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失敗，日本占領臺灣50年。在先后有65萬臺灣同胞捐軀殉國的抗日斗爭中，臺灣原住民的抗日斗爭是其中最為慘烈悲壯的一部分。日本殖民者為鎮(zhèn)壓臺灣原住民部落的反抗，數(shù)十次動員軍隊和警察與臺灣原住民作戰(zhàn)，有文字記錄的就達27次之多，其中兵力規(guī)模超過一千人的至少有十余次。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臺灣原住民抗日斗爭中多少人捐軀，透過口傳的歷史，我們還是能清楚地體會到，當年日本侵略者以焦土政策滅絕反抗的原住民部落時的殘忍無道同時也依稀感覺到，當年原住民用生命和鮮血抗擊日寇的戰(zhàn)斗中，英勇不屈，慷慨赴死、前仆后繼的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在中國人民抗日的歷史長河中，臺灣原住民最早發(fā)動的武裝抗日斗爭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它也因此成為中國早期抗日斗爭史實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抗日斗爭的歷史必定是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節(jié)著名的抗日斗爭
　　臺灣原住民武裝抗日斗爭次數(shù)之多、規(guī)模之大，時間之長，令人感嘆。其中不乏幾個部落數(shù)百人、或單一家族數(shù)十人，長期持續(xù)抗日超過十年的傳奇事例。臺灣原住民抗擊日本侵略者誓死不屈，堅苦卓絕的獻身精神驚天地泣鬼神。而臺灣原住民被日本帝國主義者茶毒的悲慘遭遇，歷經八年抗戰(zhàn)的中國人民感同身受。
　　
　　一、牡丹社事件
　　
　　同治十四(1874)年，有琉球船民遭臺風遇難漂至屏東，被恪守拒斥外族入侵禁忌的排灣人擄殺。7年后，即光緒七年，1881年5月21日至7月1日，日軍租用美國輪船，在美軍顧問指揮下，組成3658人的大軍遠征恒春半島，圍剿屠殺了牡丹社大頭目，焚毀整個部落，排灣人以微薄之力堅持抗戰(zhàn)兩個月，最后終因不敵重兵押鎮(zhèn)，被迫投降。戰(zhàn)爭中日軍傷亡29人，另有561人因熱帶疫病而死，當時美國紐約前鋒報也派遣記者作戰(zhàn)地報導，使牡丹社事件成為臺灣首度聞名國際的大事件。由于日軍病死者過眾，其士兵漸漸失去戰(zhàn)斗力，日本人決定撤回本土，即要求英國出面協(xié)調。本應屬于正義一方的清政府，卻在英國大使調停下，在北京與日本簽署了屈辱的《清日臺灣事件專約》，清廷還被迫拿出40萬兩白銀賠償給日本。日本軍隊遂于1881年底撤離臺灣。
　　
　　
　　
　　這一事件使清廷察覺到外族染指臺灣的企圖，匆忙派欽差大臣沈葆楨到臺灣督政，沈奏請清廷結束長達191年的渡臺禁令，實施積極招撫原住民并招募大陸人民移民臺灣的“開山撫番”政策，這也同時加快了臺灣建省的速度。
　　
　　二、南莊事件
　　
　　從樟樹中提煉的樟腦，是19世紀的高價香料。臺灣從1851年起，持續(xù)60年間樟腦年產量位居全球第一。因此，樟樹就成為日本占領臺灣后垂涎的首要物產。苗栗南莊鄉(xiāng)是樟樹最大的產地，也是賽夏人的聚居地，日本商社以巧取豪奪方式掠取賽夏人山林，引發(fā)賽夏人憤起抗日。
　　1902年7月6日，擁有清朝六品軍功和監(jiān)生榮銜的賽夏人部落首領豪杰日阿拐，聯(lián)合賽夏人、泰雅人姻親、漢籍佃戶500人，對抗由步兵、炮兵，工兵、憲兵，警察部隊組成的1080名日本軍隊及數(shù)量眾多的當?shù)剜l(xiāng)勇，雙方激戰(zhàn)三個月，日軍死22人、傷36人，原住民戰(zhàn)死者1O人。當年11月17日，雙方約定在南莊談和，日本憲兵竟在會場埋伏機槍，等原住民談判代表抵達時突然進行圍殺。結果，包括鹿場社頭目逮鹿在內的8人當場被害，16人僥幸逃脫，日阿拐從此匿居鹿場深山，最后抑郁而終。
　　這是日本侵占臺灣后，首度由臺灣原住民發(fā)動的抗日戰(zhàn)爭，參與者包括賽夏，泰雅兩個族群，以及與賽夏人長期和睦共處的漢籍佃農，這也是臺灣各族群民眾聯(lián)合起來抗擊日本侵略的一次重要合作。事后有兩姓漢族佃戶隨日阿拐匿居深山，歷經百年，雖已同化為泰雅人，卻仍保有原來的漢人姓氏和祭祖的習俗。這是原住民歷史上一段具有悲壯色彩的歷史事件。
　　
　　三、??山事件
　　
　　泰雅人科嵌群部落分布于桃園縣復興鄉(xiāng)大漢溪上游，由17個部落一千余人組成。部落里族人時常翻山越嶺到宜蘭縣，偷襲駐扎在蘭陽溪中游的日本警察和開路工程隊，挑戰(zhàn)日本殖民者的統(tǒng)治。為此，日本警察于1910年5月下旬，調集臺北、桃園，臺中、南投，宜蘭等五個地區(qū)的警察、鄉(xiāng)勇，工匠、挑夫等共1814人組成討伐隊，從宜蘭縣員山鄉(xiāng)展開對科嵌群部落原住民的討伐，他們以占領大同鄉(xiāng)英士村西北方向的1713米的梵梵山頂為目標，目的就是在這個制高點上安置大炮，籍以鎮(zhèn)壓居住在附近深山里的科嵌群部落的泰雅人。
　　6月8日，討伐隊聽說科嵌群的泰雅人要來襲擊，所雇的宜蘭溪頭群泰雅人挑夫幾乎全部逃走。日本總督急忙調集日本陸軍720人與日警120人，以山炮，機槍，地雷增援討伐隊。兩天后，雙方在北橫公路棲蘭附近深山密林展開激烈的肉搏戰(zhàn)，原住民攻勢之猛烈，常使整排日軍遭到全殲，討伐隊里人員猶如驚弓之鳥，不僅平民，鄉(xiāng)勇驚逃一空，就連日瞽陣前逃跑的人也很多。由于日軍兵力遭受重創(chuàng)，又因為補給人員的流失，使日本士兵無法得到必須的后勤補充而陷入絕糧狀態(tài)。臺灣總督佐久間大將竟然下令，前線日軍以泰雅人尸首為食。
　　7月起，日軍經整補后，又組織2308人再度發(fā)動攻勢，5天后推進到宜蘭桃園兩縣分水嶺的池端，占領了山的制高點。討伐隊進一步誘使臺北新店的泰雅人為其從事偵查，反問工作，借以瓦解科嵌群部落。從8月起，科嵌群中有的部落派頭目與日軍商量停戰(zhàn)事宜，但仍有部落繼續(xù)出擊。8月底，戰(zhàn)事趨于沉寂，雙方陷入了反復談判狀態(tài)。日軍在梵梵山頂建立了攻擊科嵌群部落的炮群陣地，9月10日，另一支日本部隊從桃園開抵未參戰(zhàn)的復興鄉(xiāng)高義社，開辟了深入巴陵社的道路，企圖讓上游的科嵌群部落腹背受敵。10月上旬日軍以猛烈炮火轟炸科嵌群部落，在炮擊射程內的科嵌群各社已無力反抗，20日被迫繳出槍支。這一戰(zhàn)役日軍傷亡很慘重，雖未公布傷亡人數(shù)，但統(tǒng)計戰(zhàn)爭期間的報告顯示出，僅軍官陣亡的就超過一百人，可見泰雅人在對日作戰(zhàn)中的勇猛和頑強。
　　
　　四、七腳川事件
　　
　　1908年，日本警察強行征集與太魯閣人有世仇的七腳川社的阿美人做壯丁(隘勇)，企圖讓他們配合日軍圍堵鎮(zhèn)壓抗日的太魯閣人部落。被征用的七腳川社的阿美壯丁因不滿日本警察的壓榨，一部分人憤而聯(lián)絡居住在深山里的賽德克人和巴托蘭群的太魯閣人，聯(lián)合襲擊了吉安日警，并攜眷逃入山區(qū)。當?shù)厝站��?zhèn)壓未遂，反使抗日事態(tài)呈野火燎原之勢。臺灣日本總督府急忙派遣警視總長和陸軍參謀，赴花蓮指揮384名步兵和390名炮兵及鄉(xiāng)勇對反抗的原住民各族群進行征討。原住民恃險抵抗，日軍久攻不下，最后只能設置通電鐵網圍堵山區(qū)，斷絕反抗者的糧食。即使如此，仍有百余位阿美反抗者繼續(xù)藏匿在深山里，從事抗日活動達6年之久。 　　日軍擔心七腳川的阿美人再度反抗，就將他們分散安置在吉安鄉(xiāng)新七腳川，蔸蘭，里漏、，薄薄，壽豐鄉(xiāng)賀田莊，十六股莊，月眉，花蓮市飽干，歸化等地，使這些原住民族群難以再集結舉事，這就是臺灣抗日歷史上著名的“七腳川事件”。
　　
　　五、李棟山事件
　　
　　1910年，日本殖民者已經控制了新竹尖石鄉(xiāng)前山地區(qū)，并計劃繼續(xù)往深山推進。翌年8月，日軍發(fā)動了為期兩個月的“李棟山隘勇線方面前進”鎮(zhèn)壓圍剿原住民的行動。日本統(tǒng)治者動員警察，鄉(xiāng)勇(壯丁)，工匠、挑夫共2157人，經過數(shù)次戰(zhàn)斗后，日軍共死亡79人負傷65人后，終于占領了海拔1914米最高峰李棟山，建立俗稱李棟山古堡的李棟山監(jiān)督所，并在這座高山上建立起規(guī)模宏偉的巨炮陣地，用以壓制馬力觀群等部落的對日反抗。
　　但遠在炮火射程外的金那吉、霞喀羅兩個泰雅人族群仍伺機狙擊日本人。1912年9月，日本軍警2385人與泰雅人擺開了戰(zhàn)場。戰(zhàn)斗異常激烈，雙方形成肉搏戰(zhàn)，壕溝戰(zhàn)與碉堡戰(zhàn)，日軍以大型手榴彈、汽油火焰彈進行攻擊，目軍以陣亡210人，傷330人的代價，也僅僅占領了一個部落。1913年6月，日軍第三度動員2778人進行再度圍剿，設大本營于李棟山堡壘，在巨大炮火的攻擊下，經過32天激烈博戰(zhàn)日軍再以陣亡21人、傷18人沉重代價，終于將整個尖石后山(即大漢溪源頭)的泰雅人三個部落12社群的激烈抗爭鎮(zhèn)壓了下去。
　　
　　六、霞喀羅事件
　　
　　1913年，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出動3384員軍警，企圖征服新竹五峰鄉(xiāng)霞喀羅四社的泰雅人，結果戰(zhàn)事膠著了整整13年，日軍連續(xù)開辟兩條橫越高山，深入部落的軍事道路，依然無法獲勝。其中霞喀羅警備道路全長536公里，沿途平均每23公里就設置一座警所，警所密度之高，在臺灣歷史上是空前絕后。
　　這場延宕了13年的抗日戰(zhàn)爭共發(fā)生四次大的戰(zhàn)斗，首役是1913年日軍以3384人之眾從五峰鄉(xiāng)上坪社仰攻，激烈的戰(zhàn)斗持續(xù)不斷，在日軍死亡98人。傷147人之后；霞喀羅群部落才因彈藥耗盡而終止抵抗。1917年5月，霞喀羅群的泰雅人再次攻擊日本統(tǒng)治區(qū)，遭到日軍540人追擊。3個月內發(fā)生大戰(zhàn)10余次，日軍雖然強行攻入部落，但卻因死傷高達171人，被迫與泰雅人講和撤軍，霞喀羅群為防御日軍的再次侵入，被迫移居到苗栗泰安鄉(xiāng)的馬達拉溪源頭高山上居住。
　　1920年3月，霞喀羅群又出外連續(xù)襲擊日警日警鎮(zhèn)壓無效后，開始利用族群矛盾激化泰雅人內部的不合，最后導致部分堅持抗日的族人彈盡糧絕被迫繳械。盡管如此，仍有3社47戶240名泰雅人依托馬達拉溪繼續(xù)抵抗。
　　1926年霞喀羅群部落被攻破，日本人擔心其再次反抗，就將這四社族人分散遷居于其他部落中，使這支最驍勇善戰(zhàn)的族群，從此難以再聚集在一起。
　　
　　七、太魯閣戰(zhàn)爭
　　
　　1914年，曾領軍鎮(zhèn)壓牡丹社事件的臺灣總督佐久間大將，率領兩萬名陸軍與員警組成的部隊，分別從合歡山與立霧溪口，兵分7路夾攻圍剿只有兩千人的太魯閣人部落，這是一場發(fā)生在3000米高山上的戰(zhàn)斗，也是日本侵略者使用機槍大炮對原始部族的強勢侵略歷史鐵證。
　　1914年5月下旬開戰(zhàn)之后，前20天在奇萊山腰的立霧溪源頭，爆發(fā)慘烈的肉搏戰(zhàn)。日軍在大炮機槍掩護下，一路攻入部落，以焦土政策對付部落，他們焚毀了原住民的住屋、糧倉，企圖將太魯閣人遁迫到絕路。然而太魯閣人頑強地堅持反擊，造成日軍死傷19人，其中包括兩名日籍高級軍官。而在6天之后的卡拉寶社爭奪戰(zhàn)里，太魯閣人還殲滅了整排的日軍。
　　6月中旬以后，日軍挾優(yōu)勢兵力與充沛補給，逐漸取得戰(zhàn)場優(yōu)勢，尤其6月底的3場強烈臺風，在兩周內連續(xù)襲擊花蓮，導致分散在山區(qū)的太魯閣人無力再戰(zhàn)，戰(zhàn)斗在8月13日結束。雖然日軍鎮(zhèn)壓了太魯閣人，但其本身死傷高達2200人。日本71歲的臺灣總督佐久間，也是在戰(zhàn)場上失足墜下山崖，致使其重傷久治不愈，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其就因傷而死。
　　
　　八、浸水營事件
　　
　　在臺灣屏東縣的枋寮鄉(xiāng)，有一條橫越中央山脈南端棱線，下坡抵達臺東大武的“浸水營古道”，是清代修建的從臺灣西部前往臺東的官方步道，沿途經過排灣人查敖保爾群所屬的力里姑仔侖等大社。當年胡適博士的父親胡鐵花擔任臺東州知府時，就曾乘轎經此赴任，并檢閱沿途駐扎的清兵。
　　因雨量高而聞名的“浸水營”，是位居全球第九位的潮濕多雨之地。當年清代駐扎在浸水營的兵營就常常遭受于水患之苦。附近242公頃的原始林中，共有756種原生植物，其中有59種為稀有或臺灣獨有物種，也是當?shù)嘏艦橙说膫鹘y(tǒng)獵場。1914年，日本警察為確保其統(tǒng)治地位，強制收繳原住民獵槍，引發(fā)以力里社為首的排灣人的反抗。道路沿線的日本警所都被焚毀，所駐日警全部被斬首，戰(zhàn)爭迅速蔓延整個恒春半島，所有排灣人部落都奮起抗日。日警動員2190人進行討伐，雙方激戰(zhàn)3個多月，日本總督征調海軍第十艦隊兩艘驅逐艦，從枋寮外海炮轟山地部落，夜晚則以強烈探照燈照射，震懾當時還不知電燈為何物的山地原住民，最后排灣人終因物質條件太差，被迫投降。這次戰(zhàn)爭中，日軍方面陣亡107人，而排灣人遭炮火，地雷殺害者則不計其數(shù)。
　　
　　九、布農人拉荷?阿雷事件
　　
　　1915年，花蓮布農人部落因不服日警強制收繳獵槍，而奮起發(fā)動抗日斗爭，帶頭的人是卓溪鄉(xiāng)大分社頭目拉荷?阿雷。他帶領4個兒子與親友，在長達17年數(shù)不清的出擊日本侵略者的行動中致使日警陣亡人數(shù)突破百人，單他本人所砍下的日本人的頭顱就超過60顆，他是當年反抗日本統(tǒng)治時間最久的原住民英雄，也是被日本人稱為“全島最后的歸順番”。
　　日本殖民者為了征服拉荷?阿雷，還專門開辟了南投水里到花蓮玉里的道路，試圖打開反抗者占據(jù)的山地，這條路最高點標高為3324米，是當時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官方越嶺步道。當?shù)缆芳磳⑼瓿蓵r，拉荷氏帶著家人搬到高雄縣境內的濃溪源頭的深山里，繼續(xù)外出襲殺日警。日瞽又開辟了高雄六龜?shù)脚_東關山的“關山越嶺橫斷道路”，以強迫拉荷氏撤出藏匿的玉穗社部落，但拉荷氏仍不斷出征。直到1932年，日本高階警官迫不得已跑到玉穗社向拉荷氏求和，翌年雙方正式談和，才終止了長達17年的拉荷氏對日戰(zhàn)爭。
　　在日本侵略軍肆虐中國和西太平洋群島的橫行時代，居然和一個布衣人家族作戰(zhàn)長達17年，即使開辟兩條橫越中央山脈的軍事道路也無法獲勝，最后只能主動求和，并允許該家族成員無罪自由居住。這在日本人的侵略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后的。
　　
　　十、霧社事件
　　
　　1930年10月27日，南投仁愛鄉(xiāng)賽德克人(泰雅人支系)德奇塔雅群， 因不堪日警長期奴役與歧視，在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shù)腊l(fā)動下，利用日本人舉行運動會的時機，圍殺了聚集在霧社小學的134個日本人，并奪走了警局的槍支。兩天后，日方以軍警4171人之眾，在飛機轟炸，毒氣彈，燃燒彈的協(xié)助下奪回了霧社小學，切斷了德奇塔雅群部落的所有對外聯(lián)系及求援之路，使莫那?魯?shù)篮退�的族人被迫退守深山�?
　　由于日軍在反攻初期就遭遇重大損失，后期他們就先以利誘，繼而威脅等多種手段，強迫賽德克道澤，土魯閣兩個社群，以及泰雅人充當征討德奇塔雅群的第一線壯丁，促使戰(zhàn)勢迅速逆轉。12月8日所有剩余的反抗族人寧死不屈，相繼自盡。結束戰(zhàn)爭時，參與抗日的1236位賽德克男女族人，有343人戰(zhàn)死，290人自縊，舉族僅剩下49％。
　　霧社事件不僅顯現(xiàn)日本殖民政策的失敗，也將日本統(tǒng)治者的殘暴表露無遺。在霧社事件后，日警深恐原住民匿居深山，一旦反抗將難鎮(zhèn)壓，因此厲行“平地移住”政策，強制各山地族群遷徙到山腳平地。這種居住環(huán)境的改變，對臺灣原住民被漢人及其他族群同化，產生了無法阻止的加速作用。
　　
　　第二節(jié)抗日斗爭的特點和意義
　　
　　從這些風起云涌的臺灣原住民抗日斗爭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原住民的武裝抗日斗爭，至少具有三個特點
　　
　　一、是保衛(wèi)家鄉(xiāng)、反抗殖民掠奪的正義之戰(zhàn)
　　日本占領臺灣后，在臺殖民政權的財政最初是依賴日本國庫支撐。1905年日俄戰(zhàn)爭后，因日本國內財政困窘，在日本國內甚至曾有過“將臺灣出售給歐美列強”的議論，致使臺灣總督府必須謀求臺灣殖民地的財政獨立。此時，臺灣豐富的樟腦資源，已逐漸躍居日本在臺灣總督府年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就此，日本殖民者更加緊了以武力征服聚集山區(qū)的原住民部落的行動。殖民者掠奪更多的土地與森林資源，遂成為臺灣原住民和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發(fā)生沖突的直接原因。日本殖民者以奴役殖民地人民而搜刮到的殖民地資源，作為進一步侵略擴張的資本。日本侵略者侵占臺灣原住民傳統(tǒng)生活領域，奪取原住民賴以維生的資源，因而激起原住民反抗斗爭是必然的，原住民對日本侵略者的戰(zhàn)爭，實質上就是反抗殖民掠奪捍衛(wèi)族群生存權的正義戰(zhàn)爭。
　　
　　二、是原始部族的以弱勢抗擊強勢的戰(zhàn)爭
　　臺灣原住民是中國最后一支脫離石器時代的原始部族。直至19世紀50年代以后，才因為外族的強勢介入而全面進入鐵器時代。臺灣原住民不同族群分類較多，有十多個語言相異，習俗不同的族群。當時他們每族群的人口，少至數(shù)百人多不過五萬人，所擁有的武器只是他們平時用來狩獵的弓箭，刀矛以及簡陋的獵槍。而日本卻是連續(xù)擊敗清朝與俄國，軍力雄霸東亞的近代軍事強權。以這樣的優(yōu)勢對峙剛脫離石器時代的原始部族，其恃強凌弱一目了然。反觀臺灣原住民以弓箭長矛和獵槍迎戰(zhàn)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致使敵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聞風喪膽如臨大敵，其勇氣和頑強不懼強權的精神足以功垂千古。
　　
　　三、是一場孤立無援、寧死不屈的族群殊死戰(zhàn)爭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臺灣的時候，臺灣原住民聚居生活的部落還是相對封閉的和獨立于其他族群之外的，基本上與生活在平地的漢人隔絕。這也是他們的對日戰(zhàn)爭處在孤立無援狀態(tài)的原因所在。原住民的對日戰(zhàn)爭，很多時候，只是以單個部落或一個家庭直接面對持有機槍大炮等現(xiàn)代化武器的侵略者。就是這種極不對稱的情況下的戰(zhàn)爭，原住民竟然堅持了數(shù)十年之久。他們憑借原始矛箭獵槍與侵略者周旋，日軍不惜用大炮機槍、甚至毒氣等化學武器肆無忌憚地殺戮他們，割下他們的頭顱、剖開他們的胸膛，甚至吞噬他們的血肉+但他們仍給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擊。當時世界上沒有人了解他們的斗爭，更沒有人關注他們反抗所遭遇的犧牲，然而就是在這樣孤弱無援艱苦卓絕的情況下，為了保衛(wèi)家鄉(xiāng)捍衛(wèi)尊嚴，他們無怨無悔地堅持斗爭，甚至在戰(zhàn)敗后不惜以生命來拒絕侵略者的統(tǒng)治。他們這種寧死不屈、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氣概，足以讓任何侵略者膽顫心驚。(未完待續(xù))
　　
　　《臺灣原住民概論》連載(五)　　陳　杰
　　第六章原住民與祖國大陸的關系
　　
　　臺灣同中國大陸的淵源深厚而久遠。據(jù)考證，在遠古時代，臺灣地區(qū)和大陸本來是連接在一起的 大陸板塊，后來由于地殼運動，相連接的部分陸地下沉成為海峽。臺灣變成了海島。臺灣各地相繼發(fā) 掘出的石器、黑陶和殷代西翼式銅鏃等大量文物證明，臺灣與大陸同屬一脈。因而臺灣原住民與祖國 大陸也就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
　　
　　
　　第一節(jié) 原住民與祖國大陸的淵源
　　
　　一、原住民與祖國大陸淵源的考古 發(fā)現(xiàn)
　　臺灣原始社會文化遺址遍布在臺灣 各個地區(qū)。較為有名的包括屬于舊石器 時代的長濱文化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 早期的大岔坑文化遺址，屬于新石器時 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圓山文化和鳳鼻 頭文化遺址。從臺灣島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 祖國大陸的文化，在舊石器時代就已傳 到臺灣。
　　原住民長期生活在臺灣，其中一部 分可能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 過海的。地球演變的歷史研究表明，臺 灣屬大陸型島嶼，即原為大陸一部分， 后因地殼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與大 陸分離。臺灣海峽地區(qū)曾為平原或淺水 區(qū)，大陸或南洋一些地區(qū)的原始人類 有可能陸行或使用獨木舟進入臺灣島。 因為臺灣脫離大陸的時間太短，從生 物進化的原理觀察，在一個狹小的島嶼 范圍里，不可能實現(xiàn)從猿到人的轉變， 所以島上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長 的，而應是從中國大陸或其他地區(qū)遷 入的。據(jù)考古所發(fā)現(xiàn)的臺灣最早的人 類化石“左鎮(zhèn)人”顯示，“左鎮(zhèn)人”是 3萬多年前從大陸到臺灣的。1萬多年 至3萬多年前正是更新世晚期，大陸 與臺灣還連在一起，左鎮(zhèn)人可能也和 許多大型哺乳動物一樣，是經過長途 跋涉從大陸沿海走到臺灣的。臺灣發(fā) 現(xiàn)左鎮(zhèn)和長濱兩處古人類遺址，福建 的清流，漳州，東山也發(fā)現(xiàn)古人類化石。 清流縣境內的古人類牙齒化石，推測是 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晚期智人所有，經研 究確定為距今1萬多年前。漳州人類化 石是一段脛骨，其絕對年代距今1萬年 左右。東山人類化石是一段肱骨，絕對 年代約距今1萬年前后。雖然，從年代 看，福建人類化石比臺灣左鎮(zhèn)人晚一些， 但根據(jù)對牙齒結構的對比研究，左鎮(zhèn)人、 清流人，東山人和柳江人，同屬我國日 石器時代南部地區(qū)的晚期智人，他們的 體質形態(tài)基本相同，都繼承了中國直立 人的一些特性。由此推測左鎮(zhèn)人和清 流人存在著共同的起源。
　　而距今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 遺址，在臺灣分布更多更廣。例如臺 北圓山、大坌坑、北部沿海土地公山、 芝山巖，大直，尖山等數(shù)十處，出土 有段石錛、有肩石斧，印紋陶，黑陶 和彩陶等，質量和風格與大陸東南沿 海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同類器物相近。另外， 在臺灣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發(fā)現(xiàn)的 與圓山文化同時代、距今約3000年至 4500年的鳳鼻頭文化，其陶器貝丘 石斧、石錛等就與大陸東南沿海出土 的同類器物有很多共性。也就是說， 海南、臺灣新舊石器和陶器與大陸同 屬一個文化系統(tǒng)，彼此之間有著密切 聯(lián)系。他們的使用者有可能進入臺灣， 后發(fā)展為臺灣原住民，成為島上最早 居民。1980年7月，臺灣考古學家在 臺東縣卑南鄉(xiāng)進行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了大 批石棺、石器陶片及玉器，經鑒定這 是兩三千年前古代臺灣人的遺物，和 我國南方各省古代的越濮族人留下的 遺物一樣。學者們認為，這極有可能 是在距今2000年以前，臺灣海峽兩岸 海水退潮時，一部分人從大陸渡海來 到臺灣，這部分人也可能就是今天臺 灣的泰雅人，賽夏人，布農人和鄒人 等少數(shù)族群的祖先。
　　再從出土的石器來看，長濱文化的 舊石器，是用在水里磨滾過的礫石打制 的，有一面或兩面打擊的砍砸器、刮削 器等。其制法與大陸南方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 十分相似，尤其是與湖北大冶石龍頭， 廣西百色上宋村兩處出土的礫石砍砸器 在基本類型和制作技術上沒有什么差別。 考古學家認為，“這里的礫石石器屬于華 南的工藝傳統(tǒng)。”臺灣學者將長濱舊石器 與周圍同一階段的文化石器進行比較研 究，也認為由各種條件及已知考古資料 來說，臺灣長濱文化的祖籍是中國大陸。
　　以繩紋粗陶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 以印紋細陶為代表的鳳鼻頭文化和圓山 文化，都和大陸東南華南地區(qū)新石器 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大坌坑文化的遺 物在大陸東南沿海各地廣泛存在。1968 年，臺灣學者在金門島富國墩發(fā)現(xiàn)夾砂 陶為主的文化遺存，1985年至1986年， 福建省博物館在平潭島的殼丘頭遺址也 發(fā)現(xiàn)了與富國墩遺址相似的文化遺址。 因此，考古學界把這類型的文化遺存稱 之為“富國墩――殼丘頭文化”。富國墩 遺址陶片的刻印紋和貝印紋，與臺南八甲 村遺址相近。殼丘頭遺址出土的石器，打 制與磨制并存，與大坌坑文化有許多相同 和相似的文化因素，但也有不少差異性。 因此可以說，大坌坑文化的產生“與大 陸早期新石器的繩紋陶有著某些聯(lián)系”。
　　鳳鼻頭文化“是繼承大坌坑文化而 繼續(xù)發(fā)展的，當然接受大陸文化的影響 也更加顯著”。鳳鼻頭紅陶，顯然受到 大陸東南沿海地區(qū)馬家濱――良渚文化 的影響，當這種紅陶類型文化在臺灣中 南部擴展時，又受到福建閩江下游曇石 山文化的浸潤。曇石山文化中層出土陶 器以夾沙陶印紋硬陶為主。紋制為拍印 的條紋和交錯條紋，還有一定數(shù)量的繩 紋。這些特征與鳳鼻頭紅陶文化十分相 近。再從其文化層的年代看，屬于鳳鼻 頭紅陶類型文化的南投縣草鞋墩遺址， 其碳14測定數(shù)據(jù)為距今4000年左右， 正與曇石山中層的年代相吻合。鳳鼻頭 上層的素面和刻畫黑陶文化與曇石山遺 址上層以及福建福清東張遺址中層的遺 物十分相似，同屬于閩臺地區(qū)以幾何印 紋硬陶和彩陶共存為特征的古文化遺存。
　　圓山文化以彩繪陶，印紋陶，有段 石錛、有肩石斧巴圖石器為其主要特征。 盡管在大陸還暫時找不到基本相同的遺 存，但有許多文化因素表現(xiàn)了密切的聯(lián) 系。其中有段石錛起源于長江下游，在 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便出現(xiàn)原始的 形制，到良渚文化時又進一步發(fā)展。同 時在華南分布也很普遍，臺灣圓山文化 中出現(xiàn)的有段石錛，顯然有大陸文化的 影響。有肩石斧起源于廣東珠江三角洲， 主要分布在兩廣云貴各省。圓山文化 中的彩繪陶，印紋陶及殷周式的雙翼銅 鑄、石刀，玉塊等，也顯然受到大陸的 影響，只有巴圖石器是臺灣特有的遺物。
　　此外，臺東麒麟的巨石文化可能受 到浙江南部瑞安東陽巨石遺址的文化 影響。鵝鑾鼻發(fā)現(xiàn)的史前遺址，與大陸 東部或東南部古代文化有關。卑南發(fā)現(xiàn) 的玉決耳飾，則與東南亞及大陸沿海地 區(qū)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的玉耳飾極其相像。 在臺東縣成功鎮(zhèn)發(fā)現(xiàn)的馬武窟“海蝕洞 人”，采用“蹲踞葬”，臺灣考古學家認為， 這種安葬儀式常見于廣東廣西史前文 化遺址，“海蝕洞人”很可能與大陸有關。
　　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在我國大陸南 方、海南和臺灣都發(fā)現(xiàn)有日石器和新石 器文化。這些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文化內涵 均屬于大陸古越族之前的古人類和古文 化，它們組成了個完整的古文化系統(tǒng)， 有力地證明臺灣原住民與大陸古越族屬 于同一起源。
　　
　　二、原住民與祖國大陸淵源的文化 人類學證據(jù)
　　臺灣的原住民，不論是居于北部山 區(qū)的原住民，還是居于南部海岸的平埔 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屬于南亞蒙古人種 的原馬來人后裔。大多數(shù)人類學者認 為，原馬來人的祖先最初發(fā)源于亞洲北 部大陸，一支沿東部海岸南下，廣泛分 布于我國東南部，南部沿海地區(qū)，古代 叫做百越；另一支越長江上游南下，分 布于五嶺以西的西南峽谷地區(qū)，叫做百 濮。古代越濮諸族群和原馬來人存在有 許多類似之點，至今仍然依稀可以辨認 出來。大概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期或晚期， 有一支越族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分數(shù)批 渡海到了臺灣，一部分留下來與先住在 那里的矮黑人相融合，后來就成為泰雅 人賽夏人，布農人和鄒人等少數(shù)族群 的祖先。大約在同一個時期，有幾支越 人和濮人也分作若干批，有的沿著海岸， 有的溯江南下，經中印半島而至南洋群 島，分別與來自印度或高加索的古印度 奈西安種人相融合，成為原馬來人。大 部分原馬來人留下來與原住在那里的尼 格利佗種人相融合，成為后來的真馬來 人。而沒有同尼格利佗種人相融合的部 分，后來有一支經由菲律賓群島移入臺 灣，這些人就是排灣，阿美、卑南，達 悟和平埔等人的祖先。這樣，從我國大 陸出發(fā)的兩支南亞蒙古人種，在經過不 同的路線和長期迂回的遷移以后，最后 又在臺灣匯合了。
　　從體質人類學特征看，民族雖然主 要由其文化特質決定其歸屬，但一個群 體的體質人類學特征對于比較他們的來 源也是一個重要依據(jù)。體質人類學研究 結果顯示，臺灣原住民與大陸中國人一 樣，同屬亞洲蒙古人種。他們的頭指 數(shù)、體高，鼻型、眼型，膚色、發(fā)型等 都基本一致或十分相似，有著異乎尋常 的同源關系。民族學者經比較發(fā)現(xiàn)，主 要聚居于海南島的黎族與廣西漢族最接 近，其次與湖南漢族以及臺灣原住民較 接近。這些資料表明，黎族和臺灣原住 民的起源和進化與中國內地人具有同一 淵源，只是他們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有差異， 形成某些體質特征略有不同。正是后者， 成為他們后來分屬不同民族(系)的自 然基礎。
　　文化人類學特征顯示臺灣原住民淵 源于大陸古越族。
　　文化較之血統(tǒng)，對民族認同更為重 要，而文化的個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 識別和民族比較的主要標志。語言、風 俗作為比較穩(wěn)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它 們的共同性或類似性，同樣說明臺灣原 住民淵源于大陸古越族。
　　1.語言特征
　　比較語言學 表明，臺灣原住 民使用語言(舊 稱番語)為膠著 語，有一字數(shù)音 特點，不同于漢 語一字一音，而 古越語也是膠著 語。例如“船”， 古越人稱為“須 慮”。古越語后隨 民族遷移，發(fā)展 為不同分支，但 作為底層語言仍 保存下來，古今 都在使用。臺灣 原住民保留了這種語言習慣。三國沈瑩 《臨海水土志》記載，臺灣原住民“呼 民人為彌麟”，《隋書?地理志》則記 載，臺灣原住民首領“土人呼之為可老 羊，妻日多拔荼”；明末陳第《東番記》 也說臺灣原住民首領被稱為“大彌勒”， 也一字數(shù)音；到清代黃叔敬《臺海使槎 錄》和《臺灣府志》等史籍所記“番語” 均列舉大量一字數(shù)音之例，如臺灣土話 “女婿”稱“阿郎”，與廣東北江瑤族、 廣東南部，廣西東南部粵方言對女婿稱 謂相同。雖然臺灣原住民內部有多個分 支，但語言的這種共同性沒有變化，都 使用古越語。古越語至今仍殘存于南方 許多少數(shù)民族和民系語言中。如黎語屬 漢藏語系壯侗語族，與同一語族之壯語、 布依語，傣語，侗語，水語等有親緣關 系，但它們皆源于古越語。臺灣原住民 的語言既與古越語相通，當然是從大陸 傳播過去的。
　　2.斷發(fā)文身、鑿齒穿耳習俗
　　大陸古越人有斷發(fā)文身習俗，這類 記載和實例甚多。它具有多種文化意義， 其中作為熱帶叢林中的保護色，也是適 應地理環(huán)境的一種方式。
　　三國時，吳丹陽太守沈瑩寫的《臨 海水土志》中記島上“人皆髡頭穿耳， 女人不穿耳”，“女已嫁，皆缺去前上 一齒“。后代臺灣原住民普遍保留著斷 發(fā)文身、鑿齒穿耳的習慣，與漢人不 同，與古越人相似。以后許多典籍都 記載這種斷發(fā)文身風俗。如清黃叔敬 《臺海使槎錄》云，“水沙連北港女將 嫁時，兩頤用針刺如網巾紋，名刺嘴箍， 不刺則不嫁”。1948年曾昭璇教授在臺 灣考察，見島北泰雅人盛行文身，男 子文額，女子文面，被稱為“烏鴉嘴”， 南部各支文身亦相類。此俗長盛不衰， 以致男子喜少惡老，頭白也不留胡子， 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喜 歡攜帶拔胡子工具。古代大陸南部的 僚人有“鑿齒穿耳”的習俗，大陸仡佬 族女子將要出嫁時須拔掉兩顆牙齒，這 些都是民族淵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 現(xiàn)。
　　3.崇拜龍蛇等圖騰
　　古越族以龍蛇為主要圖騰，崇拜有 加。古越人流徙各地，龍蛇圖騰即作為 文化轉移在當?shù)貍鞑ァ?
　　臺灣原住民的龍蛇圖騰崇拜比較突 出，龍蛇在文身圖案中居最顯要地位。 《隋書?地理志》記載，臺灣原住民“婦 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在臺灣歷 史文獻所記習俗中，常見“蟲蛇“，“烏 翼”等描寫與蛇祖崇拜有關神話。福建 和廣東潮汕地區(qū)舊為閩越人居地，對龍 蛇崇拜尤甚。許慎《說文解字》云：“閩， 東南越，蛇種也�！迸_灣多閩潮移民， 龍蛇崇拜傳八臺灣，與原住民龍蛇崇 拜相互影響，更加劇了此風俗盛行。
　　4.自由結合婚俗
　　婚姻形態(tài)在風俗文化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其異同也反映了民族文化 相互關系。古越人婚姻形式異于漢人， 婚姻自由結合，婚前有較多性自由。 而臺灣原住民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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