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歲那年，他說他老了。但這明擺著不是他的本意，緊接著他就說，“不過根據(jù)聯(lián)合國最新公布的年齡段劃分，我仍然算青年。”

　　“老”是因為，全身披掛著故事吧。一九九三年，草創(chuàng)時期的《三聯(lián)生活周刊》新記者們見到的賀延光，簡直就是出土文物。北大荒知青，北京崇文區(qū)某廠領導成員，四五天安門事件中被捕入獄的抗議者，共青團中央委員，著名攝影記者……。無數(shù)大起大落，壓在并不偉岸的身上。我第一次見他后，在日記里寫下：“賀顯瘦弱，棉毛衫外套一件馬甲，手涼。不停地抽煙�！�

　　他那時正追一個女孩。小他十多歲的石正茂也來《三聯(lián)生活周刊》應聘。面試時，一位考官提問：“什么樣的人是你心中的白馬王子？”延光是在場考官之一，水靈的小石姑娘在眾目睽睽下說：“現(xiàn)在的女孩，想像的成分太多，什么一米七五，皮膚白……我要找的是特別合適的人，而且能越調整越合適。外表是次要的�！甭牭竭@句，我瞥了延光一眼,見他拿倒了香煙，點火點到了過濾嘴上。

　　什么叫“年輕”？這概念太多歧義還有點神秘，比聯(lián)合國的定位復雜。依我的標準，至少，它與每個人內(nèi)心的清澈程度相關。

　　我和延光的交往直接明了，兩人幾乎才剛認識就大敞襟懷。那時的重中之重，是要創(chuàng)辦一份新聞周刊。我們邀延光出任攝影部主任，延光對此（也包括對我）一見傾心。在一批傾力參與《三聯(lián)生活周刊》創(chuàng)刊的朋友里，他是決意走出體制禁錮，甩開膀子大干一場的最堅定的人。

　　而有的同樣熱忱的朋友，就多一些審慎，多一些掂量。這不奇怪。九三年，從命運低谷重新出發(fā)的我們兩手空空，前程未卜。三聯(lián)書店率先吃螃蟹，引入港資創(chuàng)辦媒體；
我們這群人懷著蟄伏已久的新聞理想躍躍欲試；
這樣的搭配很自然引出一種可能：風險。

　　但愿許多年后的傳媒人，將對我們曾經(jīng)有過的驚弓之鳥狀態(tài)感到匪夷所思(而不是依然感同身受)。中國大陸的傳媒，就是這樣顫顫巍巍走過來的。那時，決定我們是否能夠順利運轉的合資公司，其營業(yè)申請遲遲未獲批準。同一個投資者（香港《明報》主席于品海）參與的《中華工商時報》遇到種種困難。言之鑿鑿或者未經(jīng)證實的壞消息接踵而來，說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打電話給新聞出版署，不同意《中華工商時報》與于品海合作；
說廣州的《南方周末》被�？�整頓；
還有申辦奧運失敗、小平身體有恙、乃至京城一些機關大院停止播放香港衛(wèi)星電視……這種種大背景小跡象，使朋友們確信“意識形態(tài)將收緊”，“生活”隨時可能被“封殺”——“封殺”，是那一年我們使用頻度很高的關鍵詞。

　　三聯(lián)書店沒有接到任何文字指令，但我們好像已經(jīng)被自己描繪的圖景嚇著了。有的好朋友盼有兩全之策，一只腳踩到水里，積極參加“空轉”（草創(chuàng)時期的培訓和試運行），另一只腳留在岸上，不輕言“離開體制”。機敏的眼睛在觀望。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和延光等人到香港考察傳媒，接著我從北京去德國。就在首都機場和家人通電話時，得悉延光正萬分焦慮地滿世界找我。那時沒有手機，我也沒有BP機，延光要我妻子在我起飛前一定要轉告一個重要情況：有朋友已經(jīng)頂不住，在考慮“善后”，醞釀把我們招聘的記者轉介到京城一些報紙。

　　延光態(tài)度明朗，隊伍不能輕易散掉，散很容易，聚就困難！

　　他很早就提醒我，要盡快讓周刊的高層成員和三聯(lián)書店簽約，不能長時間“兼職”，心掛兩頭。他全身心進入角色，每一次“空轉”，都準時到達。他知道《三聯(lián)生活周刊》不是《中國青年報》，“生活”是要上報攤的，上報攤要靠封面吃飯，那些日子里他常掛在嘴邊的是，“市場是最無情的”。

　　對“政治安全”問題，他展開自己的調查核實。他甚至托人到外貿(mào)部，查出三聯(lián)書店申請成立合資公司的文件尚鎖在某人抽屜里，司長、處長均未得悉何種“指令”。他的結論，不必擔心所謂的政治問題。他多次說，他現(xiàn)在就可以和三聯(lián)簽約。

　　那些如坐針氈的日子，許多細節(jié)已經(jīng)淡忘，留在記憶中的，是情緒的激烈起伏波動。四月五日，清明，沒有紛紛細雨，天突然燥熱，剛上班就傳來延光母親去世的消息。我和小石立刻驅車趕往醫(yī)院。事業(yè)的坎坷，個人的不幸，一切一切混合成令人壓抑的悲切空氣。

　　到住院大樓門口，正逢老人的遺體被抬出。小石挽緊延光，延光流著淚，哽咽敘說著母親的大小舊事。母親年紀輕輕嫁到夫家，不久延光父親去延安，十幾年未歸；
解放后方團聚，在軍營生下兩男孩。忽得病癱瘓，上石膏一年，在床上動彈不得，只能用鏡子看地上的孩子，地上，延光的小弟弟正在吃屎……一九七六年延光被捕，抄家的人對母親說，賀延光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 母親說，我只知道賀延光是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如果周總理是反革命，那賀延光就是反革命!

　　延光的父親嘆息，今年天氣熱得早，燕子提前半個月來了，今天早上正想告訴她，可她還沒來得及聽到這消息，就去了……

　　送走延光母親后僅一個多月，《三聯(lián)生活周刊》遇到真正的危機。香港《明報》記者席楊被控“刺探金融機密”，遭逮捕后引發(fā)《明報》員工的抗議，老板于品海也頭纏布條，參加在跑馬地新華社門前的靜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三聯(lián)與于品海的合資計劃即刻泡湯。我任執(zhí)行主編的這一屆編輯部，就此中止操作。

　　一幫血脈賁張的朋友，風云際會，指點江山，在永定門外面粉廠（臨時辦公地）紙上談兵，磕磕碰碰；
在凈土胡同雪花電冰箱修理廠（租用的編輯部小樓）舞槍弄棒，灰頭土臉。那些長短，那些恩怨，那些莫名的驚悸和狂躁，都戛然而止了。

　　我感謝延光，那段難忘的日子他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撐——用他那股子凜然正氣。在香港考察，同去的一位主筆在與香港同行交流時心神不寧，舉止也略顯大大咧咧�；鼐频甑牡罔F上，延光神態(tài)嚴肅，一路批評那位老弟。我們在《明報》“見習”，我去參加總編輯董橋的編前會，去隨新聞主任值班，延光則乘上采訪車捕捉突發(fā)新聞。他碰上的是一位老嫗被害，在第一時間到達現(xiàn)場，和香港記者一同搶新聞，快門頻摁，不遑多讓。他的“大陸著名攝影家”身份稍晚才曝光，陳復禮等香港攝影界泰斗聽說賀延光蒞港，為他舉行歡迎宴會。

　　在給“生活”新記者們講課時，有人問他：當一名攝影記者，最重要的素質是什么？延光答以三字：“同情心”。

　　還有一件趣事。應考記者的人里，有個西裝革履的油頭青年。面試的時候，所有考官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他的手指上。

　　一考官問：你那只戒指重幾克？

　　青年本能地用護住戒指：啊，五克，五克……

　　這名想當攝影記者的考生退出后，一個考官說，我最厭惡戴戒指的男人。另一個考官說，他極不自信，總在掩飾。延光說，別人穿什么我不管，攝影記者這副打扮，一看就不行。

　　這是對考官們自己的測試，透露出我們這撥人骨子里的信息。延光知道要適應環(huán)境更新自己，但不會為恐懼落伍而迎合潮流，改扮前衛(wèi)。他能接受“讓我一次愛個夠”那樣的流行歌曲，但更喜歡“烏油油的黑脊梁，汗珠子滾太陽”這種野腔土調。說到底，延光和我，還有盧躍剛、李大同等這整整一代傳媒人，都是從紅色模子里脫胎出來的。生于裂變年代，歷史轉型打在我們身上的烙印很深。

　　延光刻骨銘心地記著，在東北聽說“林彪自我爆炸”消息的那一刻。那是個干部會議，大家擠在木板通鋪上聽傳達文件。主持人毫無表情地宣布，林彪摔死了，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會場一片死寂。忽然，一聲巨響，不結實的通鋪被壓垮了一端，知青們傾側一地。

　　何止一次！這撥人的經(jīng)歷中，太多一驚一乍，太多突如其來的斷裂和直轉急下。一九七六年十月里的一天，牢房里的延光忽聽高墻外有人群呼口號，而且半夜了還口號不斷，并伴有陣陣鑼鼓聲。他馬上猜想，是不是天變了！

　　離開《三聯(lián)生活周刊》，我先是閉門讀書，后去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再去《南方周末》。在北京和延光極少見面，要走了，他開輛舊車，和小石請我還有“新聞調查”的編導張潔，去一家叫“南泥灣”的餐廳吃西北菜。這是送別，可是我記不起他說了什么打氣鼓勁的話。印象中，只有餐廳里滿眼的紅花布，和友情的暖流。

　　有一次我從廣州回北京，和《中國青年報》的老友們聚會。大家高談闊論，聲震屋瓦，從傳媒現(xiàn)狀扯到黨國政治，從長江抗洪報道的操作扯到南海海權。有兩個人比較沉默。一個是李方，這個小我們十來歲的杰出報人，小心地和亢奮的大哥們保持著距離。一個是我，《南方周末》多災多難，我心事很重，容易給人謹言慎語、生怕隔墻有耳的錯覺。延光很不高興我那樣子，硬邦邦地給了我一句：“哎，你老兄怎么這么深沉�。　�

　　延光還是那個延光，渾不吝。一九九八年他沖到長江決堤的最前線，二○○三年他進入危險的SARS病房，二○○五，拍紫陽葬禮，拍國共握手，拍久違的蔣彥永軍醫(yī)在公眾場合出現(xiàn)，他的一切，都符合我所理解的他的性格邏輯。赤誠，這是他。

　　延光說，我們這代人，最寶貴的財富是經(jīng)歷。不過我想說，經(jīng)歷這東西，包羅萬象，有血水堿水，也有狼奶毒汁。它會催生正直和善良，同樣會滋養(yǎng)世故、狡黠、陰鷙。即便是引為同道的好友，不必諱言，經(jīng)歷也給了我們一些不易矯正的積習。在自由極度匱乏的日子里長成，學養(yǎng)的不足，寬容的缺欠，伴隨堅毅的偏執(zhí)，混在熾熱里的虛矯夸張，還有一點點自戀，以及與狼共舞時沾染的些許狼性……，這些都和我們?nèi)缬跋嚯S。我們像雙目圓睜的兵士，橫亙在歷史的道口——不許當政者再走回頭路，不讓極左死灰復燃，對思想鉗制，對壓抑個性，深惡痛絕；
然而恰恰是我們自己，也可能會以種種“正義”壓抑他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新聞自由，什么是全球化時代的新聞自由，我們知道得并不多。當我們還在坑坑洼洼的小胡同里蹣跚學步，還在吭哧吭哧自習、操練、以期完成對自己的啟蒙時，轉眼間，老了，這回真的老了。

　　這一天終歸要來：曾經(jīng)的一清二楚變成蒙朧莫辨，曾經(jīng)的不言而喻需要絮絮叨叨繁瑣注解，風靡過一時的口頭禪、流行語，成為大厚辭典里最小字號的詞條，非探幽索隱則不知所云。痛苦，掙扎，躁狂，一代人的故事最終也會褪色、變形——以后來者的需求和趣味為轉移，還可能湮滅于無形，仿佛一切都不曾發(fā)生。但我不懷疑，能夠穿越時空的，是人的生命氣息。是像延光那樣一個個生氣勃勃的人，留下的星星點點人格的靈光。

　　2007.3寫于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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