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晚清為什么學西方？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知名學者，在農民史(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zhàn)爭史)、經濟史等多個研究領域都頗有建樹。
●在文化上，晚清卻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有人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變”，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說我們三千年來都沒有打過敗仗或者敗得沒有這么慘？當然不是。就是幾千年來人們第一次對我們的道統(tǒng)產生懷疑。
●這些真正的儒家，從傳統(tǒng)上就帶有一種憤世嫉俗的心理，認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來就越來越糟糕了。他們帶著這種理想去看西方，忽然發(fā)現有一個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
譚嗣同（1865年－1898年），著名維新人物。
薛福成（1838年-1894年），清末外交官。
郭嵩燾（1818年-1891年），清末外交官。
1、區(qū)別“反西之儒”與“反法之儒”
很感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交流。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tǒng)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通常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系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們談儒學，同樣是談儒學的人，之間的差別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
但索緒爾提出語言的表達還有另外一個規(guī)定，就是“差異原則”，通俗地講，就是指一句話要表達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過借助這句話去針對什么來體現的。如果用我的語言來講，就是講某一套話語的時候，往往有一個假想敵，我們這個話語真正的意思是通過我們要排斥的東西來體現的。比如大家都講儒家，大家都講仁義道德，這個仁義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實就是取決于你用這個仁義道德來針對誰，如果離開了這個，所謂不仁不義，不道不德的東西，你講的仁義道德就沒有什么確定的含義。
我們現在講儒學，首先要明白你講這套話到底是針對什么的。從董仲舒以來，兩千多年，幾乎人人都講儒家，沒有什么人說他是反儒的，但是講儒的人中區(qū)別非常大。就像有學者講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區(qū)別往往比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區(qū)別還大。都是講儒的人，他們?yōu)槭裁磿羞@么大的區(qū)別呢？主要就在于差異原則。他們針對的假想敵是不一樣的。
就今天而言，我覺得我們談儒學的時候，最重要的兩種談法，一種就是自從董仲舒以來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繼承了先秦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僅僅為了“讀書做官”把儒書作為“敲門磚”的人，他們談儒往往是很憤世嫉俗的。他們所憤、所嫉何來？當然不是來自“西化”，主要就是來自孔孟時代的“周秦之變”，孔孟為當時的“禮壞樂崩”痛心疾首，而從“禮壞樂崩”中建立了一個秦制，這套制度被很多早期儒家認為很糟糕。
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兩個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認為法家就是主張霸道的。他們對此強烈不滿。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馴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間還是有矛盾的，到某些關節(jié)點上時不時還會有些不知道“難得糊涂”的儒者出來指責秦制，所以會有所謂“儒法斗爭持續(xù)兩千年”的說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學”影響大了，很多儒家、或者說聲稱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對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滿，而是對以“西化”為表現形式的現代進程表示不滿了。從洋務、維新時期的守舊派，到新文化運動中很多對新文化表示不滿的所謂保守派儒學人士，他們講的儒學當然又是表達另外一種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當初學習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說的那種“反法之儒”發(fā)動的。所以在表達儒學里面的“差異原則”中，“反西之儒”與“反法之儒”的區(qū)別可以說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種區(qū)別。
2、學習西方與道德形象有關
我們回顧一下晚清以來的中國思想界，會發(fā)現，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以后人們都強調西儒的對立，這就被遮蔽掉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晚清以來的很長一個時期，最急于引進西學的人就是這種所謂的“反法之儒”。這里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人在晚清為什么忽然間想到要學習西方，而且出現了那么強大的一個潮流，以至于到了上個世紀之交，好像不談西學就不是學問。
到了民國初年，甚至發(fā)展到當時能夠為中國傳統(tǒng)進行辯護的人，往往也必須要像辜鴻銘那樣本來就是一個洋人，英文比中文講得好，他才有資格扮演這樣的角色。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局面呢？為什么會導致相當一個時期國人都爭前恐后地要學習西方呢？
有些人說，晚清中國人之所以要學習西方，就是因為西方打敗了中國人，誰的拳頭硬就學誰，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進，所以我們就學習打贏我們的人。
可是后來又說：五四時期中國人對西方失望了，因為“先生老是欺負學生”。這個說法顯然與上面那種說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說法，我們原來不就是因為挨打才學習打我們（就是欺負我們）的人嗎？如果不打我們，我們還不學了呢。怎么還會有失望一說？
顯然，五四時期部分中國人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俄國，并不僅僅是因為西方欺負我們。不過后一個說法至少表明，當時人們學習西方與西方在國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關，這個形象絕不僅僅是個“強者”。
但是這個特征在我看來，最典型的還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變法以前，那時的“反法之儒”對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說比戊戌變法以后、五四以前還要浪漫得多！
3、學西方的根源不是“被打敗”
這里我要說，國人傳統(tǒng)上就并不是對“強者”多么崇拜的。我們講的主要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主要就是指中原的農耕文明，以及代表這種文明、打著儒家旗號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這個意義上的中國被人打敗，其實在歷史上經常發(fā)生，絕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敗。遠的不說，距離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當然有人說明是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這本是清朝為標榜其“得國之正”而說的。但就算崇禎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順”朝不也是漢人政權嗎？它不就是被滿清所滅的嗎？其實崇禎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經擁有大半個中國，它也不就是被滿清徹底打敗了嗎？
南明是徹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強“欺負”有很大不同，敗得很慘。晚清被西方打敗無非就是丟了一些邊疆，大清朝一直還在，雖然“西夷”也曾經兩度打進過北京，據說不知是懾服于“天朝威儀”還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個國家體制并沒有被顛覆。如果國人崇拜打敗自己的人，大明帝國的人首先應該崇拜滿族人才對，為什么明清之際中國沒有興起學習滿族的熱潮呢？
相反，那時漢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驕傲，沒有人認為我們文化上不如滿族，以至認為滿族文化比我們先進。而且，明清之際很多人反思的時候，都說我們之所以敗亡，是孔孟之道貫徹不夠，對這一套還是充滿信心。尤其像黃宗羲，明亡后大罵一通皇帝，反思非常深刻，說我們現在毛病一大堆，正是因為這些毛病我們才完蛋了，但是他講的毛病就是秦以后，說秦以后我們違背了孔孟的很多東西，以至于淪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與南明相比老實說，敗得其實并不是太厲害，主流的中國人在軍事上從來就沒有放棄過抗擊侵略者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對于中國在軍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卻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有人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變”，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說我們三千年來都沒有打過敗仗或者敗得沒有這么慘？當然不是。就是幾千年來人們第一次對我們的道統(tǒng)產生懷疑。
這僅僅是因為我們被打敗了嗎？如果說外國人或者說“西夷”只不過就是奪去了朝鮮、越南，就使我們認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滿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們?yōu)槭裁凑J為孔孟還行呢？我們?yōu)槭裁床蝗W習薩滿教呢？
因此，與西方接觸后之所以使“傳統(tǒng)文化”當時產生嚴重危機，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敗”了。你可以看一看當時的很多中國人，包括徐繼畬、王韜、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郭嵩燾、張樹聲、薛福成直到康有為、譚嗣同，他們眼中是怎么看西方的，他們是怎么論證學習西方的。
4、“反法之儒”學西方的幾個特點
當時這些人論證學西方大致上都是有這么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是從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來學習西方的。當然，這種道德理想帶有很明顯的古儒“三代”色彩。本來傳統(tǒng)儒家一直有一種不滿現實的情緒，這種情緒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價。五四以后，反儒的人認為這種情緒就是復辟倒退，開歷史倒車的情緒。魯迅先生專門塑造了一個“九斤老太”來形容這種情緒，這種人總認為過去比現在好。按照儒家的傳統(tǒng)說三代是盛世，到后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罵儒家的人說這是復辟倒退，開歷史倒車。而稱贊儒家的人如余英時先生，則說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良知。
但是，說是批判良知也罷，說是復辟倒退也罷，所指的事實是一樣的，就是這些真正的儒家———我所謂“真正的儒家”就是并非為了在科舉考試中得到一塊敲門磚來當大官，他們是有真正追求的。這些人從傳統(tǒng)上就帶有一種憤世嫉俗的心理，認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來就越來越糟糕了。他們帶著這種理想去看西方，忽然發(fā)現有一個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這個所謂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帶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是這些人學習西方的主要力量，而富國強兵的功利主義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順帶的動機。
第二，這些人普遍地從“反法之儒”的價值觀出發(fā)，面對西方，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的“秦政荀學”如何如何糟糕，他們往往說西方這樣的社會，體現的就是中國三代所達到的文明，他們這個時候學習西方，往往都帶有一種所謂“引西救儒”的色彩。說我們中國本來是很文明的，但是到了戰(zhàn)國就越來越不行，到了秦始皇就是強盜政治，以后中國就墮落了，原來認為儒家那套沒希望了，現在看據說還是有一個實現了儒家思想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西方，這套如果實行的話，就可以把秦以后的一套東西糾正過來，使得儒家的理想能夠復興，能夠糾正秦漢以來的禮崩樂壞之弊�？傊麄冋J為學習西方就是為了抵制法家那一套。
第三，與以上兩點相應，那個時候這些人經常都強調，要學西方，就是要學如何“引西救儒”，抵制法家體制的這一套東西，這一套東西是所謂西學的“體”和“本”，學這個體和本是主要的，其次才是學“用”，學“末”。學習西方首先就是要學民主共和，天下為公，這是最重要的，是“本”，至于其他的，不僅是“船堅炮利”而且包括市場經濟中賺錢的本事都是“末”和“用”，是次要的東西———這顯然帶有儒家傳統(tǒng)的重農抑商傾向，這些人往往都是強調要學“體”，學“本”。
第四，這些人如果在本土傳統(tǒng)中尋求與學習西方接軌的思想資源時，他們往往強調的都是要回歸古儒，拒斥法、佛。由于這些人往往都有非常鮮明的反對法家、反對佛老的傾向，所以在儒家道統(tǒng)內，這些人的特點是往往都非�？春妹蠈W而排斥荀學。大家知道，在戰(zhàn)國時代“儒分為八”，一般認為，其中的荀子這一派是代表從儒家到法家的過渡，或者說荀子這一派是半儒半法，這時候的這些學者都對荀子的這一點表示深惡痛絕，而與這相反的一種趨勢，就是所謂的孟學。這些人就認為孟學很好，因為孟學有很多民貴君輕之類的言論，這些內容后世的法家也很不喜歡，朱元璋為此還要把孟子禁絕了，這些人也是在這個方向上尋找所謂的思想資源。
第五，當時這些熱心“學西”的儒者幾乎都沒有怎么注意到，現在很多人認為西方文化最本質的一個特征就是個性自由，個人主義現被認為是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有學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人對所謂個人、個性、個人主義接受都比較晚，都是五四前后才進入中國的，但是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這些東西他們接受得很早。他們主要是對西方的民主共和、天下為公津津樂道，并用以反思秦以來的“家天下”。
今天看起來，這當然是對西學了解不深的表現。我們現在當然都知道，西方的這一套體制，不管是民主政治也好，市場經濟也好，個人權利在這種價值體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一個現象我覺得很有意思，那就是雖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對西學了解不深的表現。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恰恰是這個時期學西者的這種膚淺的見解，首先因為它不強調個人本位，而與儒家的小共同體本位的價值體系沒有形成明顯的沖突。這個時期很多人并沒有感到西儒是對立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學的確也是不講個人本位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原始儒學講的是家族本位，講的是小共同體本位，講的是熟人社會中的倫理原則，這些東西如果認真深究的話，它與西方近代的價值體系的確是有矛盾的。
當時的人們似乎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所以沒有感覺到這兩者之間存在多少矛盾。但是，恰恰是這種“膚淺”的認識，一方面淡化了西儒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卻對“秦制”與法家專制傳統(tǒng)產生了劇烈的沖突。也正因為這樣，所謂重民主、輕自由的“膚淺見解”，在那個時代不僅并沒有妨礙當時的中國民間社會個人權利的發(fā)育，乃至自由意識的增強，而且可以說起了很大的啟蒙作用。盡管這個時候人們認識的西學并不強調個人主義，但是實際上，這個時期恰恰是中國個性意識開始萌芽的時期，而且這種萌芽并沒有受到“引西救儒”潮流的壓制。這是為什么呢？
●這些人普遍地從“反法之儒”的價值觀出發(fā)，面對西方，他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們的“秦政荀學”如何如何糟糕，他們往往說西方這樣的社會，體現的就是中國三代所達到的文明，他們這個時候學習西方，往往都帶有一種所謂“引西救儒”的色彩。
●這些人介紹西方的時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堅炮利”、甚至不是放在如今公認為西方人擅長的辦公司做買賣上，而是大談所謂“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王韜就大講，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
5、“三代”跑到西方去了
當時，很多學者都在這樣論述，如郭嵩燾就明確地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文化很了不起，但是那是指的三代，三代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但是秦漢以后就不行了，自漢以來中國似乎已經逐漸成了“夷狄”，而“三代”卻跑到西方去了。
而譚嗣同說得更絕：秦后“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笨傊酌现浪坪踉谥袊缫驯粴�，就像徐繼畬所說：惟西方尚“得三代之遺意”。
薛福成也是這樣，他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咸尊之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guī)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后，則全乎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于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痹谒磥恚鞣礁愕哪且惶灼鋵嵰簿褪俏覀円郧叭愕哪切〇|西：“有德者天下共舉之”，那時不是家天下，都是誰有德望老百姓就推選誰。
我們看五四以后很多人夸贊秦漢時代的法家變革，認為商鞅變法很了不起。但是戊戌前的先進者恰恰相反，他們最反感商鞅開創(chuàng)的那一套。戊戌時代的儒者感到的禮崩樂壞并不是西學帶來的禮崩樂壞，而說是“三代”之后、“暴秦”以來的禮崩樂壞。用譚嗣同的話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敝袊呀洷弧按蟊I”和“鄉(xiāng)愿”統(tǒng)治了兩千年！
什么叫“鄉(xiāng)愿”？讀過《孟子》就知道那是那時儒家最討厭的一種人，就是墻頭草，隨風倒，趨炎附勢，誰掌權就跟誰�！班l(xiāng)愿”的對立面就是古代儒家推崇的“鄉(xiāng)紳”，在現代我們把鄉(xiāng)紳解釋為地主，但是最早這個“紳”指的是讀書人特有的一種服裝，引申指儒學士子，據說他們的職責就是維護公理，獨立于權勢，“從道不從君”。
在晚清的這些“反法之儒”看來，這樣的“鄉(xiāng)紳”咱們這里已經絕跡，秦以后就只有“鄉(xiāng)愿”了。那么“鄉(xiāng)紳”哪里去了？在西方。西方的議會，特別是完全民選的議會下院，晚清時最早就被譯作“鄉(xiāng)紳房”，據說那里聚集著一批不聽皇上、只認公理的議員（“議紳”），成天忙于“替天行道為民請命”呢。
6、大談“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對“秦制”的埋怨老實說也不是晚清才有，其實中國歷代的儒家經常都有一些人會有這種埋怨。真正的儒者往往都是不滿現實的，孔子就曾說：“道不行，乘桴浮于�！保F在禮崩樂壞，這個社會已經墮落了，我現在要坐船到海外去當移民去了。朱熹也說：“堯舜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
但不同于孔孟和朱熹的是，晚清的儒者找到了一個“仁義道德”的來源，那就是西方。用徐繼畬的話說，就是“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遺意焉。”
當然，他們講西方比“我大清”更仁義，主要講的是對內，就是西方的統(tǒng)治者對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舊時的統(tǒng)治者對中國的老百姓要仁義得多，這里不涉及到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面提到的所有這些人，在國與國的關系問題上當然都是愛國者，他們在抵御列強的侵略上態(tài)度是明確的。但是如果講國內體制的話，他們很明顯地認為西方民主政治比中國的法家政治要“仁義道德”得多。
于是這些人介紹西方的時候，主要的精力并不放在“船堅炮利”，甚至不是放在如今公認為西方人擅長的辦公司做買賣上，而是大談所謂“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王韜就大講，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
而郭嵩燾就說得更系統(tǒng)了。他說西洋立國有本，這個立國之本就是“朝廷政教”，西洋人會做生意那只是次要的。他說西方社會法制很嚴明，所以“公理日伸”。說那里沒有鄉(xiāng)愿，只有“鄉(xiāng)紳房”（議會），在那里一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受百姓之托公議政事，說這個國家不是君主的私產，這個國家是為老百姓的，說民主選舉“所用必皆賢能”，皇帝不能任用私人，老百姓只要不滿意，統(tǒng)治者就得換，他說這也很好。他說朝野兩黨“推究辯駁以定是非”，“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濟之以平”。說那里言論自由，“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老百姓的聲音都受到重視。
總而言之，他認為這個國家“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強之基之非茍然也”，簡直就是一個禮儀之邦，能夠富強不是偶然的。他甚至還說，英國由于“仁愛兼至”，贏得了“環(huán)海歸心”，這就有點羨慕得走火入魔了。英國能有那么多的殖民地，只是因為他“仁愛兼至”？我們知道，其實郭嵩燾也說過，那還是因為他們“船堅炮利”的結果。
有人分析過這個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他與曾國藩類似，是翰林出身，理學名儒，出國時年已58歲，價值觀已經定型。他也不懂外文，雖然使外期間努力求知，畢竟不可能系統(tǒng)學習，也不可能發(fā)生什么脫胎換骨的“文化轉型”。郭嵩燾始終是個儒者，他雖對英國印象很好，卻從未批評儒家，只是批評秦漢以后中國背離了儒家“三代”理想，他把英國看成儒者向往的“禮儀之邦”。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7-26 10:27:25 • 來源：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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