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宋健博士： 　　我作了很久的思想斗爭才給您寫這封信。我這么做是因為我知道我們26年的友誼會讓您理解我并沒有任何惡意和背后的動機，只有發(fā)自內心的對中國科技界美好未來的期望。
　　自1979年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來，我?guī)缀趺磕甓紒碇袊�，并親身見證了她在包括科技在內的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進展，這是史無前例的。不僅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毫無疑問地引以為自豪，全世界的華人也都在分享著這些榮耀。
　　然而，最近的新聞和我的一些經(jīng)歷告訴我，在中國學術界，學術道德和準則方面并非都是很好的。
　　雖然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習慣與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若想在世界舞臺上有更出色的表現(xiàn)，就必須遵循各種被廣泛接受的行為準則。除了既有的知識產(chǎn)權和通行的道德標準等一些基本原則外，忽視上述那些準則也將不會為任何社會所接受。
　　我并不想用長篇大論來討論這些有違道德的事件的根源和起因，而只想提出這些事情在中國發(fā)生的兩個基本原因。
　　第一，中國現(xiàn)行的獎勵體制過于直接地依賴“學術成就”的數(shù)量。從進行評判的官員的角度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定量的指標(例如發(fā)表論文的數(shù)量)與體育競技的定量指標(例如你跳得多高)相似，是非常容易判斷和令人信服的。而另一方面，對質量的衡量則是比較深奧的，需要專業(yè)知識和深入的理解。但是在學術工作中，“質量”恰恰才是至高無上的――人們無法憑字數(shù)來評價一首唐詩的美妙。目前尚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來衡量質量，因此同行評審是一個被普遍接受和唯一可行的機制。已經(jīng)過世的羅伯特?奧本海默(美國原子彈之父)說得好，“一個人的凈價值是他在同行中獲得的尊敬的總和”；庫蘭特研究所的數(shù)學家約翰?弗里茨說得更為坦率：“我活著是為了能從我的幾個數(shù)學家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吝嗇的欽佩。”當中國開始進入世界科學與工程舞臺的前列時，她應該更多地利用國際同行評審體系來評價中國人的科技貢獻。當然，對于更實際的技術貢獻，另一個客觀的指標是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和被接受程度。在美國，史蒂夫?喬布斯(蘋果公司創(chuàng)始人和CEO)和比爾?蓋茨(微軟公司創(chuàng)始人和首席科學家)都沒有完成大學學業(yè)，但均被選為美國工程院院士，這也是他們應得的榮譽。如果中國為了怕“丟面子”而對請外國非華人科學家?guī)椭�評審猶豫不決，那么還有世界各地的杰出的華裔科學家，他們熟悉中國文化，并且非常熱心為中國學者的學術成就提供客觀和義務的評估。
　　第二，據(jù)我所知，在中國，違背學術和道德行為準則所遭受的懲罰很輕，甚至不受懲罰，僅僅是一句“下不為例”的警告。俗話說：“殺雞嚇猴”。在西方，對剽竊和其他學術劣行的懲罰是極為嚴厲的，常常導致當事人失去工作或被剝奪職業(yè)資格。因此，同行的壓力和自律常常足夠使不良行為降到最低。中國的政府和學術界領導必須設立嚴格的紀律。否則，由于上述第一個原因的刺激，以及第二點的輕微后果，每個人都會有不良行為的動機。這是人類的天性，而不僅限于中國。長此以往，一個不健康的學術體制將只能導致整個學術界的不良后果和聲譽。這對那些占大多數(shù)的遵守規(guī)則的學者們是不公平的。在這方面，歷史上有一些眾所周知的例子，就不需要我具體講了。
　　在闡述上述問題的時候，我深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等古語的含義。從長遠來看，很多這類不良行為可能會自行消失(畢竟，羅馬帝國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當然，在過去幾代人的努力下，中國科技界已經(jīng)走過了很長的路，人們同樣可以對未來持樂觀態(tài)度。但是，我所擔心的是現(xiàn)在正在受教育的新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看到太多沒有受到懲罰和約束的行為，他們自己也會被傳染。這樣一來，自愈的時間將會更長，中國在世界科技舞臺上獲得優(yōu)勢地位的時間將被進一步延遲。
　　下面是一些具體的例子：
　　1．一位導師指導過多的博士研究生(30～100個)。這可能是另一個學術成就定量指標的產(chǎn)物。指導如此之多的學生，沒有人能夠勝任。如果一位教授想積極地與學生們一起工作，通常最多只能指導五六名博士研究生。
　　2．將一篇論文稍做修改后多次發(fā)表。雖然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在年度學術成績評價時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較多，但不會騙過學術界和同行。這種做法不但使中國作者在國際學術出版界的名譽受損，從長遠看，也不會對一個人的學術地位有任何貢獻。
　　3．一稿多投，以增加發(fā)表機會。許多刊物對此是明令禁止的。但許多中國作者還是不時地無視這些規(guī)則的存在。
　　4．剽竊。表現(xiàn)為署上本人姓名、不當引用原文以及省略原文出處等不同形式。作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相信管理者不會知道其中的差異以及學術監(jiān)督不力。
　　5．推薦信不保密。西方國家在評選一個職位或獎項的候選人時，通常是由評選委員會直接要求推薦人提供推薦信并向其承諾保密。但中國的做法卻是讓候選人自己收集這些信件提交給評委。即使是在評委直接向推薦人要求提供推薦信的情況下，也沒有保密的承諾。這就使整個過程和最重要的關于學術成績的質量的意見(同行評價)在本質上變得既無用處，也失去意義。
　　6．院士的特權和獎勵。在多數(shù)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當選為院士是一項榮譽，但僅此而已――沒有獎勵，不論是金錢的或其他方面的，也沒有任何直接源于該榮譽的社會特權。但是在中國，除了榮譽性稱號之外，院士被提升到了不尋常的高度。事實上，有傳言說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積極的競選活動甚至公開或暗地的賄賂。這種學術榮譽與物質利益、特權和權力的直接掛鉤進一步導致了上述那些不健康的動機。
　　毋庸置疑，中國科技界還知道其他一些體制上的問題并在尋求一些具體的應對措施。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重要的是，領導層要承擔起改進這個體制的任務。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里，我一直在說：雖然人們隨時都會在中國見到不合理和不合邏輯的事，但從1979年至今，她在過去26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因此，每當我說出我的看法時，我都是懷著滿腔熱誠和良苦用心的，并且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我提出這些意見，是希望能夠藉此使中國在發(fā)展進程中少走彎路。并且，我還有一點私心，就是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我的信念，也是全世界華人的期望。
　　順致美好祝愿！
　　何毓琦
　　2005年11月27日
　　（注：何毓琦為兩院外籍院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原文為英文。）
　�。�2月6日《科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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