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我國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而我也只是一個年僅十四、五歲的初中學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給毛澤東寫過一封長達數(shù)萬言的信，后來批判我的人都把這封長信貶稱為“萬言書”。一個小小的初中學生，為什么要給黨中央最高領導人上“萬言書”呢？這個“萬言書”又究竟寫了些什么呢？

　　我為什么要上“萬言書”

　　我的祖籍雖是河南孟州，但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隨父母來到河南西部的一個小縣城——澠池。我的學生時代就是在澠池度過的，在小學的時候，我就親眼目睹了“五七年反右斗爭”、“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大煉鋼鐵”、“大食堂”、“大鍋飯”、“放衛(wèi)星”等各種各樣的運動，這些運動不僅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留下了許多困惑。1959年，我小學畢業(yè)后考入了澠池縣第一中學。雖然那時高音喇叭里仍然在高唱著“1959年呀，更是個躍進年……”那樣的革命歌曲，但是“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后果已經開始顯現(xiàn)出來，群眾生活開始出現(xiàn)了困難。到了1960年，由于嚴重缺糧，群眾生活已經出現(xiàn)了較大的困難，人們在“大食堂”里只能喝上如同清水一樣的稀湯，而饑餓的人們也不得不用野菜、樹葉、樹皮以及玉米芯做成的“淀粉饃”來充饑。我們在學校也是整日饑腸轆轆，那時我們班幾乎每一個學生的抽斗里都放著兩個小瓶子，分別裝著辣椒和鹽，饑餓難耐時就沖一碗咸開水來充饑。有的同學因為饑餓竟離開學校外出盲流，而在澠池的街頭也經常可以見到一群群逃荒要飯的婦女與兒童。由于長期營養(yǎng)缺乏，那時有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腫病，而在澠池的一些農村也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失去了生命。

　　那時我雖然只是一個年僅十幾歲的初中學生，但由于我酷愛哲學，所以我已經讀了許多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學、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學著作。哲學給我?guī)�來了智慧，哲學也教會了我認識與思考。那時我們在學校受到的幾乎全是正面教育，老師、教科書以及報紙都在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我國的形勢“一片大好”，“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既然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既然我國的形勢“一片大好”，既然我們通過人民公社這個“橋梁”“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可是為什么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還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問題呢？疑問、矛盾與困惑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而思考的結果又使我對國事民生產生了深深的憂慮。1960年，我曾寫過一首題為“憂思”的小詩，詩中表達了我當時對國事民生憂心如焚的心情：

　　苦苦思國事，切切憂民生。

　　夜闌不能寐，年少發(fā)如翁！

　　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里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問題呢？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那時我覺得問題的根源極可能在基層干部，由于一些基層干部欺上瞞下、報喜不報憂，黨中央和毛主席無法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所以才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問題。于是我就想，如果能把農村的真實情況反映給黨中央和毛主席，那么問題就極可能會得到解決。如何才能讓黨中央和毛主席知道農村的真實情況呢？這時我想到了寫信，如果直接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那么就有可能把下面的真實情況反映上去。一想到給黨中央最高領導人寫信，我的心中又不免產生了許多顧慮和擔憂，因為在那個年代，直言往往賈禍，說真話常常挨整，戰(zhàn)功卓著的彭德懷元帥就是因為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而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不少老師就是因為講了幾句真話而被打成了“右派”，像我這樣一個地位卑微的小學生，如果直接向黨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實情況，那又會落一個什么樣的下場呢？批判、斗爭、打“右派”、住監(jiān)獄……，一想到這些可怕的后果，我不禁不寒而栗！但是，當我的眼前浮現(xiàn)出那些在饑餓中掙扎的老人和那些逃荒要飯的婦女兒童的時候，我的心又久久無法平靜。那時的我年輕、純真、熱情，對祖國和人民滿腔熱血、一片赤誠！我十分贊賞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覺得自己雖然地位卑微，但是事關“天下興亡”，我豈能為了個人安危而裝聾作啞、不管不問！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我終于作出了一個大膽而又充滿風險的決定：上書中央，向毛主席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那時我在一首“述懷”詩中曾這樣寫到：

　　民苦已若此，我身安足言！

　　一腔熱血寫“萬言”

　　那時我覺得上書中央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所以反映的情況一定要真實可靠、確鑿有據，絕不能道聽途說、子虛烏有。那時我家住在縣城，雖然也能看到、聽到不少情況，但畢竟較為局限，為了掌握更多的真實情況，我決定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我的調查首先是從學校開始的，由于那時我在澠池一中擔任學生會主席，與同學們接觸的機會比較多，所以通過同學們了解情況十分方便。澠池一中的學生中大多數(shù)都是來自全縣各個鄉(xiāng)村的農村同學，這些同學生活在農村，所以他們對農村的情況十分熟悉，感觸也很深。一提到農村中出現(xiàn)的困難，每一個同學都會產生強烈的共鳴，他們向我傾訴了他們的父母兄妹在農村的困難處境，向我傾訴了“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浮夸風”、“大食堂”、“大鍋飯”給農民帶來的種種困難，向我傾訴了某些基層干部粗暴惡劣的工作作風。記得有一位十分老實、性格十分內向的農村同學，平時很少說話，但當說起自己的母親正因病餓交加而生命垂危的時候，他竟失聲大哭起來！也有一些同學讓我看看他們從家里帶來的“干糧”，這些“干糧”竟是一些摻有少許谷糠的野菜團！同學們向我提供了許許多多農村的真實情況，也反映了許許多多農民的心聲。

　　為了保證我所了解的情況真實可靠、確鑿有據，我決定到農村進行實地調查。到了星期六或星期天，有許多農村同學都要回家，這時我就跟隨他們到農村去進行調查。到農村實地一看，發(fā)現(xiàn)問題更為嚴重，有許多生產隊都嚴重缺糧，有許多集體食堂經常無米下鍋，農民們吃到的飯常常就是大鍋野菜湯。農民們喝的是野菜湯，但是有一些公社或大隊干部卻利用職權在集體食堂里偷偷烙油饃，大吃大喝，群眾對他們意見很大。澠池縣有一個篤忠公社，公社干部為了爭先進、“放衛(wèi)星”，竟然虛報產量，謊稱小麥大豐收，但是由于實際產量極其有限，所以在上繳公糧時只好把農民們的口糧也上繳了。結果篤忠公社榮獲了國務院的獎狀，公社領導們在縣城的表先會上敲鑼打鼓、佩紅戴花，十分風光！但是該公社的農民們卻不得不為這個“衛(wèi)星”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由于嚴重缺糧，集體食堂常常無糧下鍋，農民們只好忍饑挨餓、艱難度日，有不少人由于嚴重營養(yǎng)不良而失去生命。半年多的時間，我走訪了澠池的許多鄉(xiāng)村，所到之處看到的大都是田園荒蕪，人弱馬瘦，問題相當嚴重。

　　我原來去農村只是為了調查農村的真實情況，但是在調查的過程中卻發(fā)現(xiàn)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問題又促使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盡快地解決這些問題呢？我在農村調查時發(fā)現(xiàn)，當時在農村實行的那種“一大二公”式的生產方式很難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不少農民都對我說：“現(xiàn)在是‘干不干，一天三瓢飯’，像這樣下去，誰還會有積極性呢？”既然這種“一大二公”式的生產方式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那么采用什么樣的經濟形式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呢？我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幾乎絕大多數(shù)的農民都贊成“包產到戶”，他們認為這種方式不僅能多打糧食，改善群眾生活，而且對國家和老百姓都有利。記得一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老貧農，他就深有感觸地對我說：“咱農民世世代代都是靠地吃飯，只要國家把地包給咱們，保管老百姓不會餓肚子，保管國家的糧食庫滿倉流！”

　　那時“包產到戶”正受到嚴厲的批判，批判者認為“包產到戶”就是“變相單干”，就是“復辟倒退”，既然“包產到戶”如此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可是為什么廣大農民都擁護它呢？“包產到戶”真的是“變相單干”嗎？“包產到戶”真的是“復辟倒退”嗎？為了從理論上徹底搞清這些問題，我又專門學習了列寧關于“新經濟政策”的論述以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還學習了政治經濟學、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中國農學史等許多著作。通過這些學習，我深深認識到現(xiàn)在所推行的這種“一大二公”式的生產方式超越了當前的生產力水平，實際上是一種“左傾幼稚病”，而“包產到戶”這種生產方式卻有可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可能迅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有可能多打糧食，所以它極可能是一種比較適應當前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比較好的生產方式。

　　通過調查研究，我掌握了大量真實可靠、確鑿有據的事實，也真正了解了廣大農民的要求與心聲；
通過學習與思考，我又從理論上對這些問題產生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經過將近一年的準備，在1960年的春節(jié)期間，我把自己關進一間小屋，開始起草“萬言書”。記得那是一個十分寒冷的冬天，北風呼嘯，滴水成冰，我哈著凍僵的雙手用毛筆寫下了自己的“萬言書”。那時我覺得自己的心里仿佛有千言萬語、萬頃波濤，我覺得自己的滿腔熱血都凝聚到了筆尖，我忘掉了饑餓，忘掉了寒冷，奮筆疾書，通宵達旦，經過十多個日日夜夜，我終于寫成了數(shù)萬字的“萬言書”初稿。冬去春來，時光又進入了1961年，在功課之余，我花費了幾個月時間又對初稿進行了細心推敲、反復修改，并幾易其稿，最后我把這個“萬言書”定名為“論現(xiàn)階段的中國社會”。1961年的暑假期間，我請幾位要好的同學把“萬言書”抄寫了數(shù)份，并鄭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分別寄給了毛澤東、當時的農業(yè)部部長和中南局領導人各一份。為了避免信件被當?shù)亟亓�，寄給毛澤東的那一份“萬言書”，是托一位已經考上了河南醫(yī)學院的高年級同學從省城鄭州發(fā)走的。

　　我的“萬言書”

　　耗費了一年多的心血，我終于寫成了“萬言書”，然而我的“萬言書”又寫了一些什么內容呢？“萬言書”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其中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反映問題，真實地反映了1960年前后農村出現(xiàn)的嚴重困難局面；
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客觀地分析了產生困難的主要原因；
第三部分主要是建議，對如何盡快地解決困難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建議。

　　在“萬言書”的第一部分，我直言不諱地反映了當時農村的真實情況——“58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受到了一次浩劫�！�…牲畜死了、工具沒了、土地瘠薄了，生產力后退了�！� “群眾體弱饑寒，上歲數(shù)的人死得不少，當時農村的形勢真是人弱馬瘦�！薄皣乐厝奔Z，加上農民在大食堂吃飯，有些干部從中舞弊，群眾生活更苦。有一個生產隊二百多口人，一頓飯只有10斤柿糠，飯如清水！當時在農村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

　　大干部吃死吃活，

　　小干部偷偷摸摸，

　　做飯的將就能過，

　　社員們餓死餓活，

　　毛主席在北京不知不覺！”

　　在“萬言書”的第二部分，我分析了造成這些困難局面的主要原因，我指出正是由于“五七年反右斗爭”、“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大煉鋼鐵”、“大食堂”、“大鍋飯”、“浮夸風”、“放衛(wèi)星”等各種各樣的運動造成了這種困難的局面。在“萬言書”中，我尖銳地指出：“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性的反右斗爭，……錯誤地打擊了一些真正向黨提意見的好人，結果導致人們明哲保身、不敢講真話�！薄�1958年的大躍進是左傾，是揠苗助長，對中國的經濟是一場浩劫。”“1958年，中國開展了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由于風行‘爭先進’的浪潮，基層干部缺乏正確的政策指導，再加上縣、專區(qū)及省領導的‘規(guī)定任務’，使基層干部產生了一種混亂的工作作風，為了求得表揚和不致被打成‘右傾’、‘小腳女人’，浮夸風這個江湖風氣開始在干部中滋長起來。基層干部摔了群眾的鍋，砸了群眾門上的鎖，共產風刮起來了。為了‘當先進’‘爭表揚’，許多干部作風粗暴，甚至打罵群眾，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薄按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這就是1958年留給我們的一條最為重要的教訓�！�

　　在“萬言書”的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解決困難的建議，這些建議分別是：

　　（1）“萬言書”中提出的一條最為重要的建議就是，建議“改革當前的生產方式，采用最有成效的經濟形式、經濟手段來發(fā)展生產”，而這種“最有成效的經濟形式”就是“定產包產制”，即“包產到戶”。為什么說“定產包產制”是一種“最有成效的經濟形式”呢？在“萬言書”中，我從八個方面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我指出“定產包產制”最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最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糧食增產，能以最快的速度扭轉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所以“定產包產制”是一種最有成效的經濟形式。在“萬言書”中，我還從理論的角度對“定產包產制”的合理性進行了論證，我指出由于當時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依然比較低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關系貿然超越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那么生產關系不僅不會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反而會阻礙、束縛生產力的發(fā)展，結果就必然會造成1960年那樣的困難局面。因此我們就必須尋找一種更好的生產方式，以便使生產關系能夠適應當前的生產力水平，而“定產包產制”就是一種能夠適應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比較好的生產方式。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在“萬言書”中我還特別引用了列寧在“中央的政治活動”一文中的一段話：“只要大規(guī)模的機器生產還沒有改造農民一天，就應當保障農民有自由經營他們事業(yè)的機會�！�

　　通過以上論述，我得出結論說：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實行“定產包產制”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它有可能對中國的經濟起到一個“推動和轉折作用”，它有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里程碑”。如何實施“定產包產制”呢？在“萬言書”中，我還從土地承包、集體財產的承包以及糧食分配等多個方面對“定產包產制”的實施細節(jié)進行了解釋，并對“定產包產制”實施后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法。

　�。�2）整頓干部作風。我在調查研究中發(fā)現(xiàn)，群眾對干部的工作作風，特別是對一些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意見很大。在“萬言書”中，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干部作風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例如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作風粗暴、強迫命令、打罵群眾以及貪污集體財產等。我在“萬言書”中寫道，“干部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中一個火燒眉梢的事情，必須徹底解決才行�！比绾谓鉀Q干部的作風問題呢？我除了建議對干部作風進行一次集中整頓外，并且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管理干部作風的機構——“政治部”，負責搜集人民群眾對各級干部的批評和意見，督促、檢查并及時處理干部隊伍中出現(xiàn)的各種作風問題，對干部進行經常性的作風教育，以便從根本上解決干部的作風問題。

　�。�3）大力發(fā)揚民主，在各行各業(yè)建立“群眾管理機構”，讓廣大群眾真正參與國家的管理。我在“萬言書”中首先總結了“五八年大躍進”以來脫離群眾的教訓，然后又指出：“群眾參加國家管理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如何讓群眾真正參與國家的管理呢？我在“萬言書”中提出了建議：“在基層的每一個單位，例如每一個生產隊、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商店……，都可以建立一個群眾管理機構，可以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或群眾大會，參與管理本單位的工作�！绷硗膺�建議國家成立一個專門搜集群眾意見和建議的機構，使下情得以及時上達。

　�。�4）糾正教條主義和公式化，充分調動中國文化思想界的積極性。在“萬言書”中，我批評了當時在中國文化思想界出現(xiàn)的教條主義和公式化現(xiàn)象，建議充分調動中國文化思想界的積極性，讓他們真正反映現(xiàn)實。

　�。�5）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糾正“運動熱潮主義”，盡量不搞運動。

　　悲慘的結局

　　“萬言書”發(fā)走之后，我的心情十分緊張，我不知道它將會給我?guī)�來什么樣的后果。幾個月過去了，似乎一切風平浪靜，但突然有一天，校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是否曾給上級寫過一封信，并仔細訊問了信的內容。我一一回答了校長的提問，并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校長聽得很專心，大約談了近兩個小時，最后校長也沒有說什么，就讓我回去上課了。后來才聽同學們風傳，好象是上級派人來澠池調查，但由于我當時年紀較小、成分不錯，又是一個品學兼優(yōu)的好學生，所以沒有做出什么處理。

　　1962年9月，我初中畢業(yè)后順利考入澠池高中。進入高中后，中國的政治形勢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并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那時學校也成了“反修防修的大課堂”，在這樣的“大課堂”里，既不乏熱衷于大搞階級斗爭的領導人，也不乏靠反右起家的“運動骨干”教師，更不乏靠打“小報告”抬高自己的“學生積極分子”，而像我這樣一個喜歡獨立思考、又敢于直言的學生，必然會成為他們進行“階級斗爭”的重點對象。1965年的嚴冬，災難突然降臨到我的頭上，澠池高中的校園里貼滿了批判我的大標語與大字報，我被扣上了“替農民叫苦”、“對現(xiàn)實不滿”、“攻擊三面紅旗”、“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方針政策”等種種罪名，橫遭批判斗爭。1965年的1月15日，我被打成“小彭德懷”、“小反革命”，被開除學籍、團籍，送農村監(jiān)督勞動改造，年僅18歲的我就開始走上了一條艱難坎坷的人生之路。離開學校的第二年，文革爆發(fā)，我又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涂黑臉、掛黑牌、住牛棚、捆綁打罵、游街示眾，受盡了折磨與打擊！我在農村勞動改造了8年之久，后來又到一個煤礦下井挖了3年煤，那時的我不僅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而且在生活上動蕩不安，經濟上窮困窘迫，四處碰壁、工作無著、厄運不斷、度日艱難，那時的我?guī)缀跏翘幵谝粋�山窮水盡的人生絕境之中！

　　當時遭受打擊的還不僅僅是我，有不少同學也受到了牽連，那些曾經給我提供過材料、曾經帶我下鄉(xiāng)搞調查、曾經幫我抄寫“萬言書”的同學們都被打成了“陳定學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他們多次被批判，被迫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檢查。1965年高考時，學校在這些同學的政審表中填上了“不宜做革命接班人”之類的結論，致使這些同學都未能考上大學，而這些同學大都是一些品學兼優(yōu)的好學生，實在令人惋惜！回到農村后，這些同學又被看作是“有政治問題的人”，被打入了“另冊”，受到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孟新順同學學習刻苦，又寫得一筆好字，回到農村后由于精神壓力太大，感到生活無望，最后竟臥軌自殺了！張克祥同學熱愛文學，曾立志當一名作家，但高考落榜對他造成了極大的刺激，他患上了精神病，竟成了一個衣衫藍縷、蓬頭垢面的“瘋子”，后來也上吊自殺了！這些同學的悲慘遭遇，實在令人心酸！

　　當年我們都是一些年僅十幾歲的中學生，抱著一顆赤誠之心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抱著一顆赤誠之心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提出一些建議，沒有想到竟會慘遭打擊，沒有想到結局竟會如此悲慘！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發(fā)生巨變，撥亂反正、乾坤扭轉。1979年，我們這起持續(xù)了14年的冤案終于沖破重重阻力得到了平反。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俯仰之間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那些風華正茂的中學生們如今也都變成了兩鬢如雪的老人�！扒�秋功罪，誰人曾以評說？”令人欣慰的是，歷史必定會對所有的功與過都作出最公正的結論與評價。

　　（此文發(fā)表于2006年第6期《炎黃春秋》，并被《上海法治報》、《威海日報》“編采通訊”、和訊博客等多家報刊及網站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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