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討論在中國有多么頑強，百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歸：文化普遍主義者以此論證制度變革還有更深層面，文化相對主義者則同樣以文化干脆反對制度變革。只是他們腳下的這個制度并不領情。幸好中國還有政治進步，而進步發(fā)生在文化討論的視野背后。

　　各位校友：

　　此次全球校友會只設一個人文分會場，似不應該。但主題不錯：“中國文化是否還有前途？”講演結束時，我會交代為什么以這句唐詩表述我的看法，什么是“猿聲”，什么是“輕舟”�，F在，請允許我以此討論“文化討論”在百年中國曾經出現過的幾次較大波段。

　　一、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海外。

　　梁啟超檢討此次制度變革為何失敗，向更為寬泛的文化方面尋找替代，雖窮鄉(xiāng)僻壤愚夫愚婦亦難辭其咎。梁氏據此提出“新民”說，將少數政治精英人謀不臧更換為文化決定，四萬萬人皆有份。但他尚未否定制度變革之必要，只是看不出政治改革更多來自利益覺醒，而不是文化決定。利益覺醒當然有賴于啟蒙，但并不完全取決于啟蒙，更多因素發(fā)生在知識分子的視野背后，如經濟活動刺激起權利覺醒。

　　試想1787年費城制憲，那時的北美13州民眾并不見得比我們100年后的民眾更不愚昧，文盲也是十之***。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三人手書87篇文章，耐心解釋55人會議為何不是那樣而是這樣制定憲法條款，終于說服你們的“愚夫愚婦”公投通過。如果他們不從具體的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技術性環(huán)節(jié)進入，而是泛化為形而上文化辯論，凌空蹈虛，將憲法是否通過說成是兩種文化、乃至兩種國民性之間的偉大替代，美國是否還能有這部憲法？以后一有憲政危機，即將政治分歧擴大為“文化討論”，選民必須改造好“國民性”才能參與政治，美國今日是否還有憲政？

　　但在中國，由于傳統(tǒng)士大夫只會談論文化，除了文化，還是文化，近代工商階層亦未出現，那種貌似深刻大而無當的文化話語卻能風行一時，甚至風行一個世紀。以后京城里凡有政治失敗，知識分子大都將其歸咎為“魯莊百姓愚昧不化”，由此推論政治變革實為膚淺，只有引爆全民文化再造，方為深遠。

　　這種奇怪現象，只能讓人想起幾乎與美國革命同時，法國革命及其知識分子才有如此嗜好。而伯特蘭。羅素則一語破的：在先進的國家，是革命引起觀念；
在落后的國家，是觀念引起革命。

　　二、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刺激中國知識分子研究中西文化差異。

　　當時恰逢第一代留學生學成歸國（現在我們叫“海龜”），文化運動沛然興起。這一運動更替舊中國知識體系與古典語碼，如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功不可沒，幾乎類似路德再造德意志語言。但也留下危險火種，潛伏有文化革命之內在呼喚，倘若有外來勢力推動，很可能會燃成燎原之勢。這一外來勢力果然發(fā)生，五四運動將中國引向以俄為師，即為劃時代標志。魯迅在制度變革上有虛無主義傾向，但以其留學日本的褊狹感受，再經德國尼采哲學點化，承續(xù)“新民”為“樹人”，終于提出“改造國民性”之危險主張。新文化運動當然擁有其反對派，但反對派在相反方向上同樣強調文化比制度更為重要，只不過價值立場相反。后者認為決定性的文化因素不是引進西方文化，而是要保守本國的特殊文化。

　　在對立的兩邊，我們或能看到他們在分享同一個邏輯預設：問題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化。一派是文化上的普遍主義，一派是文化上的特殊主義，用今天后現代語言，或稱文化相對主義。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此時在文化上持普遍主義，并以此論證向中國引進西方俄國的共產主義，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阻擋的正當性，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

　　三、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派論爭反反復復，多次出現。

　　就世界范圍而言，熱衷文化辯論的知識群除中國外，還有法國、德國與俄國，而此類民族在文化高高向上的同時，制度建設總是畫出一條向下潰散的拋物線。最終改變中國當然不是書齋里的文化辯論，而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如果說戰(zhàn)場上的軍事領袖也有文化立場，我們則需記住最為重要的一個事實：毛澤東是文化普遍主義者，蔣介石是文化相對主義者。毛澤東以此論證他的以俄為師，蔣介石則以中國文化特殊論既輕蔑英美自由主義，也反對俄國共產主義。

　　四、1949年至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俄為師壓倒一切。

　　問題不再是是否引進西方的制度，而是引進西方哪一種制度，是英美制度，還是俄國制度？毛澤東的回答是一邊倒，不僅在外交，更關鍵的是對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人們把此時社會氣象歸結為制度正確，“最根本的勝利保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提出“國民性改造”的知識分子首先進入被改造序列，文化爭論顯得可笑，甚至多余，終于出現難得的休眠。

　　五、20世紀60年代大躍進失敗，餓殍遍地，制度實踐出現嚴重挫折。

　　毛澤東再一次將此挫折歸結為文化根源，文化戰(zhàn)爭由此死灰復燃：是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舊文化妨礙中國人緊跟他的偉大步伐。毛澤東在此時孕育他的文化革命，當然有具體的政治原因，所謂“大權旁落”。但他在政治危機之下還要挖掘一個民族的文化老根，則使人想到他年輕時候崇拜的精神偶像梁啟超。梁啟超在經歷上述政治失敗之后也曾如此思考。

　　除梁啟超外，毛澤東也分外想念魯迅，所謂“我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毛澤東五四時期接受的文化乳汁，經以俄為師的教義點化，此時是以非常僵硬的斯大林式教條出現，如“階級斗爭”，如“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革命”。但剝離其斯大林外殼，還是能夠看到青年毛潤之與晚年毛澤東在這里合二而一。我們似應承認，發(fā)動文化革命的毛澤東或許并不是如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的那樣———他背叛了五四精神，不，我的看法相反，正因為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遺囑執(zhí)行者，這才有將政治危機泛化為文化革命的實踐。

　　六、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毛澤東將根本問題歸結為文化領域是否能引爆革命。

　　柏拉圖2000年前提出“哲學王”藍圖，但只有這一次，才是落到人間實處的難得試驗。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文化決定論者具有史詩意義的“偉大節(jié)日”。今天在座各位校友中，一定還有校園左派，恐怕還在懷念那個偉大節(jié)日？這種“人文鄉(xiāng)愁”外形高尚甚至楚楚動人，恕我直言，卻是一種十分自私而且冷酷的“文化自戀”。“人文鄉(xiāng)愁”曾不止一次地貽害諸如中國這樣的后進國家，它們的知識分子初期多半無力抵御這種誘惑。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那一“偉大節(jié)日”還有另一面，即人類文化遺產曠古未聞的浩劫災難。

　　歷史如此吊詭，似乎只是為了證明：在政治上將文化替代抬得多高，很可能就在同等高度上將文化狠狠摔下，并將其“砸爛”。通向天堂的道路并不是通向天堂，而是通向地獄。

　　七、“文革”結束之后，改革開放開始。

　　但是，中國知識界最為熱衷的話語還是文化，而不是制度。這大概是為了證明“文革”與“改革”天差地別，卻也僅僅是一字之隔？最為憎惡“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文革”結束之后還是熱衷討論文化，除了文化，還是文化。

　　盡管發(fā)生文化熱的原因不難理解：是政治上的禁錮或挫敗，使得知識分子將政治問題轉化為文化問題來曲解，曲解也是一解。但時間一長，策略性話語變成真實話語，所謂弄假成真，久假不歸，曲解就成了正解。越來越多的后起者果真追尋到遠古時代的孔孟學說，認為是這些古代學說以及在民間的流傳要為中國的制度落后負責�？酌显谥袊�第三次背起黑鍋：第一次是新文化運動，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改革開放新時代。如此長時段的滑稽，我們的文化討論終于獲得其應得的諷刺：這是荊軻刺孔子，而不是荊軻刺秦王，或如西諺所言：演一出《漢姆萊特》，卻沒有丹麥王子。

　　八、在20世紀80年代最后一年政治環(huán)境激變之后，另一些知識分子終于上場。

　　他們也是文化決定論者，只是認為中國的問題不需要制度變革，理由恰恰在于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他們開始以文化決定論的另一極———文化相對主義為制度不改革辯護。如國學“熱”，如“北京文化宣言”，如正在西方各大都市賺錢的“孔子學院”。

　　人們可以看到文化討論在中國有多么頑強，百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歸：文化普遍主義者以此論證制度變革還有更深層面，文化相對主義者則同樣以文化干脆反對制度變革。只是他們腳下的這個制度并不領情，百年來已經變了不止一次。但是，關于變革還是維護制度的文化話語，還是沒變。有了正極，還有負極，他們相互配合，各畫半圈，終于畫圓了一個圓。

　　九、具有審美價值、值得觀賞的并不是這個“圓”，而是這一階段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它發(fā)生了一個智商很高的反向運動，從文化普遍主義滑向文化相對主義。其實，就是一個智商低能者也能看出，此時如果需要維護而不是改革既有制度，最好的辯護士當然是文化相對主義———中國特殊論，就像蔣介石當年所說的那樣；
而不是文化普遍主義，就像陳獨秀、李大釗當年所說的那樣。

　　意識形態(tài)的上游與下游在這里發(fā)生結構性沖突：為這一制度引進中國，論證它文化正當性的是普遍主義；
為這一制度不可變革，論證它文化正當性的卻變成了相對主義。一條河的長度只有一百年不到的距離，人們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可以看到這條河的上游與下游近距離打架。這正如主流意識形態(tài)最近一個聰明舉措，將“文革”樣板戲唱段引進中小學課堂，那些唱段中最為精彩的一句臺詞是：“沙奶奶與阿慶嫂打起來了！”

　　九九歸一，幸好中國還有政治進步，而進步發(fā)生在文化討論的視野背后。前不久，我們中國臺灣產生新一屆領導人，選舉失敗者謝長廷在致詞中說：“此次失敗，不是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是我個人的失敗�！碑敃r我屏息噤氣，真害怕他順嘴說出一句“這不是我個人的失敗，也不是民主制度的失敗，而是中國文化的失敗”！我不喜歡謝長廷，但聽到這里，終于放下心來，長舒一口氣。再加上其他因素，我認為這個失敗者演說要比勝出者馬英九更為出色。尤其是這一句臺詞，這個失敗者太有可能說出另外一句話。相比100年前梁啟超面對類似失敗的文化話語，謝這個新敗演說要老實得多。

　　中國話原來是能夠這樣說的，而且終于這樣說了，這是又一次白話文勝過文言文的偉大勝利。盡管是第一次，但畢竟可以向各位證明，100年來我們這里發(fā)生了這么多的文化討論，熱鬧極了，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
然而，“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們的中國最終還是有救。

　　本文系作者在哈佛大學全球校友會上的講演，本報有刪節(jié)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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