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記得1980年代初，在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全國大討論時，伴有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關于民主與迷信的討論。當時的思想關懷，主要是提出并琢磨剛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及其與個人迷信、領袖崇拜的關系。

　　很多年過去了，這股思潮或許已被國人遺忘�？墒牵�近年來，卻有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游蕩，攪亂了中國人的心靈。上至國家官員，下到庶民百姓，人們議論紛紛的，就是時下里的“官場迷信”。它明明白白地顯示了當代中國政府官員的精神信仰出了紕漏，再度呈現(xiàn)了當代中國民主與迷信的新沖突，仿佛就是個人迷信、權力崇拜的當代版本。

　　對社會權力的迷信

　　中國人常常對中國革命抱有一個極其崇高的理想信仰，通過科學、革命來埋葬愚昧和落后，并以科學、社會的發(fā)展來消除社會中的宗教或迷信�？墒�，時至今日，這些價值信仰并未能在我們的社會中順利實現(xiàn)，一些難以費解的“迷信”現(xiàn)象，仍常呈現(xiàn)在我們的社會肌體中。

　　依據(jù)中國人的常識，此謂“迷信”，一般是專指對風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現(xiàn)象的執(zhí)著和相信。它們是對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僅僅是文明、科學發(fā)展的階段性產(chǎn)物；
只要伴隨文明、科學的演進，這些迷信現(xiàn)象就會自然消失。然而，198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迷信”現(xiàn)象具備了現(xiàn)代特色，或有科學名義，或以弘揚傳統(tǒng)為使命，而迷信主體則由農村轉向城市，轉為有知識、高學歷人群，甚至轉向了國家官員。特別是1990年代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出現(xiàn)了一種頻頻使人困惑的“官場迷信”。

　　這種官場迷信，萌生于官場之中各級官員對其上司的供奉和迷信，大多源自于官場民主的缺失，把自己的上司、頂頭上司視為官場的主宰，左右了權力的運作及其個人的遭際和升遷的命運。在身處官場的個人仕途難以自我把握的時候，這些官員往往另辟蹊徑，依托迷信，視之為自己的“護官符”和升遷秘徑，以保證自己的官運亨通。

　　在官場民主生活難以正常建構之時，迷信已儼然成為官場的“潛意識” 和“潛規(guī)則”。視野所及，人們常常看到，666、777、888、999一類的車牌，是官場首長的首選號碼；
官職久未升遷，則會歸咎于長官辦公樓的“風水”不佳，于是在辦公樓附近埋下“鎮(zhèn)邪物”、“升官符”；
名勝佛寺里，越來越多地成為了部分官員進香求神的寶地；
即便是公共工程的開工剪彩或竣工典禮，大多要請風水大師擇吉日、選良辰，時間計算精確到以一分一秒……。

　　對此現(xiàn)象的批判，眾多議論不一而足。究其根本原因，我以為是“迷”在官場、“信”在權力，是一種社會權力的崇拜形式。

　　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史，促使迷信形成的力量無非兩種：一是自然力量，一是社會力量。早期文明史上多為自然力量的崇拜，同時伴有對社會力量的迷信。這兩種崇拜形式相輔相成，彼此互動，交相呈現(xiàn)。人們對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滲透了對于社會力量的崇拜形式；
而對于社會力量的崇拜，亦經(jīng)常具備了對自然力量的崇拜內涵。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文明中神秘崇拜的基礎。對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會隨著科學、文明的進步而逐步改變形式，甚至被淡化；
但對于社會權力的崇拜，卻不一定會隨著科學、文明之演進而淡出、消失，它反而有可能做大、被強化、崇奉到神圣的程度，其功能、其影響，大大超過了人們對自然力量的崇拜，似將伴隨人類文明之始終。

　　官場迷信，就屬于這樣一種權力崇拜形式。

　　實際上，對于社會權力的崇拜和迷信，中國人很有傳統(tǒng)，能夠把古來圣賢、歷朝名將供奉為神。只要他有功德于民、立楷模于世，文治武功強大，他就能夠獲祀于后世，代代供奉于廟中。軒轅氏、炎黃帝、孔圣人、祖宗神……就是這樣被中國人奉若神明、虔誠享祀的。

　　無數(shù)中國人的所謂迷信現(xiàn)象，大抵上出離不了這個傳統(tǒng)。帝皇之統(tǒng)治，要以天命崇拜為其神圣性根基；
老百姓為生計奮斗，禮不下庶人的年代，惟有鬼神值得依賴。上至帝皇，下至百姓，始終搖擺于自然力量或社會力量的神秘制約，無力自治。不是把自然力量敬畏成社會權力，就是把社會權力轉為自然力量的信奉模式，共同順崇，群體迷信。

　　尤其是在那曾經(jīng)被奉若神明的權力象征不再靈光，個人升遷無法再次依靠官府、上司的場域之中，個人的命運就會從對權力的迷信，轉進為對于神秘力量的順從，構成了“官位升遷靠上司，個人命運依佛神”的官場迷信。特別是在個人命運完全依賴于官位升遷的語境，這種官場迷信，本質上就是對上司權力的迷信，把個人命運的無賴，表達為對風水、面相、鬼神等自然力量的敬畏。權力之獨尊，構成了官場迷信的根源。

　　不民主，即迷信

　　在權力成為個人的命運升遷、乃至生殺予奪的根本要件之時，俯首聽命如順從天命的官場成員，其命運有誰能夠自我把握？！那些維權依靠鬼神的蒼生，可以依賴嗎？那敬天以德的“道德”修養(yǎng)能夠使他們不朽嗎？獨尊之權力，民主之缺失，蒼生就是草民，道德僅能獨善；
惟有依賴神秘，化腐朽為神奇。

　　因為中國人對社會權力的崇拜，往往會把社會權力當作自然力量來加以崇拜，建構了民主和迷信最深層的互動關系。君父為天，臣民為地，把社會權力敬奉為自然神秘，在士紳君子以為“文”的同時，庶民百姓卻以之為“神”。權力場域的差異，同時造就了迷信品第的高下之分，此所謂“帝皇統(tǒng)治靠天，草民維權依鬼”。

　　在這里，權力者的天，與草民的鬼，其神秘是可以彼此共享的，其中的致命差異，在于能否獲取權力。如果權力之擁有，用不著依靠草民的話，那么，權力者崇奉的神秘天命，就被建構為權力的象征；
而在權力無可信賴的時代，神秘天命當然就是官場首長的救命稻草、神秘的象征。于是乎，獨尊的權力導致了迷信的官場。

　　官場迷信，成為神秘天命的必然表達。

　　近期披露的山西糧食局耗資690萬元，打造一座“糧神殿”，就是這樣一種迷信現(xiàn)象。在此“糧神殿”中，曾供奉有全國各省市糧食部門的官員題詞，與神像一共供奉。糧神正殿中，供奉著后稷。殿前兩側，存有數(shù)十塊石碑，上面鐫刻著全國各省市糧食局局長的親筆手書，與神像彼此呼應，共同接受人們的敬奉。本為國家糧官，利用國家權力打造為社稷神祗。公共權力的變態(tài)，建構為崇奉的神靈，象征著中國人對公共權力的敬畏。

　　早在民主革命歲月，中國人就把馬克思的畫像安放在供奉祖宗的中堂上，試圖改變中國人對社會權力的崇奉模式。因為馬克思是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導師，敬奉他，就能敬奉出一個新的社會。（《求是》2006年第12期）在那樣一個時代，“窮人想發(fā)財，指望紅軍來；
要得不受苦，參加蘇維�！保�
“青巖坡，青巖洞，爬上青巖望鶴峰，不求天來不求神，只求紅軍與賀龍” 。樸素而苦難的老百姓，敬奉革命的權力，如同敬奉天命和鬼神，對于主義的崇奉取代了神秘的祭拜，從而在打造一個新社會的過程中，同時亦建構了中國人（官員和百姓）歷年來祀社會權力為神秘自然的革命邏輯。

　　所以，關鍵的問題浮出水面了。在這樣一個信仰共同體中，官場首長和庶民百姓的行動邏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不是神秘自然的拜祀，就是社會權力的崇奉。在權力能以一身獨大之時，百姓維權靠鬼，官員升遷畏天。雖有提議要官員升遷就職時到古代清官包公的祠堂宣誓，卻忘記了面對庶民百姓的責任效忠。官員的權力迷信，促使他們不去敬畏百姓，卻俯首崇拜那些天命一樣的神秘權力，如此打造了“不民主，即迷信”的官場慣習。

　　為此，人們不難理解，“官場迷信”之林林總總，大多是求升遷、討吉利、保平安；
看相算命奉佛神，避邪擇期求大師，燒香拜佛信風水。他們迷信自己的官相、官命、官運，冥冥之中總是有一種神秘的左右和幫助，進而通過燒香、拜佛、求簽、風水等方法，尋求“大師”的點化。其變本加厲者，則不惜動用公共資源，為自己官場迷信的實現(xiàn)和官運的亨通，架大橋、 看風水、修祖墳、建神廟、求神簽、爭燒頭香、公開組織祭祀活動，……甚至在單位的人事權力安排上，不開黨組會議，而是拜神佛、看命相、求神簽，作為部門領導選擇、班子成員的配置條件，以避免命相八字的“相克”、以及官場內部的權力沖突、利益矛盾。

　　在此信仰共同體之中，社會權力與自然力量的神秘祀奉功能，內涵有彼此取代、替換的行動邏輯。當其中一種權力的崇奉功能無濟于事的時候，另一種敬畏形式就會應運而生。正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信蒼生信鬼神，能夠成為最主要的官場迷信；
而主義替代宗教的邏輯轉換，則由不信馬列信鬼神，轉成了官場首長的信仰替代。

　　權力與迷信的交換邏輯

　　近代中國曾經(jīng)提出三種替代宗教的文化思潮：道德替代宗教、科學替代宗教、美育替代宗教。這些思潮的功過是非，學界早有多種評論。本文想指出的是，這些思潮的要害，是一種替代的方法，它們總會有多種替代的可能，使各種替代的方法不期而至。所以，在中國民主革命進行時及其獲得勝利之后，個人信仰服從了主義替代宗教的行動邏輯，進而把個人信仰皈依在這種替代邏輯之中。

　　不過，宗教是一種許多人共同信仰的集合結構。當這種替換邏輯能夠與個人信仰吻合、重疊的時候，個人信仰能夠在其中獲得滿足；
當這種替換邏輯難以滿足個人之精神情懷的時候，這種替換邏輯本身，就面臨著一個被替換的強大可能了。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社會權力的祀奉，它們之間具有彼此替換的邏輯和功能，尤其是針對一種獨尊的權力而言，它們的替換邏輯是相當自如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天變，道亦隨之改變。換一句話來說，權力和迷信的路徑，是內在而彼此打通的，它們能夠相互交換。權力獨尊的要求，就是權力神圣化的迷信，迷信神圣的權力。觀之中國歷史，每當權力專制盛行之時，迷信之風亦甚為喧囂；
而專制功能減弱之際，迷信之個人慣習則融進了民間信仰之中。

　　感謝歷史與時代的進步，當下的官場迷信早不同于往昔的個人崇拜和領袖迷信了，宗教被主義替換的行動邏輯亦被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所改變。它們只是在民主生活難以健全的場域和時空里，生發(fā)為權力的迷信，并且在迷信權力的同時，交換成為對風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的依賴和相信，以獲得個體一己的精神滿足，把那種在權力場域中難以滿足的欲望，借助于官場首長手中的公權力，交換為一種神秘的替代。

　　試看今日官場，某地政府機關聽信“風水”之說，就能廢棄風水不靈的舊辦公樓而另覓新址，再造新門樓，但求白虎不壓青龍，浪費國民大量資源。夜深人靜之時，數(shù)名黨政干部為官位升遷，齊刷刷地跪拜在擺放在縣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誠埋下“鎮(zhèn)邪物”和“升官符”，建造一樁聞名全國的官迷丑聞。

　　由于是官員迷信，所以這些官場迷信常由官方組織、集體參與，披上了“合法” 的外衣。曾有法院一法警不慎從該院高樓跌落身亡，法院黨組集體決定，由單位報支600元經(jīng)費，請“法師”到法院大樓“驅鬼祛邪”。某縣衛(wèi)生局辦公樓搬遷，由局長主持，全體干部尾隨“道公”做“法事”，有的官員甚至脫光上衣，頭戴草帽，跟著“道公”團團轉。有的貧困地區(qū)，還使用權力，集資建廟，經(jīng)費則按村里人頭攤派，無錢者舉債也要交納，弄得村民叫苦不迭。在村支書生日時刻，村支書率本村黨員20多名、村民100多人前往寺廟集體上香拜佛。

　　老百姓批評這種現(xiàn)象說，不講革命講算命，領導帶頭搞迷信。通過革命獲取的權力，變成了借助權力而打造的公共迷信。這種以權力制作迷信的交換邏輯，多少取代了主義替代宗教的價值信仰。它們成為了個人權力的迷信。相對于傳統(tǒng)中國來說，那種“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的替代邏輯，在當代中國則被替代成——“長官以為神靈，百姓以為權力”的彼此交換，或賄賂鬼神，或害怕官員，各有所求在其中。

　　這種現(xiàn)象，最著名的莫過于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他經(jīng)常請“大師”預測仕途前景，以為自己命當副總理，只是運里尚缺一“橋”。為此，他絞盡腦汁，終于將計劃施工的國道改線，讓國道穿越水庫，得以在水庫上修建一座大橋，以圓滿“功德”，早登副總理“寶座”。

　　與此相映成趣，是福建某縣原縣委書記。該人被稱為“迷信書記”，曾抽一簽，迷信他發(fā)財升官是“命中注定”，從此建廟拜神，尤是虔誠，利用公權在縣委成立“建塔辦”，撥款5萬元作為啟動資金，甚至申請銀行貸款建廟塔，多次“公告”全縣，公募款項180萬元，以“鎮(zhèn)妖避邪”，為了當?shù)啬艹龃蠊�，造福一方云云�?/p>

　　顯然，這種權力與迷信的交換，借助于國民、百姓所賦予的公共權力。他們所打造的迷信工程，所有耗費都是公共資源。他們手中握有社會公共資源的調動權力，能夠利用公權之便利、或打著公務幌子表達個人迷信。大量的納稅錢，經(jīng)由這些官員之手，以布施或香火錢的方式進入了神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擲千金地撒在鬼神前面。這無疑損害了中國人的公眾利益，而他們手中的公權力卻因此而顯得無法無天、無所畏懼。

　　因此，權力迷信的消除，遠遠難于自然崇拜。民主缺失的社會生活，總是迷信培育、滋生的最好土壤。官場不民主，公共力量難以介入，個人境遇和仕途升遷依靠誰呢？依靠首長的慧眼，等待上司的青睞。惟民主缺失，官場遭遇不確定，個人命運難把握，方才出現(xiàn)對權力的迷信和迷信的權力。

　　公共信仰與個人人生信仰的制度區(qū)隔

　　官場迷信，常常遭遇批評，強調官員們的信仰出了紕漏。他們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蒼生信鬼神。其代表性批評是2007年5月《求是》雜志的評論文章，認為“當前少數(shù)黨員對黨的忠誠意識有所動搖，逐漸弱化，……一些黨員不信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這種批評方法，僅得其皮毛而已，并且把馬列－蒼生－鬼神，置于一個信仰共同體之中，從而局限于主義替代宗教的傳統(tǒng)功能方法，無法出離舊有的認識框架。

　　在宗教社會學的理論方法看來，迷信是宗教表達的神秘法門，難以把握；
官場迷信則是權力獨尊的潛規(guī)則，更加不可思議。

　　認真分析這些官場迷信現(xiàn)象，不難看出，官場迷信中的官員，大多畏權力如神秘，視鬼神為知己。在權力獨尊之不確定性落實在個己身上的時候，他們盡管迷信自己手中的那點權力，然相對于更大的權力來說，這些權力又是那樣的靠不住。因此，權力靠不住，惟有信迷信、靠風水，寄托于祖上的陰德和神靈的庇佑。特別是在他們受制于政府官員的身份，無法為自己的人生信仰而改變自己政治身份的前提下，無奈之余，只好把升官發(fā)財?shù)南Ｍ�，通過巫婆、神漢等“大師”、通過占卜和算命等方法來加以表達。所以，近年來查處的各類官員腐敗案中，許多腐敗官員的身后，常常站著一位“大師”。在這些大師的指點下，他們手中的公權力，常常與巫鬼、祖宗神糾結在一起，暴露出“官場迷信”的權力社會學本質。

　　官場迷信的潛規(guī)則，在當代中國公權領域之中建構了一種獨特的“三角關系”：公權－市場－大師，同時亦建構了一種新型的權力崇拜方式。這種三角關系，本應具有各自的獨立領域，分別存在于公共權力領域、市場經(jīng)濟領域和制度宗教領域，這時候卻因為官場迷信、官員見鬼，他們憑借著公權便利而走到一起來了，混同為一個當代中國社會中十分獨特的“金三角”。

　　它們彼此倚重。迷信進入市場，公權得以尋租，權力好像市場關系，捉摸不定，忽陰忽陽，或居陰為陽。在此三角關系之中，唯見神秘、敬畏和迷信，以及關系的神通，民主規(guī)則喪失了。迷信借助于公權和市場，使用公權得以掌握的公共資源，激活了這種三角關系及其神秘功能，進而能夠同時作用在三個領域之中，影響之巨大普遍，超出了任何一種關系的單純運作。權力靠迷信運轉，市場被權力鎖定，迷信功能則鋪天蓋地。

　　權力與信仰的錯位，導致了貪官與“大師”的結盟、權力與迷信的交易。在這場交易中，“大師”獲取金錢，貪官則表達了權欲滿足的神圣。

　　河北省原常務副省長叢�？�，家供“道臺”，“佛龕”，打坐念經(jīng)，身后常有一女“大師”指點迷津。為得神的保佑使升遷順利實現(xiàn)，叢�？�遍訪名山、周游名剎。為表達對“大師”的虔誠，他將貪污、受賄得來的大筆錢財，捐給該大師所在的寺廟。

　　這樣一個身份特別的宗教信徒，充分利用了手中的公權力，動輒打出敬神的招牌，以做宗教行善為幌子斂取錢財。他不僅把“賄金”變成了“善款”，而且他捐給寺廟的錢，也大都是索賄、受賄獲得。一個常務副省長手中的公共權力，變成了鬼神之神圣“要求”。幾年之內，他通過這種迷信和權力之間的交易，瘋狂斂取錢財1700余萬元。

　　另有湖南某副廳級高官，也因一“大師”預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級。為此，他曾肩扛149萬元，奔京城買官；
事成之后，為回報“大師”之恩，他從省財政撥出200萬元�？�，為那大師所在的小廟修了一條水泥大路。

　　如此觀之，構成危機的，何止是信仰！問題出在迷信，但禍根卻是他們手中的權力——他們手中不愿意承受制約的權力。所謂迷信，不過是權力的幫兇。

　　公權領域如果具有民主機制，官場首長即便存有個人迷信，亦能被視為個人的事情，無法進入公共權力領域。僅僅是因為官場首長手中握有公共權力，同時又因官場內的民主缺失，從而才可能使個人迷信直接進入了公共權力領域，并狐假虎威，借重于公共權力而作祟于國計民生。

　　由于官場民主之缺失，官員的個人迷信能夠借助于公共權力、甚至是權力資源來加以表達，這就使官場迷信僅僅是因了迷信者的官員身份，才能把這種本屬個人之事，變質為與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事情。此與庶民百姓、愚夫愚婦的個人迷信，不可同日而語、相提并論者也。

　　在中國社會尚沒形成全面規(guī)范的游戲規(guī)則的時候，唯有從權力批判入手，才能抓住官場迷信的要害。所謂不信蒼生信鬼神，恰好是說明了中國民主建設與政府建設依舊任重道遠，中國人的心靈重建和制度重建這一論題遠遠沒有完成。（熊培云《緣何不信蒼生信鬼神》，《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B15）

　　因為官場迷信，說到底，還是一種個人迷信。迷者個人、信者個人。但因為官員之個人迷信，信的多為上司，迷者卻為國計民生，其分量不可謂不重。所以，迷信如何不再迷信，事關官場如何不官僚。傳統(tǒng)的儒道、儒佛間的互補形式，只會繼續(xù)造成正統(tǒng)信仰與個人、民間信仰之間的價值差距；
而對于這個差距的處理和面對，中國社會最為司空見慣的方法，就是使用權力來強制區(qū)隔，或使用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工具來處理，構成先進和落后的人為分別。

　　倘若有那么一種制度，建構一種公共權力領域的準入機制，把這種所謂的個人迷信置之度外，把個人迷信轉型為單純個人的精神關懷或人生信仰問題，不準進入公權領域，進而把公權領域的信任問題交由百姓處理。由此，蒼生可信，公權可賴，則鬼神之信與社會權力無緣無份焉。所以，中國人如能信任自己的信仰，那么，中國人應當能夠走出官場迷信，建構對社會公共權力的信任，從而以一種制度區(qū)隔的方法，最后解決中國社會公共信仰與中國人的人生信仰相互對立、乃至敵對的根本問題。

　　中國人的信仰慣習是，人與時俱進，神與人俱進。人的境遇變化了，信仰也會隨之變化。所以，在官場迷信之中，只要人們對官場不存迷信了，官場迷信就自然會風光不再。官場迷信本身，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中國人深以為憂者，不在鬼神，而是官員如何取信于民。因此，把權力交給民主，把迷信交給宗教，把市場交給市場，正可解開公權－市場－大師（所謂權力－資源－信仰）的金三角死結。

　　社會之民主，方能消除迷信，非所謂文化、覺悟、學習之方法能夠了事的。

　　中國人向來很天真，有什么樣的官，就有什么樣的民，甚至有什么樣的神，就會有什么樣的官；
有什么樣的官員迷信，就有什么樣的民間信仰。中國的老百姓最實惠，誰能給他好處，他就崇奉誰、祀拜誰。這是中國人報答恩人的一種方式，同時也是老百姓的信仰范式。

　　往昔老百姓的“父母官”，今已難敵神秘鬼神。那么，上行下效的中國人去相信什么呢？祭拜鬼神，還是迷信權力？如此下去，中國人如何才能過好民主這一關��？

　　所以，破除官場迷信，還政治以文明。這才是民主與迷信的新沖突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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