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 歷史研究有“經(jīng)世致用”、“智識興趣”、“人類自我認識”這三類基本目的，它們又各自導致種種優(yōu)劣有別的不同史學。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決定了宏觀思考至關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史事探究達到在總體上的統(tǒng)一性和揭示歷史的深層含義。與此相關，理論對于具體的歷史研究有優(yōu)越的啟示、梳理和升華功能，并且對于歷史經(jīng)驗和教益能起到特別有力的推廣作用。歷史思索和論說的理論化包括（1）現(xiàn)成理論的連貫的運用，（2）理論性的創(chuàng)造式宏觀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論化是隱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機的而非教條的，倚重經(jīng)典方法而非濫用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別是經(jīng)世致用，使當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當代史研究有著特殊的學術(shù)難度，也有著一種特殊和優(yōu)越的學術(shù)可靠性，往往能夠做得比編撰早先的歷史更真切、更深刻。然而，當代史研究者必須記住，這門學問固有其很難消除的“天然”缺陷。

　　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歷史研究有下列三類基本目的，或者說基本功能：一是“經(jīng)世致用”，二是“智識興趣”，三是“人類自我認識”。

　　經(jīng)世致用大概是一般的人們、甚至是許許多多歷史學家談得最多的歷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兩種大不相同的經(jīng)世致用。從認識論角度來說，一種是簡單化類比的、機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當?shù)乇孀R、探究往昔的事態(tài)及其確實的形成原因，更不足夠具體地考察、分析現(xiàn)今的實際情況和實際趨勢，而是很簡單地用歷史來比擬現(xiàn)今和未來。另一種經(jīng)世致用則達到、或接近達到蘭克當作根本的歷史哲理來強調(diào)的個性與共性的有機統(tǒng)一，1即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探尋歷史共性的意識，另一方面則充分尊重歷史個性，同時本著一種多少是合理的懷疑論立場和開放性思維保留歷史“模式”變遷的可能性，努力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來具體地認識活生生的現(xiàn)實。在前一種經(jīng)世致用史學當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學”、“御用史學”和“道德說教史學”之類可謂最低劣的形態(tài)，還有著比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長或短的現(xiàn)代歷史時期里被許許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的權(quán)威形態(tài)，那就是多少隨意地調(diào)度或撥弄史料和史例，以便發(fā)現(xiàn)、論證和例解“科學的鐵律”。在相當長時間里實際影響（甚而聲譽）顯著超過克勞塞維茨的19世紀軍事史家約米尼，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在其筆下，法國革命戰(zhàn)爭和拿破侖戰(zhàn)爭居然失去了同舊制度下七年戰(zhàn)爭的巨大實質(zhì)性區(qū)別，而對所有這些戰(zhàn)爭進行研究的動機和結(jié)果，是搞出寥寥幾條他所稱的“不變的戰(zhàn)略科學原則”，以便用于無論何種戰(zhàn)爭。2 在馬漢的海權(quán)史當中，對史料和史例的撥弄導致了例如極嚴重地夸大制海權(quán)對英國贏得拿破侖戰(zhàn)爭的意義，甚至達到了被他本人當作基本的研究方法來向整個美國歷史學界公開倡導的地步。3 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位相信“科學鐵律”的經(jīng)世致用者要將英國世界優(yōu)勢的歷史秘訣，教給他同代和后代的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同這些人相反，修昔底德那樣的偉大史家從對于歷史嚴肅認真的探究、思考和總結(jié)中，自覺地尋找后世可以借鑒的深層歷史經(jīng)驗。通過對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博大精深的論述，他體會和提煉國際政治的本質(zhì)、政治與道德的關系、國內(nèi)政治對于對外政策的巨大影響、帝國主義的性質(zhì)和行為特征、海權(quán)與陸權(quán)的戰(zhàn)略含義、國家大戰(zhàn)略的要素及其成敗原因等等。4 而且，他展示出來的國際政治機理是那么豐富，那么“非規(guī)律化”，以致當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仍盛贊其“復雜的現(xiàn)實主義”(the Complex Realism)，認為它優(yōu)于此后近2500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思想脈流。5 還有蘭克。這位現(xiàn)代歷史學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在其1833年的經(jīng)典論文——《論列強》之中，就國際關系史而言劃時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趨勢，那就是先前兩百多年里歐洲國際體系內(nèi)權(quán)勢格局反復變更的模式，加上民族主義興起和民族國家擴散的趨勢。但是，也正是在這總結(jié)歷史、啟示未來的雄文的結(jié)尾部分，他極有力地強調(diào)了那個與簡單化比擬和機械性類推正想反對的哲理——絕對的個性與相對的共性的有機統(tǒng)一。6

　　“智識興趣”(intellectual interest 或 intellectual pleasure) 是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盡管這并非物質(zhì)利益至上論者或自我中心主義者（不管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團或本階層，還是指本民族、本國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認，卻是一項不說自明的常識。正如利益考慮雖然極為常見并且通常至關重要，卻不能囊括人類行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樣，經(jīng)世致用決不能概括歷史研究的所有基本動力。大致而言，這里所說的智識興趣分為兩類。一類是現(xiàn)象本位的和狹隘的，甚至是獵奇性的，有時特別流行的一些“陰謀史學”、“英雄史學”或“偶然性史學”等等，便是其中較低劣的例子。另一類智識興趣，是以認知事態(tài)本身內(nèi)在的機理、特別是那些同經(jīng)久流行的俗見相違的內(nèi)在機理為主要目的，再加上對豐富生動的歷史悲劇、喜劇或諷刺劇的“鑒賞”。一般來說，歷史學家當然需要有價值取向和置身處地式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實上也大都有歸屬或傾向于本集團、本階層、本民族、本國或本文明的好惡和利益關切。但盡管如此，有如站在“上帝”或“外星人”立場的那種超脫（或許也可以說，站在宏觀歷史和人類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種超局部、超時代意識），至少有時是需要的和可貴的。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就離不開這種超脫，司馬遷的《史記》應當說也是如此。取小者而言之，當代美國的頭號德國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國際關系史學家之一戈登•克雷格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論閱讀外交文書的樂趣》，那略為夸張地說是大師級史學家才能寫出的佳作。7 這樣的智識興趣并未妨礙（或許還促進了）他對德意志第二帝國和納粹德國的歷史進行深刻的剖析和抨擊。要達到很高層次的超脫，特別需要的是馬克思所說的“斯多噶精神”：具有極明確的自由資產(chǎn)階級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英國古典經(jīng)濟學家李嘉圖，勇敢、堅決地揭示了將導致本階級衰落的一個法則——利潤率傾向下降，從而被馬克思譽為“這是斯多噶精神，這是客觀的，這是科學的。”8 歷史研究的智識興趣的最高主題，也許可以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一語來表述。這里的“天”可理解為必然性，“人”大概可以理解為偶然性和主觀選擇。這也正是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其歷史哲學中的必然與自由（命運與自由）的關系，或曰歷史的大力量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系。

　　歷史研究的第三類基本目的——人類自我認識，指的是作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類的人對于自身的意識和認識，它也可以稱為人類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ying)。人與動物的基本區(qū)別之一就在于此，9人作為群體與個人的基本區(qū)別之一也在于此�，F(xiàn)代史上，有兩種探求人類自我認同的方式：歷史主義于19世紀興起以前，人們主要是像啟蒙學派那樣（當然也同自然法信仰者與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者那樣）規(guī)定人——說到底多半是個人——的先驗的本性，歷史主義興起后則越來越廣泛地以歷史進化、歷史展開的觀點，考察人的群體的演化。10 它雖然會因為思想轉(zhuǎn)化為物質(zhì)力量而對歷史的實際進程產(chǎn)生重大影響，但很難說是一種自覺地旨在經(jīng)世致用的努力， 而且也不同于旨在智識興趣的那種局外和超然的觀察。它是作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類的人的一種自省，而歷史學家在這自省中充當著這樣的人的主要代表。在現(xiàn)當代，特別是工業(yè)革命及其種種經(jīng)濟、政治和精神文化效應自19世紀中期起在全球廣泛擴散以來，探尋作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類的人的演化大致意味著三件事情，或者說包含著三個缺一不可的基本方面：（1）全球史意識和全球史眼界，這在全球性國際和跨國交往急劇增進的晚近半個世紀和未來歲月里尤其重要；
（2）對于各不同規(guī)模、不同層次的人類基本群體，特別是民族國家的歷史個性的具體和深切的理解，其中包括對于此等群體關于自身歷史個性的自我認識的理解，因為這種自我認識構(gòu)成其歷史個性的一個本質(zhì)性的組成部分和塑造力量；
(3)對于“智識興趣”范疇內(nèi)豐富多彩的偶然性、自由和主觀能動性的重視，連同對于這些要素與必然性、命運和歷史深層大力量之間復雜關系的追索，而這追索要不致成為過度自信和缺乏自我懷疑精神的，就必須明白這復雜關系永遠無法解釋得“水清見底”。例如我們要理解20世紀世界史上最大的事態(tài)之一——蘇聯(lián)的瓦解，就需要有上述所有三個基本方面，而就目前的理解水平而言，尤其需要的是全球史意識和全球史眼界。11

　　宏觀思考和理論化的重要

　　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無論是經(jīng)世致用，還是智識興趣，或是人類自我認識，都決定了宏觀思考至關重要。在那些過于淺薄、低劣、狹隘和先驗規(guī)定式的旨趣之外，所有要達到深層歷史經(jīng)驗和事態(tài)內(nèi)在機理的研究，都必須或明示或隱含地多少超越微觀探究層次，進至運用較大尺度的比較、聯(lián)想、抽象和總體性想象等思想方法的宏觀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宏觀思考是達到歷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終極甚或主要的手段。微觀探究當然也非常重要，并且在嚴謹?shù)膽B(tài)度和嚴格的程序之外，同樣還需要非同小可的才智。然而，微觀探究本身畢竟是歷史學家一項起碼、而非高級的功能，它所要還原的“真”，只是本質(zhì)意義上的“真”的局部和表層。它的局限性在于，即使假設它使人看到了所有真實的細節(jié)，也遠不等于使人把握和理解了這些細節(jié)的總體融合構(gòu)造以及它們互相間的內(nèi)在有機聯(lián)系。一位宏觀思考意識強烈的歷史學家僅略有過分地說：“歷史并非只是細節(jié)的堆積，正如（法國名勝）夏爾特爾教堂并非知識石塊的堆積一樣。單獨一塊塊石頭在夏爾特爾教堂里算不上重要，細節(jié)在歷史中也算不上重要�！�12 因此說到底，盡管微觀探究構(gòu)成史述的基礎和史論的前提，而且每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都必須有能力進行嚴謹扎實的細節(jié)還原工作，并且從此開始其研究生涯，但若沒有作為宏觀思考根本特征的廣闊眼界、總體性想象和超越較狹隘時空的合理聯(lián)想，“歷史就沒有涵義，就是一堆互相無關的事物組成的混亂。”13 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宏大的眼界、想象和思考是第一位的，而原本意義上即狹義的研究 (research) 是第二位的。總之，關于一個個具體史事的實在探究雖然是歷史研究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但不能代替關于歷史過程和狀態(tài)的宏觀思考。后者意味著史事探究達到在總體上的統(tǒng)一性和各局部之間的連貫性，意味著揭示歷史事態(tài)的深層含義，甚至也意味著史述本身的簡練明晰。14 與此相關，那些一流歷史學家（尤其在高度發(fā)達的西方主要國家）的學術(shù)生涯“模式”，提示了歷史學者一般應瞄準的學術(shù)發(fā)展道路。他們大都在獲得博士學位后的一些年里，接連從事少數(shù)幾項博士學位論文般的專題研究并予以發(fā)表。然后，他們便基本上不再寫作此類原來意義上的專著 (monograph), 轉(zhuǎn)而從事以宏觀思考和綜合為根本的“大學問”，其成果主要包括具有較獨特的視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鮮明的個人文風的概論性史書和論文、隨筆、評論以及演講，有些還在學識造詣爐火純青之后寫作非常優(yōu)秀的教科書。簡言之，這是一條從微觀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觀探究而達到高水平宏觀思考的升華性的學術(shù)道路。

　　如上所述，宏觀思考的根本特征在于廣闊的眼界、總體性的想象和超越較狹隘時空的合理聯(lián)想。因此，高水平的宏觀思考可以不需要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即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和概念規(guī)定 (definition of concept) 為基礎、以事態(tài)內(nèi)在機理之足夠宏觀、簡潔和抽象的表述即命題(proposition) 為枝干的邏輯性組合體系。否則，高水平的宏觀思考就不會見于現(xiàn)代甚或當代以前的眾多世紀，而事實上它們在那些世紀里遠非罕見。但是，理論（特別是其概念和模式）對于具體的歷史研究畢竟有優(yōu)越的啟示、“定焦”、梳理、總結(jié)和升華功能，并且對于研究得到的歷史經(jīng)驗和教益能起到特別有力的推廣作用。所謂啟示和“定焦”，首先是指理論能夠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論邏輯必定存在、但很容易被集中關注具體和局部事態(tài)而不免視野較窄的歷史學家忽視的重要方面。換一個角度說，用理論來對照，可以判斷相關的史事敘述和闡釋是否足夠周全。15 理論的啟示和“定焦”功能還在于，它們可以提醒和教導歷史學家去洞察、發(fā)現(xiàn)和把握無數(shù)歷史表象和局部機理下面的深層邏輯，而且使他們在這么做時一般便利得多，快捷得多。否則，他們不容易、甚至往往少有可能撥開紛紜繁雜的表象來確定關鍵所在，并且不為大千世界乍看來的流動不息和自相矛盾所困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可以認為，國際體系理論的啟示和“定焦”曾幫助歷史學家抓住近四個世紀里國際政治若干要素，從而以不足150頁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動、簡練但不失豐富的整個現(xiàn)代國際體系演變圖景。16 理論的甚至更重大的啟示作用還在于，它們有時可以提示歷史學家從一整個全新的視角去考察歷史，從而形成一種對歷史的全新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學啟示作用是這方面特別重大的典范，而國際社會學說和與之有姻親關系的國際政治建構(gòu)主義理論，或許有希望導致一種卓越的新型國際關系史。17

　　理論的梳理功能很容易理解：
理論本身出自對大量具體事實的梳理，反過來又通過其概念、范式、命題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層聯(lián)系來將紛繁的現(xiàn)象世界理出一個“智識秩序”，使之能夠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論的總結(jié)和升華功能，則在于使歷史學家能夠或便于從龐雜的歷史現(xiàn)象下面提煉出深層的機理，或者說“讀出”歷史的內(nèi)在秘密。由此，歷史的本質(zhì)涵義從隱含的變成明顯的，從自在的變成自為的，多少是樸素的歷史認識便升華為對于歷史哲理的深切領悟。最后，特別是從歷史研究的經(jīng)世致用功能來看，理論性的概念和模式還大有助于歷史經(jīng)驗和教益的推廣，使它們得以廣泛傳播和持久延續(xù)，從而產(chǎn)生重大的實踐影響。這里的道理很簡單：
倘若沒有理論性的模式、概念乃至術(shù)語的簡約和凝固作用，那么史家通過故事般的具體史述展示的歷史經(jīng)驗和教益，是不僅普通老百姓、而且國務家和社會“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領會和牢記的，甚至往往干脆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修昔底德在關于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史述中，非常明確地用利益、恐懼和名譽來概括國家間爭斗的根本緣由，這在17世紀經(jīng)過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強調(diào)、演繹和系統(tǒng)論說，18 幾百年來不知影響或塑造了多少國務家、政論家的國際政治觀和對外政策思想！亨利•基辛格在其歷史論述和理論性思考幾乎平分秋色的成名作——《重建了的世界》中，塑造了“絕對安全”、“相對安全”、“革命國家”、“國際合法性”等直至當今仍在被廣泛使用的概念，19 從而大有助于拿破侖戰(zhàn)爭及其后“歐洲協(xié)調(diào)”的主要歷史經(jīng)驗影響當代國際政治。在保羅•肯尼迪那幾乎空前流行的名著——《大國的興衰》當中，關于經(jīng)濟、技術(shù)發(fā)展之國際格局變動效應的歷史/理論模式，連同“不平衡成長”、“相對實力”、“過度伸展”、“中等列強”之類概念和術(shù)語，對推廣五個世紀以來國際關系史的基本教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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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起初發(fā)表于《史學月刊》2001年第6期。我不是史學理論家，而是國際關系史和國際關系理論思想學者，因而在這篇文章里主要是從自己所從事領域的局部和特定的視角出發(fā)，談論若干體會和見識。它們可以具有廣泛的意義。同時，這篇文章也代表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逐漸形成的相當大一部分思想經(jīng)驗。

　　1 見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1957), Chapter 15; 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歐洲》1998年第4期（本論文集第4篇），第4-10頁。

　　2 John Shy, ”Jomini,”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1986),pp.143-185.

　　3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bid., pp.444-477, esp. pp.449-455.

　　4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1996), Chapter 2-4;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Oxford, 1963), Chapter 1of Part I, chapter 2-3 of Part III; Donald Kagan, “Ath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William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pp.24-55.

　　5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97), Chapter 1.

　　6 “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1973), pp.65-101; 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第7-10頁。

　　7 Gordon A. Craig, “O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26, No.3-4 (September 1991), pp.369-384.

　　8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篇。尤其見其中第287、310頁。

　　9 There is a passage to the point in Cicero’s De Officiis: “The most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the beast is this. The beast, in that it is moved by the senses and has very little perceptions of past or future, adapts itself to that which is present at the moment; whereas man is endowed with reason whereby he comprehends the chain of consequences, perceives the causes of events, and understands the relations of cause to effect and of effect to cause; draws analogies and connects and associates the present with the future; and so with ease surveys the course of his whole life and makes the preparations required for what he does.” (I. 1. n. 11). Quoted from Leslie J. Walker, Introduction to Machiavelli’s Di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0), pp. 91-92. (Note added after the publication.)

　　10 參見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 1972). 對于這部經(jīng)典杰作的一項高水平的概述和簡要評價，見W. Stark’s Introduction to Meinecke, Machiavellism, pp.xxxvii-xli.

　　11 參見在這一方面一項比較杰出的思考：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16, No.3 (Winter 1991/92).

　　12 Louis J. Halle, “The Nature of Historian’s Vocation,” in idem, History, Philosophy, and Foreign Relations (Lanham, MD, 1987), p.6.

　　13 Ibid., p.5. 19世紀初期的大歷史學家基佐強調(diào)，格外關注個別細節(jié)的歷史考察，在價值甚至真實程度上不如那種就“決定世世代代命運和特征的重大事態(tài)”所作的歷史考察和大思考。見Francios Guizot, Historical Essays and Lectures, edited by Stanley Mellon (Chicago, 1972), PP.7-8.

　　14 時殷弘：“美國與現(xiàn)代中國——《中美關系史（1911-1950）》評析”，《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68頁。

　　15 參見上文，第52-68頁。

　　16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

　　17 國際社會學說和國際政治建構(gòu)主義的主要代表作分別為：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197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1999). 國際社會學說已在從古到今國際社會的演變、現(xiàn)代國際社會的擴展、國際社會中的“革命國家”等方面有其初步的獨特成果。

　　18 見《利維坦》第13章�；舨妓故恰恫�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第一位英譯者。

　　19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1957). 特別見該書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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