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國遭受了恐怖主義的“9·11”，失去了雙子大廈；
這次“金融9·11”使美國失去了整個世界對它的信賴。就文化藝術而言，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文化界藝術界以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偶發(fā)藝術等“當代藝術”戰(zhàn)勝了歐洲以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為代表的架上油畫的“近代藝術”，而上個世紀的現(xiàn)代歐洲中心主義又消解了東方“傳統(tǒng)藝術”的紙介媒體。于是，整個人類開始跟著美國文化走，直到人類出現(xiàn)了藝術危機、精神生態(tài)危機、宗教危機、生態(tài)危機幾大危機的共振現(xiàn)象。

　　如今，金融危機宣告美國的玫瑰色夢破碎了。這個經(jīng)濟霸權的夢碎了以后，暴露出美國的文化危機和生存危機。我們可以直視美國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今天，其實他的經(jīng)濟危機表明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出了問題。在美國夢醒了以后，我們應該從后殖民誤區(qū)中出走，開始重新認識和重估這個世界！

　　當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全人類跟著美國文化模式走，是否是人類的福音？東方文化是否可以不再提出自己的文化精神，并且努力將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東方創(chuàng)新文化播撒為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國文化是否應該在一個世紀的“去中國化”之后，思考“再中國化”問題？

　　一 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的誤區(qū)

　　只有三百年歷史的美國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軍事、文化走向——大抵做了兩件大事情：第一，把世界從一戰(zhàn)以后的30多個國家，二戰(zhàn)以后的60多個國家，成功的變成了200多個國家。第二，用后現(xiàn)代主義邊緣化歐洲的現(xiàn)代主義和亞洲的前現(xiàn)代主義，美國在霸權話語逐漸在全球形成。后現(xiàn)代之后的后殖民主義，其典型的特征在于不再是征服別人的領土和黑人奴隸了，而是語言殖民、心態(tài)殖民、金錢殖民。美國人正是敦促全人類在后殖民道路上跟隨美國走。

　　然而，隨著中國經(jīng)濟和軍事大國地位的逐漸確立，大國文化安全必然提到當代前沿問題的議事日程。我們需要追問的問題是：整個人類文化緊跟西方后現(xiàn)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態(tài)”福音？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否應該力爭在未來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為人類的“新雙元文化”？新世紀中華文化在世界范圍內所面臨問題及今后走向學術界是否應提升到“大國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體認？我們是否可以提出文化“再中國化”的文化戰(zhàn)略？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對當代中國文化中西方后現(xiàn)代虛無性和“妖魔化中國”的危險加以剖析，對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去中國化”的問題加以深度批判，進而提出“中國文化的世界化”與“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應該形成良性互動，這才是未來人類的福音。當然這有賴于新世紀文化的“再中國化”，以避免日益惡化的“文化戰(zhàn)爭”。

　　全球化時代中國必須有真正的文化自覺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國文化”，其具體表現(xiàn)為在“物質現(xiàn)代化”的同時開始“精神現(xiàn)代化”的歷程。當務之急是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對西方目前存在的諸多“現(xiàn)代性弊端”加以質疑，對那類缺乏反思地不斷追隨西方現(xiàn)代性，將中國作為論證西方理論和實現(xiàn)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進而看清美國在物質主義和視覺主義取勝的同時，其不斷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斷滑坡的精神世界導致的人類未來走向的嚴重盲視。換言之，我們必須在西方世界理論熱被視覺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開始重新在反思層面上重新思考人類文化何處去的大問題。

　　中國需要更為清醒地認清西方“去中國化”在一個世紀以來對中國形象的種種嚴重危害，弄清其根本問題的深層癥結之所在。在我看來，“去中國化”現(xiàn)狀隱含了一個嚴重的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橫加干預的文化政治問題。二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的霸權主義開始急速升級，在其不斷干預下，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qū)開始了“去中國化”的惡性進程。西方的“去中國化”集中表現(xiàn)在“黃禍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上。

　　其一，“黃禍論”。幾百年來，西方人把給歐洲帶來破壞和威脅的“蒙古西征”看著“黃禍”，并將中國描畫成恐怖的國家。在19世紀，西方更進一步將中國看作愚昧暴力的“黃禍”，目的在于為將中國分裂成為多個國家張本。在巴古寧、皮爾遜、老羅斯福等人的言論中，幾乎到處都是蔑視中國人的殖民主義觀點。[1]這種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種族敵視和文化偏見，導致整個世界對中國的敵視和隔膜。其實，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駐日大使顧立克就認為：整個人類近代史上只有“白禍”——白種人欺凌有色人種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賊喊捉賊的所謂“黃禍”。[2]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國威脅論”產(chǎn)生于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成立，那種自強自立、和平民主、國家獨立的形勢使得美國稱霸世界的幻想破滅，于是大肆炒作“中國威脅論”，推認中國的成功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統(tǒng)治全球形成“紅色威脅”�？梢钥吹�，中國在維護地區(qū)和世界和平的之時，加速了經(jīng)濟起飛并逐漸顯露大國崛起氣象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再次動用“威脅論”的冷戰(zhàn)思維，攻擊中國的富強會導致世界的戰(zhàn)爭。其實這種基于“冷戰(zhàn)模式”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歷史文明差異、社會制度差異攻擊是無效的短視的，說到底，這是西方對西方中心主義衰落的本能恐懼和非我族類的狹隘心理作怪，沒有認清中國崛起是現(xiàn)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歷史文化智慧對整個世界提供“和平共處”方略的福音，而絕非西方對“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脅的“有意誤讀”。

　　其三，“中國崩潰論”。當“黃禍論”不攻自破，“威脅論”成為笑談以后，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又提出“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國內失控而即將崩潰。中國不僅沒有向前蘇聯(lián)一樣崩潰解體，反而在十年間迅速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于是“威脅論”再度響起，“崩潰論”不絕于耳�？梢哉f，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直都沒有調整好自己稱霸世界心態(tài)，沒有擺正東方與西方的位置。然而，這個世界的未來不由西方放人說了算，而是包括東方和西方的人類共同說了算。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中國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盤西化者，無視中國大國崛起的事實，堅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這種后殖民心態(tài)使得他們將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對堅持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的學者加以打壓，聽到“中國元素”就指責為封建保守，見到“中國經(jīng)驗”就稱為民族主義，誰提出“中國文化身份”就給誰扣上“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誰堅持“文化輸出”就認定誰“反對現(xiàn)代性”。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文化虛無與文化失敗的情結與“去中國化”的邏輯，居然具有內在一致性。

　　我認為，新世紀中國學者需要重新體認并提出真正意義上的“天下觀”。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眹�家是政體，而天下是胸懷眼光和道德仁禮。如果說，“西方的天下觀”是全球化的同質化的單邊主義，那么，“中國的天下觀”就是提倡多極均勢世界中的文化差異多元主義。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近代中國文化發(fā)展，遭遇到西方霸權話語的“合法性”暴力，他們制訂政治尺度和文化條約，我們只能遵守執(zhí)行。一手拿槍一手拿《圣經(jīng)》的西方征服者，通過戰(zhàn)爭獲得了西方文化話語的高勢位，迫使中國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離在世界文化話語規(guī)則制定的邊緣。如今，中國需要重新認識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識到中國不應該滿足于人類物質生產(chǎn)加工廠的地位，也不應該基于若干個人財富積累走一條非可持續(xù)發(fā)展道路，更不是要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導致“中國威脅論”。而是通過個體的文化修為，促使民族文化逐漸走向自覺自信從容高邁，不再渴望中國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國文化與西方優(yōu)秀文化在差異性文化中互補中，提升人類內在心靈境界。

　　二 西方現(xiàn)代性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文化冷戰(zhàn)”戰(zhàn)略

　　“現(xiàn)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不僅被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批判，同樣被馬克斯·韋伯深惡痛絕地稱為“工具理性”和“歷史理性”而對其加以質疑，更是被著名思想家吉登加以深度批判認為：“現(xiàn)代性”是十七世紀以來出現(xiàn)于歐洲并向世界各地擴散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組織方式。二十世紀以來，“現(xiàn)代性”所產(chǎn)生的巨大轉型力使人們空前地脫離各種形式的傳統(tǒng)社會秩序，這不僅對現(xiàn)代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對人們日常生活存在的基本個人特征也有重大改變，這一現(xiàn)代社會變遷和制度性轉變具有全球化霸權擴張的傾向。[3]這種現(xiàn)代性追求反而導致了其背謬性后果,人類的解放追求不僅沒有能夠建立一個可以自我控制的社會，反而導致高風險社會的出現(xiàn),現(xiàn)代性中的個體正經(jīng)受著一系列文化焦慮和身份磨難。[4]

　　三種“現(xiàn)代性”及其代表人物的觀點：“二十世紀的對“現(xiàn)代性”反思批判，表征為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繼承盧梭、馬克思所強調的解放、救贖與烏托邦批判的“高度現(xiàn)代性”的話，那么，在�？�、德里達、羅蘭·巴特那里，則表征為繼承顛覆性思維方式，即尼采、波德萊爾、西美爾、本雅明等思想相承的“低度現(xiàn)代性”，即關注生活世界內的矛盾變化和揭露現(xiàn)代性的負面效應。那么，布迪厄和吉登斯(甚至似乎可以包括韋伯、曼海姆等)，則可以說是以一種反思性態(tài)度和實踐性策略對現(xiàn)實加以冷靜地分析和剔解，因此，不妨稱其為“中度現(xiàn)代性”。這三種“現(xiàn)代性話語”方式，在二十世紀思想舞臺上，彼此錯落，相互交織，使現(xiàn)代性問題連帶后現(xiàn)代性問題，成為一個無可回避的世紀性和世界性難題。”[5]

　　至于，學術界將現(xiàn)代性分為“審美現(xiàn)代性”“制度現(xiàn)代性”“科技現(xiàn)代性”“歷史現(xiàn)代性”更已經(jīng)是常識。而后現(xiàn)代主義對現(xiàn)代性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批判，使得中國今天哪怕是大學生就對德里達、�？�、拉康、羅蘭·巴特、瓜塔里、杰姆遜的名字不會陌生。這些后現(xiàn)代主義批判的力度之深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對現(xiàn)代性的危機和困境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6]

　　尤其值得尊重的是后殖民主義思想家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知識分子論》，關注全球化時代東方知識分子的面對全球化的自我發(fā)言問題，認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和公正者應為弱勢群體發(fā)言，即使面對國際重大的話語權力和政治勢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東方立場。面對后殖民時代，批判現(xiàn)代性是學術發(fā)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僅僅是將知識消解為零散的碎片，僅僅不斷復制自身的“批判話語”，而無視問題本身的深度和廣度，就難以出現(xiàn)人類知識的新增長，致使話語批判變成時代知識主流的泡沫。

　　近來美國《混合語》（Lingua Franca）雜志不斷曝料——在第三世界推進“現(xiàn)代性”的幌子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豢養(yǎng)一批打手專門打壓那些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對這篇根本可以不理的東西認真起來。中央情報局事實上是美國的文化部宣傳部，中央情報局動用了“馬歇爾計劃”2億美元的資金來搞文化宣傳“心理戰(zhàn)”，通過“法弗德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大量收買本地文化打手，甚至將艾略特《四個四重奏》空投到前蘇聯(lián)，以卑鄙的手法擴大美國文化的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空間。美國政府發(fā)言人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宣傳”定義為：“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一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zhàn)斗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tài)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于本國目標的實現(xiàn)”。霸權主義宣傳和冷戰(zhàn)心理戰(zhàn)的目的是讓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美國宣傳心理戰(zhàn)專家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說得更直白：“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為了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和欺騙都是允許的。而且“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chuàng)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一例外”。[7]

　　大致上說，中央情報局宣傳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對東方文化的本土創(chuàng)造者加以殘酷打壓，另一方面是不遺余力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因為在歐洲人心目中，美國只是一個經(jīng)濟上的暴發(fā)戶，完全沒有文化底蘊。中央情報局曾經(jīng)多次幫助推翻民選政府、扶持軍人政權大搞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誣蔑中國的人權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加快中國傳統(tǒng)文化消亡和失效。這里面都有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zhàn)與中央情報局》（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中，詳盡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除了軍費幾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為進行世界的文化冷戰(zhàn)耗費了多少金錢，網(wǎng)羅了多少人，費了多少心計進行策劃和組織，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藝術種類，又有多少文化買辦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于其中。桑德斯說，“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shù)氐闹�識人，他們從內部的進攻有利于掩蓋美國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三 文化何處去：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

　　英國撒切爾夫人最近說，中國不會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從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國際播撒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彼龔奈鞣街行闹髁x立場看中國，認為中國的知識體系不能參與世界知識體系的建構，不能成為知識生產(chǎn)的大國。換言之，即使中國在巨大的經(jīng)濟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為一個物質生產(chǎn)大國，在精神文化生產(chǎn)和創(chuàng)新乃至輸出上仍然是個無需重視的小國。這就告訴我們，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質財富和金錢暴發(fā)，而更看重一個大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文化輸出的力度。

　　在我看來，一個能夠廣泛地影響世界的大國，一定是一個思想家輩出，在參與世界知識體系建構的知識生產(chǎn)中，不斷推出新的整體性思想體系的國度。更直接地說，就是不再拼湊他國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國經(jīng)驗中國元素建構的社會生活理念和生命價值觀，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體高度和闊度——必須在人類文化價值觀上，擁有影響和引導這個世界前進的文化力量�？梢詮娜齻�方面透視。

　　一，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對西方目前存在的諸多“現(xiàn)代性弊端”加以質疑，對那類缺乏反思地不斷追隨西方現(xiàn)代性，將中國作為論證西方理論和實現(xiàn)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進而看清美國在物質主義和視覺主義取勝的同時，其不斷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斷滑坡的精神世界導致的人類未來走向的嚴重盲視。換言之，我們必須在西方世界理論熱被視覺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開始重新在反思層面上重新思考人類文化何處去的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交給美國研究者去思考，而我們似乎只能不斷被動接受。這個時代已經(jīng)結束了。

　　二，認清“去中國化”在半個世紀的種種嚴重危害，弄清其根本問題的深層癥結之所在。在我看來，“去中國化”現(xiàn)狀隱含了一個嚴重的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橫加干預的文化政治問題。二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的霸權主義開始急速升級，在其不斷干預下，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qū)開始了“去中國化”的惡性進程。歷史資料表明：1945年，朝鮮半島從日本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在美國的強力干預下，朝鮮教育審議會通過了在中小學教科書中廢除漢文全部使用韓文的決議。其后制定了《韓文專用法》，在小學教學中完全廢除漢字教育，僅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漢字。在樸正熙時代，韓國進一步頒布了韓文專用企劃案，全面廢止了在小學和初中的漢字教育，同時韓國公共機關全面禁止使用漢字。前些年我去韓國，從仁川機場到漢城市里，幾乎看不到一個漢字。僅僅在幾家中國書畫店鋪看到中國字。韓國的去中國化可謂非常徹底。

　　戰(zhàn)后日本投降后，轉身成為美國的崇拜者。美國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國化”，這個千年年來受中國文化恩澤的影響深遠的國家，加速了廢除漢字的歷程——中學課本中很少有漢文詩文，輕視漢字的政策導致了青少年一代對漢字的隔膜，日本年輕學生對漢字和漢字書法日益疏遠。加之其崇拜美國大兵，全日本重視英語的后殖民傾向相當嚴重，昔日的漢字詞匯和日語詞匯正被英語音譯的假名所代替，日語中的英美外來語充斥，日本成功地進行了“去中國化”策略，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日益“脫亞入歐”。

　　1945年以后，進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語拉丁化運動開始加速，曾經(jīng)“中國化”的越南知識階層開始推進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為正式的越南文字。這種從廢除漢字到全盤拉丁拼音話文字的進程相當徹底，漢字在越南已經(jīng)被徹底廢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為這個曾經(jīng)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的小國的國家文字。

　　同樣，新加坡是華人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百分之七十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戰(zhàn)前一直是大英帝國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據(jù)點，后經(jīng)萊佛士努力而逐漸發(fā)展成繁榮的轉口港。1942年后被日據(jù)三年半后歸英國管轄，1946年英國將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去，充作英國的海外基地和在東南亞勢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脫離馬來西亞聯(lián)邦。新加坡通用華語、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四種官方語言，但政府機構等多通用英語，學校也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可以說，這個華人為主體的國家重視英語輕視漢語的后殖民景觀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隨著中國的經(jīng)濟軍事的崛起，中國的大國地位獲得了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認同。于是中國文化和語言重新獲得了周邊國家的重視。盡管“去中國化”的論調仍不時地冒出來，但整體上“再中國化”已然成為中國周邊國家逐漸明晰的基本文化戰(zhàn)略�？梢钥吹剑喉n國從2000年開始恢復使用漢字，并在中小學推行1800個漢字教育；
日本也在“脫亞入歐”的喧囂后讓日本學生重新開始學習漢語，每年都有數(shù)萬日本學生人接受漢字水平考試；
而越南與中國的邊貿(mào)十分火熱，漢語也成為與英語同樣的熱門外語；
新加坡政府近些年來主導民眾“講華語運動”，新一代華人使用普通話的現(xiàn)象日益普遍�？梢哉f，新一輪的漢語熱，說明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中國的發(fā)展將帶動周邊東亞國家的發(fā)展，乃至世界的發(fā)展。

　　但是，臺灣地區(qū)所謂“教育部”仍在逆歷史潮流而動，肆無忌憚地興起“去中國化”浪潮，修訂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不僅將教材中的中國歷史文化大量削減，而且將“中國文字”改成“漢字”，“國語文”、“中文”改成“華語文”，“鄉(xiāng)土語言”改稱“本土語言”，凡是有“中國”、“中”或“國”的字樣，都強行拆除取締。這種文化分裂主義的做法同國家分裂主義一樣，是歷史的倒退，必定失敗無疑。

　　當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轉折景觀是：國際間的經(jīng)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xiàn)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這無疑是國際文化未來的大格局。對此，我們不可不察！應該把國家戰(zhàn)略的建構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聯(lián)系起來，在可持續(xù)的文化發(fā)展和精神生態(tài)平衡中，將東方文化的和諧精神不斷播撒向整個世界，在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使中國文化整體創(chuàng)新成果世界化，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四 反對文化霸權主義堅持文化多極多樣化

　　從歷史上看，西方對中國的立場經(jīng)歷了從仰視到平視再到俯視的過程，文藝復興之后，西方從神學走出，茫茫無路之際，《論語》等儒家著作中“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達人”等思想，一度成為民主政治等“人學”思想的來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國卻找不到或者不再尋找這種精神資源，他們除了看到經(jīng)濟和軍事增長外，根本不知道中國還有人類需要的思想。這對中國明天非常危險，因為“中國威脅論”會不斷可持續(xù)發(fā)展下去，不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國人自己的文化失敗主義。

　　文化失敗主義導致了很奇怪的全球文化現(xiàn)象，全世界都在談中國，而中國人自己卻不談中國，一談帽子就來了——民族主義。筆者決非民族主義者，而是世界主義者。學者應該有身份立場。西方學者都是有立場的，康德很少談中國問題，黑格爾談到中國的態(tài)度是藐視的，認為除了老子有些哲學思想外，《論語》不過是倫理學，近代更有許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罵得一塌糊涂。我們不可能成為高鼻子、藍眼睛、黃頭發(fā)。而西方人也不會定要說中國話、吃中國菜，繼而思考中國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和出路只能靠我們自己，一味的文化虛無和失敗主義于事無補。更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為標尺衡量中國發(fā)展，就會忽略東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異，當經(jīng)歷全盤西化的艱難以后達到了科技一體化和制度并軌話的目標，但是無形的中國文化身份和宗教對話目標卻可能會失去。中國就可能成為西方第二手復制品，失去了中國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國身份。

　　中國發(fā)展的歷史是堅持“王道”反對“霸道”的歷史，這意味著中國不做全球霸權并反對全球霸權。我很同意學界的一種說法：中國發(fā)展的第一目標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國屬于世界。中國發(fā)展的第二目標是中國化，即成為自己，成為自己并非復興歷史，而且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尋找到中國的身份和認同。在中國崛起中，學者必須思考是中國當代問題究竟是什么？中國在國際化的學術話語是否只能有西方人提出來？中國思想是否應該成為西方學界關注的問題而非邊緣問題？真正的學者應該提出在國內能獲得學界認同，在國際可經(jīng)得起批評辯論的中國思想。我們必須對西方神話般的“普世價值”增補差異性思維角度，打破文化單邊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全面總結中國現(xiàn)代化經(jīng)驗中的“中國之路”，使知識界切實在文化創(chuàng)新和中國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

　　“文化身份”是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權主義的前提條件。身份危機表征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的總體危機。東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國立場的正當性。當務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確立，即在重視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fā)展。如果中國經(jīng)濟日益發(fā)達，而文化卻不斷萎縮，必然會因經(jīng)濟和文化發(fā)展不平衡而導致結構性內耗。因此，今天不僅需要全面振興傳統(tǒng)文化和創(chuàng)造新文化，而且為了減少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誤讀”，需要堅持文化的可持續(xù)“輸出”，從而形成文化和經(jīng)濟均衡發(fā)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體化神話，彰顯東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國文化立場。

　　坦率地說，當代中國文化的輸出有四個重要維度：總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遺產(chǎn)；
更新觀念對當代性文化正負面效應加以批評總結；
清理當代文化大師的理論與實踐；
將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藝術形式，輸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學者的思想，從而使世界真正在價值平等的平臺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闡釋中國文化與思想意蘊。這樣世界就會認識到：經(jīng)過汰變的中國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種擴張性文化，不是持“中國威脅論”人士宣揚的那種沖突性文化，不是19世紀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敗脆弱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有深刻歷史感和人類文明互動的歷史文化，是具有書畫、琴韻、茶藝等藝術性很強的精神文化，是懷有“天下”觀念和博大精神的博愛文化。

　　五 重新評估“美國精神”與“中國精神”世界化

　　中國的崛起，使得“美國精神”和“美國夢”不再那么斑斕誘人，學者們大量著述開始對美國精神美國現(xiàn)代性加以批判。美國也開始正視中國的巨大存在意義和中國文化的重大價值，提出現(xiàn)代歐洲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看中國是“遠東”，而今天從美國往西看，則中國是美國的“近西”。這一提法的重大變化在于，昔日從歐洲看中國的“現(xiàn)代性”變?yōu)榱藦拿绹�看中國的“當代性”。但問題是，中國、日本、韓國似乎都可以稱為“近西”，美國是站在什么立場說“近西”的？可以說，是在日美、美韓同盟這一立場，或者說，美國從來就把日本、韓國看作自己的前沿陣地。但日本、韓國民族情緒和正�；�進程的進展，美國遭受的將不僅僅是中國的挑戰(zhàn)，而是中、日、韓三國的挑戰(zhàn)。美國無視日、韓的獨立性價值，必將引起日本、韓國的離心傾向。這一點對中國而言是積極的。

　　中國文化的價值特征，應該成為“價值論轉向”的重要元素，為人類的明天做出自己的價值闡釋和遠景規(guī)劃。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zhàn)》認為：“中國同西方有‘兩次接觸’：第一次耶穌教士東來幾乎沒有對中國思想產(chǎn)生影響，第二次中國知識界沒有選擇。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思想應該說走過了那個被動、強制的時代，現(xiàn)在到了對中國思想進行重新檢索的時候了。這種檢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學概念對中國思想傳統(tǒng)進行重新詮釋，也不是回到過去，而是以中國自己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思想。一方面避免墮入虛假的普世主義的旋渦，另一方面以重新檢討過的中國思想光華來豐富世界思想，從而避免陷入民族主義的陷阱。因為虛假的普世主義其實是一種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則會產(chǎn)生刺激民族主義滋長的反作用”。[8]

　　人類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否具有重新反彈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創(chuàng)建精神生態(tài)平衡的世界呢？可以說，人類在“語言學轉向”和“文化研究轉向”之后，加速了“文化價值觀”的失落，因而應該有一次“價值論轉向”“價值論復歸”。20世紀美國pop文化的強力推進，使整個世界文化發(fā)展從過去的形而上學、終極價值、根本原理、方法意義、本質規(guī)律問題，進入到文本、語言、敘事、結構、張力、語言批判層面，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學轉向就成為本世紀哲學或詩學“終點”，相反，它僅僅是成為一個轉向之后的“新轉向”——“文化研究轉向”，即由“語言”轉向了歷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文化霸權研究、社會關系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甚至文化傳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換言之，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走出了“語言的牢房”，而進入了一種所謂的人文科學“大理論”之中。于是，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等在新的層面上成為語言學轉向之后的新話題，不斷出現(xiàn)在女權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以及文化研究領域中。[9]但是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因為中國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沒有進入國際大循環(huán)，沒有成為人類經(jīng)驗的一部分，沒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關注。

　　中國價值的重新發(fā)現(xiàn)和發(fā)揚光大，其一是文化價值身份認同的多元化。創(chuàng)新必須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認同多元化意味著理論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它不再變成“大眾理論”而變成“小眾理論”“圈子理論”，甚至變成孤獨的“守望者的理論”，其普適性合法性出現(xiàn)了問題。

　　在中國的GDP居世界領先地位時，當中國不再是一個世紀前的半殖民國家，當代中國文化人應該努力提升大國文化精神，中國家應該證明中國文化可以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藝術經(jīng)驗。中國不能在經(jīng)濟上是大國而在文化上是弱國，天下至危險者是“帽大身小”：外在的形象帽子——經(jīng)濟軍事很發(fā)達，內在卻文化虛無——沒有攻心為上的文化說服力，這是多么危險的處境！從歷史上看，日本在19世紀末期散布“蒙滿非漢論”，最終在20世紀初期使得外蒙獨立出去。20世紀初，日本又向韓國提出“高句麗”問題，這個問題在20世紀末期爆發(fā)，韓國總統(tǒng)訪問美國時說：“中國侵略過韓國300多次，這個仇要永遠記得”。我們周邊國家的沖突的確危險，但是可以用文化戰(zhàn)略化解而和睦相處。如果文化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情勢會更加危急。

　　在播撒“中國威脅論”之后，日美1985年后又提出“中國七國論”——將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可謂危險之危險！中國的和平和統(tǒng)一離不開軍事、政治的權力話語，更離不開文化的凝聚力！歷史上統(tǒng)一的大國，文化作用非同小可。秦始皇征戰(zhàn)六國統(tǒng)一后用法家治國，可惜秦兩代僅僅十五年而國家滅亡；
漢代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卻能夠四百年長治久安！文化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我們要看到文化的重大價值，每一個文化人都應該把頭伸出斗室，看到當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文化是攻心為上，戰(zhàn)爭是攻城為下。面對文化中國問題，今天的文化人不可以大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了中國和平與人類和平，中國知識界和藝術界應該做些文化大事。

　　可以說，周邊發(fā)達國家正在進行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爭——“文化戰(zhàn)爭”。我們的中華文化卻在一些人的民族虛無主義中自卑自憐，為個人利益而計較，卻沒有想到“天下”。中國人做學問古來就有“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今天還有幾個學術人認為心里有“天下”？還有幾個做學問的人有“公器”“公正”的度量衡？文化炒作、指鹿為馬比比皆是。中國學者和藝術家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應該提到國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了！

　　聯(lián)合國提出三個1% ，指出有三種病百人中就出現(xiàn)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殺率1%、艾滋病1%。[10]今天的中國學者詩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詩人靈魂的痛苦，自然科學中心主義將人文科學的人文關懷邊緣化！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其實，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是不斷地否定再否定，人文科學是復古再復古，肯定再肯定。為什么現(xiàn)代化許諾的是人類物質極大豐富的輝煌勝利和未來美景，而這么多人把生命不當回事呢？為什么我們期望的是美好未來卻又會突然終斷如花似玉的生命？今天人們的生活非常浮躁，包括從大藝術家到小藝術家，從教授到學生，文化虛無主義都非常流行，而文化失敗主義非常猖獗，一切問題似乎歸根結底都在于東方文化不再重要而要被現(xiàn)代西方淘汰出局。美國哲學家丹尼·貝爾說：前現(xiàn)代是農(nóng)業(yè)社會，現(xiàn)代是工業(yè)社會，后現(xiàn)代是信息社會。今天發(fā)達國家進入了信息社會，但是中國仍被認為是前現(xiàn)代社會。西方人一直向人類灌輸“時間之軸”的說法：低級文明被高級文明所代替，在時間之軸中東方被排在現(xiàn)代性之外。

　　如果“現(xiàn)代性”一意孤行，未來的世界將充滿危險。如果核大戰(zhàn)爆發(fā)，將是人類的集體自殺！對于整個世界的未來，我認為東方和西方只能坐下來談，談什么？談文化！東方文化也許是慢的文化，但它最近越來越影響西方。英國出現(xiàn)了“慢生活主義”對抗現(xiàn)代性的快節(jié)奏非人生活，德國出現(xiàn)了“極簡單生活主義”對抗當今世界的消費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現(xiàn)代西方人正在從東方思想中獲得好的影響而迷途知返。

　　六 “中國形象”在全球“國家形象”中的地位

　　最近，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委托環(huán)球掃描公司進行國家形象調查，讓世界各國對英國、加拿大、中國、法國、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鮮、俄羅斯、美國等國，從給世界帶來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的標準來加以評估。從近三萬名不同國家的中高層人士的調查中，對上述國家的國際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國《時代》周刊公布。得到認同得票數(shù)：加拿大及日本均為54％、法國50％、英國45％、中國42％。中國國家形象排名第五�！�

　　過去由于冷戰(zhàn)模式的對抗和中國文化輸出不夠，使得西方國家對中國大多不了解，歐洲不少人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風雨飄搖時代�！皬姶蟮闹腥A帝國滅亡后，整個世界落入了歐洲列強、俄羅斯、美國三方的手中�！�…歐洲各帝國讓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國階級的底層人民。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現(xiàn)代化的觀念，以及‘民族自決’的西方概念�！�…幾乎所有的現(xiàn)代后殖民國家，都是前帝國政府如此創(chuàng)造出來的”。[11]但是，今天歐洲尤其是英國這次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被稱為“歐洲后院”的非洲對中國一直大多為友好的正面評價，被稱為“美國后院”拉美國家對中國正面評價已經(jīng)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劃環(huán)太平洋四國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聯(lián)手遏制中國的地緣政治謀略中，澳大利亞、俄羅斯、印度、韓國人對中國的正面評價卻不斷上升。

　　這次國際性的民間評價中有兩個現(xiàn)象值得重視：一是美國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國家形象成為與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國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過多，其明顯的霸權主義的國際行為導致世界性負面評價上升，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不重視美國，相反美國在世界的話語權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脫亞入歐”的國際性策略的生效，開放的國家形象一度成為了亞洲現(xiàn)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國際大循環(huán)中。盡管日本在亞洲國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戰(zhàn)問題、靖國神社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慰安婦問題在亞洲國家中形成負面形象，但沒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所以在國際社會中對日本評價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認為：“為什么國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國會如此差勁？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不恥的民族，為什么在世界上的國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標定為“入常年”，我們中國人究竟應該持什么態(tài)度？”面對這一系列追問，我們必須以大國心態(tài)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關系，重建中日深層對話的國際機制。

　　中國正面形象的國際評價提升表明，中國正在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并被世界各國人民重新認識和接納。這無疑對作為總體的“中國形象”的設計，對當代知識框架和思想資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中國精神意識庫存加以清理，從而消減中國文化自卑主義，排除自我虛無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三十年來，中國從70、80年代的“政治中國”走向了90年代的“經(jīng)濟中國”時代，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進入新世紀“文化中國形象”的時代，即注重在國際事務中展示東方文化的獨體思維方式，將文化命運和中國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進而將文化中國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最新發(fā)展聯(lián)系在一起。

　　但是我們要注意，中國在國際的正面評價中，仍未過半數(shù)，說明一些國家仍存在冷戰(zhàn)意識，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盡管在亞洲國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脫亞入歐”時期在歐美國家中有自己的市場。但是有一點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國形象開始讓位于中國自身變革的中國形象。西方強勢的世界化擴張，導致了世界性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沖突。西亞中亞的伊斯蘭文明與南亞的印度文明，在經(jīng)濟體系上已經(jīng)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東亞中華文明則拒絕西方中心主義世界經(jīng)濟—殖民體系，在人類的現(xiàn)代化運動中，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

　　近來，應法國France24電視臺和美國《國際論壇先驅報》的請求,法國社會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在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英國和美國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參與本次民意調查的被詢問者包括上述國家16歲至64歲的6645名居民。調查結果顯示,98%的法國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國人和絕大多數(shù)被詢問者均認為,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強國，而世界上第二號強國是中國。持有這一觀點的被詢問者在各國的比率分別是:法國-93%,美國-90%,德國和英國-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在新世紀的國際化與平臺上，我們應該抓住時機重塑有獨特魅力的“中國形象”。這一國際形象的塑造，同我們平衡地把握中國形象的現(xiàn)代性與本土性緊密相關——沒有科技現(xiàn)代化就無法認同世界文明的進步，沒有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性就無從認同文明的本土主體。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價值修為，只有整個社會的良好的文化素質，中國的和平崛起才是無法阻擋的，中國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續(xù)的。

　　全球化在“科技一體化”和“制度并軌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對話化”和“宗教非沖突化”已經(jīng)成為各國首腦的議事日程上的頭等大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戰(zhàn)略理論家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說明在不同文明之間爆發(fā)沖突的可能性會導致世界性戰(zhàn)爭。[12]其后東歐著名思想家齊澤克提出“文明差異論”，說明在同一種文明形態(tài)內部同樣可能爆發(fā)文明沖突。因此，中心話語同邊緣話語對話、少數(shù)民族同主體民族的對話、宗主國同殖民地的對話尤為必要。無疑，文明對話的差異、語言之間的差異、文化間的差異導致的文化戰(zhàn)爭十分復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類如果忽略文化軟實力間的和諧互補，就將為文化差異導致的文明沖突付出巨大代價。[13]

　　可以說，世界重大歷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內幕，全球化經(jīng)濟運作充滿潛規(guī)則和陰暗面，我們更應該嚴重關注新世紀文化戰(zhàn)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jīng)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jīng)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jīng)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七 中國“三和文明”應同西方“三爭文明”互補

　　后現(xiàn)代主義批判現(xiàn)代性集中在“理性”問題上，而現(xiàn)代“理性”包括三方面：工具理性，歷史理性，人文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所謂的技術理性，主要表征為高科技的“熱核戰(zhàn)爭”�，F(xiàn)在，全球有一萬枚原子彈，氫彈無數(shù)，足以毀滅人類300次。但是今日世界范圍內的“核大戰(zhàn)”是任何人都不敢打的，一旦打起來人類必然走向“集體自殺”。歷史理性，表征為現(xiàn)代歷史上掌握國家權力者提出的“終極烏托邦”，以此蔑視當下人性的合法性要求。如納粹法西斯等用“烏托邦”掩蓋險惡用心而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災難。在工具理性龐大，歷史理性猖狂之下，人文理性在后現(xiàn)代社會中正在空前地淡漠化、平面化、虛無化。東方乃至整個人類正在緊跟西方后現(xiàn)代虛無主義漂移，并因襲復制西方的文化精神生態(tài)疾病基因，從而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精神生態(tài)”病毒蔓延。

　　當今世界，由于中國文化精英對西方文化的幾乎全盤認同，對本土文化的邊緣化和虛無化，使得中國文化資源大部分流失，東方文化在未來世界的地位令人堪憂。中國這樣一個經(jīng)濟軍事崛起的大國，其文化在全球不斷遭到誤讀和邊緣化，將使得中國進一步被“妖魔化”和“邊緣化”。一個被妖魔化的中國形象，其“大國文化安全”將進一步惡化。只有東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一起成為人類的“新雙元文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邊緣已開始軟化、相對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還不斷被消費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經(jīng)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經(jīng)典通漲的觀念進入當代文化之中，文化經(jīng)典的意識在消費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喪失著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經(jīng)典作為一種尺度仍然存在于每個文化家的心靈中，甚至連“反經(jīng)典”的游戲文化也內隱著經(jīng)典的尺度。只是這尺度的深隱使得人們書寫時總做出一副休閑式做派或前衛(wèi)姿態(tài)的個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國文化經(jīng)典內涵的同時，正盼望著成為這個無經(jīng)典時代的“經(jīng)典”。

　　在我看來，當代文化發(fā)展的關鍵是“走近經(jīng)典”。在中國文化經(jīng)歷了一個世紀的西化浪潮之后，應該重新檢討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取向維度，從文化行為藝術和全盤西化的文化盲視中走出來，重新“走近經(jīng)典”“走進魏晉”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僅僅走近經(jīng)典是不夠的，要使中國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話語形象，必須發(fā)掘中國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國文化的“守正創(chuàng)新”和不斷世界化的新戰(zhàn)略。

　　幾年前，我提出“發(fā)現(xiàn)東方與文化輸出”的觀念，進而提出要不斷“走近經(jīng)典”, 不斷創(chuàng)意經(jīng)典, 從而創(chuàng)造出中國自己的新經(jīng)典。走近經(jīng)典, 為了繼承；
創(chuàng)意經(jīng)典, 為了圖新。在提出“走近經(jīng)典”以后，我又進一步具體化為“創(chuàng)意經(jīng)典”、“文化原創(chuàng)力”、“文化輸出”等，表達了我對中國文化界整體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觀念、文化形態(tài)、文化價值、文化傳播的某種文化期待。“創(chuàng)新”是生命精神噴發(fā)狀態(tài)，而“原創(chuàng)力”是文化生產(chǎn)力，可以表征大國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現(xiàn)代語境中，新世紀中國文化應在當代中國文化流派眾多的話語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橫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結的現(xiàn)代性訴求, 超越技法結構層面的藝術話語, 堅持以文化為心性的文化本源。

　　堅持只有“走近經(jīng)典”、“創(chuàng)意經(jīng)典”，從大量古今優(yōu)秀經(jīng)典作品中吸取養(yǎng)分, 再結出自己的新果來, 按照這樣的文化理念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當代文化精神的癥候。我堅持認為：中國文化對傳統(tǒng)的精神傳承和文化創(chuàng)新的同一性，在于強調“走近經(jīng)典”。走近什么同時意味著遠離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經(jīng)典”就是要從一個世紀的文化虛無主義中走出來，從主體性的誤區(qū)——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來，遠離虛無與小我，走近中國“文化經(jīng)典”，對“文化經(jīng)典”保持尊敬并加以傳承，對“歷史輝煌”的時代加以接氣并重新闡釋。

　　當代文化過分商業(yè)化和怪異化現(xiàn)象是值得反思檢討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注定了要將傳統(tǒng)具體化凝練化為流動的生生不已的新傳統(tǒng)，既有當代人的現(xiàn)代感的線條墨韻，也有民間生動有趣的拙樸意態(tài)。優(yōu)雅的“晉韻”與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筆法”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的格高韻深、直觀玄遠、生命體悟的代表，“魏晉風骨”使得文化成為人寄情抒懷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邁人生理想的文化載體。在我看來，文化之所以看似簡單卻頗不易把捉論列，在于文化不僅呈現(xiàn)為某種藝術審美形態(tài)，而其深蘊著哲學精神。只有深刻地實踐體驗，再迭加上升華的哲學思維，才能反觀到書之道的微言大義，才能真正領悟文化之道與人格之道緊密相關。

　　需要指出的是，創(chuàng)新經(jīng)典是新世紀中國文化的文化戰(zhàn)略。當代文化應該多元化，但是多元不應沒有文化主調！我們應該在走進經(jīng)典中重新體認發(fā)掘文化經(jīng)典的當代意義，進而創(chuàng)造屬于這個時代的新經(jīng)典。在當代文化的文化定位這個文化發(fā)展的基本問題上，我認識到文化原創(chuàng)性和尋找國際審美共識是當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經(jīng)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斷創(chuàng)出新經(jīng)典的原創(chuàng)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為時代文化大家。換言之，當代中國文化重要課題在于在自身創(chuàng)新中尋找一種國際性的“審美共識”。將本民族傳統(tǒng)的審美空間擴散到更大的現(xiàn)代文化空間中去，形成一種國際性文化審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識。這就要求我們要借鑒西方一些現(xiàn)代藝術的形式通約，融入本土文化內容，使之充實而具備現(xiàn)代形式美感。在這個過程中，內容將更多變成意境，形式將更多變成語言，最終達成新內容與新形式的完善結合，變成國際性的具有審美共識性的文化美。這表明從本土主義文化出發(fā)，應該提出世界主義的文化觀。就是說，文化不僅僅是東方化的審美需要，也是整個人類的審美需要。

　　我體認到：在全球化的理論播撒和理論旅行中，中國不應該成為被動的納受者。中國同樣應該在全球化文化互動中從事理論播撒和輸出新理論，形成雙向的“理論旅行”。一種對等互動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藝術和理論反思能夠真實地發(fā)生和生成在這片厚土之中，完成從一個世紀的拿來主義之后的文化輸出主義。在文化創(chuàng)作方式，文化本體結構、文化接受方式、文化傳播機制、文化價值功能都產(chǎn)生轉變的時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踐行者，當通過自己的筆歌墨唱，為新世紀中國文化實踐和理論的自我創(chuàng)新和輸出，提供堅實的文化觀念和價值重建地基。

　　必須承認，在全盤西化的文化虛無主義中，“再中國化”實行“走近中國文化經(jīng)典”的路程是艱難的，因為以文化個體的眼光確立經(jīng)典確乎帶有文化層面的冒險性。但是理論家存在的意義就在于，在價值平面化模式重樹文化經(jīng)典的尺度，并通過嚴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經(jīng)典”的地位，進而堅持在傳統(tǒng)經(jīng)典基點上，全面開始新世紀中國文化經(jīng)典的創(chuàng)造，并從中產(chǎn)生新時代的文化大家�？梢哉f，在中國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應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國文化大家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了，才可能對日本、韓國、東南亞形成更大影響，才可能從發(fā)現(xiàn)東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個新的理念——中國文化的輸出。創(chuàng)新經(jīng)典是新世紀中國崛起的文化戰(zhàn)略，這意味著，新世紀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人類的世界的！在我看來，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在美國金融危機乃至多種危機共振的形勢下，新世紀中國文化不應再亦步亦趨地追逐西方潮流，我們必須揚棄西方的現(xiàn)代文化與后現(xiàn)代藝術的低俗性和虛無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更多關注，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誤讀發(fā)現(xiàn)差異性文化之間心靈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體上創(chuàng)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氣著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生態(tài)失衡問題，讓人類告別戰(zhàn)爭、瘟疫、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tài)的自然和社會。

　　尋繹出亞洲美學思想、東方文化思想，中國藝術觀念和藝術創(chuàng)作手法、風格、流派和交流方式，同時找到國際審美的共同形式，不再跟在美國后面做行為藝術和裝置藝術，而是將中國文化元素提煉出來，構成新的文化藝術方式，將中國神沒經(jīng)驗逐漸世界化。這種藝術生產(chǎn)和消費模式表明，這個世界不再由中國說了算，也不由歐洲說了算，也不由美國說了算。在美國金融危機文化危機和生存危機中，中國應該大聲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戰(zhàn)略：當今世界美學精神不應該再是一種西方丑學精神，而是整合了東西方精華以后的“大美學精神”，中國文化形象應該是一種“大文化形象”，新世紀的書法應該是一種“大書法形態(tài)”。只有這樣對人類未來文化藝術負責地有所作為，人類未來的藝術才不再是丑陋和惡心的，而是綠色生態(tài)的和美好可持續(xù)發(fā)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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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呂浦、張振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2]呂浦、張振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5頁。

　　[3] 參見吉登斯《生活在后傳統(tǒng)社會中》、《現(xiàn)代性的后果》等。英國著名學者吉登斯，任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院長，曾任英國布萊爾首相和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顧問，近年來發(fā)表的《現(xiàn)代性的后果》（1989）、《現(xiàn)代性與自我認同》（1991）、《親密關系的轉型》（1992）、《超越左與右》（1994）、《為社會學辯護》（1996）和《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1998）等，引起國際學術界和政治界的廣泛關注。

　　[4] 參安東·尼吉登斯 著《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王岳川著《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 參王岳川著《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 王紹光《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見《讀書》2002年第5期。

　　[8]（法）于連（François Jullien）《新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挑戰(zhàn)》，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

　　[9] 參見王岳川著《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0] 根據(jù)聯(lián)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2007年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全球艾滋病感染者達6000萬，死亡2500萬。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計，全球抑郁癥發(fā)病率約為11%。全世界目前大約有1億2000萬人患有抑郁癥。目前自殺是中國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歲到34歲死亡人群中，自殺是首位死因。參見王衛(wèi)紅主編：《抑郁癥、自殺與危機干預》，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

　　[11] 安東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國簡史——遷移、探索與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0頁。

　　[12] （美）約翰·伊肯伯里主編《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羅伯特·阿特著《美國大戰(zhàn)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3] 費約翰著《喚醒中國》，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

　　[14] 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承諾人類走向共同富裕，但事實上全球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公正難以落實。有關資料表明：全球界有10億人每日靠不到1美元在世界上掙扎，另有15億人依靠1到2美元艱難度日。同時，現(xiàn)代世界兩極分化導致大批失業(yè)者、難民、窮人與現(xiàn)代文明繁榮似乎無關。

　　[15] 博德里亞著《消費社會》，第14頁。

　　[16] 布爾迪厄著《關于電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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