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三國關系是亞太地區(qū)最重要的三國關系，其發(fā)展情況不僅關系到三國的自身穩(wěn)定和發(fā)展，也和亞太地區(qū)的和平與發(fā)展問題緊密相連，因此，研究中日美三國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中日美關系中的問題

　　在中日美三國日趨發(fā)展并不斷提升層次的關系和互動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其中存在著一些結構性的缺陷和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ㄒ唬┤龂�關系中，中日關系相對薄弱

　　在中日美三國關系中，中日關系相對薄弱，嚴重地制約了三國整體關系的發(fā)展。

　　盡管，日美關系在朝核問題上有不和諧音，但仍有日美同盟的保證。美國長期將日本看做是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要支柱，而日本在對外政策中也一貫以日美關系為基軸，因此，總的來說，日美雙邊關系一直處于緊密、穩(wěn)定的狀態(tài)。

　　中美兩國在冷戰(zhàn)結束以后，曾經存在比較尖銳的政治矛盾。美國在失去前蘇聯(lián)的外部威脅以后，面對日益崛起、與美國不同體制的中國，一直懷有嚴重的不安全感，并且把中國當做一個潛在和現實的威脅加以防范。但是，中國一直努力協(xié)調與美國的關系，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強大，特別是在小布什總統(tǒng)第二屆任期開始以后，美國日益將中國當做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解決全球性問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金融危機爆發(fā)以后，中國的金融實力和對美國經濟的貢獻更加強了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2009年2月訪華前就表示，人權問題“不能干擾”經濟和外交大事，訪華期間又表示：為全世界謀求安全、和平和富裕，全球社會正仰賴中國和美國開展協(xié)作。這些情況說明美國政府日益確信美中兩國關系極為重要、不容危及的事實。中美關系日益成為超越一般地區(qū)性事務關系而對全球事務發(fā)揮影響的最重要雙邊關系。

　　中日兩國關系近年來平穩(wěn)好轉，這種好轉總的來說，令人感到欣慰，并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我們也應該正視兩國關系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第一，兩國之間相互信任度不夠。盡管在《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中，中日雙方對于對方的發(fā)展都給予了充分肯定：“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發(fā)展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機遇，日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薄叭毡驹趹�(zhàn)后60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作出貢獻，中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但是，兩國之間對于對方國家的未來發(fā)展，在心理上仍然存在著不確定、不安全的感覺。這種相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心態(tài)，已經阻礙了中日兩國和東亞區(qū)域大規(guī)模合作的開展。例如，東亞地區(qū)、中日韓三國之間、中日雙邊之間自由貿易區(qū)等緊密經濟合作機制建設的遲緩，就和中日兩國信任度不夠有關。第二，在兩國溝通中還存在一些難以溝通的誤解。2009年1月初，日方指責中國單方面開發(fā)東�！疤焱馓臁庇蜌馓�，認為中方違背了兩國在2008年6月達成的共同開發(fā)共識。而中方則認為，“天外天”油氣田位于和日本沒有爭議的中國專屬經濟區(qū)內，不包含在中日共同開發(fā)范圍之內。這種看法上的差異，顯然表現了雙方溝通不足，對共識理解不同甚至存在誤解的情況。第三，在民間關系上，對立和互厭情緒依然普遍存在，關系改善進展緩慢。近年來，由于中日兩國政府關系不斷改善，中國民眾對日本的認識呈現好轉的態(tài)勢。特別是2008年5月，日本救援隊參與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贏得了中國輿論和民眾的普遍好感。但是，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出現持續(xù)下降的情況�？偟膩碚f，兩國民間關系的改善，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不可能一下子變好。而這種情況導致兩國關系的改善還存在著脆弱性，兩國民眾的人心基礎不牢，中日關系的基礎也就不穩(wěn)固。第四，兩國之間存在的一些敏感問題仍然是兩國關系不穩(wěn)定的潛在因素，有些問題可能會在一定條件下成為起爆點，損害兩國關系大局。2008年底和2009年初，釣魚島問題再次成為兩國政府交涉、輿論關注的焦點，并再次引發(fā)兩國民眾的對立情緒。中日之間存在的一些固有問題，如歷史認識問題、領土問題、東海問題、經貿往來中的問題等，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和淡化處理，仍然可能成為激化兩國矛盾的焦點問題。

　　中日之間存在的這些問題使得中日關系成為中日美三國關系中最薄弱的雙邊關系，這種情況已經成為中日美三國之間展開多邊合作的障礙。

　�。ǘ�）缺乏三國溝通合作的機制

　　中日美三個國家不僅是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位列前三位的經濟大國，而且是亞太地區(qū)，尤其是東亞地區(qū)最具影響力的三個大國。但是，這三大國家之間卻沒有一個與其地位和影響力相適應的溝通和交流機制，而只能借助雙邊或其他多邊接觸和溝通平臺進行交流，這不能不說是三國關系中的一種結構性缺陷。這對亞太地區(qū)，尤其是東亞的安全、穩(wěn)定和發(fā)展來說，都是一種損失。

　　也許有人以為這個機制很容易彌補，建立一個新的中日美三國對話機制很容易做到。但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因為這關系到很多復雜的因素。第一，建立一個中日美三國對話新機制勢必對亞太地區(qū)的中小國家構成沖擊，會令它們產生一種大國主宰、忽視小國的印象。第二，在亞太地區(qū)，韓國、菲律賓等國同樣屬于美國的盟國和伙伴，如果美國只拉日本同中國建立這樣的對話機制，美國的其他伙伴國必然產生一種被拋棄和輕視的感覺，因此，美國要走出這一步也并不容易。第三，日美之間不僅有日美同盟的緊密政治和軍事關系，而且，在國際政策上日本長期執(zhí)行追隨美國的政策，雖然在中小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有自己的特色，但對于根本性的國際大政策而言，日本還是唯美國馬首是瞻，缺乏作為大國的獨立性政策，所以，如果推動建立三國對話機制，中國會有很大擔憂。因為日本缺乏作為世界級大國的政治獨立性，中國會認為三國機制很可能就是日美對中國二比一的機制。所以，雖然中國會認為這種三國溝通機制從未來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很有意義，但在日本擺脫追隨美國政策以前，這樣的機制具有對中國不利的一面，從而造成中國缺乏動力和積極性。

　�。ㄈ�）金融領域溝通與合作不足

　　2008年以來，關于金融危機的國際協(xié)調頻繁進行，既有雙邊協(xié)調，也有多邊地區(qū)協(xié)調，多邊世界范圍內的協(xié)調。在地區(qū)協(xié)調方面，歐盟內部有四國、十五國、二十七國領導人會議接連舉行；
亞太地區(qū)包括利馬的APEC會議、福岡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以及2009年2月的東盟領導人會議。在跨區(qū)域國際協(xié)調方面還有北京亞歐會議等。在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協(xié)調方面，有北海道洞爺湖的八國集團與發(fā)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華盛頓二十國集團會議等。這些國際協(xié)調活動雖然不能說沒有成效，但由于大多數會議參加的國家過多，并且各國情況和利益差別太大，除了有一些原則規(guī)定和呼吁以外，很難在具體行動上加以落實。所以，形式繁多的國際協(xié)調對于金融危機的遏制并未產生顯著的成效。

　　而在最有實力解決金融危機問題的中日美三國之間，卻沒有相應的協(xié)調機制。日美之間雖然有關于匯率問題的內部協(xié)商，但并沒有兩國政府有效的聯(lián)合行動，致使日元匯率一漲再漲。到2009年初，日元匯率已經比2006年上漲了約30%。主要以美元結算的日本企業(yè)陷入嚴重的虧損境地，日本的實體經濟遭受嚴重損害。而在中日和中美之間，也缺乏有效的金融溝通與合作渠道，中國往往被日本和美國聯(lián)合指責為操控人民幣匯率的國家。但是，日美兩國卻沒有設身處地地考慮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而只是將其作為轉移本國國民對政府無力控制金融危機不滿和推卸責任的手段，并沒有上升到切實進行三國金融、貿易合作的層面。而從三國政府掌控經濟的實力以及外交和行政能力而言，這種缺乏協(xié)調、彼此指責的困頓情況，不能不說是三國協(xié)調機制的缺失和對政府資源的浪費。

　�。ㄋ模┵Q易關系與技術合作的缺失

　　金融領域在經濟部門中有其統(tǒng)領全局和獨立性的一面，但是，金融問題的產生不是孤立的，而 是和國內政策、國際貿易密切關聯(lián)的。在中日貿易中，近年來日本雖然對中國年年出超，但一般只有二三百億美元，這在兩國貿易總額中的比例并不大，只占十分之一左右，沒有嚴重的影響。但是，在中美和日美貿易中，美國卻長期處于巨額的貿易赤字狀態(tài)，嚴重地威脅到了美國的經濟平衡。2007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725.4億美元，占日美貿易總額的33.9%。同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1633.3億美元，占中美貿易總額的54.1%。2008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1708.57億美元，占中美貿易總額的51.2%。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美國自身的問題。第一，美國低儲蓄、高消費，大規(guī)模地借錢消費、超前消費的經濟結構和習慣導致大量進口，進出口失衡。美國自身的生產率提高有限，勞動成本居高不下，能夠提供給世界各國的產品有限。而為了保持住本國居民的富裕生活，卻需要大量進口世界各國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中國、日本等國質優(yōu)、價廉的商品供應，美國的經濟運營成本和國民生活成本將急劇上升，而生活質量將嚴重下降。因此，美國國內這種經濟模式和習慣很難在短時間內轉變。第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實行高技術出口限制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美國這樣一個擁有最高技術和生產多種技術產品的國家，出口到中國最多的卻是小麥、大豆、食用油等初級農產品。中國大量需要高技術產品設備，美國政府卻以國家安全等為借口，長期以來用出口許可證等形式限制電子、通信、航空航天等領域產品對中國出口。這勢必導致中美貿易失衡，限制中美之間經貿合作發(fā)展。中國對美國高端產品不能采購，美國一些高新技術廠商也因市場受到限制而使成本居高不下，苦不堪言。高技術產品如飛機、大型計算機、激光等都需要巨額資金投入，如果沒有巨大的市場支撐，研發(fā)將無法開展。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國會把用于商業(yè)衛(wèi)星制造和發(fā)射的美國所有零件和技術納入了《國際武器貿易條例》。衛(wèi)星的零部件，甚至包括普通螺母、螺栓等也被當做“武器”，嚴格禁止出口，目的就是阻止中國等國家學習美國的技術。這種嚴格的限制束縛了美國衛(wèi)星工業(yè)的發(fā)展。美國制造商業(yè)衛(wèi)星所占有的市場份額，1998年為63.7%，而在9年后的2007年，降至41.4%，期間一度甚至降至36.4%（2002 年）。相反，歐洲和亞洲等地區(qū)生產的商業(yè)衛(wèi)星市場份額從1998年的36.3%猛增至2002年的63.6%，2007年為58.6%。1998年，美國衛(wèi)星發(fā)射市場的占有率為55.8%，但在2002年跌至27%，2007年為31.3%。美國嚴格限制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政策，不僅損害了本國的高技術工業(yè)發(fā)展，導致對外貿易的大規(guī)模失衡，實際上，也沒有能力阻止其他國家高技術的發(fā)展。中國不僅可以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一些相關技術，而且，這種嚴峻的技術管制現實促使中國加大自主技術研發(fā)、自主技術創(chuàng)新的力度。中國繼2003年實現了載人宇宙飛船成功發(fā)射以后，2008年9月，中國實現了載有多名宇航員的“神舟”七號宇宙飛船的成功發(fā)射，完成了太空行走等技術試驗。第三，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很長時期內，約有60%的出口是由外資企業(yè)實現的。雖然這一比率近年有所下降，但還占有55%的比率。外資企業(yè)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對外貿易格局，這不僅表明中國市場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之一，而且，中國表面上龐大的出口份額并非都由中國自身所得，而在中國有較大投資份額的日本、美國企業(yè)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也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同樣，在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中，也存在著嚴格的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政策。根據《讀賣新聞》的報道，2009年3月4日，日本警視廳和廣島縣警察共同搜查了廣島縣福山市一個名叫“horkos”的大宗生產機床公司的總部，以涉嫌違反《外匯法》，無許可證出口為由，逮捕了該公司海外營業(yè)課主任等共四人。該公司被逮捕的四人未經經濟產業(yè)省許可，通過偽造文書的手段，在2004年和2006年向韓國和中國出口了16臺名叫“機械加工中心”（ＭＣ）的高精度機床。該種機床是加工汽車引擎零件的機床，工作誤差在2微米左右，可以用來加工生產核武器的離心機，屬于日本限制出口的高技術產品。但是，有關人員為了避開經產省花費時日的審查，不影響交貨期，虛報工作誤差在6微米以上。該事件反映出日本的高技術出口限制政策和美國一樣落伍于時代。中國不僅早在1964年就制造出了本國的第一顆原子彈，而且，現在已經具備很高的核技術。韓國也曾明確宣布不擁有核武器。所以，日本這種保守高技術的做法，對阻礙核武器制造并沒有什么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無法限制韓國、中國自身技術的進步，可能和美國的最終結果一樣，傷害的只能是本國的產業(yè)。

　　二、中日美三國當前要解決的問題

　　金融危機仍在世界蔓延、惡化，目前還沒有看到危機的谷底。因此，中日美三國必須盡全力阻止危機的進一步惡化。

　�。ㄒ唬┤龂�采取聯(lián)合干預股市和匯市的行動，提振信心

　　由于危機的普遍性、嚴重性和深刻性，通過一國自身的努力有時未必會產生很好的效果，這里以美國為例加以說明。早在2008年2月時，美國就啟動了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同年10月，又通過了金額高達7000億美元的金融援助方案。2008年2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奧巴馬政府提出的7870億美元的刺激經濟計劃。除此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也都有類似的救助計劃。但直到2009年3月，尚未顯現明顯作用。為什么效果這么差？其一，由于這些資金的落實需要時間，經濟表現本身具有滯后效應。其二，由于各個國家都是單獨行動，沒有采取聯(lián)合一致的行動，這使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當前，三國最重要的是在金融、匯率、股市領域協(xié)調立場，采取聯(lián)合一致的行動，顯示國際社會遏制金融危機的決心，以此提振市場信心。尤其是在匯率和股市價格方面，要找到一個對三國經濟相對有利的匯率、股市價格平衡點，通過三國政府聯(lián)合統(tǒng)一或相互協(xié)調的政府干預行為，促進匯率、股市恢復到一個相對的平衡點。當然，如果能夠聯(lián)合歐盟一同采取行動效果將更加顯著。但是，由于歐盟是27國組成的區(qū)域組織，各國情況不同，意見很難統(tǒng)一，協(xié)調成本過高，因此，不可對歐盟抱有太大期望。而以三國為核心采取聯(lián)合干預和大規(guī)模投入的行動，就可以期待產生顯著的效果。否則，如果政府滿足于已有的政策，就此止步，不采取措施、不作為的話，實體經濟將受到更深刻的損害。舉例而言，如果日元匯率過高，主要以美元為結算單位的日本大宗出口企業(yè)結算以后，換回的日元大量減少，出現大規(guī)模虧損狀態(tài)；
同樣，股市價格過低也會造成大量企業(yè)嚴重虧損甚至倒閉。這是虛擬經濟（Fictitious Economy）變化損害實體經濟的典型證明，而問題主要出在虛擬經濟方面，因此必須對癥下藥，在虛擬經濟方面采取大膽、果斷的行動與合作，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ǘ�）建立三國司局長級高官會晤對話機制，并逐漸過渡到部長級會晤機制

　　在深刻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中，存在很多國際國內政策需要通過三國協(xié)調的方式加以解決。但是，目前在三國之間沒有這種對話和溝通平臺，這是三國關系的重要缺失，而其他國際交流平臺卻無法代替三國之間的溝通。原因主要有四：第一，雙邊接觸和交流機制范圍和力量有限，對于有些涉及三國的問題無法操作；
第二，大多數已有的多邊國際對話平臺和溝通機制，參與成員過多，各國情況差異太大，因此，大多數都成為效率低下的清談場所，難以形成統(tǒng)一有效的政策，這樣，依賴現有的國際機制解決來勢兇猛的經濟危機，多數屬于紙上談兵，缺乏實際效果；
第三，中日美三國是世界上經濟規(guī)模最大的三個國家，既有相對接近的經濟實力，又有強大的行政和外交能力，進行三國之間的溝通和協(xié)調，容易產生可以推行的聯(lián)合政策，也容易采取有約束力的三國聯(lián)合行動；
第四，中日美三國若建立三國溝通和協(xié)調機制，聯(lián)合干預金融和經濟危機，不僅對三國有利，而且，勢必會對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和國際協(xié)調機構、對話平臺產生積極影響。

　　鑒于上述原因和情況，中日美三國可以首先建立起一個司局長級別的對話和溝通平臺，相互交流政府間的信息情報，研究和協(xié)調解決金融危機的核心問題。短期不能期待這個平臺一定會具有實效地解決問題，但只要三個國家能夠利用這個平臺，促進其向切實有效地解決問題的方向發(fā)展，那么，這個對話和溝通平臺就大有希望。三國可以根據其進展的實際情況，在機會適當的時候將其升格為一個部長級的對話和溝通平臺，如此一來，不僅提高了三國之間溝通和協(xié)調的級別，也使三國所關心的問題更容易得到見解上的溝通，有利于采取共同措施加以解決。

　　三、對日本的建議

　　（一）要確定好日本的長遠發(fā)展戰(zhàn)略

　　日本首先要解決好本國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否則，日本在三國中的地位將進一步下降，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第一，日本要從根本上改變本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日本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曾經犯過發(fā)展戰(zhàn)略上的錯誤，即過分地重視成為政治大國，重視制造業(yè)，重視大型計算機的研制和生產，忽視了家庭計算機的生產和高速網絡建設，這是日本經濟10年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F在日本的發(fā)展戰(zhàn)略仍然不夠明確，對于制造業(yè)的支持，仍然是日本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這是日本的發(fā)展戰(zhàn)略落后于全球化知識經濟發(fā)展方向的重要方面。日本要想徹底擺脫經濟在世界中比重不斷下滑的趨勢，必須進行產業(yè)發(fā)展方向的根本轉型，必須重視知識經濟的發(fā)展內容和最尖端產業(yè)的發(fā)展和投入，如軟件行業(yè)、CPU芯片、大型客貨飛機等。

　　對于大型客貨機的生產，日本過去過于依賴美國，失去了機會。但是，日本有條件、有實力，可以將軟件行業(yè)作為本國最重要的產業(yè)大力推動，這樣，不僅容易保持住原有制造業(yè)的優(yōu)勢，而且能夠使本國獲得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在關鍵的高端技術產業(yè)領域，日本要有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計算機基礎軟件Windows和Office被美國壟斷，日本（和中國）沒有自己的品牌；
在最重要的互聯(lián)網門戶網站上，日本最大的門戶網站是日本雅虎（YAHOO）、日本MSN，可以說，美國的品牌壟斷了日本的互聯(lián)網，這是日本在互聯(lián)網發(fā)展上的重大缺陷。最重要的制造業(yè)尖端技術之一的CPU芯片，完全被美國公司壟斷，日本和中國都沒有自己的品牌。從國際化、全球化的角度來說，這代表著全球經濟的交流和經濟融合，是一種利益的分享和共享，并不是什么壞事。但關鍵是日本對美國的依賴過多、過重，致使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仍然處于美國的單一控制之下，在這樣受制于人的經濟基礎之上，日本想追求與美國的真正對等和平等其實非常困難。特別是微軟等美國公司不僅已經實際壟斷了全世界的相關領域，而且，它們進行捆綁銷售等不正當的商業(yè)競爭手段，也在于鞏固自身的全球壟斷地位，扼殺其他國家民族品牌的崛起。

　　在經濟的獨立性上，日本遠遠不如中國。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互聯(lián)網搜索引擎都是本國的品牌，如新浪、百度等。中國大型客貨機的研制計劃已經啟動。就目前來說，中國芯片的技術水平和美國、日本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否則，中國必然創(chuàng)造自己主導的品牌。但是，日本和美國的相關技術差距較小，因此，日本有能力在這些領域獨創(chuàng)自己的品牌并打破美國的壟斷。日本要轉變本國的產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通過國家的政策扶植和傾斜，要創(chuàng)立日本獨立品牌的計算機操作系統(tǒng)、辦公系統(tǒng)，制造本國獨立的CPU芯片品牌，建立本國獨立的互聯(lián)網門戶網站等，這是日本維系經濟長遠發(fā)展的新增長點和長遠戰(zhàn)略大計。如果不能確立這些爭奪科技和經濟制高點的戰(zhàn)略，日本將在經濟上繼續(xù)受美國的壓制，而繼續(xù)趨向于相對衰落。同時，在受制于人的經濟基礎之上，日本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為一個真正自立的世界一流大國。

　　第三，與中國聯(lián)合是日本知識經濟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在計算機基礎操作系統(tǒng)、辦公系統(tǒng)軟件方面，日本和美國有一定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通過努力完全可以趕上。在CPU芯片制造技術上，日本并不比美國遜色多少，有些領域，日本比美國還先進。2009年上半年，日本富士通公司開發(fā)出了新型CPU“Venus”，采用最先進的45納米級半導體技術，使一枚長寬各兩厘米的正方形芯片上集成的中樞回路數量從以往的4核增加到8核，并集成了二級緩存(cache　memory)和內存控制器(memory　controller)，從而實現了運算的高速化。每秒可完成1280億次運算，速度是此前美國英特爾公司生產的最快CPU的2.5倍，耗電僅為以往類似產品的1/3。該項產品的技術含量已經遠遠超過了此前一直居于領先地位的美國英特爾公司和IBM公司的相關產品。美國使用的大量高尖端CPU芯片都依賴于在日本的訂貨，日本關鍵是沒有自己的世界性品牌，一直在為美國貼牌生產。這種狀況如何改變？如果僅僅依靠日本自己的力量，很難改變美國獲得高端利益，日本、德國等技術發(fā)達的發(fā)達國家獲得中端利益，其他國家獲得低端利益的垂直技術和品牌分工格局。但是，如果日本采取與中國聯(lián)合的戰(zhàn)略，聯(lián)合研制計算機基礎操作系統(tǒng)、辦公系統(tǒng)軟件，聯(lián)合研制新品牌的CPU芯片，就可以改變目前的格局，促進世界新的技術與品牌格局的出現。

　　日本與中國聯(lián)合，并不會因為中國技術落后而吃虧。中國在這方面的確落后于日本，兩國聯(lián)合研制會使中國的技術獲得提高，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聯(lián)合起來的市場。只要兩國政策得當，兩國的市場份額完全可以支持這種新技術與新品牌的誕生與發(fā)展。技術并不是最根本的因素，市場才是要害中的要害。有了市場的接納和需求，在豐厚利潤的支持下，技術自然會獲得提高，那么，從美國壟斷的市場中切下一塊蛋糕就成了可能。這樣，日本和中國都能分享到一部分高端利益。否則，日本的技術再先進，也很難創(chuàng)造出世界性的品牌。日本國內市場的狹小，加上美國壟斷性的壓制，很難開拓出國際市場。在這方面，中國自身的市場就占了世界大約四分之一強，加上日本的市場，理論上可以達到約三分之一的規(guī)模。如果日本不與中國聯(lián)合，那么，日本只能維持現有的中端利益，甚至繼續(xù)下滑。如果兩國實現聯(lián)合，能夠占領中國和日本市場的大部分，就等于占有了約四分之一的世界市場，那么，這種技術和品牌，就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世界性的技術和品牌。如果還能有機會打入亞洲等其他國家的市場，那么，就有希望達到占有世界市場三分之一的份額。在這種聯(lián)合中，日本最大的優(yōu)勢就是技術優(yōu)勢，而中國的優(yōu)勢，除了市場以外，還有大量軟件開發(fā)人才、廉價勞動力、提升能力很強的工業(yè)基礎，等等。如果中日兩國能夠在這樣尖端的技術和品牌領域實現聯(lián)合，那么，中日關系的戰(zhàn)略基礎將得到鞏固，兩國關系變壞的可能性將進一步受到遏制。

　�。ǘ�）改善和加強中日雙邊關系，尋求三國關系的平衡與突破

　　在中日美三國關系中，最薄弱的是中日關系。因此，有必要從加強中日關系入手，為建立和諧的中日美三國關系奠定基礎。就目前來說，中國對加強同日本的經濟關系充滿了熱情和期待。中國十分希望能夠盡快建立起中日等國的自由貿易區(qū)，以及與其類似的緊密區(qū)域經濟合作關系。但是，日本方面對此并不積極。日本國內有個別人認為，寧可日本的經濟利益遭受損失，也不能被卷入中國的經濟圈，那樣會導致中國更加快速地發(fā)展，日本喪失在東亞的經濟主導地位。這種觀點還基于一種冷戰(zhàn)對抗、零和博弈的思維模式。其實，中國過去的落后一方面有歷史的因素，另一方面主要是政策的因素所致。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認識到了發(fā)展經濟的重要性，實現了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根本轉變。這種戰(zhàn)略的轉變和取得的成就，更堅定了中國的發(fā)展信心。因此，中國以經濟為中心、繼續(xù)向前的車輪已經不可逆轉。中國不可能因為日本等國放棄與中國的緊密經濟合作而止步不前。相反，如果哪些國家避開中國巨大市場、巨大資源的現實，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就可能蒙受喪失良好發(fā)展機遇的重大損失，得不償失。

　　因此，中日兩國必須以戰(zhàn)略的眼光來審視和看待建立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區(qū)或緊密區(qū)域經濟合作關系的問題。中日兩國有經濟上的競爭盡管是必然，但應該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以更緊密的合作為主導，實現市場、資金、人才、技術和資源等的共享和互補。此外，兩國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東亞，而要看到已經緊密聯(lián)合的歐洲，已經緊密聯(lián)合的北美。只有中日兩國建立起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在中日美三國關系中，這意味著提升了中國和日本的地位），中日兩國的弱勢才能得到彌補，才有利于中日美三國關系平穩(wěn)、健康地發(fā)展。

　　在具體的區(qū)域合作形式上，中日兩國要互相體諒對方的實際國情。中國要考慮到日本農業(yè)的薄弱實際；
而日本也要看到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進展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期待中國一下子就達到發(fā)達國家的管理水平。因此，在推進更緊密區(qū)域經濟合作時，中國不要過分地強調要建立嚴格的自由貿易區(qū)（FTA）模式；
而日本也不要強調完全按照日本所主導的經濟伙伴合作協(xié)定（EPA）。中日等國可以通過相互讓步，建立一種混合型的區(qū)域經濟合作模式，兼有自由貿易區(qū)（FTA）模式和經濟伙伴合作協(xié)定（EPA）長處，又不過分傷害各方弱勢產業(yè)。中日雙方可以給對方的薄弱項目，如日本的農業(yè)開放，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等訂立一個漸進開放與管理的時間表。通過制定時間表的方式，促進各自國家薄弱領域的改善和水平提高。最關鍵的是盡快確立緊密區(qū)域經濟合作。這樣，無論對哪個國家都有利，如果總徘徊于門外觀望，則將錯過歷史的機遇。一方面，于增進本國利益無益；
另一方面，也沒有盡到中日兩國作為東亞最大的國家，對本國、對東亞區(qū)域、對亞太地區(qū)經濟合作和經濟發(fā)展應盡的責任。

　　四、建立三國首腦會晤機制

　　當中日兩國（或包括他國）的自由貿易區(qū)或類似于自由貿易區(qū)的緊密經濟合作得以確立或啟動，中日美三國的首腦會晤就提上了日程，建立中日美三國首腦會晤機制，將中日兩國（或包括他國）緊密區(qū)域經濟合作的模式擴大到北美，實現東亞和北美的緊密經濟聯(lián)合，就成為中日美三國政治外交的一個重要任務。而這時，建立中日美三國首腦對話和溝通的條件也已經基本成熟。因此，三國要因勢利導，建立起這種溝通機制，擔負起促進亞太地區(qū)和平與發(fā)展的分內責任。

　　長遠發(fā)展方向是實現中日美三方加歐盟一方，四方對世界事務的共同治理。這種共同治理不是霸權性的控制和管理，而是在世界事務中發(fā)揮四方的協(xié)調和主導作用，提高處理國際事務的效率，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

　　（本文是作者之一的周永生教授應日本經濟團體聯(lián)合會（經團聯(lián)）經濟公關中心的邀請，于2009年3月30日在經團聯(lián)總部——經團聯(lián)會館演講的講演稿。本刊有刪節(jié)。）

　　（來源：《領導者》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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