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處于深刻的社會變革時期，大量利益分歧和矛盾沖突在一定區(qū)域或時段集中呈現，加上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yè)的影響，使得維護社會穩(wěn)定工作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此背景下，縣委書記、縣公安局長、縣法院院長等基層重要崗位的官員進京接受培訓，學習如何提高執(zhí)政能力和水平，正確處置突發(fā)性公共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這對于妥善協(xié)調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wěn)定，無疑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
　　這次全國范圍內的基層官員“跨級直訓”，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一個多年來廣為人知的現象――群眾“越級上訪”。兩者不但在形式上比較接近，在內容上也都具有某種“向上求助”的特征。
　　對基層官員之所以要“跨級直訓”，主要是因為不少地方矛盾和糾紛增多、群體性事件頻發(fā)、維穩(wěn)壓力加大，而一些地方黨委、政府等公權機關僅憑傳統(tǒng)經驗已無法妥善應對，有時甚至會激化矛盾。因而，他們需要進京學習新的治理理念和處理具體事務的技巧，以便回到地方后能學以致用。
　　相應地，一些群眾之所以越級到省里或中央上訪，主要也是由于鄉(xiāng)鎮(zhèn)、縣市未能妥善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令群眾漸漸失去對縣鄉(xiāng)一級公權力機構的信任，轉而寄希望于省里特別是中央出面。
　　這樣看來，縣鄉(xiāng)一級基層公權力機構在社會治理方面的低效乏力，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通過對基層官員的“跨級直訓”，能大幅提高基層公權機構的執(zhí)政能力，令群眾反映的問題大都能在基層得到妥善解決，群眾越級上訪的動力將大為減弱。另一方面，如果群眾的越級上訪，能經由省里和中央向縣鄉(xiāng)一級公權力機構形成壓力，推動這些機構厲行善政，那么縣級官員大約也就無需進京接受“跨級直訓”了。
　　但實際情況是，群眾越級上訪無非換來了省里或中央部門的一紙“批轉”，所反映的問題并未得到妥善處置，久而久之矛盾反而愈加激化。既然群眾越級上訪的作用有限，那么，對此次縣級官員進京接受直訓對于改善基層社會治理的作用，也不宜做過高的估計。
　　筆者認為，針對上述難題，治理思路不妨從“向上求助”轉向“反求諸己”。其核心是，要在完善基層社會的內部治理結構上做文章，充分挖掘基層社會的自治資源，發(fā)揮地方公權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作用和公眾權利對權力的制約作用；不斷強化基層群眾自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機制，改變“權力自上而下賦予、權力者自下而上負責”的權力授受、行使與履責鏈條，促使基層公權機關更多地對自己的權力來源――當地選民和公眾保持敬畏，更多地對選民和公眾的利益負責；并在基層社會形成穩(wěn)定有效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使調處糾紛、解決矛盾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對基層社會而言，這將是一個十分艱難但不得不堅定進行的轉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基層地方的國家權力機關，縣鄉(xiāng)一級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h鄉(xiāng)一級人大一方面需要扎實推進自身改革，增強為選民代議、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強化自己監(jiān)督“一府兩院”（鄉(xiāng)鎮(zhèn)只有“一府”而沒有“兩院”）的職能，以形成“人民選舉、監(jiān)督（彈劾、罷免）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選舉、監(jiān)督（彈劾、罷免）官員”的機制，使公眾可以通過人大充分表達自身訴求、維護自身權益并監(jiān)督公權。
　　循此內生性治理思路，當基層社會逐漸建立起了良好的治理結構和政治生態(tài)，群眾越級上訪和縣級官員進京接受直訓之事都將越來越少。（潘洪其）
　　（6月7日《東方早報》，作者為《北京青年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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