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906年出生于江蘇常州。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曾任職新華銀行,并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jīng)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jīng)學院教授。1955年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參與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聾人手指字母方案》等。出版語文專著二十余種。是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美聯(lián)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三人之一。
　　
　　出租車師傅用GPS定位系統(tǒng),輕而易舉就找到了北京一個有著很奇怪名字的“后拐棒胡同”。離胡同口不遠,有一座灰色的住宅樓,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的家就坐落在這里。周家位于三樓,又沒有電梯,現(xiàn)年一百零五歲的周老卻還能借助樓梯扶手,靠自己的雙腿走到院子里。不過,如今周老的日常活動半徑已經(jīng)局限了很多,八十五歲離開辦公室以后,他白天基本上就在那間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書房里看書、寫作。窗戶下是一張油漆已經(jīng)剝落的小書桌,我們進門時,周老正坐在書桌前等候。老人的形象一如我們在電視訪談中看到的,臉上泛著紅光,干干凈凈的,幾乎看不到老年斑。他慈祥地微笑著,招了招手,溫和地說:“歡迎你們�！�
　　
　　改行改出了一位著名語言學家
　　
　　周老說,自己現(xiàn)在被稱為是語言學家,但實際上是“半路出家”,年輕時候?qū)�業(yè)是經(jīng)濟學,“半途而廢”,一頭扎進語言文字學中。
　　20世紀20年代,周有光考進上海圣約翰大學,那時在圣約翰大學都要用英文,打字機也經(jīng)常使用,十分方便。這給年輕的周有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讓他對文字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為了弄清文字的奧秘,他還自學了一點語言學課程。周有光有很好的語言天賦,精通中、英、法、日四國語言。后來,他被派往美國銀行工作,也經(jīng)常去英國,那時就覺得研究字母很有趣味,而當時字母學在中國還沒有人研究,于是周有光就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研究�；氐缴虾：�,他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還在《語文》雜志上發(fā)表過不少文章。當然,研究這些都是憑借興趣,利用業(yè)余時間做的。盡管如此,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還是特邀了時任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參會。
　　會議結(jié)束后,組織上通知他,回上海整理整理搬家,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報到。周有光說:“我不行,搞語言是業(yè)余玩的,是外行�！钡�領導卻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本瓦@樣,四十九歲的周有光服從組織分配,扔下了經(jīng)濟學,攜全家從上海搬到北京,半路出家扎進了語言文字學中。
　　當時文字改革委員會下設的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第二研究室是漢字簡化研究室。周有光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但制訂拼音方案卻是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很復雜。大家服從國家需要,積極性都很高,刻苦鉆研,用三年時間完成了《漢語拼音方案》。后來有人跟周有光開玩笑說:“幾個字母你們就搞了三年�！敝苡泄鈪s不是這個看法,至今他仍然覺得,當初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因為把所有的問題都徹底解決了,一點不馬虎。即便今天還有人提出問題,也都是過去研究過的�，F(xiàn)在,全世界都在使用《漢語拼音方案》,有人統(tǒng)計,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在進行電腦、手機輸入時使用的都是拼音法,讓周有光感到很自豪。
　　改行“改”出了一位著名語言學家,對于這一點,周老告訴我們:改行對我來講還有兩大好處:第一是“跨”兩種學問,可以相互借鑒。我提出的“漢字效用遞減率”,就是把經(jīng)濟學的概念,用在了文字學方面,非常適用。第二個好處是躲過了1957年反右運動。當時上海經(jīng)濟學領域是反右重點,我學的美國經(jīng)濟學成了“反革命”的東西。如果還在復旦大學經(jīng)濟系,肯定是逃不過的。但一年以前我已經(jīng)改行調(diào)到北京搞語言學了,因此躲過了災難。要是真的被當成反革命對待,那還怎么做學問呢?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周老一邊跟我們聊著,一邊拿起放在墻角用舊布包著的一臺打字機。這臺“功勛”打字機讓我們仰慕,里面不知“流出”過多少學術思想。周老介紹說:我現(xiàn)在每天都要寫文章,每個月還要發(fā)表一篇小文章,用的就是這臺電子打字機。這種打字機在日本很普遍,小學生都用。早在1980年日本人就放棄了字型編碼,但那時我們卻一直在搞字型編碼,后來我們也用拼音編碼了,這就進步了一點。我寫了一篇文章《從萬馬奔騰中間解放出來》,就是提倡用拼音編碼。當年日本人想打開中國市場,設計中文打字機時參考了我提出的一些原理,還請我去講了兩天。1988年,他們設計好以后送給我一臺,打拼音就可以出來漢字,方便得不得了,我一直在用,二十多年了。但日本人在中國的生意卻沒有做成,因為當時一臺要五千五百元,中國人買不起;再說中國人那時也沒有利用打字機的習慣。但是我覺得,從打字機到電子打字機,應當說是“書寫的革命”,不過這個“革命”也有它的缺點,就是書法退步了,提筆忘字,不會寫字了。電子打字機用的還是軟盤,從軟盤到光盤到U盤,已經(jīng)歷過三代了,這臺打字機可真是老古董了。
　　
　　繼承傳統(tǒng)文化最重要的是創(chuàng)新
　　
　　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又轉(zhuǎn)到了繼承傳統(tǒng)文化上。周老說,現(xiàn)在有一股風潮,要恢復古代文化,我認為這是好事情。但我認為,弘揚華夏文化,不是復古,而是創(chuàng)新,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東西�，F(xiàn)在有的學校開國學課,搞國學系、國學館,怎么搞我不清楚,但我的看法和他們不一樣。首先“國學”兩個字就不好,不通,在民國時就有人提出這個詞不通,并找出證明�，F(xiàn)在有人仍用“國學”一詞,表明他們沒有更新思想。我認為繼承古代文化,最重要就是要更新,要創(chuàng)新,不是復古,這點非常重要。
　　周老一直提倡“雙文化”的觀點,他說,我們不僅要重視傳統(tǒng)文化,更重要的還要學習國際上的先進東西。因為全球化時代都是“雙文化”而不是“單文化”。我們要研究世界文化,樹立全球化的歷史觀,要從整個世界看國家,而不能單純地從國家來看世界。我們國家現(xiàn)在發(fā)展很快,但也不能盲目樂觀。我國的文化產(chǎn)業(yè)比起落后國家是先進的,但比起先進國家還是很落后的。我們的發(fā)展還早得很,要成為一個先進國家還要好多年呢,這一點一定要清楚。整個世界是在前進的,在前進的過程中有一條大路,就像運動場上的跑道,每個國家都在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落后了;有的進步慢,有的進步快。這都不要緊,但后面的國家一定要往前面追,這樣大家就能進步。今天落后了,明天也會進步。我們學習國際先進東西這方面還差得很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不過我是樂觀主義者,我認為是有希望的,壞事情都會慢慢地被改掉。
　　周老是語言文字專家,面對風靡世界的“漢語熱”,我們請周老談談看法。老人很謙遜地說:我了解的外國都是一二十年以前的情況,很多和現(xiàn)在不一樣了�，F(xiàn)在都說有“漢語熱”,我給你們講個例子:20世紀80年代我在美國認識一個有名的大學教授,他告訴我,日本經(jīng)濟發(fā)達了,歐美就紛紛學日文�，F(xiàn)在中國經(jīng)濟發(fā)達了,又紛紛學漢語。但學日文,一百個人學,只有一個人學到能夠自如地用;學中文,一千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夠自如地用。所以歐美人學東方語言實際上都是把它當做一種娛樂品,學著玩玩,沒有多大實際用處。問題在哪兒呢?我來告訴你,20世紀80年代我到紐約,聯(lián)合國工作人員語言學會請我去演講,講中國語言現(xiàn)代化問題。講完后我問他們,聯(lián)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種用得多。他說,聯(lián)合國的原始文件百分之八十是英文,百分之十五是法文,百分之四是西班牙文,剩下百分之一里有俄文、阿拉伯文和中文,所以你就明白了中文的國際地位,這與我們自己說的中文的國際地位完全不一樣�？墒侵形碾m然沒有國際語言的地位,卻是一個人口大國的語言,一個很大的民族語言,不僅是大陸、香港、臺灣等地的語言,還是世界華僑的語言,世界上華僑有幾千萬,所以漢語是最大的國家語言,最大的民族語言。現(xiàn)在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外國人來做生意,訂合同還是用的英文,不用中文。但是他懂一點中文,來做生意就有許多方便的地方,所以學中文的人會越來越多。“漢語熱”就是這樣一個熱,“漢語熱”是事實,可是到底怎么熱法,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上帝把我忘掉了,所以活到今天”
　　
　　聊天過程中,周老一直在喝咖啡,這讓我們想起周老與老伴張允和先生“舉杯齊眉”的故事。在張先生生前,每天上午下午,她都要親自沖咖啡,與周老一起“舉杯齊眉”。兩個人的理論是,夫婦生活不僅要有愛,還要有敬。周老說,我喝咖啡和茶都可以,冷熱也無所謂。每天早晨就是一碗稀飯和一個雞蛋,飲食簡單、清淡。我很少吃補品,人家送來的補品我也不吃。從前在銀行里,很多人請客,但我認為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會吃壞人,瞎吃不好。物質(zhì)方面我的要求不高。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要有規(guī)律,同時胸襟開闊也是很重要的,不要生氣,不要怕“吃虧”。性情溫和的人比較長壽,快樂的時候不要高興得不得了,悲哀的時候也不要悲哀得不得了。八十五歲我離開辦公室后,就不能經(jīng)常出去了,沒有這個力氣了,腿也站不住了�，F(xiàn)在我和外界溝通主要靠書刊。美國、香港的一些朋友和親戚看到好的書報就寄來給我看,所以我就知道一點外面的情況。他們有時寄來我就看,不寄來我就看不到,所以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了解一些外面的情況也是不完備的。人老了,只能過糊涂日子了。
　　這是周老的謙虛。一百零五歲,早就到了頤養(yǎng)天年的年齡,但周老每天大部分的時間卻仍用來讀報刊和寫文章,每個月都要用打字機撰寫一篇雜文,在一家雜志上發(fā)表。這不能不讓我們這些晚輩汗顏。
　　采訪即將結(jié)束時,我想請周老題寫“笑對世界一百年”作為文章標題,因為周老一生豁達、平和,想象中“笑”應該是周老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但他并沒有馬上下筆,思忖片刻說:這句話不好,我不用這句話,我不同意“笑對世界”的觀點,它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我也不是“哭對”世界,我是平易地面對世界,樂觀地面對世界,我重新給你寫一個吧。于是周老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了“了解歷史, 開創(chuàng)未來,歷史進退,匹夫有責”幾句讓人回味無窮的話。這是周老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晚輩的莫大期望。
　　周老說:我現(xiàn)在記憶力不好了,許多東西都忘掉了。九十歲以后人的記憶力就會慢慢地壞掉。說著,周老在紙上畫了一條曲線,介紹說:人是一個自然發(fā)展的過程,從一歲到十歲拼命往上長,從九十歲到一百歲拼命往下掉。十歲到二十歲還要讀書,普通人做工作的時間是二十歲到八十歲,有的人長些,有的人短些。九十歲是個關口,耳朵慢慢不靈了,記憶力差了,這是自然規(guī)律,沒有辦法克服。所以我現(xiàn)在的記憶力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像一個機器一樣,電線接觸不良,一會兒記得,一會兒忘掉;應當記的忘掉了,不應當記的卻記起來了,亂七八糟的,這是沒辦法的事。我是不大考慮長壽不長壽的,我想壽命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大概是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所以活到今天。
　　2002年8月14日,與周老相伴七十年的老伴張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歲。老伴忽然離世,周老好像被雷擊了一樣,不知所措,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兩個人中會少了一個人,于是常常一個人發(fā)呆。不過很快周老就調(diào)整過來了,他想到了一位哲學家說過的話,“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這是自然規(guī)律,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周老總說自己沒有什么長壽的秘訣,只是凡事不計較,隨遇而安。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錄音筆上已經(jīng)顯示一百八十分鐘了。我們這次拜訪算是破例了,奢侈地和老人聊了一上午,周老七十五歲的兒子周曉平先生幾次進來,試圖結(jié)束采訪,但周老卻絲毫沒有顯出倦意。曉平先生說:“爸爸就是這樣,一談起來就不會停下來,一直跟你聊,他聽力不好,以為別人也聽不見,所以聲音有時很大。”我們的話題海闊天空,周老睿智、敏銳,思維的條理性、語言的邏輯性、記憶的準確性以及謙和的態(tài)度都讓我們欽佩不已。我們不愿意離去,卻又實在不忍心再打擾老人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告退�！�
　　(責任編輯/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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