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路上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先生出生于山東平原縣。

　　他畢業(yè)于山東濟南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學（現大明湖小學）。在那里，曹景黃先生為他打下了閱讀古漢語的基礎，使他終生感念。

　　任繼愈先生中學就讀于北平大學附屬中學。期間，他遇到了幾位對他的國文功底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老師：任今才、劉伯敭、張希之。在他們的影響下，任繼愈先生開始閱讀胡適、梁啟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最讓任繼愈先生難忘的是，北平大學附屬中學不提倡“讀死書，死讀書” 而且對學生的戶籍、愛好和身份都無限制。

　　最初，任繼愈先生的學習成績只是中等偏上，考試成績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每次考完后，總要檢查錯在哪里，就像下圍棋復盤一樣，這成為他求學生涯中始終堅持的習慣，也因此學習成績越來越優(yōu)秀。

　　1934年，任繼愈先生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西方哲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奉命遷到湖南長沙，半年后又奉命遷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聯(lián)大。

　　時在北大哲學系讀書的任繼愈先生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fā)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經過了體檢、寫志愿書、打防疫針等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師生開始了這次“小長征”。

　　在這次歷經60余天、1400多里路的旅行中，任繼愈先生充分接觸到了社會最底層的普通民眾。國難當頭，生活于困頓之中的民眾卻能舍生取義，拼死抗敵，此種精神使他深受震撼。中華民族在危難中不屈的精神從何處來？從那時開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學術追求發(fā)生了潛移默化的轉變。

　　西南聯(lián)大濃厚的學術氛圍，為任繼愈先生日后學術研究和知識積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的研究方向也從西洋哲學轉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傳統(tǒng)哲學，他還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潛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戰(zhàn)的抗戰(zhàn)精神，潛下心來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他堅信，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尋的答案。

　　1938年，任繼愈先生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1939年，他考取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任繼愈先生畢業(yè)并獲得碩士學位。

　　1942至1964年，任繼愈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佛教著作選讀、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并在北京師范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55至1966年，任繼愈先生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

　　1956年，任繼愈先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主席與任繼愈先生之間進行了一次關于宗教問題的談話。當毛澤東主席聽說任繼愈先生在北京大學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稱他是“鳳毛麟角”，并對他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

　　1964年，任繼愈先生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該所所長。這是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任繼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職期間，與北京大學聯(lián)合培養(yǎng)宗教學本科生，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間，任繼愈先生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

由于種種原因，他的右眼患了嚴重的眼疾，以致失明；
左眼視力也受到了損害。

　　“文革”結束后，任繼愈先生從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恢復了原有的建制，并先后成立了中國宗教學學會和中國無神論學會，任繼愈先生同時兼任兩個學會的會長（理事長）。

　　1978年，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無神論學會成立大會上，任繼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說”。此后，他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1978年起，任繼愈先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哲學組召集人，國家古籍出版規(guī)劃小組委員，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社會科學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
作為學術界的代表，當選為第四至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7年起，任繼愈先生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1999年，任繼愈先生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2001年，任繼愈先生擔任“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公益系列廣告”之長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他親自審定，他的“完美真實地將祖先留下的杰作傳給子孫后代，是華夏兒女共同的責任”的告誡，震撼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

　　任繼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爾、日本、加拿大、美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厄瓜多爾、埃及等國訪問講學，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作出了貢獻。

　　2005年4月14日，在他本人的再三要求下，任繼愈先生從擔任了18年的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改任名譽館長。

　　任繼愈先生一生堅持真理，追求進步，畢生為中華民族的強盛而奮斗。他把傳統(tǒng)的賢人風范轉化為新時代的知識份子情操，把傳統(tǒng)道德的忠孝轉化為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為人與為學都是中國學者的典范。

　　■　在書中

　　任繼愈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學術宗師，他始終堅持以科學無神論為思想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堅持宗教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我國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進行學術研究的優(yōu)秀代表，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是中國哲學、中國宗教學領域中高瞻遠矚的學術研究領導者和優(yōu)秀的學術活動組織者。

　　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是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來，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并獲國家教育部特等獎。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任繼愈先生又主編了《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在學術界也具有很大的影響。

　　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賞，也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該論集開創(chuàng)了中國佛教與中國一般宗教學研究的新方向。

　　任繼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職期間，陸續(xù)創(chuàng)設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科學無神論、儒教等研究室。宗教所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成為我國宗教學研究領域的基礎性文獻。

　　任繼愈先生主編了《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道教史》（兩卷本）、《宗教詞典》、《道藏提要》、《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和包括《佛教史》、《伊斯蘭教史》、《基督教史》等在內的宗教史叢書，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研究的領軍人物。

　　在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無宗教”時，任繼愈先生提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認為：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為了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任繼愈先生撰寫出《從儒家到儒教》等多篇重要文章，論述儒教的性質和教義、發(fā)生和發(fā)展，闡明儒教的神靈系統(tǒng)和組織結構，完成了“儒教是教說”的理論創(chuàng)造。

　　這一理論的提出，是認識把握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大基礎性貢獻。在學術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為了民族的文化復興，任繼愈先生投入大量精力，領導了大規(guī)模的傳統(tǒng)文化資料整理工作。他認為，圖書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閱讀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任繼愈先生領導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整理和編纂工作。

　　《中華大藏經》的編纂，以國家圖書館館藏的《趙城金藏》為基礎，又挑選了8種有代表性的佛經對比參照，集9種佛教典籍于一身，這在世界上是史無前例的。全書共107冊，1.02億字。

　　《中華大藏經》獲得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目前，《中華大藏經（續(xù)編）》的編纂工作也已經啟動，全書預計2.6億字。

　　任繼愈先生主編了規(guī)模達150卷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任繼愈先生不僅擔任《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還親自兼任《哲學典》和《宗教典》的主編。《中華大典》是一部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其編纂工作已進行了20年。

　　任繼愈先生先后創(chuàng)辦了《宗教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學與無神論》等雜志，在提倡學術研究、宣傳科學世界觀、健全民族精神方面，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　在國圖

　　任繼愈先生在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和名譽館長期間，牢牢把握國家圖書館的辦館方針和發(fā)展方向，積極推動人才隊伍建設、基礎業(yè)務工作和讀者服務工作、國家圖書館新館及數字圖書館建設、國內外圖書館交流與合作、文獻保護與搶救等工作，使國家圖書館邁入了世界圖書館先進行列，為中國圖書館事業(yè)做出了重大貢獻。任繼愈先生還十分關心我國基層圖書館的建設和青年圖書館員的成長，贏得了全國圖書館界同仁的敬仰和愛戴。

　　【所獲評價】

　　鳳毛麟角。

　　——毛澤東

　　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熊十力（任繼愈老師，著名哲學家）

　　任繼愈先生是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這面旗幟和國家圖書館的地位是相稱的，把許多專家學者、知識界以及社會上關心圖書館事業(yè)的人們吸引、聚集到這面旗幟下，大大提高了國家圖書館崇高的學術地位、文化形象。

　　——孫家正（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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