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里所說的對外關系，是指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與判斷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jīng)濟得到快速發(fā)展，國際地位有了顯著提高，人們都歸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國內(nèi)工作方針作了根本性的撥亂反正，也就是改“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這當然是對的。但在對外關系上的撥亂反正，長期以來，人們卻提得不多，可能重視不夠。其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這兩個撥亂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為重要。因為對世界形勢的根本判斷，是我們制定對外和對內(nèi)政策的基礎和前提。試想，如果我們一直認定，大戰(zhàn)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還能放心大膽地埋頭于經(jīng)濟建設嗎？正是在這個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的撥亂反正上，胡耀邦在當時中央領導人中是認識比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對我們黨和國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在這方面極為豐富的思想和實踐，或被抹殺，或被歪曲，人們很難看到歷史真相。所以，進一步挖掘、研究和發(fā)揚這方面的寶貴遺產(chǎn)，不僅為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聯(lián)系這些年的情況來看，更有迫切的現(xiàn)實意義。有鑒于此，在紀念他逝世20周年的時候，我也就不揣淺陋，在這個問題上做點初步的梳理和探討，不知能否起到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為什么要把胡耀邦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在對外關系上的認識和工作，叫做撥亂反正呢？這是因為，至今的主流輿論，直到黨中央，從來都只承認我們國家，特別是毛主席，在國內(nèi)工作中犯過“左”的錯誤。雖然極不徹底（國內(nèi)問題上，胡耀邦的看法也和黨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有很大不同），但終究承認有錯誤，因此自然要進行撥亂反正。但是對世界形勢判斷和外交問題，黨中央，也就是它的主要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個不短的時間里并不承認犯過錯誤，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撥亂反正問題。后來雖然不得不改變一些看法、對外交政策作相應的調(diào)整，但還是肯定過去，不提撥亂反正，或者加以淡化和回避。這表現(xiàn)在研究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鄧小平就斷然否定了胡耀邦著重于總結經(jīng)驗、汲取教訓的提綱和意見，而堅持重點為維護毛主席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旗幟，以及更多地肯定過去，特別是對國際和外交問題的完全肯定。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jié)里，談到毛澤東對文革“的全局性的、長時期的‘左傾’嚴重錯誤”時，卻又說，“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zhí)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zhàn)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睂φ瘴覈�后來對國際事務的實際認識特別是在對外關系上的實踐，《決議》的這些論點還能站得住嗎？正是這種外交上一貫正確的論斷，使我國外交部在對外表態(tài)中才習慣于使用“我們歷來主張”、“我們的立場是一貫的”這類提法。這就很難講得通我們在各個時期都有的政策調(diào)整，特別是文革期間提出的“一條線”戰(zhàn)略和改革開放后在世界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上的根本性變化。而這種一貫正確說法和前后不同做法的兩相背離，只能以對研究討論設禁區(qū)來掩蓋。但這樣做，對自己來說，就無法認真汲取經(jīng)驗教訓，使我國60年來極為豐富的外交實踐難以得到科學總結，上升為系統(tǒng)理論，有些情況甚至連做到自圓其說都不易；
對外來說，會減弱我國一直在做的使別國對我國增信釋疑的工作效果，損害國家的形象，給人留下我國對外不透明和不講真話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改革開放初期的領導人中，胡耀邦就反對掩蓋錯誤，主張總結經(jīng)驗，還歷史本來面目，從中汲取教訓，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只是由于他雖然處于總書記的崗位，卻受毛澤東思想和當時“老人政治”領導格局的制約，對重大問題的發(fā)言權有限，更不用說決策權了。在強調(diào)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則下，他的一些獨到見解和銳敏看法，就不能坦率提出和公開表白，只能講得很婉轉，甚至很隱晦。即使在內(nèi)部或其他場合提出某些和鄧小平、陳云等不同的意見，媒體也很少報道，更不會得到宣傳，所以也鮮為人知。例如對建國頭三十年的錯誤，鄧、陳和中央的正式提法，都沒有提到路線高度，時間也控制在二十年，更多地還是限于文化大革命�？珊�耀邦卻多次提到過去犯了“極左路線”的錯誤，而且不限于文革，在十二大報告中就說要“對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面清理”。但是，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的許多獨到見解，不但不得不講得極為含蓄，甚至往往還要附和兩句他并不同意的相反提法。例如他多次講過戰(zhàn)爭打不起來，但后來在十二大報告中還是不得不加一句鄧小平一再講的“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由于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而越來越嚴重”。雖然有這么多的曲折和對不同意見的附和，不過只要我們進行較為深入系統(tǒng)的探索，特別是從同一時期和主要領導人對同一問題講話的對比中，就不難發(fā)現(xiàn)胡耀邦的敏銳思想和獨特見解。這方面最容易被埋沒的，也許就有他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外交政策上的高瞻遠矚。這也是本文特別標明他在對外關系中進行撥亂反正的原因。

　　胡耀邦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fā)，勇于正視我國對外關系過去和現(xiàn)在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及時進行調(diào)整和改變；
在撥亂反正中，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據(jù)、新原則、新方針，以及外事工作所應采取的新做法和應具備的新風貌。這是對中國外交的突出貢獻，值得我們，特別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和進行外交工作的人員認真研究和學習。這里就先對以下三個問題作點初步討論

　　一，對世界形勢和時代問題的新判斷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與發(fā)展是兩大時代特征，認為世界大戰(zhàn)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發(fā)展而不是革命。

　�。ㄒ唬�對時代特征的判斷是國家對內(nèi)和對外戰(zhàn)略決策的根本依據(jù)

　　關于時代問題，中國學術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曾進行過長時間的熱烈討論，到九十年代上半期才漸趨一致，這就是都認為和平與發(fā)展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基本特征。雖然至今還有人不同意和平與發(fā)展時代的提法，但是也不能和不敢否認這兩大時代特征。既然如此，就很難說有個不由基本特征決定的別的什么時代了，再爭論也只能是摳名詞了。說“不敢”，是因為黨中央在1987年十三大報告中已正式宣布“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也即時代特征的提法。可此后又為什么還有人不同意把時代特征和時代結合在一起呢？這就很難說了。也許是由于固守列寧和各國共產(chǎn)黨長期堅持的“帝國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傳統(tǒng)影響的緣故。

　　中國共產(chǎn)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左”派人士至今還堅持的這一提法，并且一直持續(xù)下來。由于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戰(zhàn)爭與革命（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戰(zhàn)爭就不可避免，所以人們也簡稱為戰(zhàn)爭與革命時代）。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是這樣說的。直到建國后頭三十年，我們還更強調(diào)這一提法，當然也就按這一判斷制定自己的戰(zhàn)略方針了。這就是：對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
對內(nèi)，以階級斗爭為綱，從不斷革命發(fā)展到“全民皆兵、準備打仗”，而且是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zhàn)爭”。歷史已經(jīng)一再證明，人們也越來越看得清楚，這一判斷和決策，不但使中國喪失了一個經(jīng)濟、政治、科技、文化發(fā)展的黃金機遇，而且把國家推到幾近崩潰的邊緣。經(jīng)過荒誕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從上到下才逐漸覺悟到，不能再這樣胡折騰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在文革中的“四人幫”追隨者和少數(shù)不愿放棄既得權利和思想極保守的“左”派以外，全國上下在必須集中力量搞經(jīng)濟建設這一點上很快就達成共識。這就又碰到了對世界形勢和國際環(huán)境的估計，也就是對時代特征的判斷了。

　　集中搞經(jīng)濟，人們的思想轉變比較容易，但改變對時代的判斷可就比較難一些了，因而需要經(jīng)過一個時間不能太短的過程。特別是當年參與決策并長期積極執(zhí)行的領導人，要他們改變過去堅持的觀點和否定自己的長期作為，那就更加困難一點。所以按鄧小平創(chuàng)立的“核心論”，以他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除胡耀邦（也許還有別人）外，主要領導成員在決定以經(jīng)濟為重點之后，對時代問題的看法，是“戰(zhàn)爭與革命”還是“和平與發(fā)展”，就一時變不過來。陳云恐怕對傳統(tǒng)論斷堅持了一輩子。因為直到1989年，他還針對和平與發(fā)展時代問題的討論，發(fā)表了《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談話，說“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jīng)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睘榇�，鄧力群還專門組織北京思想界和學術界部分人士對和平與發(fā)展時代做了四次批判和討論的座談會（見何方：《論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就是鄧小平本人，作為以前的反修先鋒和這時的領導核心，大約文革后還經(jīng)過了將近十年才逐漸改變了對時代特征的觀點和判斷，而且還說得比較含糊。由于他是核心，所以只有他的變化才意味著黨中央的變化。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對外關系，也只能以這一判斷為根據(jù)，進行調(diào)整或改變�？梢�，鄧小平在時代判斷上的轉變對我們國家是多么重要，這就值得多說幾句了。

　　對時代的判斷首先是對戰(zhàn)爭（鄧小平說，“我們講的戰(zhàn)爭不是小打小鬧，是世界戰(zhàn)爭�！薄多囆∑轿倪x》第3卷第104頁 ）的看法，鄧小平是經(jīng)過了一個極緩慢的變化過程的。文革結束后頭三年，仍然堅持戰(zhàn)爭不可避免，還一再強調(diào)戰(zhàn)爭因素在增長。例如1979年7月18日，他在我國第五次駐外使節(jié)會議上明顯針對胡耀邦頭一天的講話，講了一篇強調(diào)戰(zhàn)爭危險，強調(diào)“一條線”戰(zhàn)略思想的話。他說，“國際形勢比前一段更加動蕩，戰(zhàn)爭因素更加增長，而且隨著形勢的發(fā)展，以后還要更加動蕩，戰(zhàn)爭的因素還會不斷增長�，F(xiàn)在公開議論戰(zhàn)爭的人多起來了，這不是無風起浪，戰(zhàn)爭的危險確確實實在增長。”“戰(zhàn)爭要來只能來自蘇聯(lián)，要立足于它早來，立足于大打；
要采取‘一條線’的思想，聯(lián)合兩霸中間的一霸，美國起碼是間接同盟軍；
要肯定蘇聯(lián)叫社會帝國主義�！保ㄞD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這當然影響內(nèi)外決策。所以那幾年，對內(nèi)并未放松備戰(zhàn)，如大小三線的建設；
對外，還提高了“反修”的宣傳教育，直到組織人員編寫《社會帝國主義論》；
更加強調(diào)蘇修是戰(zhàn)爭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因而要進一步加強聯(lián)美反蘇的“一條線”戰(zhàn)略，以至導致以武力“教訓”越南。

　　那幾年，對國際形勢與對外關系，特別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看法，完全繼承文化大革命時的估計和做法，有些地方還提得更高了點。這集中地表現(xiàn)在胡喬木受命起草的《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fā)表的1977年11月1日占了整六版的特長文章中（在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報告時，喬木又對李慎之等人說，那篇文章是胡說八道）。

　　之后的三四年，鄧小平的看法逐漸轉變?yōu)閼?zhàn)爭有可能推遲，至于推遲的年數(shù)，從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爭取二十年或更長時間。這在他帶頭決定國內(nèi)工作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就顯露出對國際形勢估計和國內(nèi)建設發(fā)生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從他的許多談話中都可看出他內(nèi)心由此引起的焦慮。例如他一再講要爭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長時間的和平，使我國經(jīng)濟有個大發(fā)展（直到1984年2月還對外賓說，“中國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建設�！保┝硪环矫嬗掷现v戰(zhàn)爭不可避免。那就正如他事后所說，整天誠惶誠恐的，怎么能安心搞建設？我們建設得好好的，等戰(zhàn)爭一打，一切不又完了。顯然，這種看法必須改變。從他自己修改審定過的《文選》看，他的變化開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國總理的談話。他說，“1974年你來訪問，我們曾經(jīng)談到戰(zhàn)爭危險，現(xiàn)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

　　完全改變，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他說：“講戰(zhàn)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后我們又講了好久�，F(xiàn)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們能夠安安心心地搞建設，把我們的重點轉到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么還能夠安心地搞建設？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們建軍的正確原則和方向。我們既然看準了這一點，就犯不著花更多的錢用于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可以下這個決心。”對這一判斷的正式宣示，則是 1985年6月4日他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主要談的就是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對外政策有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是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認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zhàn)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個是改變了聯(lián)美反蘇的“一條線”戰(zhàn)略。此后，經(jīng)過黨的十三大，和平與發(fā)展作為世界主題或時代特征就完全定下來了，至今30 多年再無變動，大約今后相當長時期都不會再變了。

　　鄧小平和以他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時代判斷和對外戰(zhàn)略的改變，當然是經(jīng)濟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一客觀需要的推動和實踐檢驗的結果，也是對國內(nèi)外輿論和我們自己有關機構所提交科研成果的審視與采納(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維護，三個世界的理論站不住，應當承認蘇東各國為社會主義并和外國兄弟黨恢復關系；
宦鄉(xiāng)也早提出應和美國拉開距離、對蘇調(diào)整關系的研究報告），更不排除對領導成員中不同看法的考慮。這里要特別一談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ǘ�）在中央領導人中最早提出戰(zhàn)爭與和平的新見解和新判斷

　　如同我們前面說過的，胡耀邦由于他的身份和處境，改革開放初期在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上即使有新見解，如果同中央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云等多少有所不同，也不會直截了當?shù)靥岢�，更不能大張旗鼓地宣講。但是從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特別是盛平所編《胡耀邦思想年譜》中，就能發(fā)現(xiàn)，涉及和平與發(fā)展這兩大特征，他有一系列早于其他領導人的談話和提法，而且是有系統(tǒng)的，并不是偶爾說過那么一兩句。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當時流行的所謂“兩霸相爭必有一戰(zhàn)，戰(zhàn)爭危險主要來自蘇聯(lián)”的說法。他也明確反對把蘇聯(lián)進攻我國看成發(fā)生戰(zhàn)爭的主要危險。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國第五次駐外使節(jié)會議（也就是上引鄧小平講話的那次會）上說：“過去我們說蘇聯(lián)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變了，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我們那個時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這個說法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必須把蘇聯(lián)統(tǒng)治集團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會制度區(qū)別開來。不然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論方面就站不住腳�！薄疤K聯(lián)統(tǒng)治集團反華，二十年來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戰(zhàn)。他要搞對華戰(zhàn)爭，進行亡華之戰(zhàn)，我覺得不容易。他的決心不容易下。同時，蘇聯(lián)人民以及相當多一部分干部，對我友好之心未滅，希望同我們友好。單看領導集團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彼�的這些完全正確的意見在當時的中央領導中并未得到響應。前引鄧小平在第二天會上的講話，更是對他的直接批駁。不管怎么說，他們對戰(zhàn)爭的評估存在分歧，在當時已經(jīng)完全顯現(xiàn)出來了。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傳上老講“戰(zhàn)爭不可避免”、“打起來也不怕”、“全民皆兵，準備打仗”之類的話。認為這些話不但不符合實際，在世界輿論中顯得孤立，而且嚴重影響我們的國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書記處專談外事工作的會議上，他就說：“維護世界和平這面旗幟，我們必須高高舉起�！庇捎诤�耀邦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早有明確認識，所以在鄧、陳等主要領導人和主流輿論還在不斷談論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他在十二大報告中已斷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維護的”。當然，由于中央領導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還存在分歧，他對和平的觀點雖然成竹在胸，報告中也還須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過在國際問題研究界卻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線：在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戰(zhàn)爭不可避免（只能爭取推遲），之后已變?yōu)楹推娇赡芫S護了。宣傳上，也從此顯著降低了戰(zhàn)爭威脅的基調(diào)，而主要是講和平了。

　　胡耀邦對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的提法，是自覺地出自對時代特征的理解，就是說，這是他對時代認識的新觀點。

因為，胡耀邦非常了解正確認識時代所涉及問題的重要性。例如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央黨校學員畢業(yè)典禮上作報告時就明確提到，“如何觀察形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門大學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策略上的一個大問題。只有正確地觀察形勢，才能夠正確地決定奮斗方向和方針政策�！�

　　胡耀邦由于對戰(zhàn)爭與和平一直有這樣清醒的認識，所以在鄧小平提出世界存在兩大問題并正式宣告改變對戰(zhàn)爭的判斷和放棄“一條線”戰(zhàn)略之后，他就更加強了對和平與發(fā)展的強調(diào)和宣傳。例如1986年6月訪問英國期間，他在回答《大公報》記者的提問時就有針對性地說，“十幾年以前我們所提的‘戰(zhàn)爭不可避免’，現(xiàn)在看來講得太絕對了一點。應該糾正這一觀點�！�

　�。ㄈ�）在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和支援世界革命問題上的撥亂反正

　　毛澤東是列寧主義者，歷來主張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勝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到了晚年，他更進一步認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國，他也已成為世界革命領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開更積極了。鄧小平在文革前以及此后相當時期，都是毛澤東對外路線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執(zhí)行者，特別是在反對“蘇修”的斗爭中還受到毛的高度贊揚。毛后來對他的不滿主要是在國內(nèi)問題上，文革后期重新啟用他時，講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反修堅決、立了功。

　　事實上，中國對堅持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場也一直都是公開的，多次表示我們?yōu)樵�助外國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毛澤東1975年7月就曾對泰國總理克立說：“（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們國家的共產(chǎn)黨往來。我說，不行呢，因為我也是共產(chǎn)黨。哪里有共產(chǎn)黨不支持共產(chǎn)黨革命的？” 鄧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會見泰國總理江薩時也說，“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極大。如果我們改變了這個原則，就等于在蘇聯(lián)社會帝國主義面前放下了武器，連在意識形態(tài)上反對蘇聯(lián)社會帝國主義的資格都沒有了，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保ㄖ炝迹骸妒�一屆三中全會后對外政策的調(diào)整》，2008年《炎黃春秋》第11期，日期見《鄧小平年譜》。）

　　胡耀邦文革后的認識就截然不同。1977年5月他在一次針對一份中央文件中稱“四人幫”是“正在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談話中，就曾對反對“蘇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評》持否定態(tài)度，說，“現(xiàn)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的，這個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彼�還問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chǎn)階級？”他在十二大報告中也特別強調(diào)：“革命決不能輸出。”

　　根據(jù)列寧解釋的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一是要一國無產(chǎn)階級利益服從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利益，二是取得勝利的民族要為推翻國際資本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這本身就是輸出革命，所以蘇共二十大后已不再多提。但中國黨的反修，卻首先從反對赫魯曉夫的 “三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開始，因此特別強調(diào)堅持和履行國際主義，把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幟舉得更高，實際行動也更加有力。其實，在共產(chǎn)國際還存在的時候，蘇聯(lián)出于外交利益考慮已不再公開宣傳輸出革命，許多援助行動也轉入秘密。蘇共二十大，特別是蘇東劇變后，各國共產(chǎn)黨，除個別小國小黨和“左”派組織外，都先后放棄了國際主義旗幟，甚至進行公開批判。中國黨也從十三大起正式放棄了這個口號，從此不再提起。但是真正的轉折還是在十二大。

　　為了不割斷歷史，保持一定的連續(xù)性，十二大報告中提了一句“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從來是我們處理對外關系的根本出發(fā)點”。但報告把國際主義解釋為“深深懂得中國民族利益的充分實現(xiàn)不能離開人類的總體利益”，也提到國家間的相互援助，特別強調(diào)“革命決不能輸出”。這與列寧的解釋有天壤之別，也不同于馬克思所提“工人無祖國”。胡耀邦還把各國間的友好相處也納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含義中，使兩者的結合不再同世界革命相聯(lián)系，還與狹隘民族主義劃清了界限。他1986年11月8日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禮發(fā)表講話時就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主張世界上一切國家的青年都要熱愛自己的祖國。每個青年都應該把自己的一切和祖國的命運聯(lián)結起來。青年要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一切。當生育撫養(yǎng)自己的祖國遭受侵犯時，就應該奮不顧身地捍衛(wèi)她。但是，這是否就是愛國主義最完整的標準呢？這還不夠。還要同別國人民和睦相處、友好合作這樣一種富有遠見的國際主義精神結合起來。”“如果中國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國家好起來，而對我們現(xiàn)行的開放政策不積極，對同日本、同世界一切國家的青年講團結、講友好、講互助互利不熱心，那就夠不上是很清醒的愛國青年”，“歷史上有不少的人，因為只有狹隘的愛國主義，結果變成了誤國主義。我希望中日兩國青年從歷史經(jīng)驗教訓中汲取智慧，把自己鍛煉成為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同時又富有國際主義精神的高尚的現(xiàn)代人�！�

　　在世界革命問題上撥亂反正不只是說說而已。這個時期中國在實際行動上也停止了對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鄧小平采納了李光耀的意見，中斷了同東南亞各國黨的關系，停止了對它們的各種援助，包括關閉馬、泰共在中國的廣播電臺、撤出為緬共創(chuàng)建的解放區(qū)中的中方人員等。再就是不但全面徹底終止了對越南的援助，也單方面廢除了一切援阿（爾巴尼亞）的協(xié)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國專家。整個對外經(jīng)援數(shù)量也從1970年代最高時占我國財政支出7%左右，一下降到不足1%。

　　為了適應對外關系這一個重大戰(zhàn)略變化，即告別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和停止支援世界革命，胡耀邦早在1979年3月21日中宣部召開的有關對外宣傳會議的講話中就提出要改變對于對外宣傳的看法。他說，“宣傳國內(nèi)的東西，目的究竟是什么？過去講是為了‘促進世界革命’，我看這是大話，現(xiàn)在不宜這么提�！薄拔覀円獙崒嵲谠诘匾�(guī)定我們對外宣傳報道的任務，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爭取中間群眾’呀、‘分化上層人士’呀……我們搞對外宣傳，主要的還是為了增進各國人民對我國的了解和友誼，為了創(chuàng)造有利于我國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國際條件，也包括盡可能有利于促進國際反霸斗爭。”

　　以上這些都說明，胡耀邦對于作為時代特征的戰(zhàn)爭、和平與革命的問題，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認識。這還可以從他以下的回顧中看出來。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開的承德學習會上，他就國際問題發(fā)表了長篇講話。他說，“和平與發(fā)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這兩條政策和中國的論斷有沒有根據(jù)呢？對不對呢？我們要爭取長時期的和平環(huán)境，這有沒有根據(jù)？是否正確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為1983年），得到了這個印象。這次又到西歐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边@個印象就是：“戰(zhàn)爭打不起來，世界大戰(zhàn)打不起來，這也是一個事實。簡單地說，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數(shù)人想打，想以武力來解決問題，但他們不敢打。從日本到西歐，對戰(zhàn)爭的恐懼，那是勝過我們中國人幾百倍的。個別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場世界大戰(zhàn)哪有那么簡單呀�！庇纱丝梢姡�當人們還在談爭取戰(zhàn)爭推遲若干年的時候，胡耀邦早已對持久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成熟的看法和更加肯定的信心。

　�。ㄋ模�對另一時代特征的發(fā)展問題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認識

　　除了和平代替了戰(zhàn)爭，新時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發(fā)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對這一特征的認識，從上述反對革命輸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認識的“發(fā)展”，還不止人們說的主要指第三世界的發(fā)展，而是指全世界的發(fā)展，也就是西方發(fā)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化。事實也正是如此。以建國后頭30年來說，論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貢獻，不管論質論量橫比豎比，都是西方出現(xiàn)了空前發(fā)展，南方即第三世界，除少數(shù)中小國家和地區(qū)外，大都沒有什么發(fā)展。對此，胡耀邦有很好的說明。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學習會上，他說，“亞非拉一百多個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三四十年以來，它們?yōu)闋幦∽约旱莫毩�，斗爭了幾十年的時間，但一般說來情況都不妙。民族獨立取得了很大勝利，但經(jīng)濟發(fā)展都不好，絕大多數(shù)國家情況不妙�！币虼耍�不是抱怨西方的發(fā)展，而是如何從全球化的觀點出發(fā)，促進南方發(fā)展得更快一些。

　　胡耀邦在涉及發(fā)展問題時，總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強交流與合作；
對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特別是大膽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物質的與精神的）和經(jīng)濟援助。對中國，他強調(diào)對外開放。

　　胡耀邦對作為時代特征的發(fā)展的認識和據(jù)此提出的決策意見，不僅同毛澤東要搞世界革命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華國鋒時期局限于把經(jīng)濟趕快搞上去而提出并開始執(zhí)行的對外開放也有質的不同。他認為，在這方面同樣必須對過去的認識和實踐進行撥亂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把對外經(jīng)濟關系提到“現(xiàn)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戰(zhàn)略問題”的高度，說：“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各民族之間經(jīng)濟上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tài)。近幾十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這種情況又有了空前巨大的發(fā)展。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今天對待中國的對外經(jīng)濟關系，也決不應當忽略這一點�！薄拔覀兊纳鐣�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要利用兩種資源——國內(nèi)資源和國外資源，要打開兩個市場——國內(nèi)市場和國際市場，要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nèi)建設的本領和發(fā)展對外經(jīng)濟關系的本領�！彼�要求大家“大大地開闊眼界，提高水平”，說，“我們絕對不能困囿于過去的狹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為閉關自守，孤立奮斗。我們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把視野從國內(nèi)范圍擴展到國際范圍，不但要放手地調(diào)動國內(nèi)一切可以調(diào)動的積極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國外一切可以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長，補一國之短。”他提出，“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資，需要一套開明的方針。第一是大中小項目一齊上，當前以中小為主，這樣見效快。第二是歡迎外國資本家、華僑資本家和港澳、臺灣資本家一起來。第三是適當放寬政策，讓他有利可圖。”他對“一切從事對外活動包括對外經(jīng)濟活動的同志”提出希望：“一定要從戰(zhàn)略上深刻地認識對外關系，特別是對外經(jīng)濟關系的意義，敢于和善于跳到更廣闊的天地里去，打開新的局面�！彼�還希望在最近幾年內(nèi)就能打開局面。但是事情的發(fā)展并不如他想的那么順利。所以他在1986年7月承德學習會上說，“我覺得我們在利用外資方面膽子小了。另外，搞合資經(jīng)營或獨資經(jīng)營，我看這些方面的膽子都不大。”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他自己就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談不上有事先的全面考慮。但是他確實是我國推行對外開放的統(tǒng)帥。而且他承認在世界經(jīng)濟和科學技術上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因此對外開放也主要是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開放。但他卻把對外開放只限于經(jīng)濟技術范圍，還反對精神文明方面的所謂“西化”和“污染”，這就變成了半開放半封閉。他在談發(fā)展問題時，也往往把發(fā)展只歸結為南北關系問題，而且總是強調(diào)南方對北方國家的重要性。

1985年3月4日他會見日本客人時的一段講話被視為是對和平與發(fā)展兩大問題的經(jīng)典表述，當時強調(diào)的就是北方離不開南方這一面。他說：“從經(jīng)濟角度來說，現(xiàn)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jīng)濟問題或者發(fā)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fā)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南方得不到適當?shù)陌l(fā)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xù)窮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爆F(xiàn)在人們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并不完全合乎客觀世界發(fā)展的歷史事實。

　　胡耀邦是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發(fā)展的。因此他理解的發(fā)展是全世界的發(fā)展。相比之下，南方過去反倒沒什么發(fā)展，今后要發(fā)展首先得借助于對北方的開放。而且他說的開放，內(nèi)涵也更全面，主張引進人類一切先進的東西，不要怕什么腐蝕滲透。例如在前面所引他在1982年1月14日的講話中就曾提到，要有向世界學習的精神，“關于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經(jīng)營管理方法，應當承認，我們腳踏實地地向世界學習不夠，下苦功夫不夠�！痹谀谴纬械聦W習會上談到出訪西歐四國的情況時也說，那里的大資本家爭相和我們做買賣，“和我們建立感情，以后好做買賣，推銷他們的商品他們的產(chǎn)品。我們的同志不要僅從腐蝕這一個角度考慮問題，那就太簡單了�！�

　　胡耀邦把對時代特征的判斷運用到國內(nèi)經(jīng)濟建設的決策上。他提出了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戰(zhàn)略和政治體制改革、科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和措施。這些國內(nèi)問題，過去已經(jīng)談得很多很全面，我們這里只舉出一個經(jīng)濟翻番的例子，已足以證實他的遠見卓識。

　　胡耀邦提出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戰(zhàn)略方針，是經(jīng)過對時代特征和當時國內(nèi)外情況認真研究和深思熟慮的結果。有兩個例子可資證明。一是他首先提出20年經(jīng)濟翻兩番。1980年初，他就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問題向鄧小平提出：能不能設想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把我國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翻兩番，人均達到800美元的小康水平；
他說，國際形勢有可能保持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只要我們的對外政策對頭，有可能贏得一個和平建設的和平環(huán)境。1980年8月26日他和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一起向鄧小平匯報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方案時曾對此有所討論。趙主張年增長4.5%。鄧問，按這個速度，20年能不能翻兩番？別人都回答不上來。只有胡耀邦說，20年翻兩番每年平均遞增應當是7.2%，不能低于6%，而達到7%并不是不能實現(xiàn)的。鄧小平又問，如果50年翻兩番呢？胡耀邦說，那是每年2.5%。在陳云“退夠”（當時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思想指導下，六五計劃定下了年增長3.7%的指標。而事實卻是，1982年增長率高達8.7%，六五計劃提前兩年達到指標。二是關于建立特區(qū)。他1980年1月去深圳和珠海進行實地考察時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他說，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fā)展得好，就搞。中央1980年5月批準了在深圳等地建立特區(qū)。

　　二，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國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關于建國后我國的外交政策，許多人在事后都概括為：“我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這是極不確切的。這里先不說能否稱得上和平政策就值得考慮。因為世界革命（反對和平過渡、主張暴力革命）同和平是不相容的，而且事實也是開國伊始就參加了朝鮮戰(zhàn)爭。后來更發(fā)展到反對提和平共處、和平競賽以及國際形勢緩和，號召和支持全世界的“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還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zhàn)爭”。這哪里談得上和平的外交政策？不過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這里要談的主要是胡耀邦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上的撥亂反正。

　　提撥亂反正，就表明在這以前，也就是建國后頭30年，我國執(zhí)行的不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或者說外交上犯過原則性的，用過去的說法，就叫做路線錯誤。事實正是如此。頭30年還要稍多一點的時間，我們犯了長時期和全局性的，完全稱得上路線的錯誤。

　　曾當過蘇聯(lián)外交部副部長的遠東和中國問題專家賈丕才，在他的一本談中國外交的反華著作中，把中國頭30年外交分作三個階段，各為十年。第一個十年，也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執(zhí)行的是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外交。六十年代是全面出擊（打倒帝、修、反）和兩個拳頭打人（主要反“兩霸”）的自我孤立（自外于國際大家庭）政策。七十年代又變?yōu)槁?lián)美反蘇的“一條線”戰(zhàn)略。看來，賈丕才說的從表面上看也基本屬實。頭30年我們確實總是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兜圈子，當然談不上獨立自主�！耙贿叺埂彼悴坏锚毩⒆灾�，這是很明顯的�！耙粭l線”也不算獨立自主，這是鄧小平作了肯定的。他1985年8月4日對緬甸總理吳奈溫說，“我們的對外政策有了一個調(diào)整。我們過去曾說建立‘一條線’的反霸統(tǒng)一戰(zhàn)線�，F(xiàn)在不搞那些，執(zhí)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見《鄧小平思想年譜》）�？峙抡l也不會特別挑出中間那段“夾攻中的奮斗”為獨立外交。因為那段時期實際上是從靠蘇到靠美的過渡，甚至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哪能談得上獨立自主？

　　而且說我們過去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查無實據(jù)，無正式文獻可征，多是事后諸葛亮的說法。查正式文獻的情況則是，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現(xiàn)過這種表述。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1949年9月《共同綱領》，1954年的第一個憲法，1975年修正的憲法都沒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對外關系進行撥亂反正以后的1982 年，“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個提法才鄭重地出現(xiàn)在黨的十二大報告和同年修改的憲法上。這一明確表述，標志著我國外交政策進入了一個和過去截然不同的新階段。

　�。ㄒ唬�為什么說建國后頭30年我國沒有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獨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關國家根本戰(zhàn)略利益的問題上，對外事務只能由自己決定一切，不看外國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壓力下屈服和喪失原則。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確認戰(zhàn)爭與革命為時代特征時，它們有共同目標和共同道路，存在著一致對外的準則，還公認以蘇聯(lián)為首，相互間并不平等。因此，社會主義各國都不能各自單干，對外尤其強調(diào)一致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不能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就是以后，也沒能時時處處堅持一貫宣布的原則。例如我們一直堅持，外國要和我國建交，就必須先同臺灣斷交，這是鐵定的一條，決不能讓步。但是1964年和法國建交時，就沒有堅持這一條。只是由于蔣介石沒聽美國勸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在我國外交人員抵達巴黎后爭先主動宣布同法國斷交，這才避免了一時出現(xiàn)“兩個中國”的局面。

　　如果有人把我國先是“一邊倒”后來又是“一條線”，說成由于這兩個決策都是由我們自己獨立自主地做出的選擇，因此仍然是執(zhí)行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不執(zhí)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國家和政府了。為此，對這兩個問題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說明。

　　1，“一邊倒”就是自己不要獨立自主

　　在過去的國際共運中，各國共產(chǎn)黨接受蘇共領導，幾乎成了鐵的紀律。誰不聽列寧、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話，就會被立即趕出教門。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納吉政權就是鐵證。不但毛澤東怕當東方的“鐵托”，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鄧小平時有人也稱他為“鄧納吉”（意為搞復辟，倒不是指反蘇）。所以接受蘇共領導，對中共來說倒確實是一貫的。在延安時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澤東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毛雖然極不愿意還是不得不去；
連共產(chǎn)國際解散后做了蘇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寫信給毛，干預中共事務，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實在辦不到的還要再三解釋。這說明取得政權后的中共執(zhí)行“一邊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說的那樣，是由于美國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為劉少奇訪蘇時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許諾，才導致毛發(fā)表“一邊倒”的文章。這些說法也可能是由于對“一邊倒”內(nèi)涵的了解不同。

　　現(xiàn)在人們把“一邊倒”僅僅理解為外交政策，這就不對了。“一邊倒”的根本含義是接受蘇共領導和照搬蘇聯(lián)模式。這是所有正式文獻和全部歷史事實都證明了的。這里只舉幾個例子簡單提一下。劉少奇1949年6月下旬至8月初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訪蘇，和蘇方商談建國后的大政方針。他在7月4日給聯(lián)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報告中說，“關于聯(lián)共（布）與中共的兩黨關系問題。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為的：聯(lián)共（布）是世界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統(tǒng)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服從聯(lián)共（布）的決定，盡管共產(chǎn)國際已不存在，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chǎn)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lián)共（布）出現(xiàn)分歧，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后，準備服從并堅決執(zhí)行聯(lián)共（布）的決定�！眻蟾嬉�求斯大林和聯(lián)共（布）中央對中國黨今后大政方針的全盤考慮“給予指示”，其中當然包括對外關系。報告說， “聯(lián)共（布）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指示和幫助”。對于這種自愿接受外國領導的政策，當然談不上獨立自主。而中國又是一黨專政，所以自認作為下級黨的服從，自然也是國家的服從。

　　至于全部照搬蘇聯(lián)，這不但是毛澤東自己對“一邊倒”所作的解釋——“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而且建國后的全面學習蘇聯(lián)，幾乎是從經(jīng)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對蘇聯(lián)模式的“克隆”。有的換了名詞，如蘇維埃叫人民代表會，最高蘇維埃叫人大常委，部長會議叫國務院等等。全國政協(xié)算是中國的特色，但那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黨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政權系統(tǒng)上并沒有什么地位，因而可有可無。有的連名稱也照搬，如經(jīng)濟建設中的五年計劃，屬于上層建筑中教育的大專院系調(diào)整和學科分類。意識形態(tài)方面就更不用說了，連生物學上誰不同意米丘林學說也會被打成反蘇甚至右派。什么叫“一邊倒”？這才是“一邊倒”的要害。

　　既然接受領導，又受結盟關系的約束，外交上的亦步亦趨就是很自然的了。這就是赫魯曉夫后來提出在對外關系上要經(jīng)�！皩Ρ怼钡脑�因。所以不能說，在朝鮮問題上，先同意金日成南進，后來搞抗美援朝，直到停戰(zhàn)和談，都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壓力。既然自愿服從，又有盟約義務，怎能談得上壓力和被迫？

　　不但在重大外交問題上如此，就是民間的國際活動也必須和蘇聯(lián)保持一致，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婦組織等。可以舉一個例子。時任中國總工會主席的劉寧一，1956年參加了世界工聯(lián)的一次會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回國后給外交部干部做報告。由于他講話向來幽默風趣，使聽報告者至今印象深刻，還能記得他講過的一些話。他說，蘇聯(lián)代表在會議上提出了一條中國并不贊成的建議，他就問：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問：是不是（蘇聯(lián)駐當?shù)兀┦桂^的意見？回答：也不是。劉寧一這就表示自己的態(tài)度了。他在報告中引用京劇《打漁殺家》上的臺詞說：既無圣上旨意，又無六部公文，憑著何來？就這樣把蘇方的建議給頂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這種遇事先問莫斯科的態(tài)度如何，直到中蘇關系惡化后，情況才有所改變。

　　胡耀邦對“一邊倒”時期我國的處境也有以下的說法。1983年8月15日他對日本《每日新聞》社社長說：“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們同蘇聯(lián)的關系是非常好的，比正�；�還正常化，超正�；�，是結盟的關系嘛！當時我們是無可奈何，我們是‘一邊倒’�！�

　　2，“一條線”戰(zhàn)略也不是獨立自主

　　關于這個問題，前面引證鄧小平的話已作了明確答復。這里只對“一條線”的提法稍作說明。

　　同蘇聯(lián)的關系破裂后不久，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1973年毛澤東提出所謂“一條線”的戰(zhàn)略構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歐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國聯(lián)合成一條線，建立反對蘇聯(lián)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只能推美國為首，不能想象當時的中國會奢望去領導美歐。）第二年，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就是為“一條線”戰(zhàn)略制造理論根據(jù)。鄧小平1974年在聯(lián)合國特別大會上的發(fā)言和上面提到的胡喬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對這一理論的闡述和發(fā)揮。其公開說法就是：美蘇爭奪世界霸權必然導致世界大戰(zhàn)，爭奪態(tài)勢則是蘇攻美守，因此蘇聯(lián)是比美國更危險的戰(zhàn)爭策源地和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聯(lián)合起來，反對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還是反對蘇聯(lián)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戰(zhàn)略和理論的實質，就是進一步開展向美國靠攏、大力推行“聯(lián)美反蘇”的外交。

　　鄧小平、陳云等主要領導人在文革后有好多年還繼承著毛澤東對美蘇爭奪的看法，看不到也不承認美蘇都怕打仗和它們?yōu)榇酥\求緩和與妥協(xié)（批了多年的美蘇“假緩和”、“假裁軍”和把西方國家中的索南費爾特主義，即承認東歐與蘇聯(lián)關系現(xiàn)狀、主張對蘇緩和為綏靖政策，就是由此而來）。鄧小平認為美中既然都把蘇聯(lián)視為自己的主要敵人，美國當然就是我們反蘇的間接同盟軍。由于中美力量懸殊，在中美間一時建立起的反蘇戰(zhàn)略聯(lián)盟中，我們不能不為了反蘇而遷就美國，實質上就使我們在美蘇爭奪中幫了美國的忙。鄧小平提出并堅持的中蘇關系正�；�三大障礙問題就可說明問題。頭一個障礙，在中蘇邊境地區(qū)和蒙古陳兵百萬，確有其事，只是我們把邊境地區(qū)擴大到了烏拉爾以東和中亞。至于第二和第三個障礙(即蘇聯(lián)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出兵阿富汗)，就很難完全成立了。第二個障礙，實際上還是把幫助紅色高棉放在了第一位的。我們設的這些障礙，都是在幫助美國牽制蘇聯(lián)。1979年我們要出兵“教訓”越南，事先去給卡特政府打招呼，就是用實際行動向美國交了我們聯(lián)美反蘇外交的底。那時我們對美國有求于我的一面估計過高，對美國存在幻想，甚至以為它在臺灣問題上也會讓步。這是胡耀邦1981年3月9日明確指出的問題。事實上，美國是利用我國同它聯(lián)合心切，在臺灣問題上反而更加放肆起來。美國國會1980年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接著又提高了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數(shù)量，使中美關系一度出現(xiàn)危機。為解決這一危機，雖有中美1982年簽訂的八一七公報，但售臺武器問題反而越鬧越大。這些都說明了在“一條線”戰(zhàn)略下，我國無法推行獨立自主政策，所以鄧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確解釋。

　�。ǘ�）新時期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者和規(guī)劃人

　　1，首次使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說明獨立自主外交就是：“中國決不依附于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于任何大國的壓力”，中國對外政策“有長遠的、全局的戰(zhàn)略依據(jù)，決不遷就一時的事變，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動”。

1982年修正的我國憲法，也是第一次在國家的根本大法中莊嚴宣告：“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過去外交沒有獨立自主這一事實。十二大以后，他多次談到與大國結盟的危害，還從正反兩面加以論證。1984年5月18日，他在會見南共聯(lián)盟代表團時說，“對我們來說，同大國結盟有兩個不好：第一，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交往，而同大國結盟可能妨礙，或者至少影響我們廣交朋友；
第二，它會妨礙我們抵制對方可能有的越軌行動，甚至還有可能給對方利用去反對另一些友好國家。這是我們總結過去幾十年經(jīng)驗得出的結論，是受到全國人民支持的長期決策。”“我們特別注意要像珍視自己的獨立自主一樣,充分尊重別國的獨立自主權利。因此，我們決不干預別的國家根據(jù)自己的情況選擇自己的對外方針�！� 1985年4月15日訪問澳大利亞時，他也說，“結盟會妨礙交朋友，可能還會被結盟者所左右�！�1986年6月11日，他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演講中又說，“如果中國依附于某個大國，或同它結盟，不但使中國自己受制于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也有害于自身的發(fā)展，不利于世界和平與安定”。這是“經(jīng)驗告訴我們”的，“因此，決定在對外交往中堅持獨立自主�！�

　　2，拋棄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書記處第九十次會議上發(fā)表的長篇講話，不啻是對幾十年外交經(jīng)驗教訓的一個總結。這篇講話不再按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把世界各國劃分為敵、我、友三類，依此確認它們屬于聯(lián)合、中立還是反對的對象；
而是要求根據(j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所有國家都發(fā)展友好合作關系。在這次講話中，他還系統(tǒng)地提出奉行完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和具體方針，專門提到“過去‘左’的幼稚，在這方面有表現(xiàn)。因此，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需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冷靜的政治頭腦，需要在不斷的實踐中堅定我們的立場，豐富我們的經(jīng)驗。” 他為“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須做到的三條”，這就是“一，任何時候不依附任何外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我們不跟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指揮棒轉。二，不受任何一種國際上的臨時事件所支配。國際上往往出現(xiàn)一些臨時事件，好像很嚴重。我們要冷靜考慮、冷靜分析臨時事件對我國的根本利益有什么關系，但不受臨時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為國內(nèi)外某種一時的情緒所蒙蔽，所激怒。不要為領導個人情緒所左右。遷就眼前事變就是機會主義。不要一將軍就跳，不要被來勢洶洶的環(huán)境和情緒所蒙蔽，所支配。要考慮國內(nèi)外廣大人民的呼聲，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笨磥硭�的這次講話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以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都對他說，“你太大膽了，敢（把這次講話）印出來�！�

　　胡耀邦的講話極有針對性。過去我們的對外關系受到毛澤東情緒的影響，可謂處處可見。不談他和赫魯曉夫的爭吵（在很大成分上是爭當世界革命領袖）,導致中蘇關系從友變敵、蘇聯(lián)一下由社會主義變成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甚至變成了法西斯，連蘇聯(lián)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對我長期保持友好并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如朝鮮戰(zhàn)爭、參加聯(lián)合國等）支持我們的印度為例，也看得很明顯。想當年，我們同印度是多么友好，兩國常喊的口號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魯訪華時，上百萬人上街夾道歡迎，臨走時毛主席還吟屈原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親自相送。可是沒過幾年，1959年4月我們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亂的行動后，在我國駐印度大使館和孟買領事館門前發(fā)生了印度示威群眾焚燒毛主席稻草人模擬像的事件。這引起毛澤東極大震怒，對外交部依據(jù)國際慣例起草的嚴重抗議照會文稿，他親自修改，不但第一次給印度戴上了“擴張主義”的帽子，還加了一段外交文書上少見的情緒化的話：“這件莫大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的事件是我國六億五千萬人民群眾極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須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否則不可能罷休。如果印度當局的答復不能令人滿意，我們奉命申明，我國中央人民政府將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不圓滿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奉命永遠不能停止，就是說一百年（記得原來的傳達是“一萬年”）也不能停止�！�(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中印關系從此惡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動派”的代表國家，尼赫魯被說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喬木也寫了一篇署名《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shù)恼軐W》。這就使中印關系從友好變成敵對，至今也無法恢復到此前的水平

　　（三）對蘇聯(lián)、美國、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撥亂反正

　　一談對蘇聯(lián)。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為扭轉對蘇的敵視態(tài)度和兩國關系正�；�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確提出不要把蘇聯(lián)視為敵國。1981年3月9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蘇聯(lián)“要去掉一點‘左’的幼稚。”“不要使人們誤解我們同蘇聯(lián)整個國家相對立。不要赤白對立�！彼�提出同蘇聯(lián)廣大人民、同社會知名人士，盡量保持友好關系。要尊重他們的民族感情，尊重蘇聯(lián)人民的光榮革命歷史和文化遺產(chǎn)。他說，“不要把對立國家的人民當作敵人。過去‘左’的幼稚，在這方面有表現(xiàn)。”他對外也不隱諱觀點。1983年2月20 日對日本記者說，“有人說中蘇兩國關系積怨很深，一下子難以消除，我不贊成這一看法�！�

　　他還明確否定聯(lián)合被毛澤東歸為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東歐各國反對蘇聯(lián)的方針。（毛澤東三個世界的劃分不能成為理論也表現(xiàn)在對東歐各國的不同分類上。他把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有時還有南斯拉夫，因為它是不結盟國家組織的發(fā)起國，劃歸第三世界，其余都和英法西歐國家一樣，算成第二世界。）在1986年7月20日的承德學習會上說，1984年他曾擬出提綱托東德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謝萊斯給昂納克帶話，談中國黨對民主德國和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有三個充分尊重，其中提到：“充分尊重你們同蘇聯(lián)幾十年建立起來的特殊關系”。（他對與會同志說，“要完全把東歐國家同蘇聯(lián)扯開，我們不要這樣想，也不要安這個心。”） “充分尊重你們的內(nèi)外政策，你們搞什么內(nèi)外政策，我們不會有意見，你們是根據(jù)你們的經(jīng)驗、你們的國情確定的�！� 至于對蘇聯(lián)，他捎話給昂納克說， “如果蘇聯(lián)的領導人認為可以，也請你如實地向他們反映�！边@可是我國主動的一次重要對蘇表態(tài)，和鄧小平堅持的去掉正�；�三大障礙明顯不同。

　　胡耀邦也重視邊界地區(qū)的民間友好往來。如1984年8月，他到黑龍江考察時，去過黑河中蘇邊境地區(qū)，對那里的領導干部提出，“要和蘇聯(lián)人民講友好，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存的”。他要大家對蘇聯(lián)的中下級軍官和人民群眾主動地放手地做友好工作，還要大力開展邊境貿(mào)易。“南深北黑，比翼齊飛”的口號就是那次提出的。這個口號除表達了他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思想外，也表達了要同蘇聯(lián)友好相處、加強往來的期望。

　　二談對美國。

　　他反對同美國建立以“聯(lián)美反蘇”為基礎的戰(zhàn)略關系，主張對美國也要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關系。1981年10月趙紫陽出席坎昆會議，是我國開始調(diào)整“聯(lián)美反蘇”方針的標志。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話的半年左右之后。這篇講話針對性很強地全面談到中美關系問題，表示不能把反蘇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對美國抱有幻想。他說， “這幾十年來，美國實力有變化，有升降，但它的霸權主義本性沒有變化。” “美國對蘇聯(lián)的攻防關系有變化，但蘇美根本矛盾沒有變化，蘇美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調(diào)和的，爭奪是不可避免的。蘇美關系愈加激化，美國就可能愈加有求于我們。如果矛盾不特別激化，日子更好過，美國對我們就會是不即不離，不會特別好。一旦蘇美矛盾激化，美國對我們最好的情況也不會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羅斯福那種情況。過于著急，希望過了，將來要失望�！薄安灰�過分地寄希望于個別人物……美國政策上的變化是根據(jù)歷史的發(fā)展變化，并不是根據(jù)某個人的意志來的……美國對華政策有重大變化，但對華立場沒有本質變化。不要這么看，說他在臺灣要退出。”

　　他主張我國應當爭取同美國和平友好相處，是國家正常關系而不是結盟關系。1986年7月20日在承德學習會上就說過，中美“是一種朋友關系，他們也說是朋友，不是盟友。”“要盡量爭取更多的朋友，對那些奉行錯誤外交政策的國家，要講究斗爭策略和斗爭藝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幫助我們，就要很好地研究對外經(jīng)濟友好合作的問題。”

　　三談對日本。

　　胡耀邦在對外關系中從認識到實踐，言行最多的是關于對日本的應有看法和積極推進中日友好合作。聯(lián)系到十多二十年來中日關系的起伏動蕩，對他在這方面作出的貢獻就不能不多說幾句。

　　首先是他高度評價日本的發(fā)展，提倡向日本學習。1981年3月9日在中央書記處的講話中，他說：“日本特別值得重視，它發(fā)憤圖強，不斷進取�！�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的報告會上又說，“日本教育普及，技術先進，生產(chǎn)發(fā)達，經(jīng)營管理水平搞，應認真學習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jīng)驗�！彼�提向日本學習和一些人熱衷于向新加坡學習，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是所謂西方民主國家，又侵略過我們；
新加坡則屬于權威主義，又是華人主導。

　　胡耀邦高度評價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在1983年11 月訪問日本期間曾多次表示，“中日睦鄰友好關系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必將更大地造福于兩國人民和子孫后代，并為亞太地區(qū)、全世界的和平，為21 世紀的世界文明和人類進步，做出更加光輝奪目的貢獻”；
“只要中日兩國能夠友好下去，戰(zhàn)爭（當指世界戰(zhàn)爭）就打不起來，亞洲和平就有了保證，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1985年10月18日他在會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雙方委員時又說，“我們兩國都把中日友好奉為本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完全正確的。任何低估中日長期友好事業(y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缺乏遠見的，也是錯誤的�！�

　　他還一再強調(diào)要平等對待日本。在訪日期間，胡耀邦經(jīng)常把中國和日本并稱為兩個偉大民族。即使對敏感的日本防務問題，他也表現(xiàn)出一種平等相待的態(tài)度，說：“日本決定自己的防衛(wèi)方針，我們沒有什么意見。希望不要使自衛(wèi)問題引起鄰國的不安，并嚴格把自己約束在自衛(wèi)的場合。”他也不像有的領導人那樣過分強調(diào)中日歷史問題，引起兩國人民情緒的對立，而是很少談歷史，著重談友好，即使談到歷史，也講得比較全面。他在前引1985年10月18日的講話中說：“為了發(fā)展中日友好，我們兩國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確對待兩國嚴重對抗的歷史。兩國長達半個世紀的對立，是由日本極少數(shù)軍國主義頭子造成的，不應由日本人民和現(xiàn)在的廣大朝野人士負責……當我們努力發(fā)展中日友好關系時，一方面不要使歷史上發(fā)生的對抗影響今天的合作，另方面也不應對制造中日對抗的罪魁禍首寄以同情，更不應縱容極少數(shù)人進行妄圖復活軍國主義的活動�！薄皟蓢�的歷史、現(xiàn)狀、利益和觀點都有所不同，當交往中遇到困難的時候，雙方都應顧全大局，謹慎從事，認真體察對方的友好建議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傷害對方人民感情的事�！薄爸灰�我們雙方都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中日長期友好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他更不像一些人那樣狹隘，自己不談也不讓宣傳日本對中國建設提供的援助，而是公開表示感謝。例如1984年3月18日，他會見伊東正義率領的日中友好聯(lián)盟訪華團時就說，“投以木桃報以瓊瑤。這些年來日本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給予不少支持，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為了兩國世代友好的目標，胡耀邦特別注意通過加強兩國青年間的交流，為下一代培植友誼和信任感。經(jīng)中央的同意和批準，胡耀邦1983年訪問日本時宣布1984年邀請三千日本青年來訪，同我國青年進行友好聯(lián)歡。這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功的活動，現(xiàn)在又開始仿效。但后來在趕他下臺時，一些人竟然忘記自己曾表示過同意而以此批評他，這就實在太不應該了。

　　四談對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繼續(xù)表示我們堅決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還提出一些對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沒有多少差別的“一大片”，而是如實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國間的巨大差異，特別重要的是，認為它們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反帝求解放，更不是聯(lián)合起來和我們一起反“蘇修”，而是集中力量盡快把本國經(jīng)濟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重在共同謀求經(jīng)濟發(fā)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學習會上說，“今后對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幫助，主要是和它們共同總結經(jīng)濟何以搞不上去的經(jīng)驗。”在這年6月，他對訪華的佛得角共和國總統(tǒng)說，“要奉行適合自己國情的對外政策，搞和平外交政策，不搞軍備競賽，不要把自己國家、民族的命運綁在大國的車上，以減少國防費用。這有利于發(fā)展經(jīng)濟，會受到人民的擁護。”還說，“國家獨立后要使廣大人民有就業(yè)機會、謀生手段，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國內(nèi)各階層、各黨派、各種政治力量要和睦團結，政治上要實行民主�！睂Φ谌�世界國家談這些問題，表明他衷心希望它們和中國一樣，努力跟上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潮流。

　　三，在外交思想、外交業(yè)務和外交風格上的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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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由于個人崇拜和高度集中，使外交工作事無巨細都得聽從或等候“最高指示”，極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門和外事干部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使之不能根據(jù)外交政策和應有的職權隨機應變、靈活處理，往往錯過時機、耽誤工作，還造成內(nèi)部矛盾。連身為總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來，對諸如國宴邀請名單和菜譜這樣的事都要寫上“請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較大的對外工作就更不用說了。1956年周恩來訪問印度，礙于尼赫魯和聯(lián)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一再講情，他傾向于釋放一名在押美軍間諜，發(fā)電請示毛。不料毛看罷大怒，親擬復電說，我們抓到的美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魯、哈馬舍爾德說情我們越是不放。周恩來只好對尼赫魯表示拒絕和向毛作檢討。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在告別宴會上提出再和周總理談一次。對所談問題周沒表態(tài)，只說要報告中央，遂立即打電話向毛請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覺”。而基辛格又要馬上登機回國，周不得已只好做了個對基辛格所提問題今后可繼續(xù)交談的表態(tài)。人們知道，后來這件事就被用來當了導火線，給病重中的周總理招來最后一場多次會議的大批判，連喬冠華也敢于給他帶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

　　下面再舉個研究工作中寫內(nèi)部報告，對國際形勢分析也不準提不同意見的一個著名例子。這就是毛澤東對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況》（第153號）的嚴厲批評。這年的7月4日，他對張春橋、王洪文等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么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diào)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薄岸颊f此文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指外交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lián)系。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當，受他們的騙，以至上了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偫碇v話也在內(nèi)，因為不勝其看。”這段話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檢查是不用多說的了。在這種體制和氣氛下，誰還敢提不同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家鼎：《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

　　周恩來根據(jù)他經(jīng)過延安整風總結出的經(jīng)驗（包括多請示、少做主，多檢討、少解釋，多聽話順著來、少提不同意見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給立下一條“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的原則，對上面這樣做，對下面也這樣要求。所以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甚至連反映外國情況，都要強調(diào)“講立場”、“對口徑”，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需要。這種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的研究，也就越來越變成察言觀色、揣摩意圖，甚至可有可無，進而成為多余的了。果不其然，文革一起，所有這類研究機構最先解散，研究人員也都參加或接受批斗，接著下放到干校了。

　　針對這種情況，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撥亂反正，就首先從為周總理辨冤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實際上是開始對“授權有限”之說有所質疑。1981年3月9日，聯(lián)系毛澤東在外交工作上對周恩來的一再無端指責談到外事工作必須改革時，他說，“外交工作的特點是外交活動，要提倡闖和鉆的精神。外交部培養(yǎng)了一批好翻譯和守紀律的工作人員。但沒有培養(yǎng)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當年周總理受到批評有四句話，對總理是不公正的。但是總理有時是過細了，外交人員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識不夠。外交人員不熟悉國內(nèi)的政治歷史文化，不能很好地進行對外談話。要消滅外文文盲。對外宣傳工作很差，趕不上越南、臺灣、南北朝鮮。出國的人太多，出國的人中應增加專家、學者。外交部給中央的東西太少。” 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開的使館政治思想工作會議時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詩，說“這是不公平的。應該改為：大事不敢講，小事必須送。如果不照辦，勢必打修正……‘文化大革命’時，周總理大事敢講嗎？周總理不可能出修正，是要把他打成修正。外事工作應該有創(chuàng)造性。六十年代規(guī)定的細則，現(xiàn)在看來有的沒必要。有的繁文縟節(jié)的東西，不能再用�？偫韺�工作要求嚴，對自己要求也很嚴，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縟節(jié)。既有創(chuàng)造性又有生動活潑，不把自己束縛得死死的�！�

　　他大聲呼吁必須改革外事部門卡的太死、嚴重影響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央宣傳系統(tǒng)所屬單位領導干部會議上說，“在這方面（對外宣傳工作）也存在許多‘禁區(qū)’、框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不看對象、對牛彈琴，效果甚差，笑話不少。我看這種狀況也要盡快改變�！�1980年初，他有一個批示：“對外宣傳干部水平提不高，外事工作的水平也很難提高，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徹底解決�！� 1980年4月17日，他對有關部門說：“外事工作、經(jīng)濟工作、宣傳工作都面臨一個改革問題，不改革，不適合需要�！�

　　（二）強調(diào)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調(diào)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張聞天通過研究和實踐，早在建國初期就對外交業(yè)務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議。他的有關報告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的同意和批準，并轉有關部門和駐外使館參照執(zhí)行。報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調(diào)查研究。胡耀邦無論是否知道或記得這件事，反正他對外交調(diào)研工作的重視是同張聞天一樣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的，“我們一切外事部門，一切從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國，特別是你所到的那個國家的經(jīng)濟和政治的全盤情況。不僅要了解上層人物的動向，還要了解背景；
不僅要研究這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還要研究它的經(jīng)濟和歷史�！� 這番話就就和張聞天當年說的一模一樣。

　　他特別注意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新見解并用于決策參考。在中央領導層中，那么注意閱讀和審批研究機構的成果，胡耀邦是罕見的一位。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只順便舉幾個例子。1979年8月29日給中央黨�！独碚搫討B(tài)》組的一個批示，是在他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報》所載《西德經(jīng)濟專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對中國經(jīng)濟的看法和建議》之后寫的。1979年9月25日，他讀了馬洪整理的關于蘇聯(lián)經(jīng)濟改革材料后，寫的批語是：“轉一份給《理論動態(tài)》。對人家的東西一定要注意研究，并要拿出成果來�！庇秩�1982年，宦鄉(xiāng)主持研究并署名、由戴倫彰起草的一篇題為《關于我國對外經(jīng)濟關系發(fā)展總戰(zhàn)略的若干問題》的報告。胡耀邦看后寫了一大段批語，大意說，這是具有真知灼見的好意見，旗幟鮮明、不講情面地提出看法，值得認真研究，還稱其為理論聯(lián)系實際調(diào)研的典范。（趙紫陽的批語是，作為中央文件轉發(fā)到省軍級，并要外貿(mào)部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研究討論）。

　　另外，胡耀邦還經(jīng)常根據(jù)決策需要提出應該研究的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課題。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書記處會議上就提出，“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內(nèi)社會經(jīng)濟政治狀況，我們至今很少研究，不甚了了，甚至可以說還處在一團混沌的狀態(tài)”；
“對于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的方針，包括經(jīng)濟援助和經(jīng)濟交往的方針，究竟應當如何具體執(zhí)行，如何分別對待，需要過細地加以研究�！�

　�。ㄈ�）強調(diào)向外國學習

　　胡耀邦大力批判過去的閉關鎖國政策，積極推進對外開放，因此特別強調(diào)向外國學習。他主張我們應該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珍視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對于源頭在西方的先進文明，不僅不隔絕更不排斥，而且要主動學習，否則我們的思想就會僵化。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系統(tǒng)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吸收前人文化的精華，研究了當前實際，從這兩個方面來的”；
1983年3月13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會上也說，“一定要反對把馬克思主義同人類文化成果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確立尊重文化知識的正確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學習外國要有虛心的態(tài)度，不可妄自尊大，輕視別人的經(jīng)驗。他在1981年黨成立6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說，“無論是人家成功的經(jīng)驗還是失敗的經(jīng)驗，我們都要通過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鑒的東西。因此我們要在努力研究和總結自己經(jīng)驗的同時，努力研究和分析別國、別地、別人的東西�！蓖�年10月9日在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會上講話，也說，“要盡量吸收外國一切對我們有用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1983年8月15日他在接見日本《每日新聞》社社長時說，“不管對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蘇聯(lián)、美國，我們都是念一本經(jīng)：發(fā)展人民友誼，學習先進經(jīng)驗。” 他1984年2月10 日與外交部一位領導干部談話時說，“我們與世界差距太大了�！�

　　胡耀邦主張走出國門，向外國學習。在1981年3月9日中央書記處談外事工作時，他專門提到外事工作“需要改進，向外國學習”的五個方面。其中第三條是：“出國訪問，要適當減少官方代表團，適當增加專家、學者、黨外人士、少數(shù)民族、勞模出國訪問�！鄙弦�他1979年8月29日給《理論動態(tài)》組的批示說：“《理論動態(tài)》你們對這些問題議論嗎？政經(jīng)教研室的同志能看到這類東西嗎？我們過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觸外界。我看，也是處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區(qū)�，F(xiàn)在要同外界往來，至少要在源邊搞點交易活動，否則，思想不是僵化，而是僵死！”

　　（四）重視外交風格和禮貌

　　胡耀邦對關系到國家形象的具體對外活動也非常重視，要求有一個新的風貌，并且以身作則，表現(xiàn)出不亢不卑、尊重對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國氣派。這方面他說的和做的內(nèi)容都很豐富，無法細談，這里只簡單提一下。

　　他在對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講友好、講文明、講信義、講人情味，出發(fā)點都是同各國政府和人民改善關系、交朋友。1984年6月27日，他會見參加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的日本外賓時說：“要實現(xiàn)中日長期友好，必須遵循正確的方針，采取正確的態(tài)度。所謂五講，就是一講友誼，不要把我們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內(nèi)外政策強加給對方；
二講兩利，如果只講單方面的利益，那么友誼是不會長久的；
三講信義，辦不到的不說，說了的就要辦，言必信，行必果；
四講禮貌。五講紀律。四美就是行為美、品德美、語言美、風度美�！�

　　對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為，如不講文明禮貌、不講人情味等陋習，他可說是深惡痛絕，認為這是關乎國家形象和喪失還是贏得人心的大問題。他每談國際問題和外事工作，總會有這方面的話題。1981年3月9日在談外事工作的書記處會議上，他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藝術，出國訪問要尋求和平、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反對游山玩水，要嚴格處分喪失國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學習會上，他從黎筍去世、長征上臺我們發(fā)去唁電并派人去大使館吊唁這件事談起，說這是個禮貌問題，盡管“我們同越南的問題能不能解開，能不能言歸于好，現(xiàn)在還看不出來�！彼�還舉了肯尼迪被暗殺后報紙上登出漫畫標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魯曉夫去世后報紙上報道的題目是《赫魯曉夫死了》這兩個例子，說“這些都叫做沒有國際禮貌，這樣做是不好的�！薄霸趪�際關系上，我們是要講禮貌的……凡是屬于國際禮節(jié)禮貌的，隨便丟棄，一定會喪失人心的�！� 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講話又說，“我們共產(chǎn)黨人不要給人‘只講政治’‘只談原則’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點人情味，從極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張同中國友好的，統(tǒng)統(tǒng)講交情、講友好，都可以交朋友�，F(xiàn)在，在外交場合不交朋友，沒有點人情味不行�！�

　　他反對在對外交往中經(jīng)常擺出不可一世的架勢。1984年1月24日，他在會見法國記者時說，“以我的觀察和親自參加國際交往的經(jīng)驗來看，在國際交往中把自己看得絕頂聰明、無所不能，這種態(tài)度是非常不成功的�！�

　　胡耀邦要求的這些，都有利于我國國際形象的改善，都會給我國外事活動增添光彩，就不用多說了。

　　最后，讓我們用胡耀邦的兩段有關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一段是他1982年1月14日在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講的：“一切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人們，要打開局面，就要有點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確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否則就不可能打開局面，即使一時打開，也不能持久，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甚至功敗垂成�！�

　　二是他1989年4月5日在家里同李銳長談中關于外事問題的一段話：“外事問題。1982年前，講聯(lián)美反蘇，徐（帥）不贊成。我做過兩次系統(tǒng)發(fā)言，外交講了十條，五項原則，獨立自主等。紫陽找我談，說太大膽了，敢印出來。東德昂納克來時，請他傳口信到蘇聯(lián)。我們兩人各講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蘇聯(lián)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別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脫不掉。贊成意大利（共產(chǎn)黨）的提法，戰(zhàn)爭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鉤，自己秤自己。當年于是傳來上面一句很厲害的話：‘你要樹立自己的形象�！�”

　　用這兩段話正可說明，胡耀邦所以能為對外關系撥亂反正做出巨大貢獻，是因為他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前面，具備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確的政策思想和具體做法。他的貢獻，有些是我們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有些沒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沒能收到應有的成效。這是他本人的遺憾，也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

　　(2009年3月1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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