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在文論邊界擴大化上面爭論不休，中國文論身份出現(xiàn)了辯識上的危機。文化嚴重滯后于經濟崛起。文論家的集團沒有形成，甚至可以說在長達20年之內，學者在一個一個地細讀、消化、評論西方文論家，但是沒有看到整體性地對中國當代20年以來的文論家加以研究的著作。中國當代文論的前沿話語是同整個世界前沿話語相連的，其重要語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構成的一種特殊的張力場。在這一張力場中，文論的創(chuàng)新與中國立場緊密相關。

　　在我看來，大國文學需要自我身份反省并堅持文論走近經典進而可持續(xù)創(chuàng)新。在中國文論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西化浪潮之后，應該重新檢討中國文論的精神價值取向，從全盤西化的文論盲視中走出來，重新以“走近經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審視大眾圖像時代中的中國文論身份，從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到中國文論經驗的世界化的轉型中，關注文化創(chuàng)新與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同步性，進而守正創(chuàng)新——“走近經典”并“創(chuàng)新經典”。

　　一 圖像時代的中國文論身份考辨

　　傳媒時代的中國文化面臨多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當代中國經濟、軍事、科技的崛起導致國際文化領域爭奪話語權，另一方面，長期的西化使得東方精神世界意義的失落和中國文化身份的模糊，進而使得中國思想的文化創(chuàng)新和文化輸出能力減弱。需重新張揚中國文化的當代創(chuàng)新力和新高度，在中西文化對話和文化互動中重塑中國文論的新形象。

　　隨著人類進入網絡傳媒時代，電子文本迅速取代著紙質文本，精英寫作正在敗給日常寫作。個體發(fā)表文章、著作的機會更多，導致寫作人數(shù)上漲，作者與讀者之間界限模糊，甚至出現(xiàn)了作者身份貶值癥候。作家也不再顧忌批評家的說法，因為每個人都身兼批評家、作家和讀者多重身份。

　　在網絡傳播時代，文化從經典進入非經典和反經典，使口語寫作超過了書面語寫作的價值，日常生活感成為這個時代的合法性標志。從“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驚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斷生產又不斷被覆蓋。從珍惜語言到濫用語言，語言成為隨波逐流的無思平臺；
從人的神話到神死了，大寫的人死了，知識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寫的人和消費的人；
從烏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為幸福的別名；
從理性中心主義到感覺中心主義，整個世界和文學知識分子心態(tài)發(fā)生了整體傾斜，藝術肉身化擠壓精神性成為時代的標識。

　　傳媒帶給我們視覺文化的沖擊，數(shù)碼相機從幾十萬像素發(fā)展到幾十億像素，其他的圖像設備也越來越高清。圖像和文字的關系已經成為當代文化不可忽視的方面，各種圖像、影像符號對于從前單純的文字文本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沖擊，圖像很可能會勝過文字。人類從詩歌退回到小說，再由小說退回到散文，最后又退回到圖像。

　　當代媒體中的視覺文化有壓倒文字文化的傾向。人類對視覺的偏重是文化感覺的位移，確實有一個中心轉移的當代現(xiàn)象。如《大長今》的海外文化進入現(xiàn)象，廣告轟炸現(xiàn)象，文化英雄被“文痞”取代現(xiàn)象，文學經典被戲說取代現(xiàn)象，央視的高文化水準欄目無疾而終而學術評書橫行現(xiàn)象，超女掀起平民歌唱狂歡現(xiàn)象等。這些現(xiàn)象都與今天的視覺文化和大眾媒體平臺緊密相關�？梢哉f，無視這種視覺化過程，將失去一次關照世界的文化審美、經驗變遷的文化歷史。但這并不意味著偏向視覺文化而否定文字文化，而是意味著提出了一種新的文化研究場域和一種新的可能性的對話方式。在當今大眾媒體的強勢籠罩下，出現(xiàn)了諸如圖像時代和讀圖時代的種種說法，但是里面誤區(qū)頗多。二者不應該對立起來，不應陷入到對視覺文化的一味辯護中去，不應隨著歷史盲動，更不能無視歷史上的經典文本的當代性意義。

　　根本上說，當今世界的視覺文化范式和話語是以美國文化為中心的，但是我們不用全盤拒絕或照搬這種流行文化，相反我們應當思考怎樣在這樣既有的傳媒介質和文化平臺上去發(fā)現(xiàn)再創(chuàng)屬于自己的文化內容，并思考如何利用和引導這種視覺文化的規(guī)律，把中國文化精神更好地在新時代語境中展示出來，與西方形成新的文化對話。在面對新的文化變遷挑戰(zhàn)的同時，中國不能再錯失這樣一次構建多元文化對話格局的機會。

　　進一步看，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經濟一體化和熱核戰(zhàn)爭的威脅使整個人類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不同的價值立場使得在全球范圍內出現(xiàn)了文化宗教層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潮流。多元文化伴隨著人類歷史而發(fā)展：中國文化傳統(tǒng)、希臘文化傳統(tǒng)、希伯萊文化傳統(tǒng)、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tǒng)、非洲文化傳統(tǒng)等多種文化不斷消長、此起彼伏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進程。今日世界種族間的沖突層出不窮，黑人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同性戀運動、女權運動、反文化運動等此起彼伏，整體性現(xiàn)代社會正在發(fā)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樣化。

　　多元文化主義強調尊重差異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論和實踐的健康發(fā)展，取決于一種健康的文化心態(tài)，即既不以一種冷戰(zhàn)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無元的心態(tài)對所有價值加以解構而走向絕對的個體差異，而是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中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而透視到人類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適性和共通性，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確立被西方中心話語壓抑的國家文化形象。中國的現(xiàn)代性應該向人類體現(xiàn)出“東方智慧”，使得東方智慧在整個世界文化發(fā)展中成為新世紀社會文化的有效資源，由此展開東西方文化的真正對話。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學理論將建構多元多樣性詩學為己任，這種多元文化觀將使?jié)h語學界突破西方文論的單一知識框架，重新審視東方文學傳統(tǒng)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學觀念，關注中國文學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現(xiàn)代性詩學特征，并通過對差異性文化精神的體認，獲得更為寬松多元的文化差異性結論。

　　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中的世俗化傾向越來越占主導地位，而精英文化卻在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中日漸衰頹。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為中國文化藝術和人的精神發(fā)展定位，成為知識分子的迫切工作。人們已經從前現(xiàn)代的線性時間觀中走出來，進入現(xiàn)代性的當下時間，更進一步進入后現(xiàn)代的時間的空間化——無時間。于是文化遠離了高層化和壟斷化，遠離了權威性和啟蒙性，進入到肉身化、獨白化、自戀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貶化、消費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綠色生態(tài)化，使人在“紅色寫作”之后不墜入“白色寫作”的怪圈，而是進入“綠色寫作”的良性氛圍，需要文學知識分子認真地思考。因為知識分子是問題的提出者，他需要對時代不斷提出問題、反省問題，把懷疑和追問放到優(yōu)先地位。

　　研究文藝學離不開中國傳統(tǒng)文論和西方現(xiàn)代文論，這是塑造新世紀中國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個相互交織并消解冷戰(zhàn)思維模式的共存時代，如果沒有西方“他者”的“鏡像”，我們就無法清晰地審視中國文化的“自我”。通過文化鏡像深度的自我審視，將有助于把東西方文化的對抗轉化為不同文化體制的創(chuàng)造性互動。我們只有在東西方有效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xiàn)代性反思和價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與全球性獲得整合，從而冷靜清醒堅實地進行自身的現(xiàn)代化建設。在這個意義上，傳統(tǒng)中國文化與當代“中國文論”研究，對新世紀“中國形象”的呈現(xiàn)有著重要意義：把握當代中國文化轉型對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影響，清醒地認識新世紀中國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國威脅論”的國際文化話語域中，強調文化文論創(chuàng)新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意義——在社會轉軌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藝話語空間，使中國文論創(chuàng)新在不斷明晰豐富和深度拓展中，推進的“中國形象”的立場定位。

　　二 西方文論的中國化與中國文論經驗的世界化

　　歷史文獻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記錄”，相反，文獻中體現(xiàn)的文化，是歷史的“人化”與“化人”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只有不斷成為新的文化傳統(tǒng)，才能使文化傳承流布。文化價值主要功能是表達心靈境界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時代本質特性和走向未來之境的可能性。傳統(tǒng)思想對當代思想是一種規(guī)范和砥礪，而當代文化思想定位則是對傳統(tǒng)文化精神的審視和選擇的一種深化。文化正是在選擇和再生中不斷提高選擇主體——現(xiàn)代人的文化素質。作為文化精神核心的藝術，是對主體生命意義的持存，對人類自由精神的感悟，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守護。當代中國文論流派原創(chuàng)之可能性，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是體系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的體系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圍和它的哲學含金量。不妨說，“20世紀西方文論”從新批評開始，現(xiàn)象學、解釋學，包括后殖民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無一不是哲學登先。而且這種頗有影響力的西方文論不斷中國化，導致“中國文論失語”之聲不絕于耳。20世紀重大的詩學問題與哲學命題緊密相關，意味著哲學與詩學在二十世紀哲學危機中的相遇并面對同一問題，同時還說明那種單一地將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進行封閉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人類“現(xiàn)代性感性本體論”問題——審美個體主義問題和詩意棲居問題已然成為世紀性課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當代哲學原創(chuàng)性正在喪失，由于哲學原創(chuàng)性的滯后，不能為文藝理論提供哲學的高臺，所以當前的中國文論才顯得如此混亂和迷茫。當務之急，是走出全盤追隨西方哲學方法論和本體論的模式，從譯介和克隆西方哲學和文學理論中走出來，告別中國當代哲學和文論的無根性狀態(tài)，開始中國現(xiàn)代性和范式創(chuàng)新性的獨立思考。

　　其二是范疇創(chuàng)新。范疇是對經驗的提升，對概念的濃縮。但中國的文學經驗卻跟著西方走得太遠。相當一些前衛(wèi)作家經常把翻譯的二手西方文學作品仔細琢磨，傾力模仿其語式、開場和結尾。作家已經遠離個體體驗的生命血性，正在背離中國經驗的當下行和本土性。當文學的價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時，中國文論家文學批評家不再讀這類克隆西方的文學作品，而只讀西方理論進而克隆西方文藝理論，這使得文論在批評和文論建設方面走向雙重失落。當代文學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獨特性——中華性。中國每年生產的長篇小說1000余部，短篇小說不計其數(shù)，寫小說的人比讀小說的人更多。人們已經不再讀作品而轉向讀“身體”，開始和作家共同合謀發(fā)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體”。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體開始。作為個體的生命是物質的非物質形式，是隨著對生與死的思考并抵達存在之根而展開的。只有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領悟到心性轉折對人的意義，才能實實在在而樸素自然地體味到自己作為詩人或哲人的使命。每個思想者都處在天地俯仰之間，而稟有一種傾聽真實的焦迫，他只有在這種焦迫中才能剝離社會強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實的內在聲音。但是，這種關乎人存在意義的基本本體論今天仍然成為被遺忘的對象。本體論從神、從人的理性、從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說的人的欲望�！跋滦斜倔w論”表明人類“上行本體論”的終結，于是人類的精神痼疾正在成為精神生態(tài)的死癥。我感興趣的是，人類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彈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創(chuàng)建精神生態(tài)平衡的世界呢？

　　其三是文化創(chuàng)新的價值無定感�？梢哉f，人類在“語言學轉向”和“文化研究轉向”之后，加速了“文化價值觀”的失落，因而應有一次“價值論轉向”或“價值論復歸”。20世紀美國pop文化的強力推進，使整個世界文化發(fā)展從過去的形而上學、終極價值、根本原理、方法意義、本質規(guī)律問題，進入到文本、語言、敘事、結構、張力、語言批判層面，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學轉向就成為本世紀哲學或詩學“終點”，相反，它僅僅是成為一個轉向之后的“新轉向”——“文化研究轉向”，即由“語言”轉向了歷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文化霸權研究、社會關系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甚至文化傳媒考量、科技理性分析等。換言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出了“語言的牢房”，而進入了一種所謂的人文科學“大理論”之中。于是，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等在新的層面上成為語言學轉向之后的新話題，不斷出現(xiàn)在女權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以及文化研究領域中。但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因為中國現(xiàn)代性經驗沒有進入國際大循環(huán)，沒有成為人類經驗的一部分，沒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關注。

　　中國文化的價值特征，應該成為“價值論轉向”的重要元素，為人類的明天做出自己的價值闡釋和遠景規(guī)劃。法國于連（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zhàn)》認為：“中國同西方有‘兩次接觸’：第一次耶穌教士東來幾乎沒有對中國思想產生影響，第二次中國知識界沒有選擇。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思想應該說走過了那個被動、強制的時代，現(xiàn)在到了對中國思想進行重新檢索的時候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檢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學概念對中國思想傳統(tǒng)進行重新詮釋，也不是回到過去，而是以中國自己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思想。一方面避免墮入虛假的普世主義的旋渦，另一方面以重新檢討過的中國思想光華來豐富世界思想，從而避免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因為虛假的普世主義其實是一種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則會產生刺激民族主義滋長的反作用”。（法國于連（François Jullien）《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zhàn)》，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

　　這一價值闡釋和遠景規(guī)劃有這幾方面，一是文化價值身份認同的多元化。創(chuàng)新必須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認同多元化意味著理論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不再變成“大眾理論”而變成“小眾理論”“圈子理論”，甚至變成孤獨的“守望者的理論”，其普適性合法性出現(xiàn)了問題。二是學科身份泛化。這一點在書法界同樣存在，今天書法界出現(xiàn)了不寫漢字的書法。墨子就有“書于竹帛”之說。當書家不再寫漢字時，大抵不能稱自己是書法家而應該叫抽象畫家，大可不必躋身于書法專業(yè)圈子之內而應進入畫家的行列當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學的應該叫做泛文化家，而不應稱為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三，文學創(chuàng)作和讀者興趣的位移。創(chuàng)作和讀者興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學研究很難把握。文學研究需要一個相對集中的話語平臺，而蕩下卻是一個散慢無根的“超話語”平臺，這是因為讀者的興趣和創(chuàng)作者的興趣發(fā)生了錯位，讀者的興趣經常左右著理論家的興趣。超級女生出現(xiàn)了引起了媒體界的大辯論，現(xiàn)在超級男生很快要出臺了，這種大眾化的興趣不斷引導文學理論批評家，理論家再也不可能引導大眾的精神走向，而僅僅成為大眾興趣地跟隨著。文論的頹敗由此開始。

　　新世紀中國文論的重要工作是，切實地回到文論流派原創(chuàng)性上來，探索中國文論世界化的可能性。既然文論體系創(chuàng)新尚無哲學根基，文論范疇創(chuàng)新尚無文學的豐厚土壤，文化創(chuàng)新又變成學科的身份無定，那么回到流派創(chuàng)新是最切實有效的方式。流派創(chuàng)新意味著百家爭鳴百舸爭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個圈子一個學派。西方的文論的流派，人們很少談及體系創(chuàng)新，因為后現(xiàn)代以降“體系”這個詞已經變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還值得討論。古文論專家提出的先秦無“風骨”范疇，魏晉無“妙悟”范疇，唐宋無“神韻”范疇。中國歷史是推進性的，比如中國書法是漢代尚“氣”，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韻”，清代尚“樸”，當代尚什么呢？尚“俗”。每個時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進。一個朝代幾百年，產生過多少流派，但用一個字對其精神氣質加以概括，以達到本質界定。

　　在我看來，強調流派性可以有傳統(tǒng)派、感悟派、評點派、境界派；
也可以有比較標準的現(xiàn)代派、體驗派、精神生態(tài)派、價值學派、文學消費學派、甚至文學媒介學派、文學身份學派、文學公共領域學派以及本體學派等。通過若干流派的創(chuàng)建，使文學界能夠更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并通過流派創(chuàng)立使其聲音通過媒體放大，多種流派共同構成當代的差異性的文化聲音。

　　三 文化創(chuàng)新與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同步性

　　“文化創(chuàng)新”與中國文學和批評之間有著重要的聯(lián)系。當前，作為文化創(chuàng)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批評，遭遇的困境更加復雜而嚴峻。當代中國文學遇到空前的文化危機，不僅僅在于中國文學自身的危機，也在于整個世界缺乏中國文學的位置。中國在不斷崛起的時，文化特別是文學批評如果沒有跟進的話，那將是很危險的，中國文學批評的原創(chuàng)性將遭到重大挑戰(zhàn)。

　　我首先注意到本土文學批評的浮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方面：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評少。不少作品和批評話語，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網絡批評到現(xiàn)在的生態(tài)批評，一個一個地消化，唯獨缺少啟發(fā)中國本土的批評精神，這種批評精神日漸淪落；
關注數(shù)量多而質量少。我經常收到一些作家寄來的小說，一次就是兩三本長篇，但仔細翻閱后，幾乎都是網絡寫作，一日千里、每天萬言往前趕。這樣的小說寫作方法和曹雪芹的“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截然相反；
諾貝爾情結多，而文學的本質思考、本真面對少。批評家成了預測誰可能中諾貝爾獎的預測家，卻很少有人去思考并發(fā)出自己的建設性聲音；
對文學的表揚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評少。中國的文學批評學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學表揚學”，批評家某種程度上成為和作者合謀設“批評的圈套”的人；
網絡炒作多而批評界理性共識少，文學的公共性和批評的公度性正在頹��；
作家反批評多而批評權威少，作家寫什么和批評家沒有關系，作家寫作的時候連眼皮都沒有瞟一下批評家。中國批評家的地位權威正在喪失。

　　不難看到，近些年中國文學批評界問題不少，比如“顧彬事件”就被炒得很熱鬧。我將其視為中國文學形象的區(qū)域化與缺席化的表征。國內一些教授就顧彬等漢學家對于當代文學形形色色的介入問題發(fā)生了爭論。我思考的問題不是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學批評的介入，而在于中國分享了多少關于世界文學的話語權？國際漢學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介入，導致了對于批評話語權的爭奪。為什么西方漢學家比我們還要著急，難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監(jiān)急”嗎？這里面隱藏了什么問題？顧彬等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學有深厚感情，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西化傾向非常著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時期中國已經毫無例外地進入了世界話語圈，中國正在從一個區(qū)域性的、局部的形象，變成世界性形象的一部分，而當代理論家、作家、批評家卻沒有認識到這個嚴重問題。這種文化自卑和文化麻木使得中國科技、軍事、經濟正在走向世界，而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創(chuàng)新力和影響力卻仍然是局部性和區(qū)域性的。盡管薩特拒絕了諾貝爾文化獎，但授獎辭卻說：他代表了一種人類的良知，對人類前沿問題的一種思考。而東方、包括日本川端康成，法籍華裔高行健這樣的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卻是：代表了本地區(qū)經驗的某種闡釋。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不具備世界意義，缺乏對人類經驗和人類痛苦的高層次反思。這導致東方民族的聲音在世界上變成了次等文化的聲音。

　　在東方，大國崛起中的文化親和力正在萎縮，中國的文學形象和其他藝術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國形象的就是電影，但中國的電影大片形象并不佳，不管張藝謀的“大紅燈籠”為誰掛，還是奔走于黃土高原的寶雞婦女說的方言，這些在西方文化解讀中都成一種俯瞰中國的不佳形象；
然后就是美術形象，最近張曉剛、劉小東、岳敏君等先鋒派畫家的作品突然從瑞士外交官希克收藏時的低價位升值，暴漲拍賣到4000多萬人民幣。當代拍賣行炒作非常熱鬧，表征了世界眼光中的中國形象。還有音樂形象，一些先鋒藝術家，包括女子十二樂坊在西方和東亞都是一種“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今天的文學形象，能夠像電影、繪畫、音樂甚至建筑體育館“鳥巢”那樣的建筑形象一樣出現(xiàn)在西方人的視野。中國文學究竟怎樣面對世界？我認為文學形象國際化的過程中，其文學身份和精神高度需要重新確認。

　　中國文化藝術界在“后現(xiàn)代性”問題上同樣充滿迷茫，其負面效應導致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癥候，需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在后現(xiàn)代藝術邊緣化中國美學以后，西方文化全球化擴散的結果是，使當代西方藝術具有了全球文化霸權的話語平臺，當代藝術成為西方文化危機的全球化播撒。如今，在第三世界國家，“現(xiàn)代性”影響的嚴重后果在于，西方現(xiàn)代藝術家充滿焦慮痛苦、醉酒瘋狂，自殘自虐，不少藝術家精神失常，憂郁自殺，結果導致現(xiàn)代西方藝術大體上是一種審丑的陰暗惡心的藝術，觀賞者看多后也出現(xiàn)類似精神失態(tài)狀況。而西方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性對中國的全面進入，使得中國藝術家的當代書寫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既顛覆了傳統(tǒng)藝術典雅優(yōu)美，又壓抑了當代人本土話語獨立創(chuàng)造的基本精神，使當代藝術成為顛覆之后廢墟上的虛無主義精神的膨脹。

　　西方后現(xiàn)代思潮進入中國后迅速成為先鋒的別名，當代藝術被號稱為“后現(xiàn)代藝術”，一些藝術家以進入后現(xiàn)代為榮，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現(xiàn)代泥潭之中。一些藝術家希望被西方話語操縱者所獨賞，從而一味模仿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藝術，以消解中國藝術的政治標志性形式，那些消解傳統(tǒng)藝術的行為藝術、裝置藝術，被中外不斷誤讀和想象的玩世藝術被周邊國家理解為“中國藝術墮落形象”，并在近20年類型化藝術中成功地轉變?yōu)槲鞣奖嬲J中國丑怪藝術的形式符碼。

　　事實上，當代一些相當有實力的藝術家，面對西方現(xiàn)代藝術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傳統(tǒng)藝術在全球化中似乎喪失了現(xiàn)實土壤和文化背景，但是藝術家憑感覺感到將藝術全盤西化是對藝術的徹底摧毀。他們一方面力求追蹤西方最新思潮而憑直覺去書寫，但卻常常感到追逐的無路茫然；
一方面憑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識闡釋自己作品的東方意味，卻時時感到勉強而喪失文化自信；
在一方面，堅持中西文化整合而闡述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審美體系，卻感到差異鴻溝難以填平而倍加茫然！

　　如何堅持中國藝術文化身份，在全盤四化塵埃落定之后，在外在怪異實驗漸漸消解后，努力返璞歸真回歸“文化藝術”，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在我看來，超于現(xiàn)代表現(xiàn)力的西方技巧去抒發(fā)飄逸玄遠的東方心性，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交織中使藝術在線條筆墨運行中表現(xiàn)情感意味，將現(xiàn)代體驗看成人類經驗之一，將東方藝術元素超越現(xiàn)代藝術形式而凸顯作者的超越意識，將傳統(tǒng)功夫和當代筆墨加以整合創(chuàng)新，才真正具有明顯的國際眼光。

　　我堅持認為：國際慣例不是西方慣例，游戲規(guī)則不應該由西方單邊建立，國際慣例是世界共同的創(chuàng)造的，游戲規(guī)則是東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國藝術繪畫應該參與到建立游戲規(guī)則的過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規(guī)則，東方大國僅僅去遵守。只有這樣，當代藝術家才能不再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徘徊猶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趨，而是擺脫了模仿西方的興趣，打破西方藝術的慣例，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線條中尋找中國式的藝術極簡約主義的美學神采和文化光輝。

　　藝術原創(chuàng)力的問題是當代藝術文化必須解決的問題。在中西文化走向的大觀念弄清以后，藝術美術創(chuàng)作的理念方才明晰起來。我們需超越現(xiàn)代藝術之后，不斷地去調整自我文化視野文化心態(tài)，尋求新的筆墨意向，從而使其心手雙暢，萬法唯心——消逝了所有“主義”的紛爭和話語權力的爭奪，在“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的藝術之道的運行中，獲得一片純凈心境，感到一洗塵寰萬物清新的人與藝術的生態(tài)和諧之美。

　　在全球化語境中“藝術原創(chuàng)力”的提出意味著，堅持在全方位傳承傳統(tǒng)精華的基礎上，解放思想并將人類一切美好的東西加以整合，在此基礎上提出高于并超越前人的藝術觀念、藝術形態(tài)、藝術創(chuàng)作技法、藝術傳播方式。一切走捷徑的走旁門左道和“比矮”的藝術，都是不可取的。

　　四 守正創(chuàng)新：“走近經典”進而“創(chuàng)新經典”

　　“經典”在中國歷來是一個“大詞”。無論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標準性使其具有了一種獨特的話語權、一種使一切非經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躍升的動力。然而近二十年來，經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壇”，變得不那么至高無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邊緣已開始軟化、相對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還不斷被消費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論經典尺度，相反倒是文論自我命名或經典通漲的觀念進入當代文論之中，文論經典的意識在消費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喪失著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經典作為一種尺度仍然存在于每個文論家的心靈中，甚至連“反經典”的游戲文論也內隱著經典的尺度。只是這尺度的深隱使得人們書寫時總做出一副休閑式做派或前衛(wèi)姿態(tài)的個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論在修改中國文論經典內涵的同時，正盼望著成為這個無經典時代的“經典”。

　　在中國文論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西化浪潮之后，應該重新檢討中國文論的精神價值取向維度，從全盤西化的文論盲視中走出來，重新“走近經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僅僅走近經典是不夠的，要使中國文論成為中國文化的話語形象，必須發(fā)掘中國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國文論文化的“守正創(chuàng)新”和不斷世界化的新戰(zhàn)略。

　　 “走近經典”重在不斷創(chuàng)意經典——創(chuàng)造出理論家自己的經典。走近經典為了繼承，創(chuàng)意經典為了圖新，創(chuàng)意經典為了文論原創(chuàng)，這表達了我對中國文論界整體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論觀念、文論形態(tài)、文論技法、文論傳播的某種文化期待�！皠�(chuàng)新”是生命精神噴發(fā)狀態(tài)，而“原創(chuàng)力”是文化生產力，可以表征大國文論形象。在全球化后現(xiàn)代語境中，新世紀中國文論應在當代文論流派眾多的話語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橫向移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超越五四情結的現(xiàn)代性訴求, 超越技法結構層面的藝術話語, 堅持以文化為心性的文論文化本源。

　　堅持只有“走近經典”、“走近魏晉”、“創(chuàng)意經典”，從大量古今優(yōu)秀作品中吸取養(yǎng)分, 再結出自己的新果來, 按照這樣的文論理念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當代藝術精神的癥候。我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對傳統(tǒng)精神傳承和文化創(chuàng)新的同一性，在于強調“走近經典”。走近什么同時意味著遠離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經典”就是要從一個世紀的文化虛無主義中走出來，從主體性的誤區(qū)——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來，遠離虛無與小我，走近中國文論經典，對經典保持尊敬并加以傳承，對歷史輝煌的時代加以接氣并重新闡釋。

　　當代文論過分商業(yè)化和怪異化現(xiàn)象是值得反思檢討的。中國文論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注定了要將傳統(tǒng)具體化凝練化為流動的生生不已的新傳統(tǒng)。在我看來，文論之所以看似簡單卻頗不易把捉論列，在于文論不僅呈現(xiàn)為某種藝術審美形態(tài)，而其深蘊著文化哲學精神。只有深刻地實踐體驗，再迭加上升華的哲學思維，才能反觀到書之道的微言大義，才能真正領悟文論之道與人格之道緊密相關。

　　當代文論應該多元化，但是多元不應沒有文化主調！我們應該在走進經典中重新體認發(fā)掘文論經典的價值和當代意義，進而創(chuàng)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經典。在當代文論的文化定位這個文論發(fā)展的基本問題上，我認識到文論原創(chuàng)性和尋找國際審美共識是當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經典的文論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文論大家，也只有不斷創(chuàng)出新經典的原創(chuàng)型文論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文論大家。換言之，當代中國文論重要課題在于在自身創(chuàng)新中尋找一種國際性的“審美共識”——把結構張力、文字情趣以及形式變化從本民族傳統(tǒng)的審美空間擴散到更大的現(xiàn)代文化空間中去，形成一種國際性文論審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識。這就要求我們要借鑒西方一些現(xiàn)代藝術的形式通約，融入本土文化內容，使之充實而具備現(xiàn)代形式美感。在這個過程中，內容將更多變成意境，形式將更多變成語言，最終達成新內容與新形式的完善結合，變成國際性的具有審美共識性的文論美。這表明從本土主義文化出發(fā)應該提出世界主義的文論觀。就是說，文論不僅僅是東方化的審美需要，也是整個人類的審美需要。

　　我體認到：在全球化的理論播撒和理論旅行中，中國不應該成為被動的納受者。中國同樣應該在全球化文化互動中從事理論播撒和輸出新理論，形成中西雙向的“理論旅行”。一種對等互動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藝術和理論反思能夠真實地發(fā)生和生成在這片厚土之中，完成從一個世紀的拿來主義之后的文化輸出主義。在文論創(chuàng)作方式，文論本體結構、文論接受方式、文論傳播機制、文論價值功能都產生轉變的時代，真正的文論文化前沿踐行者，當通過自己的筆歌墨唱，為新世紀中國文論文化實踐和理論的自我創(chuàng)新和輸出，提供堅實的文論文化觀念和價值重建地基。

　　必須承認，在全盤西化的文論文化虛無主義中，實行走近中國文論經典是艱難的，因為以中國文論眼光確立經典確乎帶有文化層面的冒險性。但是理論家存在的意義就在于，在價值平面化模式重樹文論經典的尺度，并通過嚴格的淘汰提升“文論經典”的地位，進而堅持在傳統(tǒng)經典基點上，全面開始新世紀中國文論經典的創(chuàng)造，并從中產生新時代的文論大家。可以說，在當代西方文論研究了三十年以后，應推出一大批不斷創(chuàng)新的中國文論精英。只有中國文論大家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了，才可能從發(fā)現(xiàn)東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個新的理念——中國文論文化的輸出。創(chuàng)新經典是新世紀中國文論的文化戰(zhàn)略，這意味著，新世紀文論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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