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制度之優(yōu)劣，歷來是引發(fā)激烈爭論的話題。制度之爭也是主義之爭的重要內容，在某些時候它甚至是最重要內容。這種爭論往往沒有結果，而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之窘境。究其因，首先在于爭論各方未能就衡量制度優(yōu)劣的標準達成共識。

　　1970年代末，中國曾發(fā)生“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激烈討論，推動了社會的“思想解放”進程。將實踐稱之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或許言過其實；
但稱之為“最重要標準”、“關鍵性指標”，應該當之無愧。不但自然科學的各種假設需要經過實驗驗證后才能獲得最終肯定，社會科學的各種結論也需經過實踐驗證才能得到廣泛認同，并且還需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即必須與時俱進。因此，衡量制度優(yōu)劣的最重要標準也只能是社會實踐的效果。由于制度是對社會產生長期影響的因素，因此對實踐效果的衡量也只能看長期指標，不能只看短期或即時效果。

　　于是，衡量社會制度優(yōu)劣的關鍵性指標就可確定為：長期而言，制度效果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差。在這方面，存在兩個極端的標本。一是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它們具有“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特征。開國時期往往是最好的時期，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政策親民、利民，社會滿意度高；
隨后腐敗漸盛，行政效率降低，利益分配越來越向著少數精英傾斜，社會不滿逐漸堆積，最終導致全面崩盤。自秦而清，幾千年的中國社會都沒能走出這種興衰循環(huán)，這是制度效應遞減的典型例證。

　　反之，近代以來的西歐和美國，制度效應具有遞增特征。初期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也充滿骯臟和罪惡。權錢勾結盛行，勞動階層地位低下，社會不公引發(fā)嚴重不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是政治清廉還是勞工待遇都不斷得到改善，社會公正性和民眾滿意度不斷上升，這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具有長期性制度正效應的最佳例證。

　　兩種不同的實踐效果，說明了兩種制度之優(yōu)劣，由此也可看出社會制度之優(yōu)劣取決于制度安排是否能夠讓社會具有足夠的自我改善即所謂“自發(fā)演進”的空間。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運行，主要依靠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強權。第一代強權最盛，所以制度的效果最好。強權政治的軟肋是其運行需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權勢集團，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勢集團內部的利益交換越來越多，相互之間利益糾纏越來越緊密，最高層受到的牽制越來越多，強權相對集團內部而言越來越弱。制度成形后，權勢集團的成員從自我利益出發(fā)，不斷扭曲制度以使之有利于私我，或鉆制度的空子陽奉陰違。這種情況無疑損害了最高統治者的利益以及權勢集團整體的長期利益，但由于強權對執(zhí)行層的依賴性，這一弊端難以得到根本解決。雖然每朝每代越到后面制度規(guī)章越完善，補釘越打越多，但實際效果越來越差。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形之于文的法律制度，而是見之于行為的“潛規(guī)則”。

　　與古代中國完全依賴強權的政治形式不同，近代西方確立了一種新的政治運行規(guī)則，那就是通過協商、談判來處理利益分歧的共和體制。這種制度的運行依賴于一種建立在參與者共識基礎上的行為規(guī)則，筆者稱之為“軟規(guī)則”。軟規(guī)則不同于潛規(guī)則，潛規(guī)則與制度相反，對制度的效果具有侵蝕作用，因此它不能見之于公開的社會意識或官方言說；
軟規(guī)則與制度相成，雖未形成法律制度，卻可見之于公開的社會意識和官方言說中。它也不同于道德，因為它的指向并非倫理，而是功利。

　　在西方共和制初期，有能力的強勢集團精英同樣扭曲了制度以有利于己，因此協商、談判的權利只限于少數強勢群體內部，而其他階層的利益卻不在考慮之中，所以此一初期是這種體制最黑暗的時期。隨著對其他階層的傷害逐漸積累，反彈越來越大，社會矛盾沖突加劇。在一種強勢集體內部主要通過協商、談判方式來決策公共事物的體制中，在一種社會輿論相對開放的環(huán)境下，對待利益沖突更易采取談判妥協的方式而不是強權壓制。不斷沖突、不斷談判妥協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被納入協商、談判的程序機制之中，享受民主權利的范圍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認同協商、談判、妥協的人也越來越多，贊成激烈對抗的人越來越少，法律制度所賴以運行的軟規(guī)則越來越得到鉚實。

　　這樣一種軟規(guī)則與硬制度共同演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必然迭經曲折與反復。尤其是新舊體制的轉型，其間更充滿驚險。即使是被古典自由主義極力推崇的英國，也歷經了暴力與流血、革命與復辟。最幸運的是美國，這一主要由具有共和思想的流亡者在反抗宗主國英國的強權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新興國家，不存在轉型問題，一開始就立足在共和體制之上。今天，共和體制的反對者聲稱近代西方的政治主題是完成中央集權，并且論證說中央集權是“大國崛起”的主要條件。這種說法沒有錯，西歐各國確實是通過近代那場政治運動才完成中央集權的，關鍵在于其實現集權的方式。同樣是集權，不同的是古代中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強權來實現集權的，而近代西方的中央集權則是建構在協商、談判的政治規(guī)則基礎之上。只有后一種政權構建形式，才能承載自由開放的輿論環(huán)境，才能使社會具有自發(fā)演進的空間�！搬绕稹惫倘恢匾�，但更重要的是崛起以后的興盛能否持續(xù)。如果崛起只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曇花一現，無論如何也不值得效仿。

　　比較1640年后的英國與1911年后的中國，二者之間頗有一些相似之處。英中兩國新舊體制的轉型，同樣曾訴之于武裝斗爭。但在武裝斗爭沒能實現目標后，英國通過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平地穩(wěn)定了協商和談判的共和體制，而中國革命卻一直被暴力所左右，被強權所操控。中英歷史之所以會在相似點走向不同的方向，原因在于起點不一樣，即與長期的軟規(guī)則的積累即所謂的政治傳統有關。在中世紀的英國，貴族和僧侶一直擁有某些獨立的、國王難以剝奪的權力，在上下結構中并非只有強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某種由習慣形成的約定與協商，1215年的《大憲章》更為這種權力格局和游戲規(guī)則奠定了法治保障。在1640年的革命以前，英國已經有了成熟的議會運作經驗，因此在對暴力沖突的結果預期不好時，英國更易走向協商與妥協。而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習慣了由暴力強權決定一切，政治游戲的參與者都相信哪怕是好的目標也必須通過暴力強權來實現。因此，對暴力強權這一手段的追求被置于比實現政治理想更加優(yōu)先的位置，中國政治始終離不開對強權的爭奪，并且往往由掌握強權者單方面決定著社會進程。

　　衡量制度優(yōu)劣的主要指標為“制度的長期效應是增增還是遞減”，決定效應增減的關鍵是社會是否具有自發(fā)演進的能力，而這種演進能力則取決于公共決策不能僅僅由掌握強權的少數人所壟斷，社會政治制度應該建立在一種各階層都可以參與協商、談判、共同影響社會發(fā)展進程的程序安排的基礎之上。以此相衡量，對于20世紀末前蘇聯發(fā)生的變化，不能簡單看短期效果。短期而言，俄羅斯在此過程中無論國力還是經濟發(fā)展水平都遭受了巨大損失；
但從整個過程看，今天的俄羅斯越來越好。一些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義者聲稱，從葉利欽到普京是倒退，普京正在倒行逆施。其實，普京才是對的。葉利欽走過頭了，普京將其糾正過來；
但不管怎么糾正，俄羅斯的基本體制沒有改變，社會廣泛參與的政治協商、談判機制已經建立并穩(wěn)固，而且仍然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石。普京的微調，體現了對長期效應與短期適應性的兼顧，因此今天的俄羅斯經濟復蘇，社會面貌煥然一新——這才是既能夠重新崛起，又可以持續(xù)發(fā)展的俄羅斯。

　　同樣邏輯也可適用于臺灣。民進黨治下的臺灣確實發(fā)生了社會分裂、經濟倒退等諸多弊端，但基本的社會協商、自發(fā)演進機制已經建立起來。有理由相信，陳水扁當政時的臺灣已經是新體制下相對最糟的臺灣，臺灣的未來會越來越好。反之，依靠強權或可取得明顯的治理效果于一時，但這種即時效應很難持續(xù)，極可能隨時遞減。這或許是中國領導人在觀念上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原因：社會最終要向著這個方向發(fā)展，需要審慎對待的，只是轉型路上的莫測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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