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論人生

　　張學良將軍晚年時節(jié),曾經對人說過：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么？一事無成兩鬢斑。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響的。盡管為時很短，滿打滿算也不過十七八年，但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偉業(yè)，被譽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說：“偶然一曲亦千秋�！本痛�，我們可以說，他的人生是成功的。當然，如果從他的際遇的蹉跌、命運的慘酷，他的宏偉抱負未能得償于什一來說，又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成功的失敗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復雜，生命歷程充滿了戲劇性、偶然性，帶有鮮明的傳奇色彩；
他的身上充滿了難于索解的謎團與悖論，存在著太大的因變參數(shù)，甚至蘊涵著某種精神秘碼；
他的一生始終被尊榮與恥辱、得意和失意、成功與失敗糾纏著，紅黑兼呈，大起大落，一會兒“鷹擊長空”，一會兒又“魚翔淺底”。1930年，他一紙和平通電，平息了中原大戰(zhàn)，迎來了人生第一個輝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然而，時過一年，同是在“九•一八”這一天，面對日本關東軍發(fā)動的侵略行為，他束手退讓，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惡名，紅籌股一路狂跌，變成了藍籌股。輝煌之時，擁重權，據高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舉國膺揚；
落魄時節(jié)，蒙羞辱，遭痛罵，背負著“民族罪人”的十字架，為世人所不齒。

　　他的一生從始至終都與“矛盾”二字交織在一起，可說充滿了悖論：

　　他自認是和平主義者，有志于懸壺濟世、治病救人；
但是，命運卻偏偏搬了個道岔，厭惡打仗的人竟當上了領兵的上將。他說：

　　 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想要做一個自由職業(yè)者，畫畫呀，當醫(yī)生呀什么的，隨隨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還有，我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墒牵�老帥偏偏讓我沖鋒陷陣。

　　從政從軍，就意味著放棄自我，服從組織，同自由隨意搭不上邊。揮師臨陣，難免在戰(zhàn)場上殺人；
有時還濫殺無辜，以達成其政治需要。1926年，名報人邵飄萍因著文抨擊奉系軍閥軍紀太壞，即被他以“取締宣傳赤化”為名，綁赴天橋槍決。同年在內蒙處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槍斃了大量官兵，落下了“嗜殺”之名。包括他斷然處決的楊、常兩位重臣，也是“有可殺之理，而無必殺之罪”的。

　　他對吸食鴉片原本是深惡痛絕的，主政之后即發(fā)布《禁止軍人吸食鴉片》令：“查鴉片之害，烈于洪水猛獸，不惟戕身敗家，并可弱種病國，盡人皆知，應視為厲階，豈宜吸食！”孰料，時隔不久，他本人就因憂患纏身，尋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癮，形銷骨立，幾于不治。

　　他是一個“愛國狂”，對國家的統(tǒng)一夢寐以求；
可是同時，又追求東三省的利益最大

　　化，為保住東北軍這個命根子，不惜犧牲整體利益。

　　他訪問過日本，結交了一些日本朋友，與法西斯分子本莊繁私交不錯；
游歷過歐洲，

　　對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備至；
可是，卻怒斥軍國主義，堅決拒絕受日本人操縱，直到多次請纓，最后兵諫逼蔣，誓死要為反法西斯戰(zhàn)爭獻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羈，不愿受絲毫束縛；
卻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長達半個多世紀。而絕意拘禁他、發(fā)誓“決不放虎”的獨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金蘭結拜的“把兄”。

　　他熱愛祖國，眷戀鄉(xiāng)土，想望著落葉歸根，“歸夢不曾休”；
卻始終未能還鄉(xiāng)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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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要馳向草原，沒曾想卻闖入了馬廄�！边@種動機與效果恰相悖反的現(xiàn)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復雜和機緣的有限。生活在現(xiàn)實中的各色人等，偉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清人胡大川《幻想詩》中有這樣兩句：“天下諸緣如愿想，人間萬事總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實際上，世間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無法完全擺脫環(huán)境的影響。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

　　 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shù)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xiàn)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xiàn)的手段的。這樣，無數(shù)的單個愿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

　　說得直白一點，其實這也就是命運，亦即人的生命主體與其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狀態(tài)。“人是環(huán)境的產物”。在終極的意義上，或者從總體上說，個人的命運是由環(huán)境決定的，其中社會環(huán)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視。

　　對張學良來說，最關鍵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社會環(huán)境，換句話說，與他關聯(lián)最密切、影響他整個一生的客觀對象，一為他的父親“東北王”張作霖，一為他的頂頭上司蔣介石，一為他的死對頭日本侵略者，若是再延伸一步，還有最后“化敵為友”的共產黨與紅軍。這四個方面決定了他一生的成敗。榮辱、得失集于此，功過、是非亦集于此。

　　父親為他的起飛鋪設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給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響。他說：

　　 我是可以做些事，確比一般人容易，這不是我能力過人，是我的機遇好，人家走兩步或數(shù)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達。這是我依藉著我父親的富貴權勢。我為什么不憑藉著這個，來獻身于社會國家哪？這使我決心拋棄了那安享的公子哥兒生活，走上了為人群服務的途徑。

　　他從小就生活在日本軍國主義虎視眈眈、垂涎欲滴的東北，親歷“草根階層”所遭受的踐踏與蹂躪。他從小就痛恨那些氣焰囂張的日本軍人、“晃著肩膀、耀武揚威”的鬼子顧問；
對于出沒沈陽街頭、扮演著侵華別動隊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著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搖過市”的東洋蕩婦，厭惡至極，視為“社會的疥瘡”、民族的恥辱。及長，國仇家恨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反抗的種子；
主政東北伊始，為了擺脫日本對東北的控制，他無視田中內閣的阻撓，毅然實施東北易幟，他以“我是中國人”這擲地作金石聲的壯語，回絕日本特使許愿擁戴他做“滿洲王”的誘惑。當他得知族弟張學成陰謀叛國，私通日本時，他大義滅親，就地槍決。在推行強硬的反日政策的同時，他大力開發(fā)建設東北，修鐵路，建海港，鼓勵官民興辦煤礦、織廠、窯業(yè)，開發(fā)教育事業(yè)�？墒�，難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國難當頭之際，他卻聽命于蔣介石，不予抗抵，致使東北大好河山淪于敵手。真是咄咄怪事！

　　對于蔣介石，他一貫忠心耿耿，惟命是從，“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從東北易幟到調停中原大戰(zhàn)，為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
東三省淪陷，又代蔣受過，身被惡名；
爾后，日軍進犯華北，熱河失守,為平息全國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應蔣介石的要求，交出軍權，下野出洋；
旅歐歸國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義影響化作實際行動，積極擁蔣為最高領袖。可是，時隔不久，還是這個張學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斷地實施兵諫，扣蔣十四天，逼他抗日。這也大大出乎國人的意料。

　　他同共產黨、紅軍的關系，同樣充滿了戲劇性。當時，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受到嚴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窮的陜北，困難重重。按照張學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過剿共的勝利，取得蔣之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夠打回老家去”。但是，實際接觸之后，特別是從損兵折將的深刻教訓中認識到，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
他們的主張“不但深獲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數(shù)東北軍特別是青年軍官的贊同，我開始想到，我們的政策失敗了。為此，開始與中共及楊虎城接觸，以謀求合作，團結抗日”。正所謂“不打不成交”，于是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鋒一變而為患難相扶持的真誠朋友。最后，反戈一擊，臨潼兵變，強迫蔣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計劃，挽救了民族危機，幫助了中國革命。這一切同樣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這種命運的無常、歷史的吊詭，“孰為為之？孰令聽之？”且看阿根廷著名文學家博爾赫斯那首題為《棋》的名詩：

　　 棋子們并不知道，其實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著自己的命運

　　 棋子們并不知道，嚴苛的規(guī)則

　　 在約束著自己的意志和退進

　　 黑夜與白天組成另一個棋盤

　　 牢牢把棋手囚禁在了中間

　　 上帝操縱棋手，棋手擺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祇設下

　　 塵埃，時光，夢境和苦痛的

　　 羈絆

　　在我國南北朝時代的哲學家范縝看來，人生的命運是偶然決定的。他同竟陵王蕭子良有這樣一段對話（譯文）：

　　 子良問：您不信因果關系，那么，世間之人，何以有的富貴，有的貧賤？

　　范縝答：人生譬如一棵樹上的花朵，從同一根樹枝上生發(fā)出來，都有一個花

　　蒂。這些花被風一刮，紛紛落下，有的穿過窗簾，掉在褥墊之上；
有的經過籬笆，

　　落在了糞廁邊。掉在褥墊上的，就像您王子；
落在糞廁邊的，就像我范縝。人的

　　貴賤雖有不同，但因果報應卻看不出究竟在哪里。

　　一切都充滿了悖論，充滿了未知數(shù)，似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后撥弄著，似乎冥冥之中存在著一種決定人一生命運的神秘力量。實際情況，難道真的是這樣嗎？

　　 個性決定命運

　　一切看似神秘莫測的事物，其實，它的背后總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運、人的種種作為來說，那個所謂的“冥冥之中背后看不見的手”，恰恰應該、也能夠從自身上尋找。

　　行為科學認為，作為個體的人，是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綜合作用的產物，因而構成行為的因素，就包括生理、心理、社會文化三大要素。其中社會文化因素，一方面通過個人后天的習得構成行為的內在基礎，另一方面，它又和自然環(huán)境一道成為行為主體的活動對象和范圍，并處處制約著人的行為，從而也影響到人的命運。它在一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xiàn)，是個性，包括個人的性格、情緒、氣質、能力、興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氣質為主導成分。

　　在這里，氣質代表著一個人的情感活動的趨向、態(tài)勢等心理特征，屬于先天因素；
而性格則是受一定思想、意識、信仰、世界觀等后天因素的影響，在個人認識和實踐活動中形成、發(fā)展起來的。二者形成合力，作為個性的主導成分，作為內在稟賦，作為區(qū)別于其他人的某種特征和屬性的動態(tài)組合，制約著一個人的行為，影響著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窮通、禍福、成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個性就是命運。

　　氣質如何，對于一個人的行為的影響是直接的。前蘇聯(lián)心理學家達維多娃曾形象地描述了四種不同氣質的人面對同一情景的不同表現(xiàn)：

　　 他們一同去看戲，都遲到了。怎么辦？多血質類型的人立刻想到：無論你怎樣解釋，檢票員也不會放你入場，但進入樓廳容易，于是就跑到樓上去了；
膽汁質的人耐心地向檢票員說明，劇院里的鐘快了，責任不在他身上，而且即使放他進去，也不會妨礙別人，檢票員未予理睬；
粘液質的人看到入場無望，便自我安慰地想，戲的開頭總是不太精彩的，可以先在小賣部坐一會兒，等幕間休息時再設法進去；
憂郁質的人則說：運氣太不好了，偶爾看一次戲，就這么倒霉！于是悵悵而歸。

　　事情雖小，卻可以看出人生選擇的脈絡，以及今后發(fā)展的大體趨勢。那么，張學良該屬于哪種類型呢？鑒于他活潑，好動，反應靈敏，喜歡與人交往，情緒易于沖動，興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轉移，大致是多血質吧？

　　張學良的性格特征極其鮮明，屬于情緒型、外向型、獨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達，率真、粗獷，人情味濃，重然諾，講信義，勇于任事，敢作敢為。在他的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那種無遮攔、無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誠，有時像個小孩子。而另一面，則不免粗狂，孟浪，輕信，天真，思維簡單，容易沖動，而且，我行我素，不計后果。

　　他說：

　　 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毀也就毀在“輕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

　　輕信蔣介石的諾言，或者多聽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話，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

　　往前說，“九•一八事變”我也輕信了老蔣，刀槍入庫，不加抵抗，結果成為萬

　　人唾罵的“不抵抗將軍”。1933年3月，老蔣敵不住國人對他失去國土的追究，

　　誘使我獨自承擔責任，結果我又輕信了他，下野出國。他算是抓住我這個弱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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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一個跟頭接著一個跟頭。

　　他說：

　　 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么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我當做，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個莽撞的軍人，從來就不用“考慮”這個字眼。

　　農村舊時有“三歲看大，七歲至老”的俗諺。張學良的頑皮、搗蛋，無拘無管，“和尚打傘，無發(fā)無天”，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可說是從小就養(yǎng)成了。一次，他因為惹事生非，遭到了母親的責難和處罰，他一時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親頭上砍去，幸虧母親反應快，躲閃過去，才沒有造成流血慘劇。還有一回，父親以玩笑口氣對他說：“不喜歡你了！”他立刻撲上前去，把老帥的長袍大襟一把扯了下來�？吹酱謇锶颂�神、求仙，祈禱、算命，他就當面向人家問難，表示反對。有一回，家里請來了一個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沒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擲在大仙附體的巫婆腳下，使這位大仙摔了個仰面朝天，他卻在一旁拍掌大笑，說“你看大仙靈不靈”。鬧得最嚴重的是，帥府設宴請客，筵席上，酒、菜已經擺滿，賓主正在舉杯稱觴，他發(fā)現(xiàn)席上沒有自己的座位，便鉆到桌子底下，猛然用頭一頂，登時杯盤滿地、酒肉翻飛。

　　　 讀家塾時，因為背書時偷翻了書本，受到老師批評，他便頂撞說：“書是我的，為什么我不能看？”塾師思想守舊，堅持要留辮子，少年張學良十分反感，趁老先生還鄉(xiāng)過年，自己動手剪去了辮子。塾師一見，大發(fā)雷霆，認為“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他便質問老師：“你不留全發(fā)，剃去一半，豈不也是毀傷？”塾師語塞，停了一會兒，喃喃地說：“這是皇上的旨意�！边�有一次，塾師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為題，讓他作文加以論述。他在文章一開頭，就引述韓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話來加以批駁，氣得塾師跑到大帥那里，忿然提出辭職。

　　他十二歲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請來工匠搭起一座兩層樓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靈堂。趁著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頂棚上面，嚇得人們不知所措。長大以后，更是膽大、冒險，無所顧忌。他說：

　　 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我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禮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師，甚至反抗我的長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為是，輒一意孤行，不顧一切。

　　在擔任東北航空處總辦時，他請來教官教他駕駛飛機的技術。這天早晨，他趁教官沒有在場，不顧工作人員的勸阻，獨自將飛機發(fā)動起來，飛向遠方。嚇得身旁的人驚駭萬狀，瞠目結舌。正是這種為常人之所不敢為，一意孤行、不計后果的冒險精神，為日后的處理“楊常事件”、發(fā)動西安事變，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礎。

　　他有一種將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了得償夙愿，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財產、地位、權力、榮譽直至寶貴的生命。他有一句口頭禪：“死有什么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節(jié)，有著堅定的信念。有一次，父親問他，歷朝歷代最喜歡哪些人物，他說：“我喜歡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丁汝昌�！睆堊髁芈犃�，頗感意外，也十分高興，情不自禁地雙手重重地抓住兒子的肩膀，贊嘆道：“好小子，有種！”

　　當被囚十年屆滿之日，種種跡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對發(fā)動西安事變低頭認“罪”，違心地承認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就有獲釋的可能。但他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絕不肯以出賣人格做政治交易。

“我張學良從來不說謊，從不做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事！” “如果為了自由，無原則地接受三個條件，我還是張學良嗎?”自由誠可貴,名節(jié)價更高。張學良渴望自由，卻不肯犧牲名節(jié)而乞憐于蔣介石。結果，又被監(jiān)禁了四十四年。

　　這使人想到了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由于他觸犯了雅典人的宗教、倫理觀念，陪審法院要對他判刑。按照當時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愿意接受一筆罰金，或者請求輕判，處以放逐�？墒�，他拒絕那樣做，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有罪。這種堅定信念、剛直不阿的態(tài)度，被認為觸犯了法院的尊嚴。許多陪審員被激怒了，紛紛投票判他以死刑。對此，蘇格拉底有個表態(tài)發(fā)言，說：

　　 我所缺的不是辭令，缺的是厚顏無恥和不肯說你們最愛聽的話。你們或許喜歡我哭哭啼啼，說許多可憐話，做許多可憐狀。我認為不值得我這樣說、這樣做，而在他人卻是你們所慣聞習見的。

　　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個性，就這樣決定了蘇格拉底悲劇的命運。這里，堅定的信念，閃光的個性，構成了人生的寶貴精神財富，成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東西�？v觀歷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后人對他們的記憶與稱頌，除了輝煌的業(yè)績，往往還包含著獨具魅力的個性。大約長處與短處同樣鮮明的人，其風格與個性便昭然可見。張學良是其中的一個顯例。

　　 “背著基督進孔廟”

　　 張學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響的個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文化背景、人生閱歷諸多因素的交融互匯、激蕩沖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于一個富于傳奇色彩的軍閥家庭。父親張作霖由一個落草剪徑的“胡子頭”，像變魔術一般迅速擴充實力，招兵買馬，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張學良就把父親奉為心中的偶像，看作是綠林豪杰、英雄好漢。他從乃父那里，不僅接過了權勢、地位、財富和名譽，承襲了優(yōu)越、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還有自尊自信、獨斷專行、爭強賭勝、勇于冒險的氣質與性格。而活躍在他的周圍、與他耳鬢廝磨的其他一些領兵頭目，除了郭松齡等少數(shù)進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說干就干、目無王法、“指天誓日”、渾身充滿匪氣的“草莽之徒”。

　　晚年他曾說過，他一生中有兩個長官，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蔣介石，這兩個人對他一生的影響最大。如果說，蔣介石是導致他后半生成敗、榮辱的關鍵角色；
那么，他的父親則是在他的早年個性形成的關鍵階段，起到了主導作用。他父親的一番話，使他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你要想當軍人，就要把腦袋拉下來拴在褲腰帶上。雖然不一定被打死，但也許被長官處死。要干，要當軍人，你就要把“死”字扔開。所以，在我腦子里一直沒有這個“死”字。

　　家庭環(huán)境之外，文化背景對于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關重要的。它主要表現(xiàn)為一定文化環(huán)境影響下的價值觀念、道德規(guī)范、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話：一切文化都會沉淀為人格。從六歲起，張學良就被送進家塾，系統(tǒng)學習儒家經典，先后就教于東北地區(qū)享有盛譽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貞等碩學宿儒。中國古代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里，對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響深遠。當年郭松齡起兵反奉，曾以擁戴少帥為號召，敦請他“取老帥而代之”，重整東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則是：“惟良對于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良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說明封建倫理觀念在他的頭腦中還是十分牢固的。

　　當他進入青年時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蓬勃興起，中西文化、新舊思潮激烈沖擊、碰撞，因而，他在接受傳統(tǒng)教育的同時，又被西方文化投射進來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師從奉天督軍署一位科長學習英語，并參加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后又結識了郭松齡、閻寶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還有幾位外籍朋友，逐漸地對西方文化發(fā)生了濃厚興趣。隨著視野的開闊、閱歷的增長，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熱情開朗、愛好廣泛、誠于交友、豪放曠達，開始形成；
社交能力增強，對新生事物充滿了好奇心。他后來回憶說:

　　 處事接物，但憑一已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關于中國之禮教殊少承受，熱情豪放，浪漫狂爽，憤事急躁，有勇無義，此種熏陶，如今思來，恐受之西方師友者為多也。

　　人生閱歷對于性格的形成也至關重要。由于父親的蔭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軍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將、中將、上將，由混成旅旅長、鎮(zhèn)威軍第二梯隊司令而第二十七師師長，由第三軍軍長而京榆駐軍司令，直到繼承父業(yè)當上了東北最高首腦，最后出任全國陸�？哲姼笨偹玖�，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名副其實的副統(tǒng)帥。一路上，春風得意，高步入云,權力與威望與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練與顛折，而多了些張狂與傲悍。他未曾親歷父輩創(chuàng)業(yè)階段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的艱難困苦，不知世路崎嶇，人生多故；
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間，飽經戰(zhàn)亂，通過自我奮斗而層級遞進的軍閥那樣，老謀深算，淵深莫測，善于收斂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適應現(xiàn)實，屈從權勢。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練達、縱橫捭闔的肆應能力；
加上深受西方習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較簡單，經常表現(xiàn)出歐美式的個人英雄主義和熱情豪放、浪漫輕狂的騎士風度；
又兼從他父親那里，只是繼承下來江湖習氣、雄豪氣概，而拋棄了那種狡黠奸詐，厚顏無恥，反復無常，少了些“匪氣”,而多了些“稚氣”。從做人方面講，無疑獲得了助益；
但要適應當時危機四伏、詭譎莫測的政治環(huán)境，就力難勝任了。

　　其實，對于自己性格、能力上的短長，他還是比較清醒的。他說：

　　 這一切的獲得可說未費吹灰之力，當時我還年輕，什么也不知道，迎面飛來的權力，我只是雙手把它接住而已。……

　　但是，也有致命弱點，未及弱冠，出掌軍旅，雖數(shù)遭大變，但憑一已獨斷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過。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掌大權，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張學良的思想觀念十分駁雜，而且隨著客觀環(huán)境的變化，經常處于此消彼長、翻騰動蕩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親、維護正統(tǒng)、看重名節(jié)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
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曠懷達觀、脫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莊、佛禪思想的影子；
既有流行于民間和傳統(tǒng)戲曲中的綠林豪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寧可人負我，決不我負人”，俠肝義膽，“哥們義氣”；
又有個人本位、崇力尚爭、個性解放，蔑視權威的現(xiàn)代西方文化特征。這種中西交匯、今古雜揉、亦新亦舊、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結構，使他經常處于依違兩難、變幻無常之間，帶來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讓矛盾與悖論伴隨著整個一生。

　　他的老朋友王卓然有這樣一段評論:

　　 張學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
他的犧牲自我，服務他人的心愿，竟是一個真誠的耶穌信徒；
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tài)度，又極像老莊之流。這些,可能都和他接受的復雜教育有關。

　　一荻夫人說得更是生動形象：

　　 漢卿是三教九流，背著基督進孔廟。一說話就常說出儒家的思想；
可是，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又類似于莊禪。

　　其實，儒家傳統(tǒng)、莊禪思想、西方觀念也好，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也好，還有什么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他都沒有進行過精深、系統(tǒng)的研究。至于被幽禁后，紅塵了悟，云淡風輕，先是信奉佛教，后來又皈依基督教，說是精神上的寄托，未為不可；
至于哲學上的信仰，恐怕還談不到。

　　當然，再復雜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質特征，表現(xiàn)為事物的規(guī)定性。同樣，張學良的思想觀念無論怎樣駁雜，其本質特征是鮮明而堅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終其一生，堅守不渝，并且有所升華。從東北易幟到西安兵諫，無一不源于民族大義，系乎國運安危。尤其是捉蔣、放蔣一舉，體現(xiàn)得至為充分。他說，把蔣介石扣留在西安，“是為了爭取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他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xiàn)比今天更大的內亂，那我張學良真就成了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要自殺，以謝國人�！� 他的夫人趙一荻說:“他愛的不是哪一黨、哪一派，他所愛的就是國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對國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去做�！彼�自己也說:“我是一個愛國狂�！�

　　這樣，問號就來了：既然如此，為什么他還會執(zhí)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東三省淪陷于不顧？應該承認，由于個性的缺陷與認識能力的限制，他的愛國主義是帶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他與人為善，輕信，幼稚，常常從良好愿望出發(f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總總、變化萬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簡單化了。比如，他沒有認清蔣介石的本質，始終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他的一個重大失誤。他把忠于蔣氏個人與忠于祖國劃作同一等號，認為要對抗日寇就必須謀求統(tǒng)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要統(tǒng)一就必須唯蔣之“馬首是瞻”。他的摯友何柱國對他有過中肯的批評：少帥“受封建傳統(tǒng)的影響太深，他統(tǒng)率東北軍的思想基礎是倫理上的忠孝，是綠林中的俠義；
對蔣介石的‘四維八德’，曾國藩的‘忠孝就是愛國’，也都聽得進�！痹偃�，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他也同樣缺乏清醒的認識，且又過分迷信國聯(lián)，為“九國公約”和“門戶開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詞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決不敢這么猖狂地擴張”的錯誤判斷。

　　誠然，他為民族大義所表現(xiàn)出的一往無前、勇于犧牲的精神是值得贊許的；
但是，有時流露出一種江湖義氣與個人英雄主義，浪漫、狂熱、莽撞、沖動，這一切，都構成了他的命運悲劇。

　　在《臥床靜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作過痛切的剖析：

　　 幼年生活優(yōu)裕，少年即握有權勢，錢財任意揮耗，人事如意支配，到處受人歡迎，長達十余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間善惡……性情急躁，任意而為，經驗閱歷不足，學識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斷錯誤，把人觀察錯誤，有時過于天真，有時過于任情，致使把事情處置錯誤。

　　 如果……

　　人生道路的選擇是一次性的，只有現(xiàn)場直播，而沒有彩排、預演�！叭�生石上舊精魂”，原是文人筆下的幻想。同樣，歷史就是歷史，它是既成事實，不存在推倒重來的可能。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或者調整一下角度，比如從研究歷史、探索規(guī)律出發(fā)，倒也不妨做出種種懸擬，設計一個應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種版本。

　　鑒于張學良的一生命運、成敗休咎，都與蔣介石密切相關，我們假設：若是張學良走另一條路子，當他父親所希望的“東北王”，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那么，東北易幟和中原大戰(zhàn)的調停，也就不會發(fā)生了，接下來，東北軍主力也就不會參與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關東軍還敢不敢對東三省貿然動手呢？（動手是必然的，無非是拖延一些時日而已。）在這種情勢下，張學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幾個軍閥，既不會被任命為全國陸�？哲姼笨偹玖�，也不會唯蔣之命是聽了；
即使仍然發(fā)生九•一八事變，他也不會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而“自悔自責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晝夜難安”了。而且，由于失去了蔣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備發(fā)動那一“外為國家民族，內可平慰東北軍民”的西安兵諫的客觀條件，自然也就不會帶來后日五十四載的鐵窗生涯了。這樣的張學良，人生價值，生命意義，又將如何？

　　實際上，《美國之音》記者已經作了一番假設，曾經問過張學良本人：“如果這半個世紀您沒有被軟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發(fā)揮，統(tǒng)率您的軍隊，您覺得會對整個中國產生什么貢獻呢？”他的答復是：

　　 此事難說。我當然很痛苦，我恨日本軍閥，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難過的就是抗日戰(zhàn)爭我沒能參加。我請求過幾次，蔣委員長沒答應，我想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參加中日戰(zhàn)爭，我這人也許早就沒有了。非我自夸，我從來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讓我參戰(zhàn)，我早就沒有了。一切都是未知數(shù)，當然“此事難說”，回答得可謂絕妙。

　　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寫，那么，他的人生道路決不會如此曲折復雜，如此充滿矛盾、充滿悖論、充滿神秘色彩，如此七色斑斕、多彩多姿。那樣一來，閑潭靜水，波瀾不興，他還會有現(xiàn)在這樣的人格魅力、命運張力、生命活力嗎？也許正是為此，壽登期頤的老將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才說：

　　 回憶近一個世紀的人生歷程，我對1936年發(fā)動的事變無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

　　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是這樣評論的：

　　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么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記殺手锏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它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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