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幢樓房的樓道里起先沒有燈，其中一戶人家，權且稱之為張三家，覺得很不方便，于是主動裝了一盞。于是，三戶人家都覺得生活在光明之中，走樓道非常愜意和安全，按經(jīng)濟學的說法，燈光給三戶人家都帶來了正的效用。

但是，當燈泡壞了的時候，誰負責更換燈泡？如果是線路壞了，誰負責維修？

　　鄰居李四和王五可能會想，反正是張三先主動裝的，就等著張三繼續(xù)更新和維護吧。問題在于，更換燈泡和維護線路是要付費的，而目前這個費用僅僅是張三一家承擔，可燈光是三戶人家共同享用的，張三肯定覺得不公平啊。一開始可能張三還有積極性做這好事，可時間一長，每每看著李四和王五那占便宜的得意表情，就氣不打一處來。李四和王五的占便宜行為顯然給張三帶來了負效用。這負效用的累積最終讓張三覺得維護樓道路燈是不劃算的，于是最終選擇放棄。結果，三戶人家又重新回到黑暗年代。

　　很顯然，張三、李四和王五三戶人家陷入了一個“困局”。這個困局的產(chǎn)生來自李四和王五的免費乘車行為，也就是俗稱的占便宜行為。由于李四和王五兩家占張三的便宜，使得張三維護樓道路燈的激勵衰減，并最終導致困局出現(xiàn)。大家看到這，也許會心一笑。因為這類社會困局在現(xiàn)實當中幾乎比比皆是。每個人在一生當中幾乎都要遇到幾次。譬如，城市里高樓住戶的高空拋物；
街道上隨時偶遇煙頭和其他垃圾，如此等等；
再譬如，漁民發(fā)現(xiàn)，只要某個水域說不清楚是誰家的，那么誰都可以任意捕撈，結果這個水域的漁業(yè)資源迅速枯竭……1968年，美國學者哈丁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公地的悲劇”，首次系統(tǒng)地學術化地討論了我們所經(jīng)常偶遇的這些社會困局。由此引發(fā)了人們的廣泛思考：如何才能走出這類困局？

　　表面上看，走出這類困局似乎并不難。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看，產(chǎn)生這類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其中某些成員(比如李四和王五)得到好處卻沒有為此付費；
或者說一些成員(比如張三)付出了卻沒有得到足夠的好處。那么解決困局的辦法也就是通過某種制度安排讓每個社會成員所得和所失對應起來。制度之一就是張三提供路燈服務，然后法律賦予其向李四和王五收費的權利。制度之二就是張三、李四和王五達成一個協(xié)議，輪流提供路燈服務。制度之三就是張三、李四和王五共同委托某個機構，比如物業(yè)，來統(tǒng)一提供路燈服務，相關費用由該機構負責向三戶人家收取。制度之四就是張三、李四和王五共同授權讓某個政府組織來統(tǒng)一管理，比如市政管理部門或者居委會(事實上的政府派出機構)，該機構負責向三戶人家征稅，然后用該稅收來提供路燈服務。

　　究竟哪種方案更好？且看第一種，這種方案看起來簡單，但做起來有許多潛在風險。一方面，如果李四和王五不付費，張三追討費用的代價可能非常高，這會降低張三接受這種制度的激勵；
另一方面，張三可能會通過這個服務合同要挾李四和王五，這也降低了他們進入合同的激勵。因此，第一種制度其實是不穩(wěn)定的。如果是第二種，同樣面臨某一方不履約的風險，或者某一方降低路燈服務質(zhì)量的風險，因此，這種安排也不穩(wěn)定。第三種和第四種是常見情形，這種第三方機構的出現(xiàn)，不僅可以提供專業(yè)化的服務，而且還可以增強合同的執(zhí)行力。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比如第三方機構本身的運行費用會分攤到三戶人家頭上，這就可能大大增加三戶人家享受路燈服務的成本；
這個機構還可能出現(xiàn)虛增成本、官僚主義，還可能以權謀私，如此等等，那么三戶人家不僅面臨無法享受良好服務的風險，而且還會付出額外的代價。住戶和物業(yè)的糾紛比比皆是；
政府機關的低效率也是隨處可見�？梢�，要走出社會困局，迄今為止經(jīng)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都還沒有能夠找到某種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每項制度安排看似有效，其實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

　　前面我們列舉了各種公地(公共場所、公共資源等)的例子，是不是說在純粹的私人領域就不存在困局了呢？很不幸，私人場所也布滿了類似的困局。讓我們看看專利的壞處吧。人們一般認為，專利能夠保護發(fā)明人的權益，因而能夠激勵其創(chuàng)新。然而，一旦專利過多，反而可能起到阻礙創(chuàng)新的作用！也就是說，專利保護看似造福人類，實際上也在悄悄地制造一個個社會困局。這就是美國著名的法律和經(jīng)濟學家赫勒提出來的“反公共資源”假說。之所以稱之為假說，是因為其理論觀點和邏輯還有待更廣泛的證偽。按照赫勒的看法，社會中很多領域產(chǎn)權明晰過度了，造成了資源“碎片化”(這是我能找到的最形象的詞)，從而造成進一步創(chuàng)新的困難。

　　資源碎片化的情形在高科技領域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通常推出一件高科技產(chǎn)品，需要整合眾多的專利和專有技術，而這些專利和專有技術分屬不同的權利所有人。假如和這些權利所有人之間的談判需要付出很少的代價，那么資源碎片化就不會給后續(xù)的創(chuàng)新造成障礙。但是，知識產(chǎn)權的談判顯然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可能非常高昂。由于無法承受談判的代價以及購買專利和專有技術的巨額費用，新的創(chuàng)新經(jīng)常無法實施。赫勒在其著作《困局經(jīng)濟學》中列舉了許多這樣的實例，讓人觸目驚心。假如一個社會是鼓勵創(chuàng)新的，通常就會降低專利申請的門檻，以求更多的人可以由此而受到激勵，投入到發(fā)明創(chuàng)造當中。可是隨著專利的累積，基于這些專利的整合才能進行后續(xù)發(fā)明，顯然已經(jīng)成為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整合各種細小專利的代價實在太高。

　　赫勒在書中特別剖析了醫(yī)藥領域的實例。通常一件新藥品的發(fā)明需要依賴過往的各種相關專利和專有技術。但由于整合這些專利和專有技術的代價實在太高，以至于新藥無法問世。想想看，每個專利權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導致的結果卻是無數(shù)的疾病患者失去了救治的良藥。這個問題看起來和博弈論當中的囚徒困境的經(jīng)典實例是多么類似啊！社會成員各自追尋自己的利益，最后導致最差的社會結局。更嚴重的是，隨時社會分工和專業(yè)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知識越來越細化，基于知識的資源也就越來越碎片化，而新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總是帶有某種綜合性的知識色彩，需要統(tǒng)合過往的各種已經(jīng)被碎片化的知識。但現(xiàn)行的專利制度竟然在阻礙這種知識的統(tǒng)合，實際上意味著促進創(chuàng)新的制度正在阻礙著創(chuàng)新！

　　是專利權人的過錯嗎？當然不是。如同前面公共資源的討論一樣。反公共資源會帶來各種社會困局，而要走出這些困局同樣需要尋求恰當?shù)闹贫劝才拧Ｖ贫葲Q定社會成員的激勵。因而，不是專利權人錯了，而是制度錯了。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有利于社會成員個體的發(fā)明激勵、又有利于碎片化知識的統(tǒng)合的制度呢？赫勒在《困局經(jīng)濟學》一書中提供了很多類似的線索，值得我們深思。比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四種制度安排中，后三種在赫勒的書中都提及了。但正如筆者前面分析的，這三種制度也存在各自的缺陷。讓人好生為難。

　　且慢憂慮。赫勒還提到了另一種辦法。那就是通過制度來改變?nèi)藗兊钠�好，或者說激發(fā)人們的社會偏好。赫勒在書中列舉了黃金大米的故事。缺乏維生素A會每年導致25萬-50萬兒童失明�？茖W家帕特里庫斯教授及其團隊設計出了強化維生素A的轉(zhuǎn)基因大米，被稱為“黃金大米”。但要生產(chǎn)這種大米必須購買相關的70項美國專利和15種專有技術。顯然，如果專利和專有技術持有人不配合的話，黃金大米將被扼殺在搖籃中。幸好經(jīng)過多方努力，專利和專有技術持有人決定抱著人道主義救助之目的，達成了轉(zhuǎn)讓專利和專有技術的協(xié)議，才使得黃金大米得以問世，并開始運用在印度和菲律賓等發(fā)展中國家。

　　黃金大米的案例極具啟發(fā)性。在眾多的權利人中，只要有一個成為釘子戶，對黃金大米生產(chǎn)者敲竹杠，那么這種大米就無法生產(chǎn)，從而會導致發(fā)展中國家的眾多兒童仍舊需要面臨失明的風險。專利法能夠有效激勵人們的創(chuàng)新，但在一些更高的權利訴求方面，比如拯救人的生命方面，要么需要通過某種制度來激發(fā)這些權利人的社會偏好，讓其認識到，行善是一種社會責任；
要么通過某種強制的措施，來統(tǒng)合特定領域中碎片化的知識。前者需要各種非政府組織的參與；
而后者當然需要政府。

　　其實每一個人都處在不同的社會困局當中，如果大家能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讀幾頁《困局經(jīng)濟學》，也許能夠找到走出困局的啟示。這就是我非常樂意推薦這本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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