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嫖娼被抓要通知家人的新法規(guī)引起了人們的熱議。這條法規(guī)很有點像小學老師威脅學生要告訴家長，又或者像長舌婦專找你最柔弱的地方下刀子，雖然無奈，其威懾力恐怕還是有的。
　　在中國，以公共權力來施行道德管治可謂無處不在。道德管治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以道德為目的的管治，最典型的是警察沖入別人家里抓夫妻看黃碟；一種是以道德為手段的管治，嫖娼被抓通知家人大概可算入此類。當然，在很多情況下，這兩種情況是同時出現(xiàn)的。
　　道德的正當性依據(jù)在哪里?以公共權力來實施道德管治，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合法性建構密切相關。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種道德合法性，其精義是：一個人之所以掌握最高的政治權力，是因為他具有最高的道德，因而必定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反之亦然，具有最高政治地位的人必定具有最高的道德，這即是儒學所說的“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
　　儒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以道德作為政治的合法性依據(jù)，這樣的思想雖然在先秦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必須要到西漢中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方成為正統(tǒng)。在西漢之前，包括秦朝，政權均來自世襲，其合法性在于祖先的“積善累功十余世”。但西漢政權的建立卻缺乏這樣的合法性依據(jù)，劉邦起自布衣，不說“積善累功十余世”，連他的父母都寂寂無名。至于他的部從，蕭何為吏掾，曹參獄掾，其他販夫走卒，不一而足。要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只有儒學可以提供思想資源，借助于儒學的“德侔天地者稱皇帝”的思想，劉漢政權才確立其合法性。盡管同時有人還生造了“漢家堯后”的古史系統(tǒng)，但這不過是從前貴族世襲思想的遺緒而已，不能當真，后世君主也甚少效仿。從此以后，儒學一直享受獨尊地位，而以道德作為政治的合法性依據(jù)也成為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的不二之選，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核心精神。
　　既然以道德作為政治的合法性依據(jù)，那么以公共權力來實行道德管治就成為應然之事，否則，一方面以道德作為政治的合法性依據(jù)，另一方面對道德之事卻置之不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在中國社會，公共權力主導下的道德管治無處不在，這樣的人文體驗對于中國人來說也異常豐富。類似嫖娼被抓要通知家人的法規(guī)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不脫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窠臼。
　　但是，現(xiàn)在這條法規(guī)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甚至受到質疑，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會正在轉型，轉型的實質是從道德到權利，是權利而不再是道德成為社會生活和組織的原則，政治的合法性依據(jù)亦隨之轉移；與此相應，公共權力不應該再以道德的名義侵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而應該以保護公民的權利為己任。
　　權利與道德的關系是什么呢?在傳統(tǒng)社會，道德是社會生活和組織的原則，衡量一件行為正當與否的依據(jù)，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種道德標準；而在現(xiàn)代公民社會，權利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要素，衡量一件行為是否正當，惟一的依據(jù)是看它有沒有侵犯他人的權利，如果侵犯了他人的權利，就是不正當?shù)�，反之即為正當。所有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肯定都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們不能說所有不道德的行為都必定侵犯他人的權利。夫妻看黃碟不能說是道德的，但是；它沒有侵犯任何人的權利，所以，公共權力不應干涉；如果公共權力以道德之名進行干涉，反而因為侵犯了他人的權利而成為不道德。
　　在中國正在現(xiàn)代化的今天，道德管治必須慎行，否則，只會延緩我們通往現(xiàn)代文明的腳步。
　　(5月11日《南方周末》，作者系廣州《開放時代》雜志社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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