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追憶的是50年前發(fā)生的一樁觸目驚心的大冤案。1957年6月，湖北省漢陽一中部分初中學生，因為對過低的升學率不滿，不顧學校的勸阻，自發(fā)地到縣政府鬧事，隨后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曾經(jīng)勸阻過學生的副校長王建國等人被誣為指使“暴亂”的“反革命集團”，最后導致三人被判死刑，十多人被判徒刑或勞動教養(yǎng)，二十多名教師和干部受到處分，三十多名學生被開除或勒令退學。這便是當年轟動全國的“漢陽事件”。

　　這樁冤案是在“整風反右”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此前不久，毛澤東在黨內(nèi)指示中已經(jīng)聲稱：發(fā)動這次運動的目的，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么》正式發(fā)出了開展反右斗爭的號令，剎時間煙塵滾滾，一場“反擊右派”的風暴席卷全國。于是，四天后發(fā)生的這次學生鬧事，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右派挑起的反革命進攻，是典型的“小匈牙利事件”，并且同樣理所當然地被同“民盟右派系統(tǒng)”掛起了勾，無中生有地說湖北省“民盟”主任委員馬哲民是事件的“總后臺”。政治形勢就這樣變幻無窮，掌握了政治主動權的人簡直可以隨心所欲地拿捏和操控局勢。他們可以借全國范圍的“反右斗爭”，把一個普通的事件無限上綱；
而一旦上綱以后，又可以反過來為“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增添更多的理由。

　　但是，從長遠來看，歷史畢竟是不容扭曲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歷史事實總會真相大白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想要扭曲歷史的人，到頭來難免要遭到歷史的嘲弄和唾棄�？蓢@的是那些受傷害的無辜百姓，死去的已飲恨黃泉、無法復生，幸存的人已年華不再，白受了幾十年活罪，白白糟蹋了幾十年光陰。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而他們付出的生命代價，能不能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一點有益的教訓呢？誰又能知道！

　　現(xiàn)在把《南方周末》1999年發(fā)表的關于這一事件的追記（作者蔡公作），刊載在下面；
此文轉引自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爭始末》（香港明報出版社）。

　　“小匈牙利事件”真相

　　鬧事原因是升學比例問題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澤東主席先后發(fā)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發(fā)動全國開展整風運動，很快在全社會形成大鳴大放、“大民主”的局面。漢陽縣第一中學遵照上級的指示，六月上旬召開學代會，以民主形式給學校領導和學校工作提意見，幫助黨支部整風，副校長王建國受校長韓建勛委托，作了題為“大家動手，勤儉辦校”的報告，學生代表共提出整風意見三百四十多條，參加會議的縣委文教部張副部長和到過會的韓縣長，當時都說會議開得不錯。然而就在學代會即將結束的時候，六月十二日上午，該校初三九個畢業(yè)班卻因為要求提高升學比例而罷課鬧事。

　　引發(fā)這場鬧事的是該校青年化學教師李穗。她在初三（四）班上課時，為了激勵學生刻苦學習，根據(jù)當年緊張的升學形勢——〈教師報〉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年“二十個初中畢業(yè)生中間，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
一九五七年孝感專區(qū)下達的招生計劃，漢陽縣當年應為初中畢業(yè)生一千零一名，計劃招收一個高中班（五十名），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五——并就此向學生敲起警鐘：“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個中取個把”，提醒學生用功。

　　哪知不提猶可，一提卻觸動了學生思想上最敏感的問題。學生們不等下課，就去找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因為回答口徑不一，學生懷疑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文件。韓建勛、王建國一再勸阻未能奏效。午飯后，初三（八）班一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鐘，全校九個初中畢業(yè)班的部分學生涌向操場，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涌到縣人委會后，學生推出代表，要求縣長接見。因為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學生翻不到文件，就扔辦公用品，在墻上書寫要求公布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不久，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窩蜂涌向縣委會，見縣委會鐵大門關閉，便競相推撞，沖進了縣委院內(nèi)，對在場批評他們錯誤行為的兵役局長和團縣委一名干部進行“圍攻”。

　　十三日上午，又有數(shù)百名學生列隊上街，副校長王建國在阻止無效的情況下，布置兩名副教導主任在校照管上裸的教師和學生，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做工作。學生代表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xiāng)招生差別。韓茂林解釋縣里無權解決這個問題。有的學生不服，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nèi)ナ〗逃龔d請顧。有兩名機關干部為保護縣長，與學生發(fā)生沖突，被學生捆住，押經(jīng)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干部攔截下來，并扭打扣留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tài)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干部堅持不放，在干部與鬧事的學生爭吵加劇時，數(shù)百名工人來將學生驅散。干部、工人和學生在沖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學生再不敢妄動，陸續(xù)離散，有的學生被家長拉回家，事態(tài)即告平息。

　　定性：反革命事件

　　十三日晚，縣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認為一中學生罷課鬧事屬于“反革命事件”。十四日縣委在一中分別召集教師、學生開會，宣布學生鬧事屬于“敵我矛盾性質(zhì)”。公安機關隨即進駐了學校。

　　十五日，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調(diào)集了近百名干部組成“漢陽事件”考察團，進駐漢陽一中。按照已經(jīng)定下的性質(zhì)，考察團斷定“前臺”鬧事是學生，幕后指揮是教師，發(fā)動全校師生大揭發(fā)，大斗爭，要求人人交代，個個檢舉，按圖索驥搜集“反革命罪證”，抓“反革命分子”。

　　找到了所謂的“小根子”

　　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矛頭指向副校長王建國。王建國時年三十二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diào)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由于出身富農(nóng)，又有“三青團”的歷史問題，申請入黨一直被擱置。1956年韓建勛調(diào)任一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后，教員中許多人認為他是“土改干部，吃黨飯的”，在教學工作上仍然相信王建國�？疾靾F認定教師的問題根子在領導，首先排除了韓建勛，把王建國端了出來。凡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學的，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甚至一塊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干分子”則有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

　　因愛眨眼成了反革命集團骨干

　　初中語文教研組長鍾毓文有個愛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國的大會上，他坐在臺前正眨眼睛，被臺上的工作人員發(fā)現(xiàn)，當場揭露鍾毓文在向王建國“使眼色”而宣布隔離禁閉，繼而列為集團“骨干分子”。

　　找到了所謂的“大根子”

　　有了“首領”和“骨干成員”，在苦于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況下，一個學生所寫的交待材料使一位“有見識”的負責人如獲至寶。這個學生交代上街時，經(jīng)過縣文化館，向圖書管理員楊煥堯討開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
向楊要電話打，楊稱打電話應去郵電局。因為楊煥堯是“民盟”的成員，只要揪住楊不放就有了背景。加上楊曾按照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的意見，找過漢陽一中黨支部聯(lián)系“民盟”的發(fā)展工作，有過發(fā)展王建國為“盟員”的意向，就這樣把王建國與楊煥堯硬拉到了一起。此時“民盟”中央已經(jīng)揪出了“大右派”章羅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馬哲民為“總后臺”，這個“集團”就有了份量。

　　由此，考察團得出結論：漢陽一中有一個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糾合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動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子組成的“反革命集團”；
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是“民盟”成員、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
“總后臺”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馬哲民；
是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漢陽一中散布反動言論、捏造升學比例、利用“學代會”煽動學生搞“大民主”，制造了這場“反革命暴亂”。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稱之為“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引者按：這是報道的標題）。

　　處理：連愛眨眼的那個人也判了死刑

　　“考察團”和漢陽縣委對涉案人員一一提出了懲處意見，交有關部門分別執(zhí)行。對于王建國等三人判處死刑的意見，縣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即被指責為“右傾”，不予信任，縣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請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書記許道琦對死刑判決簽字，并由這名干部攜卷上北京最高法院辦理死刑核準手續(xù)。

　　九月六日，漢陽召開三級干部大會，宣布“漢陽事件”處理結果：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
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將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yǎng)；
給三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
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漢陽事件”處理后，國內(nèi)媒體紛紛發(fā)表消息、通訊、社論；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攝制了紀錄片在全國各地放映；
漢陽一中的新領導被邀請到許多大專院校作“漢陽事件”的專題報告。與此同時，臺灣當局也借機大肆進行反共宣傳，妄稱王建國等人為“反共義士”，在臺灣開追悼會。匈牙利訪華團以及路透社記者也先后到漢陽一中訪問。“漢陽事件”的處理，在國內(nèi)國外造成了嚴重影響。

　　張思卿主持復查“漢陽事件”

　　“漢陽事件”的復查工作，是由去年初剛剛離任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一九八五年擔任湖業(yè)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的張思卿同志主持的。

　　因“漢陽事件”判刑十年幸存的漢陽一中女教師胡斌，自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先后向有關部門寫信八十九件，申述所定罪行與事實不符，要求復查。一九八五年春天，她與同鄉(xiāng)同學、沔陽師范退休教師趙迪生分別上書中央，希望把“漢陽事件”的事實搞清，性質(zhì)搞準，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讓人們“胸襟開朗、心安理得”。

　　胡斌、趙迪生給中央辦公廳的信，終于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fā)文，將胡斌等人要求為一九五七年“漢陽事件”平反的信批轉給中共湖北省委，請省委牽頭，對此案進行復查，結果報中央審批。

　　中共湖北省委書紀關廣富，副書記錢運錄以及王群、沈因洛等領導同志在收到中辦函件后，及時進行了研究，批示省政法委組織力量復查“漢陽事件”。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張思卿主持召開了湖北省暨武漢市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聯(lián)席會議。一個以省委名義組成的復查“漢陽事件”工作組在會上成立，復查“漢陽事件”的工作方案也在會上敲定。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由張思卿同志任組長的省委復查“漢陽事件”工作組，在最高人民法院兩位法官的參與下，由省政法委秘書長謝杰民帶隊，赴漢陽縣開展工作。

　　“漢陽事件”的檔案資料和有關人員的案卷，是復查工作的重要條件和依據(jù)。經(jīng)過一個星期的收集、清理，復查組從十五個單位，收集到了有關“漢陽事件”的大量資料，比較全面揭示了當年“漢陽事件”發(fā)生、發(fā)展的進程及定性處理情況。尤為重要的是，工作組還收集到了未歸卷的大量原始證據(jù)和資料，這才是全面地準確地認定“漢陽事件”的鐵證。

　　與此同時，復查組的同志們進行了度泛深入的調(diào)查，走訪有關的一百三十余人，為弄清“漢陽事件”真相，判斷事件性質(zhì)，提供了充分確鑿的證據(jù)。

　　復查組復核的重點問題是：漢陽一中是否存在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楊煥堯與王建國的關系，所謂策劃“反革命暴亂陰媒”的幾個會議，李穗講升學比例是否制造謠言、蓄意煽動鬧事，所謂“漢陽事件”中的反動標語口號以及王建國等人在學生鬧事中的態(tài)度和表現(xiàn)等等。九月上旬，在張思卿同志主持下，省市政法各機關領導及漢陽縣委主要領導在漢陽縣聽取了復查工作組的匯報，審查了關鍵性的證據(jù)材料，進行了反復認證，取得了共識：根本不存在所謂“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漢陽事件”的實質(zhì)是一中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而自發(fā)地罷課、鬧事，屬于人民內(nèi)部矛盾；
原來認定是“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策動制造的“反革命暴亂”，全部失實；
所謂“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實際是一起大冤案。

　　一九八六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報送的《關于“漢陽事件”復查情況和處理善后問題的請示報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復。中央同意省委關于“漢陽事件”徹底平反的意見，并對處理善后問題作了明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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