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黨政治的顯著特征是一黨獨大，即行動黨自1959年至今通過連續(xù)贏得10余次大選從而長期執(zhí)掌政權，并在國會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議席。行動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批準干部黨員、干部黨員選舉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制度，被稱作教皇委任主教、主教選舉教皇的“天主教式體制”，其民主程度遭到一些人的質(zhì)疑。行動黨政府的家長式作風、強政府現(xiàn)象，也打上了威權體制的烙印，并遭到民主化浪潮的沖擊。

　　面對挑戰(zhàn)，行動黨積極應對，不斷更新組織，隨需而變。吳作棟在1999年指出：“一個政黨的壽命不取決于它的光榮歷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繼續(xù)保持適應社會和環(huán)境的能力�！薄坝捎谧冞w的步伐加速，行動黨需要調(diào)整步伐，以便跟得上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

　　無處可見，無所不在

　　在1950年代初獨立運動高漲的革命時期，建黨之初的行動黨實際上處于政治譜系的極左一端，有著濃厚的工人階級色彩。但當行動黨于1959年獲得執(zhí)政地位并長期執(zhí)政，行動黨的政治立場也發(fā)生了靜悄悄的變化，逐步轉(zhuǎn)變?yōu)椤按�表國�?nèi)各方面利益”的兼容型政黨。其施政風格也逐漸從意識形態(tài)退回到實用理性，即以務實為各種政策背后的哲學，以“行得通”為各種政策實行的標準，“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將來怎樣，讓下一代去決定”。

　　而全球化催生的社會世俗化，信息化帶來的資訊共享化，導致了社會風尚從崇拜英雄轉(zhuǎn)變?yōu)樽放趺餍�，社會心理從講究“大道理”轉(zhuǎn)變到講求“硬道理”，更要求執(zhí)政黨的組織哲學從“高調(diào)”轉(zhuǎn)變?yōu)椤暗驼{(diào)”，從“主義”轉(zhuǎn)變?yōu)椤俺ＷR”。建黨之初，行動黨以民主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信條和目標。但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人們就很難聽到行動黨領導人高談“主義”的詞匯。1982年修訂后的新黨章，看不到該黨以何種主義為指導，入黨也不以信仰任何主義為條件。

　　行動黨的上述組織特征與有些國家的執(zhí)政在臺前不同，行動黨是在幕后。一位行動黨議員介紹說，在新加坡，行動黨雖然是執(zhí)政黨，但也只是若干政黨之一，并不直接行使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由政府掌握。例如，行動黨本身沒有一套與各級政府平行并列的龐大的組織體系，各個單位、部門也沒有黨的組織，更沒有專職的黨務干部。公務員一般不能加入政黨，任何人到任何部門求職填表時都無須填寫“參加何種政治組織”或“政治面貌”的欄目，也沒有執(zhí)政黨黨員可以優(yōu)先錄用的成文或不成文規(guī)定。黨的工作主要是自身建設和爭取選民，圍繞競選開展黨的活動。除了努力通過競選爭取上臺或保持執(zhí)政地位外，行動黨很少以黨的名義發(fā)號施令。同時，由于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人數(shù)不多，黨員身份保密（或者說不刻意公開），黨的總部和支部的建筑也刻意低調(diào)簡樸。這就更給人一種平淡無聲的感覺。

　　但是，深入考察，人們又可以發(fā)現(xiàn)，在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中，“有形”的行動黨雖然平淡無聲，“無形”的行動黨往往無所不在。因為執(zhí)政黨的意志已通過議會和政府轉(zhuǎn)化為國家意志和政府行為。黨是通過國會和政府來實現(xiàn)對國家的領導的。這是依法執(zhí)政和執(zhí)政黨在憲政范圍內(nèi)活動的具體表現(xiàn)和必然要求。

　　新加坡國會屬于單院制，任期5年。其84個議席中，行動黨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例如，最近3屆國會，行動黨議員有82位，反對黨議員只有兩位。因此，黨的方針政策很容易上升為國家意志。行動黨作為占國會多數(shù)議席的執(zhí)政黨，組成內(nèi)閣，內(nèi)閣總理由黨的秘書長擔任，副總理和部長則多由黨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也是國會議員）或行動黨其他議員擔任。因此，黨的理念可以通過擔任政府要職的黨員得到完全落實。這些年來，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經(jīng)濟、社會、教育等政策，都體現(xiàn)了行動黨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

　　有人這樣形容新加坡的黨政關系：政府在前頭唱戲，黨在后臺指揮。從某個角度來看，黨政是分開的；
從另一角度觀察，黨政又是合一的。也有人這樣形容行動黨的特征：無處可見，無所不在。上述特征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是國會而非政黨在表達國家意志，是政府而非政黨在執(zhí)行國家政策，所以，表面上看，行動黨無處可見；
另一方面，行動黨已經(jīng)通過其黨員在國會和政府發(fā)揮作用，體現(xiàn)黨的意志，所以，行動黨無所不在。

　　只有黨的服務

　　走到幕后的行動黨還通過由其政府主導的基層組織發(fā)揮著無微不至的服務功能。新加坡的基層組織主要包括公民咨詢委員會、民眾聯(lián)絡所、俱樂部管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民防協(xié)商委員會等，這在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基層組織主要從事政府不及的社區(qū)服務事務，如經(jīng)營老人樂齡中心、退休人員俱樂部、兒童音樂繪畫班、電腦、健美、舞蹈班，甚至開茶室、收藏室等，組織居民進行交流、搞聚餐活動、節(jié)日慶祝、歌詠比賽、搞環(huán)境保護等，總之一切能吸引、服務居民的事他們都干。

　　他們辦的這些活動雖然都是經(jīng)營性的，但不營利，由于政府有補助，比其他完全商業(yè)性的經(jīng)營廉價許多。這些組織原則上屬于非政府機構，也不直接隸屬于行動黨領導。但是，由于統(tǒng)領這些基層組織的人民協(xié)會的最高領導人由總理出任，各個基層組織（以選區(qū)劃分）也由本選區(qū)的行動黨議員出任顧問，各個基層組織的主要領導也是行動黨黨員，這樣，基層組織也就實際上處在行動黨掌控之中�；鶎咏M織為民服務，也就是行動黨在為民服務。而基層組織服務內(nèi)容之詳盡、服務方式之周到，又讓人感覺到行動黨的服務無處不在。人們慨嘆：在新加坡社會，沒有黨的領導，只有黨的服務�；鶎咏M織為民服務的重要目的，就在于爭取選民選舉行動黨上臺，支持行動黨執(zhí)政。

　　行動黨的服務功能也通過行動黨社區(qū)基金來實現(xiàn)。行動黨社區(qū)基金會（PAP Community Foundation,簡稱PCF）于1986年成立，是行動黨的慈善機構。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為組屋區(qū)居民提供負擔得起、方便及具有水準的幼兒教育。后來，PCF的主要業(yè)務不止于幼稚園，還包括經(jīng)營托兒中心、開辦豆豆班教育中心、推展社區(qū)身體檢查計劃，以及與志愿福利團體合作，接受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如患有閱讀障礙和自閉癥的兒童報讀他們的幼稚園課程，等等。PCF每年都主辦籌款活動。該活動由內(nèi)閣部長帶頭，部長議員輪流統(tǒng)籌，為慈善團體籌集善款�；I款活動包括高爾夫球賽、晚宴和義走等。

　　過去20年來，PCF在全島各地設立了300多家幼稚園，占全島幼稚園的2/3，每年為大約5萬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PCF的收費很低，為中下層民眾的兒童的上學提供了便利。以1999年的收費情況為例，PCF設立的幼稚園，視學期的長短和課程內(nèi)容而定，學生每學期繳付的學費從20元到85元不等；
而私人開辦的幼稚園每學期的收費則從840元到2100元不等。

　　需要說明的是，人民行動黨幼稚園的教材并無贊揚行動黨的課文，上學也不教歌頌行動黨的歌曲。用一句曾在行動黨幼稚園學習過的行動黨員的話來說，就是“上課歸上課，學校并沒有提到行動黨或向我們灌輸對黨效忠的意識，純粹是辦教育”。但是，由于在行動黨幼稚園長大，也得到行動黨基金的幫助，其對行動黨的感情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yǎng)，必然為行動黨帶來更多的支持和選票。

　　一個更時髦的行動黨

　　組織形象是組織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現(xiàn)。李顯龍在與年輕一代的接觸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動黨作為一個長期執(zhí)政的政黨，難免作風保守，甚至有點“老土”。新加坡年輕一代的價值觀、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經(jīng)和年長一代的國人拉開了距離，而且還會繼續(xù)迅速擴大。

　　在出席了一次行動黨群眾大會后的回家途中，年齡介于10來歲和20多歲之間的孩子們告訴父親李顯龍自己對這次群眾大會的看法：太沉悶、太邏輯化，不夠活潑，呈現(xiàn)的方式一點都不吸引他們。與此同時，李顯龍也從其他年輕人的口里聽到相同的批評。李顯龍說，這不單是針對行動黨的群眾大會，也針對黨如何向群眾傳達信息，以及號召支持者參與我們的活動。為了改進形象，李顯龍指示要改善黨與年輕一代的聯(lián)系，并提出新鮮的計劃，打造一個更時髦的行動黨。

　　以前，行動黨每臨重大活動，都穿著象征純潔、廉潔的白衣白褲，是為黨服。但是，在有人質(zhì)疑這種裝扮是否過于呆板后，該黨婦女團成員在重大活動時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紅色的馬夾，以便在嚴肅中透露活潑。2004年10月的某個晚上，行動黨在新達城設千人宴慶祝建黨50周年，干部和黨員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黨服，改穿莊重又不失輕松的便裝出席，讓人感到好像不是去出席這個執(zhí)政黨的聚會。人們評論說，這個嚴肅了50年的政黨，現(xiàn)在放輕松了。就連晚宴上的8道菜，都拿來玩文字游戲，力求貼近民眾。例如菜單上的爆蝦球，取名為“環(huán)球競爭，歷經(jīng)考驗”；
五香脆皮雞叫“杜絕禽流，有雞可吃”；
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橫行，巧妙地取名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
飄香荷葉飯形象地稱為“政策扭轉(zhuǎn)，保住飯碗”；
紅豆沙湯圓也有個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黨員喝的中國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飲水思源”。

　　新一代的行動黨領袖為了進一步接近年輕一代，近年來也打破多年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廳辦起黨的慶典。例如，2004年9月，一群身著白色黨服的行動黨青年團員就在新加坡Zouk迪斯科舞廳慶祝行青團成立18周年及行動黨創(chuàng)黨50周年。李顯龍總理是這次慶祝會的特邀嘉賓。他為場上的熱烈氣氛所感染，也步下舞池，輕移舞步。他在唱片騎師（disc jockey）的音樂播放臺上大聲地對團員們說：“讓大家盡情舞個痛快，把行動黨搖滾起來吧！”

　　李顯龍告訴大家，行動黨雖是個嚴肅的政黨，卻沒有食古不化，黨員也都懂得放松心情，享受生活。一名年輕基層領袖對記者說：“跳個舞，出來鬧一下，又何妨！都什么時代了，難道要我們開個研討會來慶祝生日嗎？”上述行動說明行動黨正在努力翻新形象，貼近年輕群眾。

　　媒體的柔性管理

　　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影響越來越大，執(zhí)政黨如何處理與媒體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多年以來，行動黨政府確立了“負責任的新聞自由”的媒體管理模式。它強調(diào)媒體要確立建設性的態(tài)度和對事實、社會負責任的精神，其擁有的權力是“有節(jié)制的權力”，而不是繼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權”；
其扮演的角色是形成共識而非促進對抗，是促進建國而非磨損社會纖維。當然，隨著新媒體的廣泛運用，在“負責任的新聞自由”大原則不變的情況下，行動黨及其政府與媒體的關系，也從剛性管理轉(zhuǎn)變?yōu)槿嵝怨芾怼?/p>

　　廣義地說，新媒體是指傳統(tǒng)媒體如報章雜志、廣播和電視以外的其他新科技的媒體，包括電纜電視、衛(wèi)星傳播、網(wǎng)際網(wǎng)絡、激光碟以及互動式媒體等。

　　2006年新加坡國會大選前后，行動黨及其政府對于“戈麥斯事件”的處理方式的前后變化，是一則新媒體科技改變亞洲國家治國方式的典型案例。

　　“戈麥斯事件”是指新加坡工人黨第二助理秘書長戈麥斯在提名參加競選之前，因未獲得少數(shù)種族候選人的族群身份鑒定證書而指責選舉局職員沒有處理他的申請。當局后來公布戈麥斯到選舉局時的閉路電視影像，證明戈麥斯根本沒有上交鑒定書申請，卻反而質(zhì)問選舉局職員。戈麥斯事后在群眾大會上道歉，但行動黨領導層指責他是“騙子”。這時候，李健敏制作了一則音訊博客《肉脞面》，以“買肉脞面不要豬肝”來揶揄時政。它描述一名顧客在叫肉脞面時沒有指明不要豬肝，熟食小販把肉脞面捧到他面前時，他卻說自己已講明了不要豬肝。小販透過閉路電視證明顧客并沒有說明不要豬肝。顧客多番道歉，小販卻不原諒他，硬要他解釋為何說自己先前曾說明不要豬肝。

　　看過這則音訊博客，觀眾對一時糊涂而出錯的顧客并無指責，卻對糾纏不放的小販十分反感。這其實也反映了民眾對行動黨對戈麥斯所犯錯誤“過多”批評的不滿。面對民眾的上述心理，行動黨及時調(diào)整方式，沒有繼續(xù)對此糾纏，事后有關當局也沒有對戈麥斯作更嚴厲的處理。同時，行動黨政府新聞、通訊及藝術部長李文獻更在公開場合形容《肉脞面》是“經(jīng)典之作”，并祝賀作者制作出“聰明、好玩的作品”。李文獻透露，他聽后覺得“很有意思”，忍俊不禁。

　　不過，他也指出，“有幽默感是好事，但我們要慎防幽默或嘲諷掩蓋關鍵的課題。我們的底線是幽默感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得大選和選擇國家領導人是嚴肅的課題。大選肯定不是開玩笑的事�！笔潞�，他將行動黨政府處理新媒體的方式概括為審慎開放，柔性管理。

　　這種審慎開放、柔性管理的原則，基本上可以包含在李光耀于1998年所概括的如下對策之中：

　　一、利用而不是壓制新媒體�！安徽摬扇∈裁粗贫鹊恼�府領袖，都將學習利用媒體科技為他們服務。不過，他們須應用科技而不是壓制它。嘗試與這種新科技抗爭的政府將會失敗�！�

　　二、“人民有必要知道官方立場”。新媒體帶來的“信息爆炸”，許多聲音往往互相矛盾�！斑@將使各地政府難以讓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場。而如果政府的立場與政策，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都沒有經(jīng)過清楚闡明，人民就很難支持大家共有的目標�！睂嶋H上，資訊科技正在急劇削弱任何政府原來可能對媒體采取的壟斷性控制。不論是否愿意接受，人民知道官方立場是什么是重要的。

　　三、“保留自己傳統(tǒng)的核心價值觀”。李光耀提醒政府注意防止那些“色情的”網(wǎng)址毒害年青一代，防止那些“憤怒的”網(wǎng)址煽動種族、宗教仇恨，并強調(diào)不管科技發(fā)展到哪里，栽培下一代的方法還是不會改變。如果孩子不尊敬長輩，漠視家庭的神圣性，那么，整個社會就岌岌可危。如果媒體經(jīng)常奚落領導人，并認為沒有人比媒體更具權威，那么，社會將會發(fā)生困惑、混亂乃至最終崩潰。

　　四、維護“供國民仰望”的“高位置的焦點”。李光耀反對媒體對于權威力量的盡情破壞，他強調(diào)：“無論資訊科技最終的影響是什么，一個社會倘若要維系下去，它需要有一些制度及處在較高處的焦點，供國民仰望。媒體具有維護這些高位置的焦點或至少不毫無必要地摧毀它們的責任�！� 他認為“必須有一種秩序的觀念，當人們可以挑戰(zhàn)上至英女皇的一切事物，可以摧毀皇室、削弱教會的影響力、貶低國會和它的議員、詆毀法庭并對警察質(zhì)疑時，社會還能保有什么秩序？”他相信，“盡管科技進步，東亞不同國家的媒體，都將會有別于美國的媒體。亞洲社會如果沒有高低尊卑的意識，將無法維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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