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編者注：李銳)在北大荒寫給我母親(編者注：范元甄)的信，是他和母親自1938年到1960年的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讀的。每每讀來，總有一種胸口堵得難以喘息的感覺。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父親青年時代起即獻身于斯，并為之忘我奮斗了二十年的黨，把他像垃圾一樣扔了；
一個男人對孩子、對家庭不能有些許貢獻，而在饑餓、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開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東西，而被她長篇累牘地挖苦；
食品匱乏到臭豆腐連吃兩塊；
每天兩點起床，靠稀粥、豆餅果腹的軀干，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褲子里還要堅持下地；
還要寫交待材料……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從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塊漆黑的豆餅。說是豆餅，其實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親在北大荒經(jīng)歷的那種“生產(chǎn)大突擊運動”，對人的摧殘，恐怕比《半夜雞叫》里描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殘酷的本質，被一層“美麗”的革命彩紙包起來了。年方42歲，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還被通報全黨的“紅旗秀才”，面對這種轉瞬之間上天入地的變化，這種被徹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腳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撐下去！？

　　會記住你一切告誡。投入勞動和集體生活之后，相信自己會很正常起來：鄙視過去，相信將來，42歲開始自己真正的生活。這幾個月來，沒有你的幫助，自己會陷在更糟糕的情況。(1960.4.19)想著自己在黨內(nèi)廿多年，歷史問題審查多次，這次仍讓黨為此麻煩，心中有愧，也確有感傷。……因之，我惟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勞動，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們將來能夠面目一新，孩子們在成長時有好的健康的父母。(1960.5.12)

　　總之，用感情的態(tài)度，我會難以支持當前的生活。是認為自己必須改造，有錯誤，才能支持下來的。(1960.7.16)

　　從這些敘述里，我看到父親賴以支撐的不僅僅是理性的力量，他那從熱河辦報時起屢屢見于信中的，一貫被母親蔑視的，“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fā)”的能屈能伸的性格，此時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認同張聞天的話：“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chǎn)黨殺頭是要遺臭萬年的。”參加革命廿余年的經(jīng)歷，繼續(xù)為自己獻身的事業(yè)奮斗的愿望，他與共產(chǎn)黨榮辱與共無法割舍的情結，共產(chǎn)黨是“真理化身”的現(xiàn)實，使他不會作出如烈女林昭、張志新那樣以死抗爭的抉擇。既已落難，就接受現(xiàn)實，不能鉆牛角尖，不能徹夜輾轉地苦痛，要曲起身軀，麻痹神經(jīng)。要想捱過這個坎，必須得這樣想：自己確實需要勞動改造，改造的態(tài)度得到黨的認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團聚、孩子們將來有個父母雙全的正常成長環(huán)境的希望。

　　38年后的1998年，父親在《黎澍十年祭》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黎澍認為毛澤東思想可以歸納為五點：……五是不斷思想改造，實為宋明理學翻版，專門制造偽君子也。這第五點，大家都曾經(jīng)挨整受罪，但都沒有像他這樣，聯(lián)系古人假道學概括得如此高妙。

　　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況下是將被改造者推到消滅肉體的邊緣來實現(xiàn)的：從肉體上摧殘那些膽敢持異見的人，使他們在饑餓和非人的生活環(huán)境中喪失思考的能力，喪失做人的尊嚴，成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險，得以實現(xiàn)思想的大一統(tǒng)。這在有些人身上確實達到了“徹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親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親那時受到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下放到青云儀器廠的熱處理車間當工人(是體力勞動相對較輕的工種)，平時住在工廠。剛剛兩歲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兒園，我在通縣的小學住校，哥哥則由老阿姨照管。用父親的話說，此時母親不但要“領導家中四個人，還加上烏蘇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給父親找全國糧票，買東西，轉關系，這些無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
自己在單位還要勞動，接受批判、審查，確確實實讓她吃不消。

　　“同住的兩對青年夫婦搬來沒有？還相容嗎？”(1960.5.25)父親在信中問母親。我家原來的單元是5間住房，大客廳是由兩間屋打通的，又從隔壁的單元挖過來一間做父母的臥室。父親去北大荒不久，水電設計院即分來兩對新婚夫婦，占去我家單元內(nèi)的兩間。原先隔出的一間屋子，此時也還上了，這樣我們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間客廳。但是廚房、廁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尷尬窘迫，可想而知。母親與其中一對相處還好，另一對中，女的很厲害，母親與她針尖麥芒。母親的生活條件此時與父親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對她這么一個原本就很別扭的人，這種情形不啻是地獄般的折磨。母親的個性，在平時都是永遠的不順，這時就可想而知了。我現(xiàn)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時為何開始拿我當出氣筒，有時接到父親的來信，會瘋了一樣地寫出上百字的離婚信，逼著阿姨去郵局按電報發(fā)走；
郵局拒絕發(fā)這樣長的電報，她就逼著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親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驗，并勝利一關一關通過”(1960.4.25.)的精神準備著應付一切，母親則是萬難做到了。

　　在接到母親的離婚信后，父親簡短地回了一信，說離婚現(xiàn)在不談，待我回來后再說。之后兩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斷了。自那以后，母親的“革命”變得越來越“真誠”，越來越“徹底”。她不但把父親的北大荒來信交給組織，還把夫妻間的枕邊話全部抖摟出來，用這種大義滅親的方式，證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黨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發(fā)了父親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調(diào)，她一律揭發(fā)，不管是自己的熟人還是朋友。記得大概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親那時的難處，原諒了母親與父親離婚后對我過分的辱罵甚至毒打，希望能與母親親近些。但是，當我知道母親原來對“大躍進”持有與父親相同的看法；
當母親一封封寄來對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單位領導揭發(fā)我的“反革命言行”；
探親時領著我們早請示晚匯報；
因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問題，讓我斷絕關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殘存的一點親情徹底毀滅了。

　　延安整風后，母親和父親已屢屢發(fā)生思想分歧，廬山會議后，兩人根本無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異了。因為“同”者——孩子、感情已徹底被“階級”所替代；
而“異”者——對毛澤東和黨的路線的一些懷疑，其實曾經(jīng)是“同”者，則萬無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個孩子的丈夫是反黨分子嗎？一定不是的，否則她怎么會在20年后父親復出時動復婚的念頭？但是她被毛澤東所顯示出的絕對的威望、絕對的統(tǒng)治力震懾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階級”作為讓李銳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時她必須將自己與李銳劃分在兩個不同的陣營，才能夠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嚇壞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和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母親在延安的信中，記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喆共一窯洞)；
她不能想象自己永遠做一個爐前工(母親在東北糖廠的信中，記述了受不了頂班的生活)；
她不能想象自己經(jīng)過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優(yōu)越生活條件和特權，從此不復存在(母親信中屢屢流露出瞧不起工農(nóng)干部和“舊”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她在東北的信中記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
她的驕嬌品格，決定了她根本無法面對這樣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復從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質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緊跟毛澤東，除此別無選擇。

　　父親在《黎澍十年祭》中還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

　　“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為它是共產(chǎn)主義的最高境界，《共產(chǎn)黨宣言》中說得很清楚。在革命斗爭中多少烈士為自由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們現(xiàn)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說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要大動干戈加以反對？黨對學術文化的領導，應當表現(xiàn)在保證有發(fā)表的自由，而不是動輒違反憲法，任意剝奪這種自由。

　　與母親甘心放棄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認自己沒有懷疑領袖的權利，以求保存高級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親的“放棄”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應該承認，父親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時對時局還看得不很清，想得不很透，他在信中議論道：

　　老頭們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轉農(nóng)場，他們的生活和收入都顯著下降，有點牢騷也不多談，而且了解國家總的政策，也看遠景，只是擔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郭老頭將他手指給我看，像彎曲香蕉，從小累得無一指現(xiàn)能伸直。他們也從未吃過豆餅，也跑肚，無人說怪話。(1960.5.18)

　　以后準備每天利用晚飯后讀書半小時到一小時，有計劃讀《共產(chǎn)黨宣言》等幾篇主要東西，另外讀反右等匯集文件。報紙此間可以看到。(1960.7.1)

　　父親年輕時所刻意鍛煉出的吃苦耐勞的品格，自幼養(yǎng)成的勤學習性，使他在艱難的條件下，在像野人一樣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時，仍不輟學習。這使他得以不斷充實、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環(huán)境稍稍緩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許”)時即可做鍥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靈魂僅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彈性扭曲，而不是像母親那樣，發(fā)生不可逆轉的塑性畸變。父親得以在受難中逐漸走向成熟，未被那龐大的機器碾造成偽君子。從本性的倔強好勝，而逐步成長為有膽氣、有真知灼見的真君子，并逐漸諳熟了發(fā)表異見的藝術。40年后，對于毛澤東，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父親有了深刻、理性的認識和剖析，他的思想閃爍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輝。父親是可以驕傲的，他從煉獄中走過，他從煉獄中獲得令人羨美的人生。

　　昨天返隊，如回到家里，給老頭和同住者吃了節(jié)省下的饅頭和餅干，都很高興。(1960.5.18)父親的善良，是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在噩運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他與同伴剛剛相處半月不到，即結下了友誼。雖然自己也食不果腹，仍與人分享。父親從別人的高興中，無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溫暖，這溫暖釋放出維持生命的熱量，彌補了食物的不足。父親的堅忍、樂觀、豁達，甚至還流露出一點得意——“我已買了副裹腿，現(xiàn)整天都打著(高中軍訓時學會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順境中也許并不重要，此時則顯得性命攸關。如果將母親換到父親的位置，不知會怎樣地茍且(延安整風時便發(fā)生了不應該發(fā)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變形的靈魂。

　　1936年父母相識，1939年相愛，共赴革命圣地延安。兩人又同出延安，至熱河、東北，一起南下，后轉業(yè)至新中國的工業(yè)戰(zhàn)線，為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而工作。兩人的出身、學歷、經(jīng)歷，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鬧鬧，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廬山會議，終于走到了盡頭。其后的40年，我得以親眼所見，不用通過信件了解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更感動于父親的善良，父親的與人為善，父親的刻苦，父親做事的執(zhí)著。這些優(yōu)秀的個人品德使他歷盡滄桑，卻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追求：共產(chǎn)主義的最高境界——自由。作為一個丈夫、父親，個人品德對他的妻子、兒女非常重要；
作為一個領導國家的高級干部，好的個人品德則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親的秉言直書不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為國家做更多的事情；
我慶幸母親的官位僅至退休后的副部級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運。

　　（原載《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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