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侃先生（1886―1935），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和音韻學家。他和他的老師章太炎被共稱為“乾嘉以來小學的集大成者”，“傳統(tǒng)語言文字家的承前啟后人”，他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就者，繼太炎先生之后著名的國學大師。黃侃不僅是著名的學者，而且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他早年在日本參加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同盟會，從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動，是辛亥革命先驅(qū)者之一。
　　
　　幼時聰穎勤學絕人
　　
　　黃侃先生是湖北蘄春人，其父為二甲進士出身，曾官至四川按察使。為人清正，執(zhí)法嚴正，不畏強權(quán)，蜀人頌為“黃青天”。后因平反冤獄得罪權(quán)貴辭官而去。黃侃自幼聰穎過人，三歲時拜名儒江叔海（瀚）為師，初授《論語》，每次方一上口，即能背誦。四歲隨父游成都武侯祠，壁懸聯(lián)語甚多，小黃侃一覽，便默然不忘。人以其早慧，皆呼為“神童”。七歲時所作詩句已有可觀。1892年，其父在江寧（南京）主尊經(jīng)書院，黃侃在家書末尾綴詩云：“父作監(jiān)梅令，家存淡泊風。調(diào)合天下計，杼軸任其空�！睍r宣昌王鼎承先生自山西藩司解職客江寧，與其父為世交，過從甚密，見詩引為奇才，即日以幼女許配給黃侃。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黃侃年十二，其父患惡疾逝世。由于父親生前為官清廉，病故后家無余財，生活窘迫，與母親國氏相依為命。黃侃少承家學，又得名師指導，故其學得早成，十五歲就考上了秀才，但是負有大志的黃侃不愿在科舉上下工夫。他天分很高，聰穎過人，博覽群書，暢通經(jīng)史，詩詞歌賦無不精通。
　　
　　發(fā)出“武昌起義的火箭”
　　
　　清廷廢科舉后，黃侃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同學中有宋教仁等，后來都成為著名的革命黨人。那時黃興在兩湖書院就讀，通過宋教仁和黃侃相識，彼此往來甚密。此時黃侃已開始接受革命思想，他和宋教仁感情很好，他們在同學當中經(jīng)常宣傳反清，反對君主專制等革命思想，黃侃又多次譏諷不學無術(shù)的鑒學李貢三，結(jié)果被開除學籍。后來黃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張認為黃侃是當世不可多得的人才，乃資助其官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深造。1906年，黃侃在日本又與宋教仁相遇（宋也因為進行革命活動，被開除學籍，亡命日本），不久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lǐng)導的同盟會。張之洞聽說黃侃在日本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就不再資助其官費了。1907年，章太炎（炳麟）先生在日本東京，受孫中山先生之命，主持民報社。一日見黃侃所寫文章，大奇，即寫信約見，書中有“知君為天下奇才”之語。黃侃就多次登門謁見求業(yè)，得到章太炎的賞識，有心授業(yè)。1908年春，黃侃因母親病危將回國探親時，太炎先生就對他說：“回國后，你可拜孫仲容為師。如仍回日本，就從我學習吧！”黃侃當時就決定跟從太炎先生，當天就備禮叩拜師。由國內(nèi)二次赴日本后，便師事太炎先生，受小學（文字學）、經(jīng)學，同時參加革命活動。黃侃也經(jīng)常寫文章宣傳革命，所寫文章皆署名運甓。乃取陶侃運甓之意以自勵。那時黃侃僅二十歲左右，文筆鋒利，熱情奔放。1910年，湖北革命黨人函促黃侃回國共舉大事，他回國后與同志們分析當時形勢，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不可輕動，應該積極做好組織宣傳工作，特別是要辦好報紙刊物，激揚民主，發(fā)動群眾。黃侃則返故里倡孝義會，常潛深山幽谷、荒祠古剎中，宣傳種族大義及國勢危急狀，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君主專制，每次演講聽者達千人，環(huán)蘄春八縣豪杰之士聞風興起者數(shù)萬人，共推黃侃為盟主。時兩江總督端方，下令嚴捕革命黨人，聞黃侃臥病家中，急電督陳夔龍派兵鎮(zhèn)壓，黃侃倉皇出奔，復潛走日本。1911年，他才返鄂策動革命。黃侃回國的時候，正處在清王朝統(tǒng)治搖搖欲墜，革命力量蓬勃發(fā)展時期。當時長江中部著名的革命團體有“共進社”和“文學社”，同盟會員也有以個人身份參加這兩個團體的�！拔膶W社”成立于1911年1月30日，蔣翔武為社長，重要成員有詹大悲、劉復基、李抱良（即李六如）、何海鳴、溫楚珩等人。“文學社”章程就是由黃侃、溫夢珩審定的。
　　1911年，黃侃到河南為布政使江叔海幕客，并在豫河中學任教，由于在課堂上宣傳革命思想，因而不到半年就被解聘了。8月間黃侃從河南回到漢口，詹大悲設宴招待，酒后黃侃大罵立憲派，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純屬欺騙，當下提筆為“文學社”大力支持的《大江報》撰寫時評，標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黃侃次日即回蘄春。此文刊出，震動一時，鼓舞人心，深受革命人士歡迎，清王朝大為惶懼，認為大逆不道，下令將《大江報》封閉，并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鳴。在法庭上，詹、何二人不愿泄露黃侃之名，都爭認時評為其所作，表現(xiàn)了革命黨人的高尚品質(zhì)和勇氣。
　　《大江報》被封，輿論界大嘩，特別是新軍士兵對此表示出極大憤慨。時湖廣總督瑞?，第八鎮(zhèn)統(tǒng)治張彪等人也了解到新軍中有革命黨人且與《大江報》有聯(lián)系，生怕士兵“大亂”，于是下令對新軍嚴密監(jiān)視，禁止官兵隨便出入，欲調(diào)巡防營（舊軍）來省城加強防衛(wèi)，形勢極為緊張。而革命黨人自《大江報》被封后失去喉舌，詹大悲被捕，失去一個重要領(lǐng)導人，軍隊戒嚴令下，又無法展開活動，也預感到若不發(fā)動起義，就有束手待斃的危險，因此積極醞釀起義。10月8日（農(nóng)歷八月十七日），“共進會”領(lǐng)導人孫武制造炸彈不慎受傷，革命機關(guān)暴露，清王朝下令逮捕革命黨人。10月10日晨，彭楚藩、劉復基、相洪勝三人遇害，官府還在繼續(xù)捕人，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當天夜晚第八鎮(zhèn)工程營士兵首先發(fā)難，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武昌武義。
　　從辛亥革命發(fā)展的過程看，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應溯源于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是一篇討伐清王朝的檄文，是武昌起義的一枚火箭，過去有關(guān)辛亥革命的史料，皆認為是詹大悲所撰，但實際上出自黃侃手筆，這一點應該指出，不能湮沒黃侃的功績。
　　
　　尊師重道尤重氣節(jié)
　　
　　黃侃自1907年從章太炎游，二十余年間，執(zhí)弟子禮始終甚謹。雖然他們年齡差距不大，但對師道尊嚴卻看得很重，師徒之間，最重禮數(shù)，逢年過節(jié)，或久別重逢，依例都要躬行叩拜之禮。1914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被袁變相幽禁在北京東城錢糧胡同某宅（北京著名四大兇宅之一）。黃侃一聽恩師被軟禁，冒著生命危險搬入章寓侍奉先生共患難，一面侍奉，一面與師日夜論學。黃侃所為，使身陷困頓中的章太炎深為感動，遂將其得意之作《新文學》相贈，并題詞其上，以為回報。黃侃與師同舟共濟沒有多久，就被警察驅(qū)出。章太炎非常氣憤，曾為此一度絕食，章黃師生感情之深由此可見。
　　黃侃在學術(shù)上除尊重章太炎外，還非常欽佩劉師培的學問，曾以師禮事之。當時學術(shù)界很多人都很奇怪：黃比劉年齡只小一歲多，二人在北京大學是同事，在學術(shù)上也是齊名的，甚至不少人認為黃氏在文字學方面的造詣，實超過劉氏。但黃侃自覺經(jīng)學不及劉氏，于是改朋友為師徒，正式拜劉師培為師，這真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了。劉師培，江蘇儀征人，經(jīng)學根底很厚，號稱“國學大師”。早年曾參加革命，在日本入同盟會，不久為兩江總督端方收買為密探，差點被革命黨人處死。1914年投靠袁世凱，成為反動組織籌安會“六君子”之一。1915年秋，劉師培在北京召集學術(shù)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大家擁戴袁世凱稱帝，到會的人懾于袁世凱的淫威，又礙于劉師培的情面，均默然不出聲，只有黃侃怒斥劉師培：“如是請劉先生一身任之�！闭f罷拂袖而去，諸學士隨之退場。劉師培原以為黃侃對自己極為尊重，屆時一定會帶頭捧場，沒想到黃侃堅決反對，弄得劉十分狼狽。章太炎先生知道此事后非常稱贊，曾有“是時微季剛（黃侃字季剛），眾幾不得脫”之語。
　　
　　常對胡適嘲笑怒罵
　　
　　胡適在五四運動時提倡新文學，是個“新派人物”，但他的思想?yún)s不“新”。當時雖已民國，但是被廢黜的溥儀仍然住在皇宮內(nèi)，自稱“皇帝”，一日溥儀忽然心血來潮，召見這個“新派人物”，胡適欣然前往，見溥儀行“大禮”，口稱皇上，胡適此舉頗為學者所不齒，后來北京大學著名學者林損教授，被胡適排擠辭職時，曾斥胡“汝為溥儀之奴”即指此事，黃亦甚鄙視。當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積極提倡白話文運動。章太炎和黃侃都竭力反對。其時胡適、黃侃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作為守舊派人物，黃侃學問大，脾氣也大，看不慣胡適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機會便對胡適嘲諷奚落一番，胡知黃的“瘋”脾氣，只得每每謙讓。一次黃侃問胡適：“你口口聲聲只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于真心�！焙�適不解其意，問其原因。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該叫胡適，應該叫‘往那里去’才對。”胡一時語塞。又一次黃侃給學生講課，興起之際，又談起胡適與白話文，他說：“白話文與文言文孰優(yōu)孰劣，毋多費筆墨。比如胡適的妻子死了，家人發(fā)電報通知胡適本人，若用文言文，‘妻死速歸’四字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十一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多�！比�班同學捧腹大笑。
　　是時，京劇名伶譚鑫培名聞北京，各大學多有好之者，某日北京大學課間休息，教授們閑話譚伶的《秦瓊賣馬》，胡適插話說：“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稱是馬，用兩面旗子就稱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靜聽高論，無人做聲，黃侃卻立身而起反駁道：“適之（胡適的字），適之，唱《武松打虎》怎么辦？”黃侃的意思是按照你胡適的說法，演《武松打虎》是不是戲臺上也要打死一只真老虎？一時為之哄堂。1934年，胡適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邀請，曾在中大禮堂作了一次演講，引經(jīng)據(jù)典，參以時代的觀點和看法，講得十分精彩，在場一千多聽眾，熱烈鼓掌�？墒屈S侃聽說胡博士來中大演講，便跑到中大校門口，跳腳大罵胡適，胡適對之竟無可奈何！黃侃在武昌各大學講課，也表現(xiàn)出許多怪脾氣，最顯著的是他上課要憑他高興，他講課興起，可以一講幾個小時不下課；要是他不高興，便什么都不理，即便系領(lǐng)導和學生反應不佳，他也毫不為意。他講國學方面的課程如《文心雕龍》，確有天才，一方面是由于他滿腹經(jīng)綸，另一方面更由于他口辭敏捷，所以講得滔滔不絕，他講課從來不用什么大綱和講稿，信口道來，盡是精妙好文。黃侃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直我行我素，直到遇上石蘅青（石瑛），才算遇到了克星。
　　
　　碰上石蘅青，秀才遇到兵
　　
　　石瑛（1873―1943），湖北陽新人，字蘅青，是著名的“湖北三怪”之一（其他“兩怪”為嚴重與張難先），不過石瑛之怪，嚴格說起來，只能說他對事認真。石瑛1903年中光緒癸卯科舉人，1904年考取官費留法，入海軍學校。以愛國心切，因盜取該校秘密圖紙，欲寄回國發(fā)展我國海軍事業(yè)，事發(fā)，被法國驅(qū)逐出境。乃渡海去英國倫敦大學學鐵道工程，同時參加同盟會。他本身就是一位飽學宿儒，而且學貫中西。當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改稱武昌大學（即武漢大學前身）時，石氏即出任改制后的首任校長。石瑛的作風，最講求踏實，認真，廉潔，反對疏懶，浮夸，狂妄。他平時不僅嚴格督促學生的功課，也同樣雷厲風行地考察老師。他發(fā)起脾氣來，不惜動粗，石氏這種粗線條作風，使得玩世不恭和疏狂慣了的黃侃也招架不住，黃曾自我解嘲說：“碰著石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其實只是因為石瑛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而黃侃是一副瘦削和體弱多病的身軀，真要鬧翻了動起武來，黃氏是要吃虧的。所以黃侃常說：“好漢不吃眼前虧�！�
　　石氏不僅對學生查得嚴格，而且對教授教學是否負責認真，亦絕不馬虎。當然對黃侃講課憑高興，不用大綱也不寫講稿的教學作風，早就了解到了，很不以為然。有一次，石瑛嚴肅地規(guī)勸黃說：“季剛，你讀了一肚子好書，為什么不好好用以濟世呢？還發(fā)什么狂呢？”黃氏只有稱是。有人曾問黃侃：“為何轉(zhuǎn)了性？”黃氏毫不隱諱地說：“打不過人家，有什么辦法呢？”可見黃表面狂傲，實際心里非常明白。
　　
　　讖語成真，大師早逝
　　
　　黃侃先生曾說：“學問成熟，自然要著書。我打算五十以后就從事著作。”1935年農(nóng)歷二月十九日，先生四十九歲生日，余杭太炎君贈上一壽聯(lián)云：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太炎先生是催他寫著，寄愿望于已年近半百的黃侃，寫出“絕妙好辭”。誰知太炎先生苦心而作的對聯(lián)無意間嵌著“黃”“絕”“命”三字。黃侃展開壽聯(lián)，一眼就看出暗藏的玄機，因此很不高興，以為“命該絕矣”。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內(nèi)心都是忐忑不安。就在當年，竟然讖語成真，這樣的結(jié)局令人黯然神傷。1935年重陽節(jié)，黃侃帶著子女甥婿，登高南京雞鳴寺，飲酒賞菊，但因身體不適，不久就回家了�；貋碇�后，獨坐量守廬的書房里，郁郁寡歡。他想起了李后主的《卻登高文》，有感而發(fā)，賦七言詩一首。
　　剛剛寫好，林尹先生（當時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書）來看他，他就將這首詩給林先生寫了一個條幅。就在當天，先生因飲酒過多，登高勞累，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經(jīng)醫(yī)生搶救無效，兩天后，即10月8日（農(nóng)歷九月十一日）就不幸逝世了。誰也沒有想到，這就是他最后一首詩，最后一幅字。先生在彌留之時，猶未忘國事，他吃力地問家人：“河北近況如何？”（時日軍侵略河北，前線戰(zhàn)事吃緊）最后又曰：“難道果真到了不可為的地步了嗎？”黃侃先生未滿五十就與世長辭，是太不講究生活的緣故。一則喜歡和別人斗氣，二則好酒少眠，夜晚用功，通常黎明才睡。人不是鐵打的，長期這樣，哪里經(jīng)得��？可惜一位絕頂聰明而用功的學者，沒有給后人留下應有的文化遺產(chǎn)，是我國學術(shù)上無可估量的損失。
　�。ㄘ熑尉庉�/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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