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 2010年第1期 　　領導干部要警惕“偏入為主” 　　所謂“偏入為主”,就是領導干部把從非組織渠道、非正常途徑得到情況與信息作為依據(jù),進而形成對干部或一地工作的印象和感覺�！捌�入為主”會嚴重傷害那些在基層一線埋頭苦干、不事張揚,在本職崗位專注投入、不跑不要,在是非面前敢于較真、不昧原則的同志的工作熱情。這些同志對黨忠誠、對人民忠心、為人正直、不鉆營、不打探,心無旁騖地撲在黨的事業(yè)上。這些同志往往被“奏本”所參、為“暗箭”所射,自己還一無所知。試想,倘若領導同志對待“讒言”聽之信之,對他們該是多么大的一種傷害啊!
　　
　　《?望東方周刊》2010年第3期
　　中國工資上漲為何不夠快
　　中國是一個對勞動權益保護比較弱的國家,其中一個制度性的根源跟我們國家的經(jīng)濟分權有關,地方官員一方面有發(fā)展經(jīng)濟的激勵,一方面對他們的考核又是基于經(jīng)濟增長、財政收入的增長和招商引資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目標偏向資本所有者,當勞資出現(xiàn)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有意無意地偏向于資本的權益。這對工資上漲形成了向下的壓力。由于勞動生產(chǎn)率持續(xù)上漲速度快于勞動工資的上漲,勞動者沒有充分分享到經(jīng)濟增長的成果,于是,一方面,在中國的GDP構成里,投資所占的比重持續(xù)上升,消費所占比重持續(xù)下降,而凈出口所占比重也是持續(xù)上升的。另一個方面,在收入分配上,整個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續(xù)下降,更多的收入份額是被投資者拿走的。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期
　　不要責怪中國居民不消費
　　有一個流傳已久的誤解,就是中國人有錢也不消費,這種“落后”的“傳統(tǒng)文化”使得中國政府推進消費增長率的努力消泯于無形。事實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增長一直較快,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消費增長依然保持了較高水平。未來5～10年,將是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時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打工者能夠從候鳥變成定居者,中國的消費完全可以上升10個百分點以上,未來消費拓展大有空間。不要責怪中國居民不消費,而要問政府是否給了居民放心消費的環(huán)境;不要對盡力消費的居民實行減存款利率等刺激療法,而應出臺培育有效消費群體的政策;不要把經(jīng)濟把消費綁定在車市、樓市上,而應該發(fā)展參差多態(tài)的服務消費品種。
　　
　　《財經(jīng)》 2010年第2期
　　政策調整宜未雨綢繆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4萬億財政支出帶動近10萬億信貸投放,是這一波復蘇和恢復增長的直接動力,其間并無所謂“奇跡”。大量信貸即使堆積在產(chǎn)出效率較低的部門,也會造成增長表象。政府投資和銀行信貸的擴散遵從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權力中心的部門先得到了財政支持和銀行貸款,加劇了發(fā)展不平衡的格局。眼下中小民營企業(yè)的貸款難題尚未解決,又面臨著成為壓縮產(chǎn)能首選目標的風險。此一最具活力部門的進退失據(jù),給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健康發(fā)展蒙上一層陰影。拯救行動還影響了產(chǎn)業(yè)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進程:“保增長”催生了巨額經(jīng)濟刺激計劃,“保就業(yè)”提供了落后產(chǎn)業(yè)茍延殘喘的空間。不平衡的信貸分布和被延續(xù)的落后產(chǎn)能隱身在高速增長背后,正成為未來發(fā)展的掣肘。
　　
　　《新世紀》 2010年第3期
　　保障房建設亟需制度安排
　　無論是從解決民生問題,還是維持經(jīng)濟增長方面,加大保障房建設都是優(yōu)選政策。然而,應該看到,政府推行的保障房建設并不順暢,導致保障房建設無法取得進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積極性。在現(xiàn)有分稅制體制下,土地轉讓收入已經(jīng)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在一些大城市,土地收入已經(jīng)占到財政收入的1?3以上,“土地財政”難以撼動。在應對金融危機期間,各地政府稅收普遍下降,這使得土地收入顯得尤為珍貴。因而,地方政府既不愿意無償劃撥土地,也不愿從已有土地收入中拿出部分資金用于建房。政府應該認識到,保障房建設是住房制度的基礎架構,是政府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重要部分,從保障民生,穩(wěn)定社會考慮,各級政府必須優(yōu)先考慮保障房建設。可以考慮將保障房建設完成計劃指標情況,列為官員政績考核的依據(jù)。
　　
　　《中國新聞周刊》 2010年第3期
　　“跑部錢進”應終結
　　中國是單一制的國體,不要指望給地方政府以稅收立法權。同時,中國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單一制國家,而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單一制國體。地方的財政很多要靠中央的轉移支付來實現(xiàn)。比如,2009年的預算中,全國省以下地方支出的38%要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彌補,中西部地區(qū)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的54%要靠轉移支付彌補。因此,現(xiàn)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轉移支付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條件下,要盡快將轉移支付納入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的軌道。不要演變成“跑部錢進”,而是讓地方政府能對自己的收入有一個大致穩(wěn)定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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