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影響了全黨和全中國，這是大家所公認的。而我還有一個獨特的看法，即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對古人和國學的評價，也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 　　青年毛澤東的大受益處是他在1912年～1913年間在湖南省圖書館刻苦自修了半年，然后考入省立第四師范(后并入省立第一師范)�，F(xiàn)存毛澤東在1913年10月～12月間的《講堂錄》確實是珍貴的歷史文獻，其中的主要內(nèi)容是楊昌濟講的修身課和袁仲謙講的國文課。依毛澤東的性格，這篇《講堂錄》絕非他機械地做課堂筆記，而是心有所得而錄之。
　　我們先說國文(按，當時所稱的“國文”即古文也，參見毛澤東1916年《致黎錦熙信》“今夏閱報，見兄《以國語易國文》一文，私意不盡謂然”，《文稿》第59頁)，《講堂錄》中有聽講韓愈文章的記錄，也有毛澤東自己閱讀韓文的筆記。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曾說，他的國文教員袁仲謙不贊成他學梁啟超的文體，他便轉(zhuǎn)而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文稿》第613頁注釋)。毛澤東的這一“學會”，對于他以后的發(fā)展大有助益。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這與他青年時期的學習古文不無關(guān)系。而且，毛澤東曾以其文采飛揚屢挫蔣介石的銳志，據(jù)說蔣介石在看了毛澤東的文章后曾有“欺我無文”之嘆。
　　更重要的是楊昌濟講的修身課，我們略抄以下幾段：
　　白沙事跡，詳《明儒學案》。宋元多理學之士，有《宋元學案》。(《文稿》第581頁)
　　滌生(曾國藩)日記：言士要轉(zhuǎn)移風氣，當重兩義：曰厚日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文稿》第581頁)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圣賢，德業(yè)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侖)，豪杰也，而非圣賢。(《文稿》第589頁)
　　孔子嘗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義。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孟子嘗言志矣。曰：志至也，氣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氣。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曰：乃所愿則學孔子也。(《文稿》第589頁)
　　從以上記錄中，我們可一瞥青年毛澤東所接受的國學根底。
　　從楊昌濟1915年的日記看，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兩年間的學習中已經(jīng)“異才”秀出。楊昌濟“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這在1913年已經(jīng)開始了。1915年間，毛澤東頗受比他長3歲的教員黎錦熙的影響。毛澤東在1915年《致蕭子升信》中說：
　　仆讀《中庸》，曰博學之。朱子補《大學》……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于文，孟子日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jīng)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聞黎君邵西(錦熙)好學，乃往詢之。其言若合，而條理加詳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備而完�！�…觀中國史，當注意四裔，后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nèi)也。地理者�？臻g之問題也。歷史及百科，莫不根此�！�…故諸科在學校為不可闕�！�…然尚有其要者，國學是也�！�…國學則亦廣矣，其義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萬栽之記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jīng)，早通群經(jīng)。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文稿》第21--25頁)
　　以上論述，頗多精彩之處，舉其要而言之：其一，此信肯定了孔盂以來的“博學”方法，認為是“天經(jīng)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其二，受黎錦熙的影響，毛澤東此時已頗重視“通識”。文中關(guān)于王安石變法“無通識”“行不適之策”而必敗之說，高卓于此后近百年的論王安石之書。其三，文中關(guān)于歷史學當以“公理公例之求為急”。又“當注意中西之比較”，以及關(guān)于地理等諸科“在學校為不可闕”的論述等等，都堪稱卓識。其四，最可注意者是其指出“國學”乃為學之“要”，“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又謂“首貴擇書”，曾國藩之《經(jīng)史百家雜鈔》乃擇書之首選，這不僅可為“國學”之必要來正名，亦可為今日學者之學“國學”提供一把鎖鑰。
　　毛澤東在1917年的《致黎錦熙信》亦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信中說：
　　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衷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chǔ)。今人無學，故基礎(chǔ)不厚，時懼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當今之世，宜以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文稿》第85--86頁)
　　毛澤東之所以“獨服曾文正”，以其在袁、孫、康以上，一是因其“學”有本源，二是因其事功“完滿無缺”，即曾文正乃“辦事兼?zhèn)鹘讨�人也”。此時，毛澤東仍重視“學如基礎(chǔ)”，但對“國學”已進行批評，有了“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的宏志。然而，這種“改造”“變換”從何下手呢?毛澤東在信中說：
　　現(xiàn)屆畢業(yè)不遠。畢業(yè)之后，自思讀書為上。教書、辦事為下。……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則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幾其深。懷此理想者，四年于茲矣。令距一年之后。即須實行，而基礎(chǔ)未立，所憂蓋三事：一曰人，有師有友，方不孤陋寡聞；二曰地，須交通而避煩囂；三曰財，家薄必不能任……三者惟此為難。然擬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畫粥，冀可以勉強支持也。(《文稿》第89----90頁)
　　毛澤東當時所想的仍是要“讀書”、“教書”和“辦事”，而想得最多的是“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先“略通國學大要”，然后“求西學大要”，“以幾其深”，并且以顏淵之簞瓢與范仲淹之畫粥以自勵。蓋由此才可漸達“改造”“變換”之功。
　　毛澤東于1918年8月由湘赴京，與蔡和森等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于1919年4月因母病而返湘，以后受“五四”運動影響，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 “宣傳最新思潮”，并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此后，毛澤東對古人和國學的評價有很大的變化，此不待言，但他早年的評述古人和打下國學根底對于他以后的思想發(fā)展和作出卓越貢獻無疑是有重要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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