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魏文華之死引發(fā)的憤怒，城管機構似乎有點危機感了，否則也不會有那個全國城管局長“聯(lián)席會議”的公關之舉�？墒枪�關歸公關，暴力行徑并無收斂之勢，城管打人事件仍然源源不絕。1月13日，在昆明街頭賣書的流浪青年作家賈晉蜀被七、八個城管拖到一座荒山上圍毆；
1月16日，上海市民李秉浩勸架遭城管狂毆后死亡；
1月17日，殘疾人薛如清“不配合”海口瓊山城管“執(zhí)法”扣車而被扭斷手掌骨；
1月27日，北京一對在凜冽寒風中擺地攤討生活的下崗夫婦遭十幾個城管暴打，被打的還有仗義執(zhí)言的路人……

　　暴力慣性剎不了車！可這種野蠻慣性并非源自城管人員的天性，而源于這個機構的創(chuàng)設目的。在人們可觀察和直接可感范圍內，目的至少有二：扭曲的政績觀衍生出來的城市面子和政府部門與民奪利的需要。這兩種目的，理念上與民生相悖，現(xiàn)實中跟民眾權益、特別是底層民眾的權益直接對立。完全不以民生為念的城市面子把底層民眾低成本的生存環(huán)境當成有礙觀瞻的，必欲掃蕩除之而后快；
缺乏有效制約的公權機構，與民奪利的欲望沖動既在低價征地、野蠻拆遷之類事情上表現(xiàn)出強烈攻擊性，也表現(xiàn)為對一切謀生渠道的控制和設租收費。由此產生的種種尖銳問題，已有的機構顯然不足以、也不便應對。于是城管應運而生。由于事涉“管理對象”基本經濟權利甚至事關生計來源，發(fā)生沖突是必然的；
被置于這沖突中心的城管，動輒上演全武行，幾乎也是必然的。事實正是如此。自打有了城管，城市里便平添一道前所未有的景觀，譬如：一輛車突然停在小販面前，值錢的一筐筐弄上汽車，不值錢的踢翻、砸濫了事，然后揚長而去。這場面，我七年前在一篇短文中紀錄過。那時，城管出生的年頭還很短，但著名的“搶、砸、踢、掀”行為模式已經很常見了。因為，要城管處理的事情就決定了這種行為模式與該機構的出生相伴而生、如影隨形。政府機構權力變異的傳染性也強化了城管的這種行為模式——盡管它并非行政機構，但卻是政府權力擴張的產物，一出世就攜帶有政府機構權力變異而熱中爭奪利益的基因，作為一個法外機構，這種自利傾向表現(xiàn)起來更無顧忌（平心而論，在城管要服從那些目的和它自身逐利需求的雙重驅動下，城管人員能夠潔身自好、能夠在驅趕小販時柔性一些，實屬很不容易了）；
從封賜的“綜合執(zhí)法”頭銜中生出的權力感以及政府的偏袒，更使城管有恃無恐；
而它的準武裝力量裝備也使其在自我角色定位上產生幻覺。城管暴戾之氣和暴力行為就植根其中。

　　然而，對社會來說，了解城管暴力根源還不是最重要的，盡管它經常性的暴力演示不斷惡化社會風氣、顛覆公序良俗。城管的產生其實已經表明，暴力是跟它所標志的對底層求生的龐大群體打壓的職業(yè)化、體制化緊緊糾結在一起。而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另兩個尚未引起社會足夠重視的問題：一是上面提到的作為爭利機構出現(xiàn)；
二是標志了社會自由度收縮的危險趨勢。

　　第一，城管的出現(xiàn)使已經不堪重負的社會多了一個龐大的爭利機構。

　　無須重復十來年間人們耳熟能詳?shù)某枪軗屝∝溔�輪車、自行車、貨物……。說城管是爭利機構，更基于以下事實。

　　首先，既有政府機構之間爭利益、扔包袱，進行利益二次分配催生了城管。工商、公安、交警、環(huán)衛(wèi)、衛(wèi)生防疫、市政公用、城市園林、建設規(guī)劃，等等，各劃出爭議邊界和雞肋利益歸城管。劃出的利益，雖說對這些部門來說猶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卻也條條可觀，湊在一起就更可觀了。據(jù)一位朋友得自成都市工商管理部門中人的數(shù)據(jù)：以該市“雞肋”利益之一的街面工商管理為例，僅工商劃給城管的一塊利益就達1.3億元／年（其中，門前三包3000萬／年，街面執(zhí)“罰”7000萬／年，其它3000萬／年）。

　　一些隊員的揭露也印證了城管以“罰”創(chuàng)利。改革內參06年27期的時訊快遞摘登了一位老城管致南方周末的信，信中揭露：“每年年初，執(zhí)法局根據(jù)各個中隊人數(shù)、管理區(qū)域等情況，給各個中隊人員下達了3000-30000元不等的罰款指標，要求各個中隊必須完成指標，并直接與隊員的福利獎金掛鉤，對超額完成任務的，超出部分100%返還給個人……”“執(zhí)法局每季度向財政局上交罰沒款金額，財政局按80%的比例返還給執(zhí)法局，執(zhí)法局提留40%后，另外40%直接返還給個人�！边@說明，制度性的預設就使城管先天具有了爭利機構性質。

　　其次，城管自身的前述種種先天問題跟這種制度預設絲絲入扣，并在現(xiàn)實中把爭利性質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于是，四川內江城管拍賣占道經營權，誰競價高誰有權占道經營；
北京某小區(qū)居民與小販之間成功的自治試驗因城管反對而夭折；
為地盤之爭，城管不僅跟外部開打，內部也相互開打——僅深圳就陸續(xù)上演過街道城管當街扒掉市城管褲子、城管和民兵200余人街頭械斗的驚心動魄場面……

　　無論拍賣公共資源、阻止社區(qū)在小販經營問題上的自治試驗，還是為爭路邊攤位管理權爆發(fā)大規(guī)模械斗，暴露出所謂“管理”意味著尋租，意味著滾滾財源。至于是否占道經營、小販行為是否規(guī)范之類問題，反倒退居后位了，很多時候，這種經營權要花錢從城管手里購買了。這些典型事例使建立城管的種種理由成了皇帝新衣：說是規(guī)范執(zhí)法，其實是顛覆法與非法的界限；
說是避免多頭罰款，其實原先那些熱中罰款的部門款照罰，但又多了一個罰款機構，有商家披露，店門口一個廣告牌，社文辦、工商局分別收了費，城管大隊又再收一次；
說是避免執(zhí)法爭議，卻多出一道為爭地盤時不時發(fā)生“內外戰(zhàn)斗”的新景觀。

　　然而，人民納稅供養(yǎng)政府工作人員，支撐政府運作，是為了獲得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或公共產品。反過來說，政府掌握的公共權力只能用于為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而不是謀取私利。當政府機構蛻變成利益主體，由于公權在握，是沒有任何個人和團體能夠與之爭鋒的；
當其想謀財時，沒有任何公民或團體是安全的。如果允許政府機構擁有并謀取屬于自身的利益和財產，不僅導致“權家通吃”的局面，而且如洪堡所說，“國家作為國家總是具有過重分量，倘若是財產所有者，它必然進入許多私人關系中”。如果作為利益主體出現(xiàn)的是自詡政府部門的法外機構，它的無所顧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第二．城管是社會自由度發(fā)生收縮的危險趨勢的標志性機構

　　今年是改革進入第30個年頭。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種種社會問題一直在提示：改革方向是需要時時審視的。諸如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向民眾轉嫁負擔的教育和醫(yī)療改革，尤其是使政府權力越來越大、用權范圍越來越寬但公共服務越來越少的“改革”，等等，都與建設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方向背道而馳。這些問題早就引起各界廣泛批評。然而社會自由度隨著政府權力擴張而發(fā)生收縮的趨勢卻至今未引起應有注意，但這卻是一個特別需要警惕的危險趨勢。

　　中國曾經最大限度消滅了選擇自由，個人的一切最大限度地處在了被決定狀態(tài)。1978年以來主要發(fā)生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其實就是放開經濟活動空間，把自主選擇、自主決定的權利歸還給人們。人們熱情勃發(fā)，最大可能地利用開放了的有限空間進行各種各樣的創(chuàng)業(yè)活動，使瀕于崩潰的國家經濟不僅起死回生而且迅速發(fā)展。而最先打破已走到盡頭的計劃經濟僵硬模式而激活社會經濟，使國家經濟格局從國有經濟一統(tǒng)天下逐漸走向經濟形式多元化的，是包括流動或固定小商販在內的多種自發(fā)的個體經濟。可以說，這支改革時期最活躍經濟力量事實上起了探路者作用，在使社會物質財富實現(xiàn)奇跡般增長上，也同樣功不可沒。其中小商販這種經營形式，現(xiàn)在仍然不過時；
即使在可預見的將來，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都不可低估。這是任何尊重常識、尊重人生存權的人都不能不承認的。

　　可是9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政府權力擴張趨勢導致了社會自由的收縮趨勢，這一幣兩面的危險趨勢，在政府行為方面，典型表現(xiàn)是政府部門對民間活動定性的隨意性和干預的廣泛性；
這個趨勢的標志性機構是政府意志的產物——城管。

　　政府對民間活動隨意定性和干預所涉事項極為寬泛，比如，稱自救性的民工子弟校是“黑�！�，自食其力的小販為“非法”，甚至下河游泳、在封凍的小區(qū)廣場滑冰是“游野泳”、“溜野冰”的“違法行為”①；
擅自給個人選擇設禁，如禁摩禁電；
對經濟活動和謀生渠道的控制則尤其徹底，連拾荒、擦鞋也要納入“單位控制”，還源源不斷推出西瓜辦、白菜辦、饅頭辦什么的……在“改革”名義下，政府吞噬了越來越多社會空間，過去那種控制一切的落后管理制度，正在死灰復燃。經濟領域首當其沖承受惡果的，是改革初期受鼓勵的個體經濟。有人統(tǒng)計了最近六年的情況，個體經營環(huán)境的惡化使這種最靈活、最有生命力的經濟形式面臨危境，數(shù)量銳減。社會自由度收縮當然不僅體現(xiàn)在經濟方面。80年代伴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過程逐步復蘇的社會自治功能，也有被壓縮或部分喪失的危險。而所有這些方面，幾乎都由城管打沖鋒，誠然，這個機構最熱中的是對路邊經濟施禁，個中緣由用不著說了，而結果是一方面使靠這種勞動方式艱難謀生的人備受摧折，另一方面是破壞了城市中很大一個群體所需要的低成本生存的社會生態(tài)。

　　上面提到城管對小販的摧折，還涉及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時不時經過市場親眼所見，不光流動小販，有攤位的，甚至進了號稱“菜籃子形象工程”的蔬果大樓的，照樣遭遇城管的刁難、呵斥、動粗。目睹這些情景，一種感覺油然而生：城管根本沒有把小販看成有完整公民權利的人。而小販因城管“執(zhí)法”蒙受經濟損失的事，也屢見不鮮。1`月3日南方周末《城管的22條軍規(guī)》的作者楊長春文中所述被城管強行沒收貨物而血本無歸，不過是各地小販們的經常性遭遇。然而，第一，小販采取的經營活動方式，無論流動或固定，城管無權過問，因為這個機構說到底是政府權力擴張的產物，它的權力，本質上有權力私相授受的不合法性。政府對此也無權禁止，這甚至也不是一個可以由公眾參與決策來決定其存在與否的公共問題，而是這批人不可剝奪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當然，這并不排斥政府在事涉食品衛(wèi)生安全之類問題的監(jiān)管上，或在規(guī)范經營地點、經營時間上的作用，但即使這些方面，調動民間自治的積極性也遠比政府出面效果要好。第二，城管采取的奪人謀生的家什連同貨物的“執(zhí)法”方式，還關系對一個早在人類憲政思想萌芽時期就出現(xiàn)、至遲在二十世紀前期已得到各國廣泛認同的原則，我國究竟有沒有些許的尊重。這個原則即，涉及稅收、債務或其他法律糾紛時，生存資料享有豁免。由于這個原則，沒有任何一種文明社會的法律會允許搶人賴以謀生的勞動工具。②

　　可以說，城管機構已經成為一種象征。在這一機構身上不僅反映了政府意志與民意、民生之間的緊張，而且是近十來年社會自由度收縮的重要標志。由于改革乃是朝向放開社會自由度，擴大公民自主活動的空間，而城管的建立及作為都背離了這個方向，它不僅不象國務院某官員說的是“改革產物”，而且是改革倒退的危險趨勢的標志性機構。弄出這個龐大機構的既成事實還證明：當政府權力沒有被明確而又客觀地限定時，政府強勢力量和挾此力量逞強的機構可以對個人和社會造成怎樣的傷害。

　　2008-2-14

　�、龠@些法盲語言是去年上半年從北京衛(wèi)視一次午間節(jié)目女主持說出來的，但她不過表達的是市政當局的看法。

　�、诿绹�大法官龐德在《普通法的精神》一書中告訴我們，早在1338年，英國皇家稅務官因扣押了一頭牛引起返還財產的上訴，結果原告勝訴。在談到債務問題時又指出，美國許多州盛行宅基地豁免法，某些州，用以養(yǎng)家的薪水、農民的牲畜和工具享有完全的豁免法。這是龐德問世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中介紹的情況�！�—債務尚且如此，勞動謀生的家什、貨物，就更應享有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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