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國家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在20世紀早期，在陳獨秀等知識分子那里本來早就有十分明確的答案。祇是后來我們長期被意識形態(tài)的迷霧籠罩，已經分不清這些概念。重溫當年的陳獨秀在法庭上為是否“叛國”所作的辯護，以及章士釗、程滄波之間的筆戰(zhàn)，有助于我們重新厘清這些問題。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理陳獨秀等人“危害民國案”，起訴書列舉的罪名為“以危害民國為目的，集會組織團體，并以文字為叛國宣傳”。

　　4月14日上午，在江寧地方法院刑二庭第一次開審，55歲的陳獨秀踏上法庭時，記者發(fā)現他“兩鬢已斑，須長寸許”，但“面色紅潤，已無病容”，而且“四周瞻顧，態(tài)度自若”。當審判長問他：“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他回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于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fā)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fā)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祇知集中金錢，存放于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祇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4月20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旁聽者人滿為患，有些是從上海、無錫、鎮(zhèn)江各地趕來的，法庭無地可容，門外擠滿了人。等檢察官控告完畢已是下午1點45分，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祇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他的書面辯訴狀說得很清楚，國家乃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所謂亡國是指外族入據其土地、人民和主權，本國某一黨派推翻某一黨派的政權而代之，不能說是“亡國”，所以“危害民國”不成立。民國之所以叫民國，就是民主民主共和國，以別于專制君主國。所謂“叛國”，刑法上有具體說明，即平時外患罪、戰(zhàn)時外患罪、泄露機密罪。如果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那又何必屏棄法國路易十六的“朕即國家” 說。“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于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 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

　　他指斥——“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
以訓政代理民權；
以特別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
以軍法逮捕、審判、槍殺普通人民；
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視自己為諸葛亮與伊尹；
斥人民為阿斗與太甲。日本帝國主義方挾"武力征服’ 政策對待吾國，同時國民黨政府亦挾同樣態(tài)度以臨吾民。”他表示自己力爭的祇是體現民主共和國實質的人民自由權利，力爭的是實現普選的國民立憲會議，力爭的是民主制擴大到歷史的最高階段�，F在和將來，他本人都沒有篡奪民國為“黨國”的企圖，“試問誰為"危害民國’？”“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

　　他進一步反駁，如果說人民發(fā)言反對政府或政府中某個人，就是有罪，那么兩千年前周厲王有監(jiān)謗之巫，秦始皇有巷議之禁、偶語之刑，漢武帝更有腹誹之罰，那時當然沒有言論自由。20世紀的民主共和國，似乎不應該有這樣的怪現象。如果認為宣傳共產主義就是“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就是“危害民國”，歐洲中世紀專橫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異教徒、科學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豈不是重見于今日的民國，那不是正好證明日本人所謂的“中國非近代國家”之說不是污蔑嗎？

　　接著，仗義而來的章士釗起立為陳獨秀辯護，雄辯滔滔，長達53分鐘。他指出，本案首先當區(qū)分言論與行為，“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奔词故菓�付緊急狀態(tài)的特別法規(guī)，也未見這樣的規(guī)定，所以起訴書的指控，“無中無西，無通無別，一切無據”。反對或攻擊政府，進一步推翻或顛覆之，這是行為。即便指控陳獨秀主張暴動，“既未越言論或理想一步”，與緊急治罪法上的“行為”含義迥然不同，以行為而論，斷無科罪之理。何況國家與主持國家的機關（即政府）或人物，屬于截然不同的范疇，如果說以言論攻擊機關和人物就是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于法理不當”。民國的主權在民，復辟國體才是叛國，才是危害。否則，不論對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黨，有何抨擊，都是正常的，祇有半開化的國家才會以此“臨之于刑”。

　　當章士釗辯護時說，陳獨秀早已被共產黨所開除，“現政府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余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為？”他這樣說的用意無非是為了給老友開脫，當然是一種有利當事人的辯護方式。想不到，早已被自己創(chuàng)建的共產黨開除的陳獨秀當庭聲明：
“章律師辯護詞，祇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為準”。陳獨秀光明磊落的態(tài)度，當時即贏得了旁聽席上的贊譽聲。

　　陳獨秀的自辯詞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申報》、《大公報》和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陳獨秀和章士釗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國家”，“反對國民黨及其政府，并非反對國家”等觀點尤其有力，借助大江南北各新聞媒體廣為流傳，讓國民黨當局很是難堪。

　　章士釗旁征博引、洋洋萬言的辯詞，文采斐然，受到讀者的矚目。各地報紙論壇上出現了與他唱和的聲音。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留學歸來、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不久的程滄波站了出來，在4月26日的《中央日報》發(fā)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陳獨秀及章士釗》，從“現行法律”出發(fā)反駁陳、章，儼然“法家”姿態(tài)。文章指出，“律師不能離現行法律條文而談法理”，認為章不知“今日法律上國民黨與國家之關系”，身為律師，“應知今日中國現行之根本大法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該約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執(zhí)行委員會行使之。”國家的組成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權，統治權就是主權的“動的狀態(tài)”， “今日中國之國民黨，在法律上既為行使中央統治權之團體，則按之"國家為行使統治權之團體’之原則，國民黨至少在現行法律上，在現存制度下，即為國家。國民黨此種資格，由法律所賦予，由事實所造成。訓政時期約法未經合法廢止以前，反對并圖謀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反對并圖謀顛覆國家，即為危害民國，亦即為叛國�！�

　　他接著指出，今日為統一共和國，與蘇維埃的國體根本不同，“陳獨秀自認推翻國民黨及其政府后將建立蘇維埃制度。則與鄭孝胥等迎立溥儀，同為變更國體，同稱叛國。而決非更易政府一語所可輕輕文飾。”“中國人民皆可用合法之方法推翻今日之政府——行政院。而不許以非法之方法推翻政府�！焙沃^“合法之方法”？他的答案：“即院長副院長之產生，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選任之。（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條）中國現政府之推翻，必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選任。除此方法以外，希圖推翻政府者，即為違法�！�

　　程滄波文章發(fā)表的當天下午，陳獨秀以所謂“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上訴，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終審改判為8年）。

　　5月4日，章士釗在上海影響最大的老報紙《申報》上發(fā)表《國民黨與國家》一文，反駁程滄波。他發(fā)現程所引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三十條與原文不同，原文為：“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會議，行使中央統治權。”“代表國民會議”是本條的眉目，貿然將“國民會議”割去，“不知是何用意？”而且主權與統治權不能混為一談，在英語中對應的也是不同的詞。即便是“訓政時期約法”第一章也標舉主權屬于全體國民，由國民會議行使，豈能在國民會議之外談國家主權？既然承認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主權，又怎么可能得出“黨即國家”的結論，豈非矛盾？更令他吃驚的是，程明明說民主國家主權寄予全民，“則以主權論，全民者國家也，國民黨不過全民中一小小分子，烏得謬居其名”。說白了，不過是國民黨專政。國民黨專政，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正是它們的相同之處。當事人陳獨秀倡言推翻國民黨，并非危害民國，充其量祇是布達未來的政治理想，無背于近世立憲國的通則。

　　章士釗游學英國，曾受教于著名憲法學家戴雪，程更是英國教育背景。兩人在筆戰(zhàn)時都搬出西方法理，列舉英、美等國的例證。祇是程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為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辯護。

　　5月7日，程滄波又在《中央日報》發(fā)表《再論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答章士釗》，對章的反駁一一進行辯駁，沒有說出多少新意，無非一再重申國民黨就是國家，還聲稱這是“民意”所賦予的。章士釗沒有再作回應。國民黨當局因此大為得意，程滄波也因此在國民黨內文名大盛，陳布雷在杭州連夜寫信給他，說自己“為之喜而不寐”。連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也專門自南昌給他發(fā)來賀電。年僅30的程滄波因這場筆戰(zhàn)而大受蔣陣營的欣賞，成了國民黨內的大才子。

　　當年5月1日胡政之創(chuàng)辦的《國聞周報》第10卷第17期發(fā)表了一篇詳盡的《陳獨秀案開審記》。陳獨秀本人的辯訴狀當時也有一種14頁的單行本流傳，后面還有“獨秀”的簽名。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當年就公開出版了《陳案書狀匯錄》，共102頁，收入了起訴書、判決書、陳獨秀的自辯詞、章士釗的辯護詞以及程滄波對他們辯詞的反駁、章士釗回應程滄波的文章等。此書汪原放經手付排、付印，他記得印了一千冊，迅速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專業(yè)教材。

　　陳獨秀在“五四”后走了一段彎路，與李大釗等人一切創(chuàng)建了中國共產黨，自以為找到了一條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結果在 1927年后被這個黨的太上皇共產國際拋出來，做了替罪的羔羊。經過多年的曲折、痛苦的思考，他逐漸回到了“五四”的軌道，回到“德先生”。實際上，對于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他早在創(chuàng)辦《新青年》之前就有過深入的思考，寫過很有見地的文章。1914年11月他在《甲寅》雜志上，第一次用“獨秀”的筆名發(fā)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清晰地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睘槭裁匆獝蹏�？“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

　　他說不僅要有愛國心，還要有自覺心�！皭簢�家甚于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沒有權利、幸�？裳缘膰�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此文一出，輿論一片喧嘩，當時有不少人指責他不夠愛國。

　　這個觀點，以后他在《每周評論》第25號發(fā)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一文有進一步的論說：“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因為陳獨秀早年有過這樣的認知，所以，即使中間誤入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歧途，他最終還能走出來，重新回到過去，并超越過去。以他法庭上的自我辯護為起點，到他晚年出獄后在四川江津的思考，他對國家、政府、民主、自由這些近代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他對民主的最后見解主要集中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和給西流的信里。他說：“民主是自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并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如果說民主祇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祇有獨裁，不應該民主，則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惡都是應該的了，列寧所謂"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廢話�！�…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fā)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fā)生的呢？……在十月后的蘇聯，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而斗爭，即等于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后世！”“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祇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chuàng)造甚么社會主義。”“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薄�"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胡適在《陳獨秀最后見解》一書的序文中特別指出：“在這十三個字——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話里，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區(qū)別就在這里。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边@些閃耀著人類政治智慧的觀點成為1949年以后雷震在孤島臺灣倡導民主的精神源頭，他在《自由中國》發(fā)表的《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保護》文中說：
“陳獨秀晚年對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確而扼要的定義”。

　　程滄波從1932年5月到1940年10月，他一直當了8年零5個月的《中央日報》社長，恐怕做夢也沒有想到最后竟因風流事件黯然下臺。儲安平一度在《中央日報》做過文學副刊的主筆，其妻子端木露茜是當年小有名氣的女作家，也在《中央日報》工作，她不僅相貌美麗，文章也寫得出色，讓才子上司程滄波不禁動了心，于是乘儲安平前往英國學習進修的機會，窮追猛打，終于把有夫之婦端木露茜追到了手。等到儲回國，得知此事，就到同鄉(xiāng)前輩、黨國元老吳稚輝面前狠狠告了他一狀。吳將此事轉告蔣介石，蔣把他叫去當面教訓了一通，他覺得這個《中央日報》社長很難繼續(xù)做下去了，就主動提出辭職。于右任愛惜此人的才氣，而且覺得“風流無罪”，竟然馬上就安排他到監(jiān)察院去當秘書長。儲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曾經為這段感情糾葛，寫過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題目為《蔚藍中的一點黯淡》，發(fā)表在當年的重慶《大公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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