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從苦難的社會性和社會根源的分析入手，著重探討普通農民關于自身經(jīng)歷的講述如何能夠成為歷史的問題。自稱為“受苦人”的農民對“苦難”歷史的講述構成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我們重要的學術資源和獨立地進行知識生產(chǎn)的一個領域�！翱嚯y”的社會屬性確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歷史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也表明必須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視角揭示“苦難”的深刻根源。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農民的生活史就與宏觀的社會歷史過程聯(lián)系起來，而他們卑微瑣碎的經(jīng)歷和講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這就是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的過程。

　　關鍵詞：社會苦難 底層歷史 “受苦人的講述” 口述史

　　1993年，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22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獻了表現(xiàn)當代社會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種種苦難的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難》。1999年這部基于對社會疾苦大規(guī)模調查的著作的英文版面世，名為《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歷時3年的調查中，研究者以外來移民、失業(yè)工人、無家可歸者、公司女職員、失業(yè)經(jīng)理人、農民、中學生、臨時工、工頭、街頭混混、基層管理者、社會工作者、警察等等以社會下層為主的普通人作為訪談對象，通過“對社會的疾苦、悲慘的境遇、難以明言的不滿或怨恨進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們呈現(xiàn)了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和故事、他們的痛苦和對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憫之心和細致的關注、傾聽走進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擔了社會學研究的政治使命與道德意涵——展現(xiàn)普通人的社會疾苦并通過社會學的解釋，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Bourdieu, 1999；
畢向陽，2006）。

　　一、苦難的社會性

　　布迪厄等對“世界的苦難”的研究是從探訪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故事開始的。通過一個個似乎卑微瑣細的有關痛苦的講述，研究者以洞若觀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發(fā)現(xiàn)個體遭遇和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并試圖以此超越社會科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之間的二元對立。例如，通過對青年臨時工的訪談和與“老工人”的對比，發(fā)現(xiàn)他們的差別不僅僅是生理意義上的年齡，而且是結構位置、勞動關系、經(jīng)歷體驗、對政治行動（比如罷工）的態(tài)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差別，由此描述出兩代工人之間正式的距離，從而發(fā)現(xiàn)作為“一個世界的終結”的工人階級的深刻轉型（Bourdieu, 1999：282-296）。透過對基層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社會工作者的訪談，研究者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人工作中的困境來自于科層制的被分割的和碎片式的管理，他們只握有一些符號資源，比如與居民良好的關系、信任、勸說的能力，但卻缺少公共資源和制度依據(jù)，只能在國家賦予的繁重的無休止的任務和十分有限的能力之間掙扎，因而國家要求他們完成的職責成為一種“不可能的使命”（impossible mission）。布迪厄稱此為“制度性自欺”（institutional bad faith）——“國家的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或者更糟糕地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什么”（Bourdieu, 1999：189-202）。再比如，通過對普通中學生的訪談，他們的個人生活軌跡和他們參與其中的教育體制之間的關系結構、整個學校制度的結構與歷史、特別是教育體制作為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chǎn)機制都得以展現(xiàn)出來（Bourdieu , 1999：421-426）。

　　揭示個人苦難的社會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論主張：個人性即社會性，最具個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人性的。個體遭遇的困難，看似主觀層面的緊張或沖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霸S多最觸及個人私密的戲劇場面，隱藏著最深的不滿，最獨特的苦痛。男女眾生但凡能體驗到的，都能在各種客觀的矛盾、約束和進退維谷的處境中找到其根源。這些客觀外在的因素到處都是，體現(xiàn)于勞動力市場和住房供應市場的結構之中，表現(xiàn)于學校體制毫不手軟的約束之中，銘刻在經(jīng)濟繼承與社會繼承的機制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65；
畢向陽，2006）。

　　“社會苦難”或“社會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醫(yī)學人類學重要代表人物克萊曼（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個核心概念�？巳R曼也同樣對苦難的社會性給以突出的強調。他指出，“社會痛苦，引入一個集中了人類問題的獨特領域，其中包含了那些對人類經(jīng)驗造成毀壞性傷害的起因和結果”�！案黝惖娜说膯栴}打破了作為心理學或醫(yī)學事項的范疇，進而也超越了個體范圍，而經(jīng)常體現(xiàn)了人的問題與社會問題的緊密聯(lián)系。它還揭示了痛苦的人際關系基礎：換言之，痛苦是一種社會經(jīng)歷”。他的研究力圖打破以往的分隔——如將個體從社會層面的分析中分離，將健康從社會問題中分離，將表達從經(jīng)驗中分離，將痛苦從干預中分離。那些標準的二分法實際上是理解的障礙，它阻礙我們理解人類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時是集體的又是個體的；
經(jīng)歷痛苦與創(chuàng)傷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Kleinman, 1997：ix-xxv）。

　　在此我們又一次體會和感受到米爾斯（C. W. Mills）極力倡導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在具體情境中的個人煩惱和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lián)系、在微觀的經(jīng)驗材料和宏觀的社會歷史之間進行穿梭的能力（米爾斯，1996）。米爾斯指出，只要經(jīng)濟結構和秩序出現(xiàn)整體性的衰敗，失業(yè)便不再是個人所能化解的問題；
只要戰(zhàn)爭成為民族國家體系與全球工業(yè)化不均衡的內在屬性，人們對此帶來的困擾便無能為力……個人日常生活世界中無法解決的煩惱是他們無法控制的社會結構變遷造成的。在此意義上，影響每一個人的歷史乃是世界的歷史（米爾斯，1996：31-43）。

　　對苦難的社會性理解更可追溯至已成為社會理論經(jīng)典的涂爾干的自殺研究。在涂爾干看來，自殺是個人行為，但該行為受到人周圍社會環(huán)境的強烈影響，因而自殺更是一種社會事實。從自殺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人類行為部分是由社會環(huán)境塑造的——家庭、組織、社區(qū)、種族和歷史時代。在《自殺論》中，涂爾干首先批駁了簡單地將自殺歸結為非社會因素的說法，包括所謂因心理因素（精神失常、遺傳因素、種族特性）、天象因素（氣候、季節(jié)、晝夜等）和模仿造成的自殺，他利用大量的事實和統(tǒng)計數(shù)字說明“自殺主要不是取決于個人的內在本性，而是取決于支配著個人行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環(huán)境及帶有某種共性的社會思潮和道德標準。自殺是表達我們集體弊病的形式之一，它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弊病的實質（涂爾干，1988：257-280）。

　　上述研究的共同特點在于揭示了諸如失業(yè)、自殺等各種“個人煩惱”（痛苦）也就是“社會疾苦”。國際社會科學有關“社會疾苦”的研究為我們探討普通人“苦難的歷史”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例證和方法論依據(jù)。布迪厄特別強調，“如果進行溝通交流，沒有什么比同時關注從訪問者和被訪者之間的互動生發(fā)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更真實也更切實的方式了”（Bourdieu , 1999：607）。通過對普通人口述歷史資料的搜集，通過研究者與被訪者面對面的交流，特別是通過與歷史的親歷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動，我們就有可能在個體的經(jīng)歷和講述與宏大的社會歷史進程之間建立聯(lián)系，有可能在個人的“苦難”與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之間建立聯(lián)系，并就此進程獲得理解和解釋。

　　二、揭示苦難的深刻根源

　　展現(xiàn)不為人知或被人視而不見的“社會痛苦”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但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通過理解和解釋，揭示社會苦難的根源和通常被掩蓋的制造苦難的機制。

　　克萊曼等在其主編的《社會痛苦》（Social Suffering）一書導論中明確指出：書中的文章批判性地揭示了現(xiàn)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構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日常實踐如何將社會經(jīng)歷變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從而模糊了“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專業(yè)的過程有力地形塑了對社會痛苦類型的反應，這些過程包括權威性的和經(jīng)過論證的對于集體苦難的認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對的更為有趣和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會中產(chǎn)生的，作為一種文化過程的對于痛苦的承認又是如何獲得和抑制的（Kleinman, 1997：1-23）。

　　布迪厄更是將“社會痛苦”這一充滿病理學隱喻的概念轉換為社會學概念，并由此闡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會上難以明言的病患轉化成清晰可辨的癥候，從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要突破各種各樣的屏蔽，這些屏蔽背后掩飾的是社會疾苦。他還要動員人們控訴那些使他們變得不道德和墮落的社會運作機制，而正是這些社會機制滋養(yǎng)了人們的反感、苦惱、絕望（布迪厄、華康德，1998：262-280）。

　　在《世界的苦難》的描述中，社會疾苦存在于種族問題、鄰里關系、黑人貧民窟、基層職能部門、工人階級命運、教育體制、家庭代際關系等幾大領域中。其來源被布迪厄歸結為與市場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同時出現(xiàn)的“國家與市場的雙重撤退”；
它們可以表現(xiàn)為公共物品供給上國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務的枯竭、國家體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產(chǎn)業(yè)結構調整帶來的工人階級渙散和勞工運動的消解、教育體制制造的社會排斥和集體失望、與所有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家庭代際關系的斷裂等等；
所有因處于特定結構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與集體衰落相伴的個體遭遇都可以歸結于苦難的政治根源——社會性的喪失和國家的運作（Bourdieu, 1999）。

　　布迪厄看到，新的疾苦、不斷積聚的不公正感已經(jīng)喪失了公開表達的手段。不難想象，無從宣泄的痛苦必然導致怨恨，而“怨恨是人類苦難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
它是支配者強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過的東西”。因此，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使那種未被闡述、倍受壓抑的話語昭然若揭，而方法就是與各種人交談，與那些由于置身于社會空間中特別敏感的區(qū)域而很可能成為自身疾患的忠實‘記事者’的人交談，與官方的‘社會問題’從業(yè)者們交談，即與那些占據(jù)著社會世界中的戰(zhàn)略性位置的‘實踐專家’交談，這種‘實踐專家’對社會運行機制有著極為豐富的了解，有關這方面的自發(fā)性知識，他們是活生生的寶庫。在充分了解個人的社會閱歷和生活背景之后，我們就可以進一步進行非常詳盡、高度互動的深度訪談，以協(xié)助被訪者發(fā)現(xiàn)和表述他們生活中所存在的慘痛的悲劇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潛藏的規(guī)律，幫助他們擺脫這些外在現(xiàn)實的禁錮和襲擾，驅散外在現(xiàn)實對他們的內在占有，克服以‘異已’的怪獸面目出現(xiàn)的外在現(xiàn)實對人們自身存在之中的創(chuàng)造力的剝奪”。由此我們看到布迪厄所說的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結合�！白鳛橐幻�社會科學家，不去介入、干預，恰如其分地認識到各自學科的局限，而是袖手旁觀，這是對良心的背叛，是讓人無法容忍的選擇”�！耙虼藢ξ襾碚f，社會學是一種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種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布迪厄、華康德，1998，263-278）。

　　在此我們之所以大段引述布迪厄的論述，是因為從布迪厄等人對于社會苦難的調查、揭示和尋找原因中，可以體驗到“社會學的的確確有著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難體會到一種博大、深邃、渾厚而且充滿悲憫的心靈。而對社會苦難的發(fā)現(xiàn)、表述和分析，正是我們面對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民的口述歷史進行分析的一條重要思路，這種思考和探討基于將普通農民的生活史與宏觀的社會歷史聯(lián)系起來的努力——對“苦難”經(jīng)歷的講述成為一種歷史證明，為千百萬底層人民的生存作見證。

　　三、“苦難”何以能夠成為歷史

　　鄉(xiāng)村中普通農民的歷史是苦難的歷史，是在苦難中求生存的歷史，也是為掙脫苦難而斗爭的歷史。20世紀后半葉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經(jīng)歷了天翻地覆的變革，普通村民與共和國一起感受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蒼黃。然而他們的經(jīng)歷和感受、他們對親歷歷史的評判和理解，卻在歷史的表述中付諸闕如。由于精英掌控著表達權、話語權、解釋權，他們甚至可以控制社會事實（例如作為布迪厄所稱的“社會巫術”的社會調查）或改變歷史記錄（例如對中國革命史中井岡山紅軍會師主要人物的記載與描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突破書寫和話語霸權的方式之一就是去發(fā)現(xiàn)和書寫普通人的歷史，即“受苦人”的歷史。本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改變歷史存在狀態(tài)”的努力下進行的探索性工作。[①]

　�。ㄒ唬�“受苦人”的概念

　　在我們長期從事口述歷史研究的西北驥村，農民稱自己為“受苦人”。這一概念并不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冠以的名稱，而是當?shù)厝藢ψ约旱亩�義。在驥村及其所在的整個地區(qū)，“受苦人”是對從事農業(yè)種植業(yè)者的稱謂，而且這一傳統(tǒng)類稱一直沿用至今。在當?shù)氐恼Z言中，“受苦人”專指在田里“做生活”的人，這是約定俗成、不會產(chǎn)生任何歧義的地方性定義。如果你詢問某某人在做什么工作，經(jīng)常得到的回答就是“在家受苦呢”，意即在農村以種地謀生。

　　“受苦人”的概念也許是我們理解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農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分類的一把鑰匙：首先，這一“受苦人”的概念與那種幾乎等同于“被剝削、被壓迫階級”這類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受苦人”概念不同，驥村人的“受苦人”概念等同于從事種植業(yè)的體力勞動者的概念，相對于工匠、商人和其他外出務工者，是一個職業(yè)的和勞動分工的概念。其次，如果仔細分析，盡管是一個特指在土地上勞作的具有勞動分工意義的概念，但“受苦人”概念與土地和財富占有狀況也并非全然無關。因為歷史上驥村的農民也是將“受苦人”作為與“財主”、“東家”對應的概念來使用的。從這兩種含義中，我們也許可以體會到驥村農民在階級概念引入之前那種含義微妙的分類圖像：勞作的類型和是否占有財產(chǎn)這兩種分類概念相互對應。對財主的確認標準是財產(chǎn)（土地）的占有，而對與財主相對應的其他人確認的標準則是勞動的類型（種地的體力勞動）（郭于華、孫立平，2002）。我們不難體會，從傳統(tǒng)的“受苦人”概念中，階級意義上的分類幾近呼之欲出，但畢竟階級分類的形成是革命政權進入鄉(xiāng)村社會之后的產(chǎn)物，傳統(tǒng)分類的基礎主要還是勞動分工。時至今日，“受苦人”這一概念也保留了其主要內涵。最為重要的是，“受苦人”是農民對自身的定義，凝聚了他們世代生活的體驗和評價，也構成他們的“歷史”。在當?shù)兀�描述一種勞動很累人或一項工作很繁重，人們會說“苦太重了”；
形容一個人勤勉、能干，就說該人“苦好”（很能吃苦的意思）；
“那苦大的惡了”（非常），是當?shù)厝诵稳萃纯嗟某Ｓ谜Z詞�！翱蓯j惶了”，“看咋苦”，“那罪可受下了”等等是村民們說古道今、談人論事時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話語。由此可知，“苦”既是身體的感受，也是精神的體驗；
是對客觀事物的評判，更是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的表達�！吧眢w之苦”和“心靈之苦”構成他們日常生活的基礎，當然也構成他們的歷史的重要內容�？梢愿爬ǖ卣f，這些普通農民的歷史正是一部苦難的歷史。

　　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疾苦表現(xiàn)在方方面面，我們接觸過的大多數(shù)村民都將自己歸入“受苦人”的行列。回憶起過往的生活，似乎每一個被訪問者都有說不完道不盡的苦痛。生活中種種的壓力、困窘和不適體現(xiàn)為貧窮之苦、勞作之苦、家庭關系和婚姻關系之苦、性別區(qū)分甚至身體殘疾之苦。饑餓是貧苦最突出的表征，這類痛苦的記憶在驥村人的講述中從能夠記憶的年代起一直持續(xù)到改革開放。

　　（二）對苦難的解釋和應對

　　如上所述，人們的“苦”表現(xiàn)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或來自于生存環(huán)境的惡劣，或因為家境不好，“先人沒掙下”，后人只能在地里“受苦”；
或者由于身體殘疾，連個“婆姨”（媳婦）也娶不上，成了“恓惶人”；
婦女們所講述的“苦”似乎更無從歸因，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是妻子、是母親，她們就注定要受纏足之苦、生育之苦、勞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帶來的種種苦難。她們的苦因而似乎是與生俱來、命中注定的。

　　“受苦人”對苦難有著自己的應對方式和自己的解釋。在苦難中掙扎以求得生存是所有下層人民僅有的選擇。在驥村村民的常用語匯中，有幾個詞清晰地刻畫了這種對付苦難的方式：“生”、“生下”是表現(xiàn)生存或“活著”的常用詞；
“受”用以表達承擔、耐受苦難的意思，形容這種承受的極致就說“可受結實了”；
而“熬”則是表達特別勞累、特別辛苦的含義，干活非常累就說“可熬了”。從詞匯和行動層面的現(xiàn)實我們不難得知，承受苦難、在苦難中掙扎、與苦難共存是農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

　　農民對苦難的最常見解釋是歸因于“命苦”。他們或許將財主的富有歸結于他們祖上有德，勤儉、“精明”、能干，總之是“人家有本事掙下的”，亦或許把自己的境遇認定為命運不濟，“祖墳沒冒煙”。這類被批評為農民的宿命論的解釋經(jīng)常用于證明農民意識的“落后”與思想的蒙昧。我們當然不難想到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tài)支配的產(chǎn)物，革命前的農民也因此而被視為沒有階級意識的或被“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所支配的從屬群體（Scott, 1976：225-234）。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基于土地和財富占有關系而造成的分類是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客觀存在，也是農民能夠意識到的類別。農民的常規(guī)性生活方式集中體現(xiàn)在其獲取和積累財富的方式上，對于財富的獲得和積累，對于個人和家庭生活境遇的變故，農民雖然常常做出宿命論式的解釋，但這種解釋并不一定或總是體現(xiàn)出農民對于實際社會生活的態(tài)度。比如一個富有的家族，家道中衰，人們會斥之為祖上沒有積德。但這與其說是一種解釋，不如說是一種包含著復雜認知的幸災樂禍式的情緒表達。反之，對于一個值得同情的對象的某種厄運，人們也常常將其歸之為“命中注定”，而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歸納原因倒不如說是一種為自己或他人尋找心理平衡的方式。就此意義而言，“宿命論的解釋”體現(xiàn)的并不是一種實際判斷或指導行動的生活態(tài)度，而更類似于一種處理人際關系和釋放內心焦慮的方式與技巧。

　　對于苦難的承受和“宿命論”的解釋代表了農民對社會世界的認知和分類圖式。然而在土地改革之前，無論如何這種經(jīng)濟和社會性的分類并不是階級類別，租佃和雇傭也未被歸結為剝削關系。日常生活中各種苦難的階級化轉變是革命政權進入鄉(xiāng)村社會之后才發(fā)生的，盡管如此，農民還是不得不應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苦難，調動全部的勇氣、能力和智慧，在其中求得生存。這構成了在苦難中掙扎的歷史，而正是在此意義上，底層人民創(chuàng)造和推動了歷史，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對于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來說，苦難構成那個時代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從人們的講述中體驗這種苦澀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種痛苦是彌散于生命之中的，因而通常是無從歸因的，常常不可避免地帶有先賦性和宿命論色彩。將個體的身體之苦和精神之苦轉變?yōu)殡A級剝削和壓迫的痛苦，從而激發(fā)階級仇恨和階級意識，是在革命政權進入鄉(xiāng)村社會之后才發(fā)生的，正是通過“訴苦”、“挖苦根”等權力技術的引導，領導階級才將農民的階級意識挖掘出來，從而使苦難得以歸因。

　　（三）革命——解救苦難的過程

　　“苦難”與國家政權建設和農民的國家觀念形成有著密切關聯(lián)（郭于華、孫立平，2002）。致力于解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的著名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依據(jù)中國社會史材料出色地描述了20世紀上半期國家政權進入鄉(xiāng)村的過程。他使用“國家政權建設”（state-making）和“權力的文化網(wǎng)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這兩個重要概念，分析了中國農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復雜歷史過程，并試圖超越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思維框架。杜贊奇清楚地意識到，共產(chǎn)黨在中國獲得政權的根本原因是“共產(chǎn)黨能夠了解民間疾苦，從而動員群眾的革命激情”。而苦難之一正是來自于特定時期（20世紀上半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經(jīng)濟上的橫征暴斂、政治上的強迫專制、鄉(xiāng)村公職成為謀利的手段等。但他同時也認為，革命發(fā)生的時候，在村莊之內，難以用階級觀念來動員民眾，因為控制鄉(xiāng)村的多為居住在城鎮(zhèn)的不在村地主，而農民對地主精英的依賴亦十分有限。利用村內階級斗爭也難以燃起“燎原”之火（杜贊奇，1994：238-241）。從中可以看出，杜贊奇已經(jīng)敏銳地注意到“苦難”所蘊涵的國家—社會關系的含義，以及對“苦難”意識的動員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充分估計到發(fā)掘和引導“苦難”意識對于整個社會改造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尤其是，在他那里，“苦難”的經(jīng)歷和感受與階級意識的發(fā)生是斷裂的，他沒有注意到“苦難意識”與他著力闡述的主題“國家政權建設”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之間的重要聯(lián)系。

　　20世紀下半期農民口述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在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過程中，特別是在革命政權建立之后，圍繞著“苦難”的一系列權力技術——“訪貧問苦”、“訴苦”、“挖苦根”、“憶苦思甜”等的有意識運用，是如何對農民日常生活中各種較為自然狀態(tài)的“苦難”和“苦難意識”加以凝聚和提煉，從而使其穿越日常生活的層面、與階級的框架并進而與民族—國家的框架建立起聯(lián)系的。將農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經(jīng)歷和感受的“苦難”歸結并提升為“階級苦”的過程，不僅成為日后與之相伴隨的階級斗爭的基礎，而且是在農民的內心世界中塑造農民與國家關系的基礎。換言之，這種“民族形成”的過程，是深深地植根于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治理“苦難”的權力技術旨在發(fā)動起以“救苦救難”為目標的社會工程或社會實驗，這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的革命。

　　由國家主導的、以革命運動的形式推進的社會工程和社會試驗帶來整個社會的改變，也帶來普通農民生活和命運的變化。革命的目標在于拯救勞苦大眾，革命的過程被聲言是解除苦難的過程，但救苦救難的革命也有可能造成與其初衷不同的后果，進而帶來新的苦難感受。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斯科特努力探討的問題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他將20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邏輯概括為四個因素的“致命結合”：對自然和社會的管理制度——重塑社會的現(xiàn)代國家機器的簡單化；
新制度設計者的極端現(xiàn)代主義意識形態(tài)；
有愿望也有能力使用強制權力的國家；
以及缺少抵制上述計劃能力的軟弱的公民社會（斯科特，2004，1-9）。通過對前蘇聯(lián)的集體化和坦桑尼亞的烏賈碼村莊個案的具體分析，斯科特指出，這類重新設計農村生活和生產(chǎn)的大規(guī)模的努力往往被描述為“文明化的過程”，而“我寧可將之看作馴化的嘗試，是一種社會園藝……它們被稱為定居和耕作的固定化（Sedentar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和大幅度的簡化（radical simplification）”（斯科特，2004：243-356）。作為“文明化過程”的“社會園藝”，剝除了行動者的主體性，視之為沒有情感、沒有思想、沒有意識的花果蔬菜。而這些旨在鞏固和提升統(tǒng)治能力而置國民價值和普通人感受于不顧的“社會園藝”和社會工程，完全有可能構成對人類生活的“致命威脅”，造成興亡百姓皆苦的后果。

　　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社會工程或社會實驗中容身與適應？作為社會底層的普通農民又如何在其中生存、如何經(jīng)歷、感受和評判這一歷史過程？他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而發(fā)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地傾聽和思考才能明白。從普通人的經(jīng)歷和講述中理解革命的過程和邏輯，這也是我們探尋和書寫“受苦人”歷史的動力來源之一。

　　四、從底層的“苦難”講述中構建歷史

　　作為“受苦人”的弱者或底層歷來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是歷史中的無名者、無聲者、無面目者。底層在歷史敘事中的無聲和隱形至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觀抹去了底層階級自主的歷史和行動的政治屬性。從屬階級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底層的非政治化導致其在精英創(chuàng)造的歷史中銷聲匿跡；
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層行動的特點，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層行動的獨特軌跡�？梢哉f，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jīng)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這種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從屬者的危險減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xiàn)實政治正在發(fā)生的證據(jù)（Scott, 1985，1990）。

　　在福柯的權力的慧眼中，底層在歷史中的顯現(xiàn)，只有當權力的光線照到他們的瞬間。“必須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們。這束光來自另外的地方。這些生命本來想要身處暗夜，而且本來也應該留在那里。將它們從暗夜中解脫出來的正是它們與權力的一次遭遇：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次撞擊，對他們匆匆逝去的短暫一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可能留下片紙只言”�！八�有這些生命，本應注定活在所有話語不及的底層，甚至從未被提及就銷聲匿跡。它們只是在這次與權力稍縱即逝的接觸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跡，短促、深刻，像謎一樣”�！斑@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的生命，只是因為與權力相撞擊才有機會幸存下來，而這個權力本來只希望清除他們、或至少抹消他們的痕跡。正是許多偶然的際遇合在一起，才使這些生命能夠在我們這里重現(xiàn)”（�？拢�1999）。

　　底層研究者們雖然與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追求的“自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有關聯(lián)，但卻不同意將底層歷史納入西方現(xiàn)代性的精英敘事中。在他們看來，所謂“自下而上的歷史”會使西方現(xiàn)代性敘事更為詳細、完整，但是沒有任何“自下而上的歷史”能夠對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本身的存在、穩(wěn)定和歷史合法性提出挑戰(zhàn)；
因而底層歷史絕不是“自下而上的歷史”。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中指出：資產(chǎn)階級歷史書寫中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底層可以通過歷史學家的書寫發(fā)出聲音的想法其實只是一個神話，事實上只是歷史學家在歷史的頁碼間表述底層，從這個意義上講，底層不能發(fā)出聲音（Spivak, 1988）。精英史觀的非歷史方法“明顯遺漏的是人民的政治”，這是一個“自主”的領域，它既不是產(chǎn)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賴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 Spivak, 1988, 39-40）�？隙ǖ讓诱�治和底層意識的“自主”存在是編纂底層歷史的基礎與前提。

　　與精英史觀相反，底層史觀主張歷史上未必存在擁有籠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識統(tǒng)治角色。倘能解決“底層如何被表述”的問題，現(xiàn)代知識的整個領域就向底層歷史敞開了，原有的研究主題諸如殖民統(tǒng)治的擴張、宗教和社會改革運動、民族主義的興起、教育、新聞，特別是現(xiàn)代國家和公共制度，都可以成為底層歷史寫作和底層研究的主題。底層研究小組致力于批判精英史觀的要務之一就是編纂底層的歷史。古哈在《底層研究》的導言中指出：“長期以來，印度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長期被精英主義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義精英主義，也包括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精英主義”（查特吉，2001）。底層史觀的目的就是要反對這兩種精英主義。底層研究關注不同時期農民起義的歷史，他們發(fā)現(xiàn)一些材料，可以從中聽到底層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但這類材料實在是太少了。更為有效的方式是以新的方法閱讀傳統(tǒng)的有關農民起義的（官方）文件。研究底層的歷史學家們創(chuàng)立了若干新的方法，可以站在起義農民的立場上閱讀那些對立的官方機構建立的關于農民起義的報告，并因此為起義意識的研究投下一注光亮（查特吉，2001）。

　　在原有的歷史中，底層是一種缺失的敘述，不在官方話語的講述之列，在任何一種敘事中都沒有底層階級獨立政治行動的地位。補充這段敘述，或者提供新的敘述，是底層研究的認識論要務——從中生產(chǎn)出新的知識，并使之成為獨立地進行知識積累的一個領域。這一知識領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要仰仗普通人對自身經(jīng)歷的講述，而不是依靠歷史學家代為講述。而在經(jīng)歷了20世紀下半期社會劇變的中國農民的講述中，“苦難”的歷史構成講述的重要內容。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底層研究是在盡力從精英史中挽救底層的歷史，卻不可把底層史視為單獨的領域，它與精英史相互交疊和依賴。正如古哈所述，底層的另類歷史是整合性的知識，因為它將一切斷裂、流失與忽略明朗化。藉此，可以更加公正地考察印度反殖民主義的完整經(jīng)驗（Guha & Spivak, 1988, v-x）。

　　底層歷史和底層研究是我們探討20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重要學術資源。我們需要從底層視角重新認識和理解歷史。杜贊奇曾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歷史意識無可爭辯地為民族國家所支配。民族歷史制造出一個同一的、在時間中進化的民族共同體。而事實上民族卻是一種包容差異的現(xiàn)象，其歷史也并非線性的進化過程。杜贊奇進而提出以“復線歷史”（或分叉歷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代替線性歷史的觀念，并由此完成“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任務（杜贊奇，2003：1-16）。通過超越線性歷史的目的論來拯救歷史的努力固然意義非凡，但杜贊奇撰寫復線歷史的成果卻未能實現(xiàn)其許諾。正如李猛尖銳質疑的：“分叉歷史”要充當那些被壓制的聲音的喉嚨，但杜贊奇的“分叉歷史”真的能夠（甚至是打算）幫助我們理解那些沒有歷史的人們嗎？李猛通過對農民口述歷史的分析指出：和線性歷史相對的，不是分叉的歷史敘事，而是分層的歷史生活。那些沉淀在歷史最底層，記憶中分不清過往軍隊類型的農民，過著似乎甚至難以稱得上是“歷史化”的日常生活，他們并沒有提出與線性的全國歷史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表述，一種反敘事。即使有什么和杜贊奇的所說的“線性歷史”相對的，也只是一種拒絕敘事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一種身體記憶（李猛，2001）。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任務并不是要“粘合歷史的碎片”、“填補歷史的空白”或“治療充滿病患的歷史”。底層的歷史不是為官方史、精英史拾遺補缺。口述歷史的任務在于以不同的立場，傾聽無聲的底層發(fā)出的聲音，記錄普通生命的“苦難”歷程，書寫從未被書寫過的生存與反抗的歷史。對于無法書寫自己的歷史甚至無法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底層人民，我們的口述歷史研究并不是要為他們制造一種歷史，或者代替他們書寫歷史，而是力圖拓展一方“講述”的空間，在其中，普通農民能夠自主地講述他們的經(jīng)歷、感受和歷史評判。[②]而研究者除了將這“歷史”記錄下來，還須結合社會理論做出分析、加以表達。就此而言，相對于“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我們的努力將致力于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構建歷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記錄和重現(xiàn)“苦難”的歷史，并從中洞悉文明的運作邏輯。

　　苦難的經(jīng)歷和對這些經(jīng)歷的講述當然是個人性的，是許多個體的或者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個人的苦難往往是社會世界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產(chǎn)物，或者簡單地說由于“苦難的社會性”，個人講述才具有了超越個體的意義。這也是個體性的“苦難的講述”能夠成為歷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層普通人的苦難和他們對苦難的講述通常被淹沒、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歷史書寫中的權力關系——歷史從來就是統(tǒng)治者的歷史、精英的歷史，而“底層不能發(fā)出聲音”。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苦難”的社會屬性（social suffering）確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與宏觀社會歷史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也表明必須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視角揭示“苦難”的深刻根源。半個多世紀的革命與建設的歷史，是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改造工程，但它決不僅僅是少數(shù)精英的事業(yè)，而是關系全體人民生活和命運的歷史過程。千百萬普通人親身經(jīng)歷了這一過程，與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這樣一段文明的歷史和文明的轉型當然應該也可以從普通人民的生活經(jīng)歷和常識常理（common sense）來理解和分析。將文明落實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卑微瑣碎的經(jīng)歷和講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可以成為宏大敘事的有機部分。有著共同或不同命運的“受苦人”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無疑是歷史巨輪下的鋪路沙石，然而被碾壓的沙石難道就不應該被關注、被記錄、被表述嗎？畢竟那是千百萬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和推動者。將文明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聯(lián)系起來，“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這一命題才真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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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People” as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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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該研究項目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和筆者共同主持，旨在對長期以來相對空缺的民間歷史資料進行搜集和研究，進而深入理解中國農村那些最普通的人們在長達50年的時段中，在革命與宏觀歷史變遷中的日常生活狀況、改變和他們對于這些經(jīng)歷的感受、記憶、講述和理解。該項目已在華北的西村、東北的石灣、西南的柳坪和陜北驥村進行了數(shù)年的調查。全部計劃預計需用20年時間完成。該計劃曾階段性地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等的資助。

　　[②] 在持續(xù)10年的調查研究中，我們發(fā)現(xiàn)，普通農民能夠而且愿意講述他們自己的歷史，只要研究者以真誠、尊重、嚴肅和理解的態(tài)度傾聽。

　　本文為筆者在陜北驥村從事10年口述歷史研究的專著（寫作過程中）之導論的一部分。在田野工作和研究分析工作中與孫立平、沈原多有切磋、交流，獲益甚多，特此致謝。

　　原載《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1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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