，時而坐牲口車經過這段凹凸不平的鄉(xiāng)間土路去公路邊搭乘去縣城的公共汽車，有時則直接打的去縣城。較之處于交通要道或馬路邊的村莊，這里顯得有些閉塞。這個村既無自來水，也不通電話。

　　[15] 像在鄉(xiāng)土中國其他地方，已婚婦女雖有姓有名，但往往不為人們所知。除了本村土生土長的婦女，人們總以某種親屬稱謂稱呼她們。因此，大部分已婚婦女只是“某某某的娘/媽、某某某的媳婦”等等。華若碧對中國鄉(xiāng)村婦女的姓名問題有過很精辟的分析，見Watson（1986）。

　　[16]社會學科研究中的三角交叉指的是對同一現(xiàn)象的研究采用并結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可以用于定量研究，也可以用于質性研究。通過將多個觀察者以及多種理論、方法以及實證材料結合起來，研究者可望能克服源自單一觀察者、單一理論與方法的缺陷和偏見。交叉的類型可分為幾類：1）數據交叉；
2）調查者交叉；
3）理論交叉；
4)方法交叉；
5)上述內容相糅合的多重交叉。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人類學研究欄目，作者授權天益網絡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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