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以官方為主的評價機制，由于盲目性逐步上升、評價體系不合理，已經發(fā)展到一種讓學界感到難以接受、甚至認為是一種“災難”的地步。一件事發(fā)展到極致，就會引起強烈的震動，然后造成大面積的輿論影響，物極必反，也就離改變不遠了。

　　要改變目前的評價機制，首先要以誠信的態(tài)度說真話。有些人還在為目前的評價制度評功擺好，這比發(fā)牢騷還要有害。其實，國家機構的很多主管部門，不是不知道現今評價體制帶來的問題，但是真要改起來，也是有一定困難的。這些困難主要來自評估活動不是純科學的，它涉及評估者和一部分被評者的利益，集團利益比起國家利益，當然是后者為重，但是在現實生活里，前者的驅動性會更大。不過，到了不改帶來的困難大大超過改的困難的時候，就非改不可了。我的感覺是，現在已經快到這個時候了。

　　學術是一種精神活動，這種精神活動的數量和質量是由人的智慧和勤奮決定的，智慧——他聰明，勤奮——他努力，兩者的相加就是積累，積累的后面跟著創(chuàng)新。一個人的智慧和勤奮是個性化的，根本無法進行統(tǒng)一的過程和階段的比較。你要把這些無形的智慧和勤奮折合成一種有形的東西來排出先后，還用那么簡單的量化辦法，怎么能不出問題呢？

　　但是要想完全取消評估，恐怕辦不到。國家處在轉型階段，至今沒有找到一種物質發(fā)展和精神進步的協(xié)調道路。學術在一步步商品化，人性在慢慢地物化。錢和權在主宰精神，泛政治化把與政治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推到一個不適合它發(fā)展的軌道，在研究領域里，人文社會科學受到泛科技化的影響，出軌更加嚴重；
教育規(guī)律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有些明顯的規(guī)律已經被當成“保守”沖擊完了。評價成為爭取資源的工具，也就變相成為某些部門打造政績的工具，而學術的發(fā)展需要資源，這就使學者的命運被權力操控。其實，不論官員還是學者，只要是清醒的、明智的，都不會看不到這一點，也都并不希望它向惡性發(fā)展；
但是有一種自發(fā)的傾向，像一個重物遇到斜坡一樣，不知不覺地往下滑。有些情況即使能夠預見，也難以制止。

　　我們現在處處跟美國學，評價辦法也是從美國學來的。一個文明古國，自己有那么多處理各種關系的深刻體會和豐富經驗不去繼承，跟一個僅僅有三百年歷史的新興國家去學習精神創(chuàng)造，本來就是倒行逆施的。在經濟、金融、硬實力成為“富強”同義語的時代，英國人的自尊，法國人的傲慢都沒有用了，何談中國的“古文明”！說到評估，美國人的那一套本來就不一定十分優(yōu)化，他們自己也面臨問題。但美國人有人家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有人家美國人教育的脈絡，美國的教育制度已經比較穩(wěn)定，有一定的秩序，它的評價制度在自己國內沒有造成這么多的問題，而我們盲目跟它學，問題就成災了。

　　不合理的評估體制搞亂了對學者和學術團隊的優(yōu)劣評價，影響了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心情和意志，甚至擾亂了學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大家都在喊累叫苦，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評估搞得精疲力竭，有時候真是吃不好，睡不好，學不好，教不好，想不好，寫不好……不要說學術自由，連學者自我也難以保全。你評我，我評你，鬧得大家處在利益的怪圈里，真誠受到威脅，信任產生危機。評估的結果是與資源分配掛鉤的，在一個處處都靠評估分數改善個人處境的環(huán)境里，看不透的學者只好放棄了興趣，看淡了真理，不知不覺地追逐著評估條例的規(guī)定按圖索驥；
但是，資源關系著生活的質量，誰又能要求多數人在生存條件面前“慎獨”“固窮”與“看透”！我們誰也不希望看到更為嚴重而又無形的后果：學者們的精神狀態(tài)正在發(fā)生著這樣的變化——讀書和寫文章不再是樂趣，朋友的相聚變成評與被評的交易，中國文人的清高沒有了，在利益面前，尊嚴受到褻瀆；
在權力的主宰力越來越大，大到可以壟斷資源的情況下，年輕人的最高理想不是去揭示一個世界的奧秘，而是爭著去當處長局長；
在那些不合理的評價指標的趨使下，是非、優(yōu)劣受到利害的驅動，變得沒有界限；
這樣的后果已經存在，如果不合理的評估無休無止的發(fā)展下去，不良后果必然還會蔓延。

　　但是，既然評估與發(fā)展相伴而來，不會被放棄；
而評估也不是完全沒有合理的一面，我們的態(tài)度只能是，一方面把當前評估的問題無情地揭示出來，把不合理的評估產生的危害說足，對造成后果的嚴重性不要回避，要不斷講，到哪都講，跟誰都講，有機會就講。但是同時還要大家來關注這件事，爭取盡快改造它、完善它，使它的不合理性逐步減少。操作要分步走，能夠做的趕快做，暫時做不到的積極推動，不要悲觀。中國的事情，自下而上是成不了的，應當去以理服人，反映真實情況，推動主管部門的領導去改變現實。有幾件事我認為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首先是改變觀念。評估的目的無非是分清優(yōu)劣，激勵進步。評價學術一定不能摻雜權力、關系等非學術因素，更不能為了提前排名的名次去迎合一些不合理的指標。定期評價不但不能成為推動工作和推動研究的唯一手段，而且也無法全面反映一個學者的水平高低。其實，一個優(yōu)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動力主要來自對研究課題的責任心，責任心又來自對課題的認識和興趣，不在乎貼什么標簽。夸大評估的作用，什么都要去立項，立項連著評估，評估連著利益，往往會產生更多的垃圾成品。其實，優(yōu)秀的人和單位各有各的優(yōu)秀，不會符合統(tǒng)一的指標，靠統(tǒng)一的指標來排隊去激勵高校建設的結果，必然會抹煞學校特色。有些辦了百年以上的師范大學忽然要改綜合大學，原來師范的對口學科文、史、哲、數、理、化漸漸被淡化，也損害了這些與教師職業(yè)緊密相關的專業(yè)面向實踐的機會。教育學科脫離了各門對口的專業(yè)，不再與第一線的實踐聯系那么緊密，也會失掉應用的最大地盤。結果是丟掉了師范特點又撐不起綜合的架子，搞得不倫不類。這都是追逐“排名”帶來的后果。其實，不同類型的學校即使排名也不能排同一個隊，更不需要老是去追逐“國際排名”。教育是一種與國情緊密相關的事業(y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帶有強烈的民族特性，我們和西方的價值觀有很大的不同，科學技術可以“全球化”，可以“無祖國”，人文社會科學也能門門如此嗎？都要去上SCI,發(fā)表英文論著，讓外國人給我們排隊，這些做法真的對我們有利嗎？

　　第二是加長時限，減少類別。文科科研周期本來就長，尤其是人文科學與基礎學科，“短平快”出不來好東西。我一部書還沒看完，你評估又來了；
一本書還沒寫一半呢，又開始“迎評”。整天跟著評估跑，今年評研究基地，明年評本科教學，后年又評優(yōu)秀成果……評的對象其實是同一批人。積累了十多年，剛出了一點成果，馬上又過期了，怎么能讓人不心慌？其實，按照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規(guī)律，多少能看出一點研究的進展，起碼要到五年以上，最可靠的時限是十年。說到影響因子——引用率，文科的影響既是長期的，又是滯后的，一篇文章剛寫出來，誰去引用��？總要等學界也關注到這個問題，或是當社會發(fā)生了一些事涉及這個問題時才有人引用吧。再說，基礎研究常常是越高精尖，懂得的人越少，引用的人當然也越少，限制時間還限制范圍的引用率可以用來衡量社會關注面，但能說明一個刊物和一個論著的水平嗎？還有，一個小專業(yè)只有幾百人，一個大學科可以上萬人，能去互相比較引用率嗎？要想討論一種論著的價值，幾十年還差不多，三年五載還要限定引用的范圍，怎么能得出有價值的結論來呢？所以，把評估的類別合并合并，不要教育部每個司各行其是；
評估的時限加長幾年，評一次管的時間長一點，給大家一個喘氣的機會，就是功德無量了。

　　第三是指標合理化�，F在的評價系統(tǒng)有些真正是莫名其妙。比如說，評估研究基地，有一條是“你那兒有多少人給中央首長講過課”。這不是一個純粹“泛政治化”的指標嗎？不是所有的學科都與政治直接相關，也不是中央不請去講課的都不是一流學者，更重要的是，中央請誰去講課，對一個研究單位的建設和發(fā)展是沒有激勵作用的。這種事你統(tǒng)計統(tǒng)計無妨，進入評價指標體系就一點道理都沒有了。在評價體系里，有些是成本投入指標，也有些是成果產出指標，按道理，前者是越適合越好，后者是越厚重越好，重要的是二者比例要恰當�，F在是投入與產出的數量都要多多益善才是優(yōu)點，不去研究何種比例是最優(yōu)化的比例。這就會引導大家去浪費甚至去腐敗，拼命立項而結不了項，不顧質量搞“學歷高消費”“職稱低水平”。

　　要實現指標專業(yè)分類化。社會科學特別是其中的與現實相關的科學，講求的是現實性，要通過調查，講求時效，年紀輕、知識新會有優(yōu)勢。人文科學特別是其中的歷史學科，必須普查中國古代文獻，閱讀文言文就是一個大關口，也要40歲就出大成果，根本不可能；
要到美國去引進人才，完全沒必要。所以，評價指標沒有專業(yè)化、分類化，常常會用適合這種學科的指標來損害另外一些學科。這就決定了，評價學科的指標體系，不能完全由權力機關來定，需要權力機關來組織制定時，學科專家的意見，一定要充分吸收。即使有了比較合理的指標體系，也要堅持小同行專家來評審，“隔行如隔山”，在評估時，這句話不說全能應驗，也有七八分的道理。

　　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提倡行業(yè)評估與民間評估在評價里也有一席之地。任何評估體系都不可避免片面性，民間和行業(yè)組織的評估，可以有不同角度、用不同思路、有不同重點，既是對官方評估很好的補充，又是對官方評估極大的促進。尤其是對同一學科的評估，誰第一、誰第二，官方的評估如果跟學界的印象接近，那就更能使人信服。如果使學界大吃一驚，甚至引起嘩然，就一定會產生副作用。當然，民間的評估也必須嚴肅、無私，不能是“惡搞”式的。

　　評價體系能不能徹底改進，很大的成分要看教育的科學發(fā)展；
教育是否能盡快進入按規(guī)律發(fā)展的軌道，很大程度要取決于在國家的轉型期，是否能更加重視精神的層面；
是否能轉得順利，真正找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fā)展道路。高校的老師應當在這方面盡到自己的責任，爭取學術環(huán)境日漸改善。我的想法是不要急躁，也不要用浮躁的心情去面對浮躁的環(huán)境，困難肯定是有的，但應當相信經過大家的努力，情況可以逐步好轉。路是一步步走出來的，但問題的嚴重性已經擺在面前，不抓緊不行了。

　　（本文作者王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感謝王寧教授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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